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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
卷首语
蒋梦麟，前清策论秀才，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
国后为蔡元培所倚重，被推荐为北京大学校长。他还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
政院秘书长。抗战后期出任红十字会会长。
抗战期间，他在昆明以北大校长身分任西南联大常委（另外两位常委为清华校长梅
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岭），在躲避空袭的“空闲”中，陆陆续续用英文写成前半生的回
忆录《西潮》。《西潮》记录了自1842年到1941年在中国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后半段
为作者亲身经历，因此，蒋梦麟说，这本书“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也有点像近
代史”。
《西潮》中文本出现在台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50年代，对当时的年轻人产生很
大影响，台湾农村青年几乎人手一册。这对蒋梦麟是极大的鼓舞，他决心撰写下半生的
自传，并定名为《新潮》。
他在决定写《新潮》时说：“以前我写《西潮》，那是讲外来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
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所影响，自己所发生
的种种变化。”可见对蒋梦麟来说，《新潮》较《西潮》更为重要。可惜《新潮》仅开
了头，写了几章，他便病逝了。
罗家伦在称赞蒋梦麟的写作风格时这样说：“这本书最难达到的境界，就是著者讲
这个极不平凡的时代的事实，而以极平易近人的口吻写出来，这正像蒋梦麟做人处世的
态度。若不是具有高度文化的修养，真是望尘莫及的。”罗家伦还引用王安石的两句诗
来形容蒋梦麟的生平与写作风格：“看似平常最奇绝，成如容易却艰难。”
本书的第一辑是未完成的《新潮》五章和《西潮》中的三章，各自都能独立成篇。
第二辑是他写的几篇怀人纪事之作。
编者
1997年1月
新潮
引言
这本书里要讲的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经验。
经验是宝贵的，可是宝贵的经验是付重大的代价买来的。个人的经验如此，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经验，也是如此。
鸟兽能把经验传给它们自己的儿女，可是影响本能的变化是很有限的。
小松鼠在秋天会跟着它们的父母挖地穴藏果物，小鸡在老母鸡的教导下懂得怎样逃
避在天空中盘旋的飞鹰，这些知识固然是从仿效得来的，但大部分却是本能的动作。
学习的“习”字解释为“鸟数数飞”。不断地学飞叫做习。
“学”字含有原理的意思多，“习”字含有仿效的意思多，所以孔子说“学而时习
之”。俗语通称“学习”，是含有两重意义的：一面根据思想而学，一面根据仿效而习。
故人类的进步是靠学与习交互而行的。
学是学前人的经验，习是习前人的榜样。“以身作则”是说给人家可以练习的一个
榜样。“格物致知”是指示一条求学的道路，在事事物物里求知识。
禽兽是靠本能生存的，而人类却能学能习，并能将学到的和习成的经验传给后代。
我写这本书的用意，就是想把几十年的经验，传给现代的青年和后代的儿孙。我们
这一代所经验的无限苦痛，希望可以为下一代的人们作指示和教训；当避免的要避免，
当保存的要保存，当改进的要改进，当推翻的要推翻。
旧的忘不了，新的学不会，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人们的一个通病。左也不是，右也不
是，中也不是，是人们的一种痛苦。
我们受了西方来的狂潮的激荡以后，国内一切思想制度都起了莫大的变化，势如洪
涛汹涌澎湃！我们叫这变化为新潮。
以前我用英文写的一本书，名为《西潮》，是战后在美国出版的。后来又在台湾发
行了中文本。《西潮》是写由西方来的外力影响了内部的变动；《新潮》是写内部自力
的变动而形成的一股巨大潮流。虽然这种新潮的勃起，也可以说是受了西潮的激动，不
过并不完全是受外来的影响，而是由内部自己发展起来的。“五四”前后北京大学学生
罗家伦、傅斯年等发刊一本杂志，也叫《新潮》，当时英文译为“The Renais Asance”，
就是代表我国文化复兴的意义。当然本书采用《新潮》为名，是受了那本杂志的启示的，
而且这新潮之掀起，北京大学是很有关系的。
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
风气，维持不堕。最近十余年来，把五四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
从象牙之塔的学府里，移植于台湾广大的农村里，而得显著的实效。因此又得了不同的
经验。
著者现在且把这几十年来在大陆和在台湾的前后的经验写出来，希望供青年们参考
和抉择。
青年们，不要想找万灵丹啊！因为世界上是没有服了能使百病消散的万灵丹的。我
们要眼看天、脚踏地、看得远、站得稳，一步一步地前进，再前进！
第一章
我国自1937年始，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敌军铁骑所至，毁坏了广大乡村之生产组织，
又因政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区域内征兵征粮，窒息了人力和物力。战事终了后数年，中
美两同盟国政府，想把萧条而生产落后之中国农村，用近代科学方法，重新建设起来，
于是合组了一个委员会，叫做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简称农复会。这个委员会的委
员们，为了要了解农村的实际状况和问题，便包了飞机，计划了一个旅程，以南京为中
心，分向全国各地作穿梭似的飞行。在考察的过程中，我们经常碰见我的学生来帮我们
的忙。
有一次我们的包机临时在汉中降落，汉中位于汉水上游，是盆地中心，故物产丰富，
昔汉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我们一时心血来潮，想在这里推行农村建设工作。站在机场中
瞩目四望，但见阡陌纵横，麦浪迎风，极视线而无际，当年诸葛亮便是屯军于此、北伐
中原的。
因为是临时降落，事先未曾与当局接洽。正在徘徊之际，有一妙龄女郎迎面走来问
我：“校长，您为什么到这儿来？”
“你是哪一位？我们要找胡宗南将军。”
“我是您的学生，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在机场里服务。听说胡宗南将军正在开军事会
议，今天恐怕找不到他。”
于是有几位学生引导我们到一个小饭店。菜肴十分可口，餐后颇有齿舌留香之感。
等到算帐的时候，胡将军的副官已先付了帐，使那几位学生因未做成东道而大为扫兴。
饭后即直飞兰州，大家因目的未达，不免失望。以后胡将军虽曾派代表来广州请我
们再去，但我们已鼓不起勇气，婉辞谢绝了。
农复会的同仁们，尤其是美国的朋友们，觉得很奇怪，何以一个当过校长的人，有
这么多的学生，几乎在全国各地的城市或乡间到处都会碰到？
另一次在飞机上，一位美国朋友同我开玩笑说：“你在天空里难道还会碰见学生吗？”
