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鋕一九三九年高中毕业后，考上了西南联大经济系。但由于生病，他休学了一年，一九四０年才到了西南联大上学。西南联大一年级新生在四川叙永分校，一九四一年四川叙永分校迁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本校。

　　国鋕从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强烈感情出发，经历了感性、理性认识的反复过程，终于从亲身的体验中认识和爱上了中国共产党。他怀着强烈的爱国热忱，把精力倾注在关心抗战的时局上：他除了阅读大量的报刊外，利用同乡、同学，上层、下层的各种关系，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抗日战争的情况、各方面的动态及各阶层的反映；他详细地记录各种情况、数字并绘制战局形势的地图；他以事实为根据，运用他所学习到的马列主义理论，凭借他具有的历史、地理、经济等方面的知识，认真地去分折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各种力量的变化。当他认识到美、英帝国主义同德国的矛盾，英、美怕日本和德国勾结而有可能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时，他急呼“中华民族已经达到千钧一发的时候！”只有“独立抗战，自力更生”；当他了解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正在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山西的抗日军队时，他义愤填膺，呼吁“反对内战，抗战到底”。他为共产党不计国民党十年围剿之仇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而诚意同国民党合作，万分激动。他为国民党军队在日本进攻下节节败退，丢失祖国大片河山而痛心疾首；他为中国共产党没有在国民党的围剿、日寇的进攻之下垮下去，反而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而欢欣鼓舞。他认识到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救星。他把中国共产党人英勇杀敌、壮烈牺牲的一桩桩事实牢记心底。国鋕从认真地学习、观察与思考中，从他亲身的体验中敬佩中国共产党、爱上了中国共产党。他决心走革命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国鋕对党的热爱、信仰和追求与信仰真理紧密相联，从而使他的信仰十分坚定，在任何情况下毫不动摇。他认为真理是具体的，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真理的化身；要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要追求真理，必须坚定地信仰中国共产党。他信仰中国共产党，不是宗教式的迷信，他有着独立的见解，他是从感情、理智的交错认识过程中逐步形成他坚定信仰的。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他在给侄子的信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写道：“……现在的真理，还不是绝对的真理，就其本质上它还包含有错误，不过受着时代性的局限，人类还不能知道，它也不能显现。所以我们就是对真理，也应当采取批判的态度，学习它、发展它，逐渐发现其错误、克服其错误，使其达到更高的阶段，更接近绝对的真理。如果不采取批判的态度，宗教徒式的信仰，则真理的错误不会被发现、也不会被克服，终于成为非真理。宗教徒式的信徒，真理是不要求的。”“对事物的信仰，尤其要取批判的态度。未经理智的批判而盲目的信仰，是感情的迷信。……必须是经过理的批判而得到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信仰。”“真理需要的是人的理解，而不是人的信仰；而真实的理解，自然会产生信仰的。二者的程度的关系是成正比的，而理解是主变因素。”国鋕在入党没有多久，当他热爱党、信仰党、需要党的时候，由于“皖南事变”后，领导人疏散使他就失掉了同党组织的联系。

　　在西南联大四川叙永分校时，国鋕和同系、同年级、同寝室的罗长有同志(现名罗永光，四川省政协副秘书长)及外文系的袁成源同志(现名袁用之，云南林学院副院长)三人十分要好，他们一块散步、聊天，议论国家大事，讨论抗日战争的前途，参加各种活动，组成学习小组，政治上无话不谈。当他们从叙永分校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校本部时，正是“皖南事变”之后，校本部的群众团体的活动几乎停止，学校的政治气氛颇为沉闷。那时，他们三人都已是共产党员、又都同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但他们之间没有公开和直接谈过互相是否党员。在当时情况下，他们都为不知如何开展活动而感到纷烦，不约而同地议论起失掉组织联系后怎样去找党、求得党的指示。经过多次商议，国鋕表示设法找党。他于一九四二年从昆明到了重庆，通过在重庆报馆工作的同乡冯克熙同志(现重庆市人大副秘书长)，见到了《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同志，反映了西南联大的情况及他们希望与党组织取得联系的要求。章汉夫同志将国鋕介绍给南方局刘光同志，从此，他就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没有中断过联系。领导他最久的是南方局刘光同志，先后还有南方局朱语今、张佛翔(观名张黎群，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周知(又名周力行)及何其芳同志。

