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字雨僧，早年取名玉衡，陀曼。宣统二年，外务部所属游美学务处通令各省提学使招考“游美第二格学生”，考生年龄最大限十五岁，但这年玉衡已经十七岁。为报考“游美生”，只好更改年龄和名字。玉衡遂取手中携带的《康熙字典》，闭目翻开某一页，用手指确指一字，得宓字，即报填“吴宓，泾阳县人，年十五。”“于是吴宓之名遂立，而后所犯之错误，所加之罪名，悉与吴宓二字相连属，相终始矣！”（《吴宓自编年谱》）
　　雨僧留美期间，师从哈佛大学著名学者白璧德攻西洋文学。一九二一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到了东南大学（今南大前身）任教授。本来，在他回国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以３００元的厚薪聘他作系主任，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待遇了，但他却不应聘，还愉快地接受了梅光迪的邀请，跑到东南大学去就月薪１６０元的教授。原因只有一个，梅氏告诉他，东南大学即将成立西洋文学系。（当时全国高校尚无此系）雨僧一心要为我国的西洋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做些事情，所以，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
　　但是，青年吴宓的一腔热血，不久就被泼了冷水。国人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喜欢窝里斗。这是内敛的性格决定的——不朝外面的世界发展，好争窝里的残羹剩水。是时的东南大学，人际关系复杂，内部斗争激烈，正直的、有才学的人寡不敌众。有人为了个人的厉害关系，要取消西洋文学系。是故，雨僧坚决辞去了东南大学的教职。他说：“宓之来，乃为西洋文学系而来。为此五个字之招牌与名称而来。故若西洋文学系之名称取消，则无论合并办法如何，对宓待遇如何（甚至增宓薪至３００元，聘宓为新系主任），宓亦决定引去，决不留此。”（《年谱》）雨僧对我国早期的外国文学教学的耿耿之心，可见一斑。
　　雨僧一九二四年底被聘为清华教授。雨僧到清华，是其人生的转折点。季羡林说：“他坦诚率真，十分怜才。学生有一技之长，他决不淹没，对同事更是不懂得什么叫嫉妒。……也许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在清华作为西洋文学系的教授而一度兼国学研究院的主任。”一九二五年元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始筹备，吴宓任主任，聘请被誉为“清华四才子”的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作教授。四位学术大师几乎不分伯仲，降临清华，是为美谈。《吴宓自编年谱》云：“宓持清华曹云祥校长聘书，恭谒王国维（静安）先生，在厅堂向上行三鞠躬礼。王先生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后又谒梁启超先生。梁先生极乐意前来。”雨僧和梁任公又向曹极力推荐陈寅恪。雨僧是最早发现并惊服寅恪才能之人，早在留美结识寅恪时，即驰书国内，断言“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清华四才子”任何人都比吴宓学问大、影响大，没有大家胸襟，是不会怀着崇敬之情，聘请比自己强的人来自己主事的窝子里任职的。吴先生一生聘用、推荐、造就了成批优秀人物，如王力、钱钟书、贺麟、季羡林、李赋宁等，正所谓英雄惜英雄，惺惺惜惺惺也。
　　吴宓在识人方面确有大气，此为世所公认。但他也有自己的局限，与胡适、鲁迅、傅斯年等一流人物相比，他是有很大差距的。李赋宁说自己的老师有“悲天悯人之心”，怀抱“匡时救弊之志”，似乎评价过高了点。因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说到底，吴宓只能算个名学者、名教授，一个书斋英雄。而偏偏书斋英雄往往是最遭人嫉妒的，因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即使嫉妒者给被嫉妒者点颜色看看，被嫉妒者也是没有什么办法的。不像刘邦、项羽那路英雄，天下懦夫根本就够不着嫉妒；也像胡适鲁迅那样的知识分子，小境界的人只有恨——嫉妒没有意义。吴宓在东南大学时，即遭众人妒，搞得他既孤独又寂寞，只好辞职。到了西南联大，他又遭遇着人际关系的痛苦。西南联大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但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该校的一切都澄澈如镜，白璧无瑕。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所说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之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碍，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那是主流，是大局，瑕不掩瑜。然具体到细部的人际关系，也还是很难摆脱国人劣根性之局限。
　　吴宓这人有个特点，遇到比自己强的人，他都跟人家处得好。他有天生厚道淳朴的品质，膺服高人，比如陈寅恪，他一辈子服气并投入了深厚的感情，又比如汤用彤，他也很服。但是，他总是跟不如他的人处得不怎么样。这是因为他钦服比自己强的人，同时，也需要被不如自己的人钦服。这种心理需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人之常情，不过，自己不必太认真的。然而，雨僧却在这一点上转不过弯来，这就是迂腐了。