“那是不会有的了！”我回答。话未说完，有一位制服整洁、身材高大的飞行员，
走来向我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军礼，对着我叫了一声“校长”。
“你是哪一位？”我问。
“我是您的学生啊！”他回答。
“你怎会在这里？”
“我是副驾驶员。”
“你是几时学了飞行的？”
“是很早以前，由校长保送我学航空的。”
这时我可抖了，我就很自豪地对机内同仁们说：“你们瞧，几十年苦校长不是白当
的吧，苦有苦的报酬啊！”
谈笑间，飞机已接近台湾的上空了。
我们向窗外望去，但见海天一色，清波荡漾，云朵在晚霞中向后飞渡，使我不觉顺
口吟出李商隐的两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因为当时大陆情形，已够使人担心了！
正在沉思的时候，在斜阳普照的一幅美景里，松山机场已经在望。映入眼帘的，一
边是丛林蓊郁的山峦，一边是阡陌纵横的田垅。虽然眼前风景如画，但当时我们所想的
只是如何工作的问题。美丽的宝岛风光，只有留待将来再欣赏了。
回溯抗战初期，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的日本木更津飞机队，曾到杭州轰炸苋桥飞机
场。他们派了五架轰炸机，却没有驱逐机保护。到了杭州以后，我们苋桥的防御人员当
即迎战。五架敌机，竟打下了四架，另一架狼狈逃去，飞到绍兴附近，终于坠毁。我曾
经到那边去看过，见到那跳伞降落的日本飞行员。我问他，他不肯说什么。以后他才跟
管理他的我方人员说了，当五架日机从台湾起飞的时候，日方的司令官说：“杭州方面
没有高射炮，也没有驱逐机，你们放胆去炸好了。”
这时见到当年日军轰炸机基地的松山机场，不禁勾起我那段回忆；那时在杭州我还
是第一次领教敌机轰炸的滋味，那恐怖的经验，竟使我永生难忘。
下机后，便有省政府派来接我们的人上前寒暄，然后登车驶入市区。我坐的那一部
车子里，也有一位我以前的学生，他告诉我，这是省政府最好的一部汽车，专给我用的。
他并很幽默地说：“这部汽车，是以前的省主席夫人的座车，我们把它保留起来，今天
给校长坐。”我笑了笑说：“那位主席夫人是我的老朋友。”他听了谦恭一笑，也便不
讲什么话了。
汽车不久便到了圆山桥附近的一个政府招待所，我们就在那里安顿下来。当时已经
有几位农业人员等在那里，报告台湾农业的近况，并讨论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推行工作。
后来我们到省政府去见省主席陈辞修先生，我们对他说，农复会的工作方针是两方面的，
好像一把两面快的剑，一面用之于社会，以推行公平的分配，一面则运用近代的科学方
法来增产。因为我们相信，只讲生产而不讲公平的分配，那么增加生产以后，会使富者
愈富，贫者愈贫，结果必会造成社会的纠纷，不但于事无补，恐怕对整个社会而论，反
而有害。如果只讲公平分配而不讲生产呢？结果等于分贫或均贫，而不是均富。我们的
目的是要均富，但均富并不是说平均分配，而是公平分配，使大家得到合乎公道的一份，
不是使人人得到大小一样、轻重相等的一份。我们一方面讲公道，一方面讲生产，这就
是我们的两边锋利的一把宝剑。这个政策，经我代表农复会说明之后，辞修先生听了非
常赞成，说：“好啊，我们很欢迎。”
我们又说，公平分配最要紧的是土地改革，那便是耕者有其田。要讲生产，就必须
用近代的科学方法，否则生产量不会增加的。陈辞修先生说，他赞成这个办法，在他任
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也曾经搞过土地改革，收效很大，所以他也想在台湾做。不过目前
的台湾百废待举，单凭他一个人与政府的力量，恐不易做到。经费既不够，技术人材也
不足，是不是农复会愿意帮忙？我当时就代幸农复会说：“只要省政府有推行土地改革
的决心，农复会一定尽量帮忙。”主席说：
“好，我们就这样办吧！”
经我们在全国好多地方视察之后，深觉最重要的首推水利问题。土地必须有水，才
能生产。至于其他各种生产方法，当然也应注意：台湾是亚热带地方，容易发生虫害，
而且传布极速，应加强防治；还要注意肥料，改良旧品种，介绍新品种。不过，要增加
生产，单靠技术和物质是不够的，组织农民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我们曾经派人调查
过，台湾有个日治时代留存的农会制度。不过这个农会掌握在地主手中，它的宗旨并非
替农民谋福利，只是为以前的殖民政府在台湾调度粮食供给日本之用。实际上那只是政
府收购粮食的一个机关，我们建议把这种农会改组。辞修先生对我们的建议都很赞成。
商讨结果，决定一方面将农会改组为真正的农民的农会，一方面推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关于生产方面，则着重水利建设，注意施肥，因为台湾土地是没有大陆肥沃的。其余像
防治病虫害、改良品种以及各式各样的生产办法，我们都详尽地研究过，务求达到改善
国民生活的目的。
离开省政府后，大家都觉得很愉快，感到这位省主席决断力很大，看来他的行政经
验很丰富，我们可尽量和他合作，以推行土地改革和耕者有其田的计划。
由于这几个月的经验，我们深知政府方面如没有决心，那就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
省主席既然有此重大决心，我们对于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的计划，和统筹的农业计划，
都抱着很大的信心。
于是我们到各处调查了一下台湾的情形，又看了几个试验场，并与农业界人士会谈
过，才乘飞机到了厦门。在鼓浪屿一个西式的旅馆里，我们开会讨论改进台湾农业与推
行土地改革的办法。这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离厦门不远的龙岩县帮助土地改革的工作，
已经有了相当的时间。据该县出来的人以及我们派去视察的人说，那里自土地改革以后，
生产的能力增加了，农民的耕作兴趣也提高了，社会一下子繁荣起来。因为人民有了属
于自己的土地之后，都加倍努力耕作。
农民们因丰衣足食而显得很高兴，连土匪也没有了，熙熙攘攘的很太平。从这小地
方看来，台湾若能够把土地改革办成功，也会一样的安定而富庶。目前台湾农村的进步
和农民的快乐，在当时的龙岩县就已经看见具体而微的一部分，也因此增强了我们当时
主张土地改革的信心，知道土地改革的政策，对国民的生活水准的确可以提高。
我们在鼓浪屿开会后，就飞往广州，又转飞成都，在那里研究四川土地改革的问题。
当时的省主席王陵基先生，对于这件事情，也相当热心，赞成在那里进行土他改革。台
湾做的是三七五减租，那儿做的是二五减租。二五减租与三七五减租，相差甚微。但今
日台湾所实行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就比较减租还要进一步了。那时候会里有两种意见，
一部分人主张非土地改革不能振兴农村，还有一部分人却不赞成用土地改革的方式来改
良农村。彼此虽然并未公开辩论，但对于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却各有主张。至于美国委员
方面的意见，似乎以为这个问题还是让中国委员们自己决定为是，故未公开表示赞成与
否，不过在谈论之间，还是赞成土地改革的。中国委员们虽然无人公开表示反对土地改
革，但积极主张非如此不能复兴农村的却只有我们少数几个人。大概这少数人在那时候
的言论举动过于积极，所以有一位委员在背后批评我们说：“唉，那些人发神经病了，