　　国鋕从重庆回到昆明，带回了党的指示。袁成源、罗长有二位同志至今清楚记得，国鋕第一次传达党的指示就是刘光同志的谈话内容，大意是：“凡是失掉了党组织关系的同志，一定要耐心等待，到适当的时机党会派人同他们联系的；绝对不要着急地自己到处去找组织、乱联系，谨防上了敌人‘红旗’政策的当；目前情况下，不能象抗战初期那样搞大规模的群众活动，可以组织秘密学习小组、读书会，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把功课学好；提倡开展交朋友的活动，交朋友的方式要多样、灵活，通过交朋友逐渐扩大影响、积蓄力量，争取更多的人”。他们反复学习了党的指示，认真地讨论了如何贯彻指示精神。这以后，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工作的方向也明确了。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国鋕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期间，他几乎每一学期都要到重庆去一次，向南方局汇报有关情况和带回党的指示。当时有的文件不准抄写、更不许带走，刘光同志要国鋕背熟后回去传达，国鋕的惊人记忆力，在这样的年月充分发挥了作用，袁成源、罗长有二同志至今对此还十分佩服。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南方局的指示就通过这渠道之一及时传达到西南联大的进步学生、进步组织之中。当时负责地下党工作的郑伯克同志还记得刘国鋕同志曾带回过南方局的指示。

　　按照党的指示，国鋕和同志们一道，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学习和工作着。他和袁成源、罗长有三人长期在一个秘密学习小组，并组织了秘密读书会。当他们知道我们党进行了延安整风时，很想得到《整风文献》来学习，国鋕写信给冯克熙同志，要求为他找治疗“伤风”的药物。冯克熙同志知道是国鋕的隐语，但猜不出是要什么，只得询问了《新华日报》的同志，才知道是要《整风文献》，想方设法给他寄到昆明。他们在学习《整风文献》时，联系思想实际，自觉进行检查，开展了整风。这几年，国鋕刻苦钻研了《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所写的《德国农民战争》的读书笔记，为他侄子刘以治珍藏，在一九五０年还公开展出过)。对许多著作的重要内容、结构，他相当熟悉，甚至能背诵不少的名句及重要数字，同学们称他是书箱子、书柜子。不过，他并不是书呆子，不是读死书的人。他十分喜欢独立思考，从不随便同意别人的观点，也不轻易放弃他认为正确的看法，因而在讨论中常与人据理争辩。他们经常到研究生冯宝鏖同志(现名冯契，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那里去请教一些马列主义理论问题，有时当场就开展了争论。国鋕不仅刻苦钻研马列主义理论，而且努力学习各种知识，他系统地学习了中外历史、外文，还到其他系旁听文学等课程。他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对《红楼梦》颇有研究。他很喜爱尤三姐和晴雯的性格，说她们泼辣可爱、有点叛逆的骨头，是易于走向“革命”的。有人开他玩笑说：“了不得！你这位功利主义者要把尤三姐和晴雯拉到革命队伍里来了。”一九四八年他表侄女屈义嵩因牵连被捕时，特务逼屈交代国鋕向她作了哪些共产党的宣传，屈义嵩因曾多次听他谈论过《红楼梦》中的人和事，竟将其记忆的有关内容写下不少去应付特务。特务看了屈的“交代”找不出岔子，只是说：“这个刘国鋕为什么偏偏喜欢尤三姐呢?可见是有问题”。国鋕喜爱文学总带上点革命的感情。一次，西南联大有个穷教授，贴出布告出卖《海上述林》一书，这部书是瞿秋白同志翻译的，瞿秋白牺牲后，由鲁迅编辑并设法在日本印刷，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学的论述及鲁迅的文章，这部书在当时不易购到。国鋕正准备买件皮茄克，见了布告后考虑买了皮茄克还得买一条合色的下装及鞋子，不如干脆什么也不买就用高价买了这套《海上述林》。他说：“瞿秋白和鲁迅，既是文学家、又是革命家，买这部书是为纪念两个人——瞿秋白和鲁迅。”国鋕牺牲后，这部书曾作为遗物展出过，而今由他侄子刘以治作为纪念品珍藏着。

