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湖的四周过去有许多长长短短、弯弯曲曲的小巷，你随便钻进其中一条，映入眼帘的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景象：光滑发亮的条石路面，土墙灰瓦的矮楼，房顶上野草疯长怒发冲冠，肥胖的仙人掌毛刺戗戗的立在苔痕斑驳的墙头和小院门首的瓦沟里，沿巷的墙根总有一溜瓦檐水滴出的小坑，如同一串岁月的坐标，朝着小巷深处延伸。走着走着，你会感觉被一只无形的手把自己整个的复制、粘贴到模糊泛黄的老照片里去了。小时候爱到翠湖玩，这些小巷是必经之道，因此，常在其中转悠，从未想到这一带竟然还是藏龙卧虎之地。

　　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成天忙于写剧本做宣传。由于工作劳累，生活清苦，加之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贫血，犯病时只能静卧，无法工作。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知道后，请他来昆明住些日子，一则到西南联大讲学，二则兼养身体。老舍是1941年秋来昆明的。先在翠湖边的靛花卷住了两个多月，后来又到北郊的龙泉村住过一阵。这期间，他到西南联大和别的几所学校作演讲，在靛花巷和龙泉村拜会老友，游山玩水，听琴谈天，创作剧本，还赴大理一游，除开西山、笻竹寺未能登临，呈贡没有去成，中秋之夜泛舟滇池的计划因囊中空乏而作罢之外，他的昆明之行还算圆满。

　　《滇行短记》共有二十七篇，断断续续地发表在当时的《扫荡报》上。初看之下近乎书信，可是格式与传统的尺牍大不相同；说是日记罢也不像，既不署日期，又非逐日写成。倒是下笔轻松随意，收放自如，有话则多无话则简，长的一篇千余孛，短者仅四十多字，真是“篇无定格，幅不同规，”兼有明清小品文的清新雅致和尺牍的明快简洁，实在是风格别具，给人一种新的阅读体验。

　　通常都说老舍的写作风格就是北京话。对他的小说和剧本来说，这是不错。作家王朔写过一本《无知者无畏》，里面有一章叫《我看老舍》，谈到北京话的特点和老舍的写作风格。照他所说，“北京话，本来就有信口开河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的特点，”是“一种天生掺水强调口腔快感的语言风格。”但是在《滇行短记》里却完全看不出来。我倒是觉得，《滇行短记》有很强的视觉效果和色彩感，读他笔下的昆明风光，特别是他对大观楼的描写，感觉就像是在观赏一幅山水画，甚至会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滇池水特有的草腥气扑面而来，那种氛围一下子就把人包裹其中。他说昆明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寥寥几笔就把昆明的三种基本色调准确地提炼出来，恐怕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部分昆明人都未必有此眼力。

　　《滇行短记》里还记下了老舍与西南联大师生交往的有趣情节，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老舍和那一代文化名人的生存状况与精神境界，对于喜欢那段历史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很珍贵的第一手材料，足堪研究和玩味。此外，老舍先生无意之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昆明当年的自然生态信息。文中说翠湖里有成片的猪耳菌，从篆塘到滇池的水道上偶尔也有几穗，此花叶翠绿，厚而有光；花则粉中带蓝，无论在日光下还是月光下都明洁秀美。我翻书一查，猪耳菌也叫凤眼兰，它就是如今为患滇池的水葫芦。翠湖中有成片的水葫芦，而水质却不坏，这对于昆明生态环境演变的研究或许会有点价值也难说。

　　读过《滇行短记》，有些意犹未尽，老想着今天的靛花巷会是怎样的一副沧桑容颜。于是骑上单车绕着翠湖转了两圈。可哪里还有什么靛花巷，就连武成路边最长的中和巷以及那些与之连通的老巷都没有了踪迹！ 挖掘机的铁臂早把它们从地球上轻轻松松抹了去，老巷的历史已经被钢筋混凝土楼群画上了一个重重的句号。有许多东西，当我们拥有它的时候往往不懂得去珍惜，一旦失去，才知道它的价值。这样的事总该越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