一天到晚，只知道讲土地改革。”后来在台湾时，有人对我说，因为我在广东中央政治
会议中曾代表那少数人说过：“你们广东地主们，现在不肯推行土地改革，将来共产党
来了，不但你们的土地被夺去，连你们的头也会被杀下来。”所以有某君批评我说：
“糟了，这老头儿也变了。”
“这老头儿”的确是变了，他生长在拥有数百亩良田的小地主家庭里，但远在1918
年的时候，他在浙江就跟在人家后面推行二五减租运动了。变了，时代变了。
我们少数人的那些疯疯癫癫的言论和举动，毕竟感动了全体委员，都愿合力来推动
土地改革。于是我们就包了飞机飞到重庆，谒见张岳军长官请他帮忙。继飞回成都，劝
王陵基主席从速推行二五减租。
王主席慷慨地说：“好，我们就这样做吧。我先把我所有的一千多亩田，实行二五
减租，不过问题在某巨公，他有好几千亩田呢。”他想了一会儿，就继续说道，“有法
子了，我自己实行后，就对他说，咱们先干了，老兄请你照办。不然，我就帮助你们的
佃户，向你要求减租。他现在没有枪杆儿，不敢不赞成。”我们听了这番话，心里觉得
好痛快。
有一天我们在四川乡下，坐了几顶轿子，视察农村情形。
我和轿夫边走边谈。四川人都健谈，虽是贩夫走卒，也不例外，这就是所谓摆龙门
阵。
当时我问他们：“你们这里减租了没有？”
“哦，听说有这回事，看见有告示，说要减租的。”
“减了没有？”
“啊！先生，政府的话，哪里靠得住？”
“要是真能减租，好不好？”
“那当然好极了！”
由于这一段短短的谈话，足证一般农民是多么拥护土地改革的政策！
到达目的地时，我的耳朵里似乎充满了人民微弱的呼声：
“那——好——极——了。”这使我立下了一个志愿，一定要贯彻我们少数人的意
志，把二五减租做成功。
于是我们留下一部分人在成都计划减租的办法。我则乘飞机自成都经桂林、广州到
香港，停了一晚，第二天便飞向台湾。
那时台湾的土地改革政策，已完成了立法的程序。陈主席对省议会说：“我一切事
都听从民意，唯有这三七五减租案及连带的法案，务必请大家帮忙通过。”当然，握军
政大权的主席说那些话，到底含有几分“先礼后兵”的意义。
于是，省议会果然好好地通过了主席的提案。十几年后，回想起来，这个法案真正
带来了台湾的安定与繁荣。
我在农复会台湾办事处，曾亲自拟了一张电稿，给成都王主席。我记得稿里有“吾
兄当不让辞修兄专美于前”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请将不如激将”的办法。
第二天成都回电来了，其中有“一切当遵命办理”的一句谦虚话。
天下事只有少数人肯发神经病，把一件事似疯如狂地向前推进，终有达到目的的一
天！
第二章
前面所说的土地改革的情形，足证少数人疯狂似的热忱，是促使一件事情成功的重
要关键。但专靠热忱仍旧不够，还要明白所做的事与历史的关系。历史是无形的，看不
见的。但它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要做一件事，尤
其是比较重大的事情，一定要先弄清楚我们所负的使命是什么？看清楚这点，才不致失
之毫厘，谬以千里。
我们对本身所担负的工作，先要有一种基本的看法，或者说应该根据一种基本的哲
学。这就是全盘问题里最重要的原则。这样，不论工作或解决问题，均可循此原则进行。
此外还要了解国际的大势，能看清这一点，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就不致于违反时代的精
神，若反其道而行，就会和世界的趋势扞格难通的。
我们还该知道本身所处的环境的要求是什么，然后设法解决，而且要用科学的技术
去解决它。谁都知道近世的进步与中古世纪的落后，其主因就是近世有科学技术。用科
学技术，一两个人在短时间内便可完成古代千百人耗费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所以东
方的某些科学落后的国家，实应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始能赶上时代！
除上述各点外，政府的态度、社会的舆论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这几年做事的经
验，深感凡做一件事，如果得不到当局和社会上一般人的信任，即使成功，也是事倍功
半的，反之必可事半功倍。这几年来，台湾农村建设的成功，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不过，多产几十吨米，多养几百头猪，多出口几万斤橘子等等是看得见的有形的成
绩，但在这些有形的成绩后面，还有许多看不见却更重要的因素。我将在这本书里，时
时予以说明。
1984年夏的一天早晨，我在南京红十字会总会办公室里办公时，来了一个电话，要
我亲自接听。我拿起听筒先说道：
“我是蒋某人，你是哪一位？”我讲的是绍兴国语。对方一听我的绍兴国语，便用
他的宁波国语回答说：“这里是委员长公馆，委员长要请蒋先生中午来吃便饭。”绍兴
官话和宁波官话大致相似，所以这几句话，彼此都听得很清楚，知道没有弄错。到了十
二点钟，我依约前往。进了委员长公馆，招呼客人的就领我到一间饭厅里去。这里是我
很熟悉的地方，因为委员长常在此请我们吃饭的。当时我看到桌上有两副碗筷，一个主
座，一个客座，已经安排好了。不到几秒钟，委员长便走出来，说：“请坐、请坐，吃
点便饭吧！”我就依言坐下去了。委员长接着说：“我有一件事情，要请你去担任。”
我问：
“什么事情啊？”他说：“现在有一个中美共同组织的开发农村的委员会，请你去
担任这个会的主任委员。”我说：“委员长，我现在正在办行政院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
这个机构很大，凡是联合国援助我国抗战后期所剩下来的钱和物资，都由这个委员会处
理，这已经够忙了，而且都是关于工业方面的工作，范围很大，从上海到成都，从北方
到广州都在其内。”委员长说：“这个我都知道，我要你担任这个农村工作，就是因为
你担任工业工作的关系，农和工是不好分开的，我就是这个意思，你两个工作都要担任，
这两个工作不能分离的。”我也没有客气，就说：“委员长要我担任，我就担任了。”
他说：“你有什么意见没有？”我当即回答：“我有点意见。”接着我说道，“农村建
设如果不从改革土地着手，只是维持现状，是不会成功的。”委员长点头道：“对了，
你有什么办法？”我说：“我希望划出一个地区做试验，实行土地改革。”委员长问我：
“你要划出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划出无锡来，因为无锡是一个已经半工业化
的县份，那个地方有资本家、有地主，而且无锡的地主不一定靠土地生活，所以把他们
的土地拿来做土地改革，他们也不致于激烈反对。”委员长马上表示同意，说：“哦！
那可以的。”我又补充道：“我指定无锡，还有一个理由，因为土地改革是要地主拿出
土地来的，虽然无锡已相当工业化，但要地主们拿出土地来，总好像是与虎谋皮，是不
容易办到的事，那是可能要动用军队来打老虎的。无锡与南京邻近，容易派兵，将来我
们试验的时候，如果需用兵，不知委员长是不是可以派兵？”委员长果断地说：“可以，
要用兵的时候，当然派兵。好了，就这样做吧！其余的事情慢慢地想。你去负责任，要
什么人你去派，派了之后，你和行政院长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说。我事情也忙，这件事
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全权去办”这句话，今天回想起来，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之中，政府对于农