　　国鋕还遵照党的指示，积极开展了交朋友的活动。他对人热情、体贴，容易同人交朋友。他学的是经济，读了不少哲学书籍，有着丰富的历史知识，又喜欢文学，因而有利于接触各种专门人才。由于他的家庭优裕，对下象棋、打桥牌等各种娱乐的技术，早已娴熟，这使他同别人玩耍时很快就熟悉起来。这样，他在西南联大结交了不少朋友，包括不同年龄、不同专长及不同爱好的各种朋友，而且他还在校外结识有朋友。政治上进步的袁成源、罗长有、吴显钺、吕笃周等是他的挚友，中间一些的许维华、许芥煜两个同学也和他很要好。他和二许在昆明天君殿巷租了一间屋子同住。由于这个关系，袁成源、罗长有二人经常到他们住处，把这里当成了一个活动据点，并对二许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国鋕还热心帮助朋友们解决困难，凡有同学求助于他，他总是“有求必应”、“雪中送炭”。他只要有钱时，向来慷慨大方，和同学们一起时，经常是喝茶他付茶钱、吃饭他付饭钱，从不斤斤计较。但他自己却比较节俭，完全不像有钱人家的子弟。他衣着朴素，有时还穿着破旧衣服。有一次，他提着一个小铺盖卷和一口箱子正准备去上飞机，被机场的人拦阻，向他指着说：“交行李在那边！交行李在那边！”原来是他穿了一套补疤制服，又提着行李，人家把他当成给人搬运行李的了。

　　“皖南事变”后，有一些进步同学被迫疏散到磨黑、建水、泸西、弥勒等地去了。他们要在那些地方立住脚，存在着不少困难。国鋕和留在学校的一些同学，对他们积极给予大力支持，如输送书报、供应物资、接待安排回昆明的人员等，主动地担负起“后勤”工作。

　　国鋕在党领导下，经过实践的锻炼、培育，逐渐成熟起来了。西南联大的秘密学习小组、读书会在广大进步同学的努力下也逐步发展，一些群众团体又开始恢复了活动。他们恢复了原来在学校有很大影响的“冬青”壁报，袁成源同志任“冬青”的社长，国鋕参加了“冬青”的活动。“冬青”壁报遍及文、法、理、工各学院及女生宿舍。“冬青”上的文章，杂文居多，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多是有针对性的一事一议。如针对某教授发出的“苏联马上就要完蛋”的错误观点，“冬青”就发表文章一评一驳。“冬青”成了宣传坚持抗战的阵地，也成了联系进步同学的纽带。学校中其他社团也开展了活动。随着形势的变化，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逐渐走向高潮。一九四四年为纪念五四运动，在校内举行了讲演会、座谈会、出壁报等活动。它成了民主运动高潮到来的信号，国鋕同袁成源、罗长有、吴显钺(已故)、齐亮(已牺牲)等同志一起，积极参加并组织了这些活动。

　　一九四四年国鋕又一次前往重庆返回昆明，传达了南方局对当时青年运动的指示，大意是：“过去上面指示不要发展组织，那是适应当时的情况，是为了避免暴露、减少损失；现在形势变化了，青年、学生运动已经开始活跃，为了团结教育青年，需要在青年、学生中建立核心组织，领导他们的活动和斗争；要建立新的工作方法、作风，建设新据点，准备迎接新的高潮的到来”。党的这一指示通过各种渠道传达到进步学生中去后，西南联大一九四四年底建立了“民主青年同盟”，国鋕他们联系的秘密读书会的成员也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冯宝鏖同志回忆当时情况写道；“我和刘国鋕同志相识，可能是在四二年或四三年。当时在地下党领导下，通过单线联系的方式，在西南联大同学中间建立了一些秘密的读书组织，这些组织就是‘民青’的前身，刘国鋕同志是积极的组织者之一。”同国鋕一起的有袁成源、罗长有、吴显钺、吕笃周、周景荪、许寿谔、黄知廉等，他们各自又联系了一大批人。马千禾同志(现名马识途，四川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回忆国鋕时说：“刘国鋕在叙永分校时同袁成源同志就熟悉，他们一九四一年从分校到昆明，我后到昆明。我和袁成源同志一个寝室，因此就认识了国鋕，谈起时事、政治来，我们又谈得拢、十分相得，我们又都是四川老乡，所以就熟悉了。一九四三、四四年，他和袁成源、吴显钺等同志组织读书会、办壁报等，他们独立工作，开展进步活动，联系了一批人。各人在自己联系的群众中活动，组织起来，发展成为群众团体、进步团体。我们彼此都有联系，但不在一个团体、不在同一支部。”

　　国鋕一九四四年在西南联大经济系毕业了，但他毕业后仍然同西南联大的同志们密切联系着。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和联大的“民青”关系很深，另一方面是他毕业后并没有离开云南，他去工作的地点、安排、活动一直同联大有着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