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天，西南联大总算安顿下来。学校租借了昆明市郊会馆和不少座中学、专科学校的房屋，作为教室、行政办公用屋、师生宿舍等。后来又在昆明城外三分寺一带买了一百二十多亩地，造了一个新校舍。除了图书馆和两个大食堂是瓦房外，所有教室都是土坯墙铁皮顶，而学生宿舍和各类办公室统统是土墙茅草屋。在如此简陋的校园里，西南联大师生坚持教学、读书、实验，开拓了一条空前的爱国、民主和科学，坚持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道路。
    1939年9月13日，我们首次听到了空袭警报声；9月20日，敌机九架对准美丽的春城疯狂地投下了炸弹，学校租来作为教职员和学生宿舍的昆华师范学校挨炸了。昆师后院边上有个破落的佛殿胜因寺，被炸平了一半，平日中晚饭我们就在寺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站着吃。从此以后，敌机时来骚扰投弹，“跑警报”便成了我们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汉语中第一次出现了“跑警报”这个新名词了。
    那时，还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就是“泡茶馆”。因为坐得很久，所以叫“泡”。那时，学校附近如文林街、凤翥街等有许多茶馆。许多同学经常在里面泡杯茶，主要是看书、聊天、讨论问题、写东西、写读书报告甚至论文。自由自在，舒畅随意，没有什么拘束；也可以在那里面跟老师们辩论什么，争得面红耳赤。街上也有几家咖啡店。我记得燕卜逊先生喜欢坐在那儿，边喝咖啡，边抽烟，边看书。这些都是直到如今仍令人怀念的一幅幅风俗画。
    西南联大坚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教授治校”的传统，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了这个传统。从校长到校务委员会、教授会、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到各院长各系主任等都由教授担任。彼此之间是同事，不分什么上下级；他们更不是官，没有官僚味。从同学方面说，他们都是老师，平时一律称为“先生”，从不叫这个主任那个长。随时随地大家都尊敬地叫梅先生、闻先生、吴先生、叶先生、沈先生……1931年梅贻琦先生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曾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后来他又说过：“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就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这两句名言及其所代表着的精神在西南联大仍得到贯彻。
    我清楚地记得，1939年秋，有一天上午，我在联大租借的农校二楼一间教室里静静地看书，忽然有七八个人推门进来，是算学系教授华罗庚先生和几位年轻助教和学生（我认得是徐贤修和钟开莱，这两位学长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专家）。他们在黑板前几把椅子上坐下来，一个人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演算起来，写了许多我根本看不懂的方程式，他边写边喊：“你们看，是不是这样？”我看见徐贤修站起来大叫：“你错了！听我的！”他就上去边讲边在黑板上飞快地写算式。跟着，华先生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走过去说：“诸位，这不行，不是这样的！”后来他们越吵越有劲，我看着挺有趣，大约吵了半个多钟头，我听见华先生说：“快十二点了，走，饿了，先去吃东西吧，一块儿，我请客！”这事足可以说明当年西南联大的校风学风。
    （《过去的大学》，钟叔河朱纯编，长江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