复会的工作和一班负责工作的人，只有信任，没有一点怀疑。所以我说，得到政府的信
任，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政府不信任，不但土地改革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事情，
也都会办不通的。
读前文，足证促成农村建设成功的几个重要因素，其形成绝非偶然。我们参考着历
史，根据基本哲学，采用近代科学的技术，再适应着社会的环境，随时随地研究，时时
与政府保持联络，十二年来，没有一天间断过，松懈过。我在本书里，不但要写农复会
在台湾的工作情形，同时还追溯一部分过去的事。这样写法，才能使读者明白我们工作
的过程，以及农复会所负的使命。
农复会的基本哲学，前面已经说过。一方面要公平解决社会分配的问题，也就是所
谓社会公道的问题；一方面要采用近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各种生产问题。我们从事农村
工作的目的，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而不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这个想法从何而来呢？这
也是一个偶然的事。往往有好多偶然的事，会发展为一个时代的历史。
1947年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国际学会，有一天学会里推举两个人出来说话，一个代表
西方的，就是现在很有名的英国历史家汤因比（Toynbee）；另一个代表东方说话的，他
们推举了我。汤因比当时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他把俄国与美国作了个比较，说：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公道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人民福利的问题；
另一个是国防问题，也就是一个国家维持军备的费用问题。这两个问题常常互相冲突。
如着重社会公道或社会福利，就得牺牲国防的经费。反之，如着重国防，就不能不牺牲
多数人民的利益。”
他并举了两个例子说，“一个是俄国，正在拼命地建设国防，所以不得不把人民的
福利牺牲了，因此现在俄国的人民生活得很苦。可是美国就不同了，他们在大战以后，
便解散了庞大的军队，积极建设起各种公共事业，为人民谋幸福，以彻底维持社会公道。”
他又说，“现在这个世界好像一条沉下去的船，大家都想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立足。”
这个意思很明白，船沉了，哪里都是不安全的。
汤因比讲完后便让我讲。我开头说：“如果世界像一条沉下去的船，那么中国就正
在这条船的最不安全的一面。”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都很注意地听着。这话是我偶
然冲口说出来的，事前并未细想。不过记得离开南京的时候，有一次我和陈果夫先生谈
天时说过，“果夫先生啊！现在情形真不对了，这个政府要僵掉了，什么事情也办不通，
我们要做一件事，真吃力啊！简直推不动。在行政院两年的经验，我真够苦了。我曾经
和委员长说过，好多事情办不通，僵极了。”他问我为什么会僵极了，我一时又说不出
来，只觉得僵得很厉害，简直不能动了！后来果夫先生说：“唉！你这话是对的，我们
大家再跟委员长去谈谈吧。”我说：“既已僵了，他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们再去谈谈，
倒也不妨。”后来我即匆匆起程赴伦敦，并没有找委员长再谈过，但我心里总想着如这
个问题不能解决，就会影响整个中国的问题，这形成一团阴影，一直存在我的潜意识里，
所以当时轮到我说话的时候，便不自觉地冲口而出。
国防啊！社会公道啊！从此便常在我耳边无声地呼喊着，并不断地提醒着我。以后
我就把“社会公道”保留了，而将“国防”改为“科学技术”和生产。但是我没有把经
过的原委向委员们说明。农复会的委员们接受了我的建议，遂定为农复会的基本政策—
—即一面讲公平分配，一面讲生产。
第三章
土地问题是我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汉唐宋元明清历代末期的变动，
都是由农村问题引起。最早的我不讲它了，让我从汉朝讲起。
西汉的贾谊有句话，说明了当时土地与人民的关系。他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
无立锥之地。”从这句话里，可知当时田地都集中在豪富手里，真正耕种的农民，反而
一点土地都没有。这种情形，到西汉末年尤为显著。王莽知道情势严重，便想把土地问
题作个彻底的解决，于是拟定了一个土地政策，把天下所有的土地统统收归国有。但这
种土地国有政策很糟，无论是大地主、小地主以及佃农，都群起反对，不满的情绪日益
高涨，他们说：“我要地啊！”土地被国家收去以后，人民全都没有地，是不智之举，
所以后来人民终于起来反抗，结果造成了西汉末年的大乱。
后来到了北魏、唐，对于土地问题，有了一个相当好的解决办法，那就是所谓授田
的办法。一个人出生后，便授给一份田地，男女都有规定的数量。这样暂时算解决了问
题。但是等到人口增多，土地就不敷分配了，等到国家已没有田再授给人民的时候，就
只好让人民自由去买卖，结果又回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状况。
我出生于小地主家庭，家里有几百亩良田，虽然是祖宗积下来的，但是我们就靠祖
宗的这点遗产，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在这种土地制度之下，有些人弄点鸦片抽抽，有
些人读读书，去参加科举考试，有些人游荡着无所事事。社会里有了一个不劳而获的阶
级，就会造成人心的不平，又因要保存资本的安全，土地就变为一种资本，购买土地成
了保存家产的一个最好办法。
历代的造反以及朝代的改变，大都是因土地问题引起的。
洪杨造反时，洪秀全的太平军有一个号召：“跟着来，大家有田了！”大家分到田，
当然谁都高兴。于是大家都跟了去。不过等到大局安定了以后，土地问题就不谈了。这
是什么缘故？
因为起初一般百姓为了得到土地，跟了去。等到打进了城，放肆的机会来了，女子
玉帛，任由大家抢掠一番。一抢就糟了，这班乡下来的人，从此再不肯回田间去了。他
们心想，何必要种地呢，乡下老婆又丑又笨，城里人的老婆又美又伶俐，一抢就抢来了，
只要当兵，女子玉帛都有了，还种什么地。而且每次朝代换了之后，人口减少，好多人
被杀掉，地也就足够分配了。
据说，关于湖南湘绣的来历，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我们知道刺绣中最讲究的是江
苏的苏绣，殊不知湘绣的得名是因战事而来。太平天国的时候，政府军里多半是湖南人，
所以后来有所谓“无湘不成军”的话。我们在大陆的时候，军队里也是湖南人多。刺绣
这东西，本来是苏州人的特长。这班湖南人，脾气憨憨的，怎会刺绣呢？但这是有道理
的。当战事结束，曾国藩把军队解散，这班三湘子弟也带了抢来或娶来的苏州老婆回去
了。苏州老婆到了湖南，把苏绣传开来，便成了湘绣。
譬如在浙江的於潜、昌化两地，在洪秀全战乱以后，土地没有人种，以致过了好几
十年，人口还是不够，土地因此也都荒废了。那时候政府想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就是以