查当时的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虽然有一个很强的教师阵容，但就资历、学问和名声而综论之，雨僧的确应该是最受人尊敬的。钱钟书名声虽响，但还是个青年，且是他的学生，为他所荐而来。燕卜荪嘛，在校的时间很短，又是个老外，不好拿入国人的心理比照来考虑。后来名声比较大的如洪谦、朱光潜、卞之琳等，是时都还嫩些。至于叶公超、陈福田等先后五位系主任中，没有哪位有他的名声响亮，学问也不能比。更何况，他还有写诗一技，技压群芳。
　　雨僧跟联大外国语文学系的磕磕碰碰，主要是跟陈福田、叶公超两人。北塔《吴宓传》说：“吴宓是老资格的教授，但陈、叶两人也许觉得吴宓老实，又是单身，没什么家事，所以经常指使他，他们却从来不听他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叶公超，把他看成不花钱的秘书。乃至保姆似的，让他干许多跑腿的杂事。……陈在资格、名望方面远远不及吴宓，所以还嫉妒、排挤他。一九四二年三月，当他得知吴宓是英国文学部聘教授候选人时，就大为不悦。”这或许是真的。
　　叶、陈二人不太尊重吴宓，吴宓也不喜欢这两位系主任、教授，是事实。但我看是有双方面的原因的。吴宓虽有怜才的美誉和儒家温柔敦厚的美德，但他也兼有书生和诗人优柔寡断、患得患失、钻牛角尖、琐碎的弱点。一方面，他想在系里说话算数（毕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老主任），为此他也极力干一些琐事来表明自己重要，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系里和学校都不尊重他——我老吴本应该是德高望重地活着并有话语权的。这件事充分体现在对钱钟书的聘任上。
　　钱钟书一九三八年九、十月间回国，吴宓力荐，西南联大聘他为教授。当时钱钟书才２８岁，而在之前四年，雨僧就说过，盖当今中国，文史研究方面的奇才，他首推陈寅恪和钱钟书。钱之来联大，有权说了算的当然还是冯友兰和叶公超。冯友兰写信给钱钟书说，像他这样破格，清华历史上少有。叶公超也写信给钱基博老先生说，希望钟书提前回国来联大任教。青年钟书兴冲冲地来联大当了教授。但是到了一九三九年秋天，联大外文系对钱钟书的态度有了变化，不想再聘他为教授。据说，陈福田说过，钱的学问还欠火候，只能当副教授。又据杨绛《将饮茶》，是年秋，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授的父亲钱老先生亦来信来电，“说自己老病，要钟书也去湖南照料。”这样，在联大仅仅一年的钱钟书，就到湖南当外文系主任去了。根据史料看，杨绛先生未提及联大外文系不续聘钱钟书事。依我看，外文系不续聘钱，有两个在当时当事人心中只可意会的原因：一是钱不知不觉就陷进了老师辈的人事纷争，钱与老师吴宓的师生情缘颇深；二是钱钟书有江南才子的尖刻性格，不时臧否人物，恐也得罪了联大时贤。钟书先生的尖刻秉性，在《围城》中有充分体现。
　　不过，先生们，人事纷争从来都是复杂的。我们万万不可轻易贬抑了谁的。在此，我亦没有扬吴而贬叶、陈等人之意。反过来，我们也万万不可小看了叶、陈等，当时与吴宓关系紧张的，也不光是他们俩。一九四一年暑假，钱钟书到上海小住，陈福田也到了上海。陈还特地去造访钱，约他再回联大。可见，这位系主任在聘用人时，也还是要充分考虑影响——既是旷古奇才，不聘他是要背骂名的，毕竟是在联大这样的地方嘛。雨僧啊雨僧，您这个有时是自找的受气包哪知道，您越是为钱钟书争取，人家越是不买账这点小道理呢，此与钟书的学问大小何干！据说，因这事钱钟书还抱怨过您，觉得您不据理力争，果如是，那就是学生的误会了。钱钟书哪知道，这时的您，已经不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您了。
　　雨僧在昆明时不但被人际关系搞得他头疼，他的爱情生活也是很不顺心。重追昔日恋人毛彦文（熊希龄遗孀），又吃了人家的闭门羹。追求女学生张氏自比“妙玉”者，人家又只收礼物、只谈诗，不谈那个。同时，他还为自己的女儿上学、转学之类的事情苦恼得很。他想离开联大，但又舍不得联大，反反复复，心情很矛盾。由是他的情绪很不稳定，力量积压，不免会爆发出来。有一次，他将清华的聘书拿到教务处办公室，在那儿大发雷霆，说学校和系里都不重视他。他越说越气，愤怒难平，出来后将食堂的竹帘一把扯下，丢到水中。有一次，他对一家饭馆起名为“潇湘馆”大为不满，喝了两杯酒壮了胆之后，就大喊着要砸掉那个牌子。老板和众人问他为什么要这那么干，雨僧说：“你取什么名字不行，干吗要糟蹋黛玉的令名和形象？”
　　观其一生，雨僧虽然不关心政治，但也偶有出人意料之举。有一次在陕西，国民党三青团的党棍想通过他的嗣父邀请他去讲《红楼梦》，被他拒绝，理由是他不想对牛弹琴。这说明他在大节上是不让步的。一九七二年，他７９岁。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小将们问他对此运动的看法，他说：“我只批林，不批孔。”小将们强迫他喊“批林批孔”，他大声说：“宁可杀头，也不批孔！”这一点，跟梁漱溟的立场完全一致。
　　雨僧先生后半辈子被整得很惨，这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革命运动嘛，不整这样的人整谁呢。在弥留之际，他大声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喊声十分悲惨，因为一个时代没有“听”的耳朵。至今，他的声音还让极少数听者潸然泪下。　　〔作者为著名作家，省政协委员，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