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精神芬芳扑鼻

    弗吉尼亚大学一位史学教授曾评价：“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好的教育形式，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提起母校，贺祥麟的话匣子打开了。“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由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的学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照人的一所大学。8年时间里，联大培养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近百人，成为真正的‘大师之园’。我不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的学生，我是1940年考入西南联大的，我的学号是西南联大特有的A字开头的。”贺祥麟流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情。“西南联大的教授学者中有不少人是世界第一流的，理科不必说，就是文科教授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刘文典、吴宓、燕卜荪等等也数不胜数。”谈起自己的老师，贺祥麟更是推崇。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创始人，他是个“活书架”、“活字典”。“他讲课时完全不看书本，不看笔记本及任何纸片，而内容丰富，讲得井井有条，滔滔不绝，甚至可以用英文整段背出荷马史诗和但丁的《神曲》。燕卜荪也非常博学多才，当时他上的英国文学这门课的书籍还没有运到西南联大，他完全凭记忆将《奥赛罗》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背写出来，自己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发给学生。”

    西南联大教授除了业务水平高超，他们的道德和人格魅力同样是一流的。贺祥麟回忆起几件鲜为人知的事件。抗日战争时，由于国民党政府滥发钞票，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高达300倍，联大师生生活困难。“闻一多先生为了生活而拼命工作，早上在西南联大上课，下午在中学教语文，晚上改作业，深夜则刻图章来糊口。朱自清先生全家有１１口人，生活困难。我看见他经常披着一张云南马帮（赶马车的人）穿的白色毛毡在校园里行走，当时我还认为，朱自清把毡子当作披风真是浪漫。前几年我才偶然得知，原来朱自清家里太穷了，这张毡子白天是衣服，晚上则用来盖。”1942年10月联大有25位名教授兼系主任拒绝当时教育部发给自己的特别办公费（即现在的“岗位津贴”），因为这个钱只发给系主任，一般教师没有，他们感到接受了对不起老师们，于是坚决拒绝。这一行为实在令人可敬。

    学生的生活也不好过，贺祥麟还举了个自己的例子。由于物价飞涨，联大学生食堂不仅伙食质量极差，菜常常是臭的，米饭则是“八宝饭（发霉的大米、稗子、沙子、老鼠屎等），而且每天只能吃两顿饭：上午10时和下午4时各吃一餐。也就是说要在早晨8时至10时上完两堂课后，才吃早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学可以在7时许，在街上摊贩处买早点吃。贺祥麟因无钱购买早点，肚子太饿，没有力气去上课，只好尽量不选上早晨的课，个别必须选修的早晨课，他干脆不去上，在床上睡觉。“今天讲起来‘逃学’很丢人，可是当时实在没有办法，肚子空空如也，没有力气。”

    尽管物质条件异常艰苦，但学生们的精神生活却十分丰富。那时西南联大有学生两三千名，而图书馆只能提供不到２００人的座位，所以每天抢占座位成为学校最热闹的事情。“图书馆规定每天早上8时开放，但学生往往要提前一个小时在门口排队，图书馆门一开，大家蜂拥而入，飞快地跑去借书。”说到这，贺祥麟开心地笑了，在西南联大的几年时间里，他学到了宝贵的知识，而教授们的人格魅力也感染了他。虽然西南联大早已于半个世纪前解体，不再存在，但“联大精神”依然芬芳扑鼻，永留人间。

翻译也要中文好

    贺祥麟从1954年转到广西师范学院即现在的广西师范大学任教，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等课程。他十分推崇英国文学，“英国和中国一样都是诗歌大国，英文诗很优美，内涵意境也十分丰富，与中国诗歌不相上下，但真正能将英国诗歌准确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

    几十年的教学经历，他对当今名著翻译存在的一些弊端有着自己的看法。贺祥麟向记者举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前几年，《廊桥遗梦》是引人注目的一部影片，其小说《廊桥遗梦》也被翻译成中文，并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这部小说英文名是《麦迪逊县的一座桥》，由于美国的桥绝大多数有顶，像个长长的走廊，而这部小说又是对婚外情和中年人心理探讨的爱情故事，因此第一位译者将其翻译成《廊桥遗梦》，是准确和优美的。可是第二位译者为了避免重复，竟将这部小说翻译成《廊桥梦遗》。”说到这，贺祥麟无限感慨地说，“真是胡闹。第二位翻译者的中文水平太差了。‘梦遗’是什么意思，怎么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现在很多翻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多，很少有过去翻译巨匠傅雷的风范。傅雷是一个大学者，文学修养很高，他不仅精通中国传统文化，还精通法文以及外国文学，他是‘大师级’的翻译巨匠，尽管如此，傅雷还是不停地修改自己的译文，努力做到精益求精，甚至送出版社排版、出版后还反复修改。”贺祥麟表示，一个优秀的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中文好、外文好、综合文化背景雄厚。这样才能胜任翻译工作者这份工作。

    贺祥麟还发现，当前有些大学生，学中文的，英文不行；学外语的，中文又不行，而且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十分了解，因此不论翻译或者用中文写作都会出问题。“我觉得学中文的学生也要掌握好一门外语，因为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交流融合，外语是不可少的。特别是英语，因为英语是世界上使用范围最广的一门语言。”说到这里，贺祥麟又举了个例子，他说他自己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改革开放初期，出国与外国文学家交流的任务经常落到他头上。“中国作家协会可谓是藏龙卧虎之地，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比比皆是，而我只是一个小作家，为什么要派我去呢？因为许多大作家不会说外语，很难和外国作家们交流；而我就不同的，我能够自如地和别人交流。”

    贺祥麟从事教育工作已经五十多年，毕生热爱教育事业。他动情地说：“如果还有下一辈子的话，我还要教书，还要教外国文学。我一辈子最大的幸福是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走进文学作品，一同呼吸，一同喜怒哀乐，一同欣赏文学巨著。”

本报记者莫俊 文/图

贺祥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