田地分配给犯罪的人作为刑罚。譬如一个人犯了罪，县知事便判道：“好，你犯罪了，
罚你领二十亩地去。”这个乡下人说：
“大老爷！求求你开恩，给我领两亩吧，我不要二十亩啊！”大老爷说：“那么你
拿十亩去！”这现象我们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给了田人家不要呢？殊不知这个田要
用本钱去开辟的。试想一二十年没有耕种过的田，已长满了野草，要开辟当然是非常困
难的，同时人民死于战争太多，能出劳力的人手不够，何况有了田便要付税，这个税可
受不了。土地问题本来是很复杂的，每次朝代变更之后，人们何以便把这个问题忘了呢？
这是因为人口减少，本来要土地的人，好多已经死掉了。等到太平若干年以后，人
口日渐增多，土地的分配又发生了困难。所以农村问题，尤其是土地问题，永远是中国
祸乱循环的根源。
中山先生倡导耕者有其田，就是看到历史上这个重要问题的症结所在，想要解决它。
起初我不明白中山先生为什么特别重视耕者有其田，后来我到广东去工作才明白了。中
国土地制度之坏莫过于中山县。有一次我在广州碰到孙哲生先生，我说：“哲生兄！你
老太爷中山先生提倡耕者有其田，可是你们中山县土地制度最坏了。普通的比较正常的
办法所谓五五，是地主得五成，佃农得五成。后来慢慢改为三七，地主得七成，佃农得
三成，甚至一九都有，那就是地主得九成，佃农得一成。试问农民生活哪得不苦？他们
住在茅屋里边，穷得连粥也没得喝，幸亏中山县鱼产丰富，他们可以利用农闲时去捕鱼，
否则叫他们怎么生活呢？”中山先生因为看见农民生活困苦，所以提倡耕者有其田，是
有其社会背景的。有一次中山先生问梁士诒先生：“燕荪先生，袁项城赞成土地改革是
什么缘故？”梁士诒说：“那是当然的，因为北方土地生产力量差，而大多数农民都有
他们自己的土地，所以人们认为耕者有其田是当然的。袁项城又怎么会反对呢？”我国
南方和北方的情形不同，当我们到陕西、甘肃去做工作的时候，知道这两省本来就是耕
者有其田。只有在南方土壤肥沃的地方，土地才成了买卖的商品和财富的资本。这已经
不只是吃饭的问题，而且变为资本问题了。南北不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推行耕
者有其田，首先着重南方。
中山先生有生之年，迄无机会实现他的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只留下了一个主张，那
是民生主义里最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第一次试验此一政策是北伐成功以后在浙江开始的，
那是1939年。当时试行二五减租，由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合推行。减租的结果，民间的经
济，很快就繁荣起来了。我记得那一年过年的时候，爆竹声似乎格外热烈。农民吃得好，
穿得漂亮，农村里洋溢着一片欢乐。但仅在浙江一省进行试验，当地的地主们当然不高
兴。其所以能够推行，是因国民军到达杭州以后，政府的权力有了后盾，所以省政府和
省党部决定要试办二五减租，当时是没有法定机关或民意机构可以反对的，像现在的台
湾，那就要经省议会通过了。那时是革命军训政时代，只要党部与政府合作即可。所以
一般地主即使要反对，也没有办法。不过他们心里是不愿意的，所以到后来，他们终于
买通了职业凶手，把进行二五减租的一个领袖——沈玄庐刺死了。以后，二五减租虽还
继续了一段时期，但是纠纷愈来愈多，地主想出种种的办法来阻挠，结果还是取消了。
今天在台湾已由三七五减租改为耕者有其田，在推行过程中，政府方面要是没有相当的
毅力是行不通的。我们在上面说过，台湾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竭力主张，经省议会的通
过后才办理的，而省议员们多是代表地主一方面的，所以要他们通过土地改革法案，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抗战期间，陈辞修先生任湖北省主席。因战时有安定社会的需要，他就在湖北推行
减租。眼看减租以后，民间的经济状况，果然好转起来了。经过这两次试验，并在前面
说过龙岩的实例，证明减租确能够使社会经济繁荣，因此政府才决定在台湾推行。若没
有湖北、浙江和龙岩的前例，或许大家还不会有这样的信心和热心。
有一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士（JusticeDouglas）到台湾来研究土地改革实
况。他曾问我台湾实行土地改革有无困难？我说要地主把地拿出来，当然经过了种种阻
难。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所谓与虎谋皮，即和老虎讲价钱要它把皮剥下来，你想老虎
肯吗？后来我看见他所写的一本书里有一章叫做“与虎谋皮”，并未说出何人所讲，只
说是在台湾时，听到一个人说的。
有一年陈果夫先生在南京和我说，他竭力主张要把南京城里的地，尤其是现在还没
有造房子的地，统统由政府收购，来办土地改革。等到开会时，他把计划提出后，竟左
右碰壁，大多数人都不赞成。他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后来才知道南京的地，多半早被政
府里的大官用很便宜的价钱收买了，所以要他们来通过他的计划，当然是很困难的。我
那时与陈果夫先生说：“果夫先生啊！南京的地是老虎皮，你要用强力，才能把老虎打
倒，剥下它的皮啊！你跟老虎商量，要想通过剥虎皮的法案，那是办不到的。”果夫先
生说：“真的，起初我不懂，后来我才懂。”
1953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斯蒂文森（Mr．Adlai E．Stevenson）来台湾，曾到
农复会来讨论土地改革和农业生产问题。我代表农复会，作三分钟的致辞。在这短短时
间内，要包括欢迎辞并说明建设农村的基本哲学，其意义与我们初到台湾时省主席所讲
的大致相似。在此不妨译出来重述一遍。
当我写讲辞时，曾经仔细考虑过，在极短的时间内对外国上宾讲话必须扼要中肯、
精密简明才好。后来斯氏在美国讲演或写作，常常引用我这欢迎辞里的话，译文如下：
斯蒂文森先生！
这是您第一次到台湾么？
答：是。
但是我们对于您觉得有一种亲密感，这亲密感是以您在美国几篇著名的讲演中得来
的。
您的讲演，能把美国人民的理想人格化，并超越党派，透过国界，将此宣示于全世
界。
这种人格化的理想，如空谷传音，波动了全世界千千万万人民的心弦。
我们希望您能在这儿的农复会里，看见与您相同的精神，虽然看起来，不免渺小一
点。
农复会的工作，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社会的公道，换言之为公平分配；二是
物质的福利，换言之为增加生产。
我们要想把这两者达成平衡的境界。单独的只讲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其结果是均
贫。反过来说，若只讲生产，其结果会使富者更富，贫者仍贫，贫富悬隔的鸿沟，因此
更为加深。
土地改革，为讲社会公道最要紧的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在今年（1953年）年底
可完成。土地问题，自汉代以来，就是循环不已的人民叛变之源。好几个强大的朝代，
为农民革命狂潮所卷去。
增产最基本的工作，是水利、肥料和病虫害之防治。
很谨慎的能把分配与生产配合起来，在世界这角落里，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
