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南联大是抗战时期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织成的一所大学。从1937年在长沙建立临时大学，后迁昆明，到1946年7月返间北方，前后共计几年时间。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现的一所特殊大学，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西南联人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为战时中国和今后培养了大批人才。两南联大是由北方二所著名大学联合而成，而这三所大学也可以说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大学。

……

一

汪曾祺和穆旦就是在西南联大这个充满思想自由和民主精神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汪曾祺和穆旦象他们的许多同学和师长一样，曾经满怀热情走到一个新的时代，但这个新的时代与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发生了明显的冲突。汪曾祺和穆旦在文学上的贡献实际上开始和成熟于1949年前，尤其是穆旦，而新时代完全拒绝了这位极有才华的诗人。1957年，汪曾祺成了右派，而穆旦成了“历史反革命”。汪曾祺幸运地生存下来，在80年代初期重新回到了作家中，并对新时期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穆旦却在1977年含冤死去。人虽离去，但他的诗歌却有着永远的生命。

汪曾祺和穆旦的文学道路都开始于西南联大。虽然一个是小说家，一个是诗人，但从教育背景和文学观的形成上，他们走的是一条相同的道路，其中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在一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都较多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汪曾祺曾说：“我读的是中国文学系，但是大部分时间是看翻译小说。当时在联大比较时髦的是A·纪德，后来是萨特。我20岁开始发表作品，外国作家我受影响较大的是契诃夫，还有一个西班牙作家阿左林。我很喜欢阿左林，他的小说像是覆盖着阴影的小溪，安安静静，同时又是活泼的，流动的。我读了一些弗金妮·沃尔夫的作品，读了普鲁斯特小说的片断。我的小说有一个时期明显地受了意识流方法的影响，如《小学校的钟声》、《复仇》。”汪曾祺说过他报考西南联大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沈从文也很欣赏他，最终汪曾祺成了沈从文的高足。汪曾祺的文学道路是真正文人的道路，就是说他是由有兴趣从事小说创作，而又适时地进入大学校园，从一开始就有相对宽阔的视野，这是他文学道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当时西南联大虽然是三校联合，但清华的影响很重，清华又是美国化程度很高的地方，对英文的要求很严，汪曾祺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走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就是山读西方小说开始的，这使他的小说创作很早就有了多种文化的观照。他是较早意识到要把现代创作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作家，而完成这个过程，又必须具备较好的中西文化教育背景。由于有早年两南联大的影响，汪曾祺才能在70年代未和80年代初写出《受戒》《大淖纪事》和一系列散文，一扫文坛多年的政治化气息。他在小说语言、结构、叙事方式带给新时期文坛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意义。人们说起新时期文学初期的情况，常常举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为代表，但这些作品还只是在小说表现社会问题的政治层面上稍微大胆了一点， 而对小说艺术的发展没有丝毫影响。而汪曾祺则不同，他的小说和散文的出现，对大部分在一个完全割断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作家有很大的示范作用，汪曾祺使他们懂得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小说艺术，汪曾祺在80年代再涉文坛以后，虽然作品不是很多，但他的影响是始终存在的。80年代中期以后“寻根派”的大部分作家可以说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影响。汪曾祺是1939年入西南联大学习的，是完整地在昆明读书的学生，到了新时期，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前辈多数不再从事文学创作，包括沈从文先生也不再写了，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大致可以说，汪曾祺是新文学在当代小说写作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作家。

二

40年代是一个动荡的社会，到街上去，街上有太多的社会事物等待诗人去写，战争、流血。等等，但在这样的情况下，诗人们并没有忘记艺术。叶维廉说：“但40年代的诗人并没有排斥语言艺术世界所提供出来的语言和策略，除了文字、格律、形式、节奏的凝炼之外，便是诗质的营造。”他对九叶诗人在语言策略上的追求有很高的评价。

和汪曾祺相同，穆旦的文学道路也是在西南联大开始的，他的英文更好，据说在从长沙到昆明的路上，他拿着一本英文词典，背会一张即撕掉，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成就卓著的翻译家。穆旦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虽然1949年以后他停止了写作，但重新拿起笔之后，他依然写的很好，王佐良说：“经过三十年的坎坷，诗人仍有那无可企及的诗才，写得那样动人。”可见真正的诗人是难以扼杀的。穆旦曾经消失过很长时期，又在刚刚解冻的时候过早离世，我们一时找不到新时期哪位有代表性的诗人直接受到他的影响，但他的文学道路给我们的启示是很大的。一位当代诗人说：“但我身边只有穆旦的长诗《隐现》的手抄本。对穆旦，我始终怀抱亲切之感。正是穆旦的领路，我才开始写诗，以前我只是对理论感兴趣。从自己的观念出发，对今天的诗歌现象，我是很有些腹诽的。由于穆旦，我才认识到诗歌所具有的悲痛关怀。这一次是穆旦在我身边。实在说，在我的生活中，已经很难表达清楚我对这位身世刁；幸的兄长的敬意。”（余世存语）从文中流露出的敬意，可以看出穆旦是这样的诗人：如果无缘相遇，也许就失之交臂，而一旦相遇你就会被他征服。

汪曾祺和穆旦走过的文学道路，是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真正延续，他们虽然曾经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可是一旦重新拿起笔，仍然会显出独特的风采。从他们的文学道路中我们会得到启示，真正的文学传统恐怕还是借大学来延续，靠她一代代的教授和一代代的学生。西南联大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意义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同样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贡献也将受到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汪曾祺的小说，穆旦及九叶诗人的诗歌，让我们看到了西南联大影响的余脉。“在40年代，他们在诗的理论探索和创作实践两方面，都曾做了诚挚的认真的努力，取得了——些可喜的成果。50年代以来，山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长期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使他们基本上中断了新诗的创作，无法进一步沿着自己的艺术道路发展下去。”九叶诗人在40年代达到他们创作的辉煌时期。后来的凋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思考。让文学先回到大学里去，也许更利于文学走向民间。

摘自《文艺争鸣》97/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