吴大猷(中)

　　多年前《文汇报》曾刊载以《屁墙——读吴大猷打油诗联想》为题的文章，文内提及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大猷曾针对不少人在风景点墙壁上任意涂抹的现象做诗讽刺：

　　“如此放大屁，为何墙不倒，这面也有屁，把墙顶住了。”

　　此诗虽难以称为诗中佳作，但吴大猷的幽默、率真，从中可见一斑。作为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拥有一个豁达、开朗、乐观、向上的心态是吴大猷在科学研究上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十年的南开生涯和后来的留美及在北大的育人经历是吴大猷一生中最美好时期的话，那么西南联大期间的一段生活则无疑是他一生中最为困苦的时期。战争时期，经济上的拮据自不必过多言及，除了繁重的教学科研之外，他还要照顾被病痛折磨的爱妻阮冠世。但是就是在那种艰难的环境中，吴大猷取得了许多令世人赞叹的成绩，1940年吴大猷用英文撰写的《多原分子之结构及其振动光谱》一书获得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丁文江奖，他是继李方桂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此后该书多次再版，在学术界享有很高声誉。从抗战爆发到1946年赴美讲学这期间，吴大猷先后完成学术专著一部，研究论文17篇，还将Wigner关于群论的德文著作翻译成英文。

　　说到在西南联大的生活，吴大猷从不避讳提及当年自己的“狼狈”之态。每天，他从居所岗头村到联大上课，要走一个小时左右，早晨5点多就要启程。“累是不必讲了，穿皮鞋走十字路，一天来回共约20多里，用不了几天，皮鞋就要打掌。更费的是袜子，不知穿破了多少双”，而裤子“的膝盖上都补了像大膏药一样的补丁”。物质上的困难其实还是次要的，妻子阮冠世长期卧病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压力，确实使吴大猷牵扯了很多精力，不过，每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他又有缓解的方法，那就是前面提到的“埋头写书，一心工作”。后人常常惊叹于战时的西南联大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取得的成绩，她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在日后中国文化、科学领域内建树卓然的人才。其实，人们不难从像吴大猷这样的西南联大教师的身上发现一种榜样式的精神影响力。

　　在学术上取得了如此成绩的吴大猷，又绝非是一个“书呆子”型的学者。当年在教学研究之余，每逢周末，吴都要约上南开时期的好友陈省身、刘晋年等人玩玩桥牌，打桥牌给了这些学者放松心情，舒缓精神压力的“良机”。除了玩牌的乐趣，更大的诱惑则是娱乐后的“盛宴”，凡是输掉的一方，要做东请客。当时，代表“清华”一方的汤佩松等先生常来挑战“南开”，但“清华队”的战绩结果总是不能尽如人意，每到“胜利”的时候，吴大猷、陈省身他们总会大吃“清华队”一顿。据吴回忆，因为大家胃口不是很大，而人家每次预备的菜却很丰富，每顿都会有些剩余，所以到了最后，大家一致推选他和陈省身来负责“扫荡残羹”。这种形式的“吃喝玩乐”成为了吴大猷后来生活中的美好回忆，也为后人提供了了解学者当年生活的另一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