我们的眼看着天上的星，我们的脚踏着地下的草根，我们从农民那里学习不以我们
的幻想去教农民。
我们的理想是很高的，我们的办法是很切实际的。
斯蒂文森先生，我们想您会赞成的。
第四章
自从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我国大后方和沦陷区的一般民众，都相信最后的胜利，必
属于我。日本不自量力，居然和美国打上了，其结果一定会失败的，这是全国人民一致
的看法。
人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日本人看不到这一点，难道他们自己不觉得那样小的一
个岛国，就能够打倒英美两国联军的势力？竟胆敢偷袭珍珠港呢？他们的理由是：如不
把美国的海军毁掉，日本迟早要吃亏的，与其那时候被他们打，不如现在先打他们。日
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方面采取了资本主义，一方面采取了帝国主义，双管齐下，同时
向国外发展。
他们为了争取国外市场和扩展国家的势力，不择手段、不顾信义地向他国侵略着，
除非碰到强有力的阻止，他们是不会停止的。这就是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原因。只是他们
军阀的眼光短浅，太高估自己的力量了！
自19世纪的中叶，以迄20世纪的中叶，这一百年的期间，西洋发展了一种资本主义。
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造成了一种向外扩张的帝国主义。日本就是因为采取了资
本主义与帝国主义，而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呢？也想照日本的维新办法来富国强兵。日
本用资本主义来发展产业，以充实国库，然后再用以强兵。富国强兵是给他们做成功了。
那么我们呢？我们想富国，但是没有富国之道。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的思想，尤其是儒
家，是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主张私人资本主义。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富国政策，不是
要发展私人资本，而是发展国家资本。如招商局、开滦煤矿以及铁道、银行（如大清银
行）等，都是国营的，私人资本向来不受重视，而且政府时时在设法阻止它的发展。因
为大家相信个人资本的发达，会造成社会的不均的。这种思想实违背了19世纪发展工商
业的基本条件——私人资本主义。因为国家资本所经营的工商业，没有同业间的竞争，
则必然影响其进步与发达，国库也就因而不丰，当然没有钱来强兵。数十年来，我们一
直希望富国强兵，而结果是国既愈搞愈穷，兵也愈养愈弱了。
珍珠港事件以后，大家都认为最后的胜利必属于联军，但是在中国大陆和欧洲战场，
都还有一段艰苦的时间需要奋斗。
那时候，我刚接任红十字会会长。由于职责的关系，我曾和一个学生，带了许多美
国红十字会赠送的药品，坐了一部美国红十字会赠送的很漂亮的大救护车，到后方去视
察红十字会的工作。我们从昆明到贵阳，再到桂林，然后转衡阳，再折回桂林，到湘西
镇远，又回到贵阳，最后又到了重庆。因为我们红十字会的总会在重庆，在那里稍事逗
留，即驶往昆明红十字会的办事处。由该地沿滇缅路西行，视察各地红十字会的工作，
到保山为止。在这几个礼拜的视察途中，看到好多极其残酷的事，使我心悸神伤，迄今
难忘。
当时我是以红十字会的会长资格去视察各地壮丁收容所的。管收容所的人，见我带
了药品，便以为我是一位医生，因为里面生病的人很多，所以都让我进去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
我问：“你们从哪里来的？”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
“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先生，没有人逃跑啊！
老实说，能逃跑到哪里去呢？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连喝的水都没
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
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
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听了这些话，我不禁为之悚然！当时那十七个人中有几个病了，有几个仍患痢疾，
我便找医生给他们诊治。照那情形看来，我相信他们的确没有逃跑，像那荒凉的地方，
不但没有饭吃，喝的又是有传染病菌的溪水，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为的是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
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
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那侥幸未死的一些壮丁在兵
营里受训练，大多数东倒西歪地站也站不稳。这是因为长途跋涉，累乏过度，饮食又粗
劣而不洁，体力已感不支，又因西南地方恶性疟疾流行，因此一般壮丁的健康情形都差
极了！
押送壮丁的人，对于壮丁的死亡，似毫无同情心，可能因为看得太多，感觉也就麻
木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它们
常因抢夺一条新鲜的人腿，而红着眼睛厉声低吼，发出极其恐怖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的地方，壮丁们被埋起来，但埋得太草率，往往露出一条腿或一只脚在地面上，有的
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
令人窒息欲呕。
有一天晚上，贵州马场坪一个小市镇里，屋檐下的泥地上零零星星躺着不少病倒的
壮丁。我用手电筒向他们面部探照了一下，看见其中的一个奄奄一息。我问他怎样了？
他的眼睛微微睁开，向电光注视片刻，只哼了一声，便又闭上，大概从此就长眠了。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因为通货膨胀的关系，输赢的
数目很大，大堆的钞票放在桌上，大家赌得兴高采烈，根本不管那些已濒于死亡的壮丁。
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
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我沿途看见的，都是这些残酷悲惨令人愤慨的事。办兵役的人这样缺乏同情心，可
以说到处可见。
有一天我看见几百个人，手与手用绳子穿成一串。他们在山上，我们的车子在山下
驰过。他们正在集体小便，好像天下雨，从屋檐流下来的水一样。他们连大便也是集体
行动，到时候如果没有大便，也非大便不可，若错过这个机会，再要大便，是不许可的。
有好多话都是壮丁亲口告诉我的。因为他们不防备我会报告政府，所以我到各兵营
里去，那些办兵役的人，都不曾注意我。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
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
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可惜我
把估计的方法忘记了。因为那时所根据的各项数字是军事秘密，我没有记录下来。现在
事过境迁，为保留史实计，我在这里写出来，反正不是官方的公文，只可作为野史的记
载看。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
给陈辞修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
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于是我亲自将信送到军事最高当局的收发室，取了收条，收藏起来。不料等了好久
迄无消息。我就去问辞修将军有无消息？他说没有。于是我们商量了一下便去找陈布雷
先生。布雷先生对此事也毫无所闻，但见许多查询。他知道此事重要，就面询军事最高
当局，有没有看见红十字会会长某某先生的信？答说没有。查询起来，此信还搁置在管
军事部门的秘书室里。最高当局看了信以后，就带一位极亲信的人，跑到重庆某壮丁营
里，亲自去调查，想不到调查的结果，完全证实了我的报告。于是把主持役政的某大员，
交付军事法庭。法庭不但查明了他的罪案，而且在他的住宅里搜出了大量金条和烟土，
于是依法把他判处死刑而枪毙了。
当我从滇缅路视察完毕回昆明后，因恐第一份报告不会发生作用，又预备好第二份
视察报告，正准备再递上去，杜聿明长官得到某大员被捕的消息，来通知我说：“你的
报告已经发生效力，那位仁兄已被捕交给军事法庭了。”于是我就把预备好的第二份报
告烧了。
过了几天，军政部长发了一个公文，送到红十字会昆明办事处来。内有最高军事当
局批示给军政部长的话。现在我所记得的为：“役政办法如此腐败，某之罪也。但该部
所司何事，腐败一至于此，可叹可叹。”可笑的是军政部的报告中竟说某处患病壮丁，
已送医院治疗。某处被狗吃过的壮丁尸体，已饬掩埋。这些话真是牛头不对马嘴，壮丁
早已死了，而且那地方并无医院，狗吃人肉也早已吃完了，还要埋什么呢？这真是“科
员政治”的彻底表现了。
天下竟有这么凑巧的事，战后还都以前，内子陶曾谷先飞南京去找住房。经市政府
介绍了一所大宅子，她走进去一打听，才知道那正是被枪毙的那位仁兄的产业。我太太
吓了一跳，拔脚就走，陪去的人莫名其妙，忙问其故，我太太说：
“啊呀！这幢房子的原主要向我先生讨命的呀！”
平心而论，兵役办得这样糟糕，并非完全由于人事关系。
即使主持人认真办理，好多缺点也没法补救：交通不便，徒步远行，体力消耗过甚；
食物不够，且不合卫生，易起疾病；
饮水含微生物，饮之易致腹泻；蚊子肆虐，疟疾为灾。凡此种种，苟无近代科学设
施，虽有贤者负责，亦无重大改进之可能。后经中美当局之研究，从事有效之措施。其
最大的改革，为分区设立若干小型飞机场，将附近若干里内之壮丁，集合于机场，飞往
训练中心。自各村落至机场，沿途设有招呼站、卫生所，供给饮食医药。果然，此制度
实行后，壮丁在途中死亡者百中不过一二而已。
（附：1941年7月作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长时一篇有关兵役状况的原视察报告）
梦麟此次视察黔桂湘红十字会医务工作，道经贵阳至独山，计程二百三十公里。再
自贵阳至镇远，公路二百六十三公里，均东来壮丁必经之道。沿途所见落伍壮丁，骨瘦
如柴，或卧病道旁奄奄一息；或状若行尸，踯躅山道；或倒毙路旁，任犬大嚼。所见所
闻，若隐蔽而不言，实有负钧座之知遇。谨举列上渎，幸赐垂鉴：
（一）落伍壮丁手持竹杖，发长而矗立，形容枯槁，均向东行，盖其心必念家乡也，
沿途所见者十余人。
（二）在马场坪见一落伍壮丁，年约二十左右，病卧街旁，询之，则以手划地作
“吾伤风”三字，问其自何来，曰：“宣化。”继曰：“头痛眼看不见。”遂嘱同行医
生以药物治之，并予以法币十元。翌晨，见其已能立起。同地又见落伍壮丁倒卧街旁，
以电棒照之，但略举目，已不能言语，翌晨死矣。
（三）在离龙里县城一华里公路旁，午前十时左右，见一大黄狗在大嚼一死壮丁左
臂。
（四）渝筑路上桐梓县，在寓所后面院子里见壮丁百数十人正在训练中，面黄肌瘦，
食时，见只给两中碗。旁观有中央军校毕业之李上校叹曰：“天哪！这种兵怎么打仗？
唉！办兵役的人啊！”
（五）据黄平县长云：“有一湘人挑布担过重安江时，遇解送壮丁队，被执，坚拒
不肯去，被殴死。即掩埋路旁，露一足，乡人恐为犬所食，重埋之。湘人苏，送县署，
询之，得知其实。”
（六）黄平县长见道旁卧病壮丁七人，送医院治之，死其六，其余一人病愈逸去。
（七）据马场坪医生云：“有湘人十余人，挑布担迤逦而行，近贵定县，遇解送队，
数人被执，余者逃入县城报告。适一卡车至，持枪者拥湘人上车，向贵阳行驶。湘人赂
之，被释。方下车时，以枪击毙之曰：
彼辈乃逃兵也。”
（八）据镇远红十字分会长云：“分会有掩埋队，见有死而暴露者，有半死而活埋
者，有将死而击毙者。”
（九）韶关解来壮丁三百，至筑只剩二十七人。江西来一千八百人，至筑只剩一百
五十余人。而此百余人中，合格者仅及百分之二十。龙潭区来一千人，至筑仅余一百余
人。以上所述，言之者有高级文武官吏医生教员，所言大致相同。
（十）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
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
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第五章
文化是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它会生长，会发展；也会衰老，会死亡。文化，如果能
够不断吸收新的养分，经常保持新陈代谢的作用，则古旧的文化，可以更新，即使衰老
了，也还可以复兴。
历史上多少灿烂的文化，如巴比伦文化、迦太基文化、古埃及文化，在人类文化史
上，都像昙花般一现就销歇了，但也有若干文化，绵延不断，历久弥新。其间盈虚消长，
是值得我们深长思索的。
大凡文化的发展，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内在的，基于生活的需要，人类有种
种生活的需要，为了满足这些需要，不得不想种种方法来创造，来发明，这是促进文化
发展的一个动力。另一个是外来的，基于环境的变迁，环境变迁多半是受外来的影响，
这是因为四周环境改变了，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就不得不采取新的适应方法，人类如不
能适应新的环境，就不能在这环境里生存。我们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因素总是交互影响
的。
中国文化是少数古文化现在还巍然屹立的一枝。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能不
断吸收新的文化与适应新的环境。
历史上较早的较显著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战国。
战国时候的赵武灵王为了国家的生存，不管王公大臣和国内人民的反对，毅然采取
了匈奴的服装（胡服）和他们的骑射之术（骑在马上射箭）。胡服和骑射都是外国的东
西。他的叔叔公子成对此大表反对。他说：“臣闻中国者，圣贤之所教也，礼乐之所用
也，远方之所则效也；今王舍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道，逆人之心，臣愿王熟图之
也。”赵武灵王听了这席话，便自己亲自去向他叔叔说明。他说：“吾国东有齐、中山，
北有燕、东胡，西有楼烦、秦、韩之边；今无骑射之备，则何以守之哉。先时中山负齐
之强兵，侵略吾地，系累吾民，引水围鄗，微社稷之神灵，则鄗几于不守也。先君丑之。
故寡人变服骑射，欲以备四境之难，报中山之怨，而叔顺中国之俗，恶变服之名，以忘
鄗事之丑，非寡人之所望也。”上面这段话，把公子成说服了。于是下令变服，习骑射。
胡服骑射的结果，中原出现了两种东西，一种是裤子，一种是骑射。中国人向来不
穿裤子，裤子是从胡人那面学来的。
我们推想大概在打仗的时候，要骑在马上射箭，没有裤子不大便当。骑射在战术上
更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以前我们的箭是徒步的兵卒从地面发射的，也有站在战车上发射
的。自从胡人那儿学得了骑射以后，战车便少用了，甚至于不用了。这是因为战车太笨
重，在中原平地，没有山的地方，可以横行，可以打仗，但赵国（现在的山西）境内多
山，战车在山里无法使用，所以非采取骑射不能抵抗敌人。从此以后，战争的方法起了
革命性的改变，也保障了中华民族的生存。
骑射引进以后，马成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工具，所以有“苜蓿随天马，葡萄逐汉臣”
之句。汉武帝在宫外好几千亩地里种了苜蓿。天马是指西域来的马，阿拉伯古称天方，
从那边来的马称天马。只要用苜蓿来饲养，所以要引进马，同时还要引进苜蓿。这时战
车不用了，原来徒步的兵卒，现在已成了马上的骑士，从此军队的活动范围变得既广且
远，运用也迅速了，因此战术便整个变了。
虽然胡服骑射是外面来的，但进来以后，就慢慢地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了。我们
内部长期发展和适应的结果，到汉武帝时，中国已经繁殖了不少的马，战术也变得高明
了，所以能把匈奴逐出去。
汉武帝是一个雄才大略的国君，他一面发展中国的文化，同时发展军略，改进战术，
文治武功，都极一时之盛。凭了新发展的战术，引军西向，把匈奴赶得远远的。历史上
说：
“匈奴远行，不知去向。”现在我们知道他们跑到欧洲去了，他们骚扰欧洲四百多
年，结果把罗马帝国毁了。
所以外来的文化，如果能够采取适当，并适应本国的环境，是能够帮助解决本国问
题的。进来之后，便成了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再经过相当时期的发展，便可以产生
一种更高的新的文化。胡服骑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外来的文化，固然可以刺激本国文化的发展，而本国的文化，受了外来的影响，也
可以更适应环境。如果食而不化，便不会产生像汉代一样灿烂的文化。所以最危险的事
情是只以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对外国来的瞧不上眼，这是很危险的事情。知识不够识
见近，往往患这种毛病。譬如义和团的事情，西太后以至于北方一班老先生，恨外国的
文化，用中国义和团的符咒、刀枪想打外国人，结果一败涂地。我们不是说外国来的都
是好的。外国来的东西，如果不能适应中国的需要，当然不会采取。外国来的东西对于
中国有好处的，是拒绝不了的。
譬如我们的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大都是从西域外国来的。如琵琶，胡
琴、羌笛，好多乐器，都是外国来的。中国原来的音乐，只能在孔庙里听见。许多人都
不知我们现在所称的国乐，是受外国影响很大的。唐代的各种宫廷音乐，大都是西域来
的。现在日本宫廷里还代我们保存了一部分。我们中国人并不都是守旧的，我们一向很
愿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我们这个民族能够这样长久存在，原因就是愿意向外国学习。
又譬如佛教，是从东汉时起慢慢地进来的，到唐朝大盛。
从东汉到宋朝（从2世纪到11世纪）经过八九百年的功夫，佛教变成了中国自己的思
想，与中国原有的儒道两家思想一直共存到现在。等到北宋的时候，宋儒起来了。宋儒
是我们原有的儒家思想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想，它把中国自己原有的思想改变
了。所以近人把宋儒叫新儒学。
现在我们讲新儒学。我们现在称宋儒明儒之学为新儒学。
新儒学有两派：一派以我国原有思想为主，所受佛教思想影响较轻，这派叫做程朱
学派，程指程灏、程颐兄弟，朱即朱熹；另一派以宋之陆象山、明之王阳明为领袖，所
以称为陆王派，这派受佛教思想较重，所含我国原来的思想较轻。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
陆王派对外来的佛教思想与中国本来的儒家思想是并重的。两派比较，则程朱一派较为
侧重儒家思想一些，这是两派的分别。陆王一派到了明朝，佛教思想格外浓厚，这是受
了禅宗思想的影响。陆王、程朱两派彼此互相诋毁，互相倾轧。陆象山曾作诗讥讽朱嘉，
他说：“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其实陆王与程朱两派，都同受佛教影响，
不过轻重之分而已。
明朝末期，西洋耶稣会传教士来了，他们一面传布耶稣的教义，同时把西洋的科学
也传了进来。科学思想与科学方法的传入，影响了清代的学风。有清一代，因为受科学
的影响，考据之学，便成了清代学术的中心。
近代西洋文化的输入，初期是由日本转译而来，稍后才直接从西洋输入。自西洋文
化直接从欧洲输入，中国文化就开始发生大变动了。这个大变动可以五口通商、割让香
港作为起点。此后，外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都一起汹涌地进来了。中国
所受影响，也愈来愈厉害。1898年戊戌变法，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想帮助光绪皇帝把中
国彻底改革，实行西化，但因当时反动的力量太大，变法没有成功。到1900年（庚子年）
的时候，忽然发生了一场反西化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想帮助清朝消灭外国人，所谓“扶
清灭洋”，就是他们的口号。这事闯下了很大的乱子，从此以后，中国的国势，便一天
不如一天了。
日本乘这个机会，用西洋文化来打我们。起初是甲午战争，我们被打败以后，便把
台湾割让给日本。此后日本又继续不断向中国侵略。到第一次欧战时，日本的侵略格外
变本加厉。所谓的“二十一条”，就是在这时候提出来的。后来凡尔赛和会想把青岛让
给日本，消息传来，国内大表反对，学生反对得尤其厉害。这是一次纯粹的爱国运动。
由这次爱国运动，导出了一次要求文化改革与社会改革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后，中
国人的思想，便起了极大的变动。日本一连串地侵略，我们一连串地抵抗。后来革命军
北伐，国民政府成立，与日本的冲突愈大，到1937年，日本开始大规模侵略我们，等到
袭击珍珠港的时候，日本人把世界各国都打上了。
一直等到中国八年血战，才在同盟国共同协力下，把这个远东侵略国家打败了。
所谓中华民族，本来由中国境内的各民族混合而成的。先秦时的记载中，就有东夷
西戎南蛮北狄之称。居住在东部地方的叫夷，西部的叫戎，南部的叫蛮，北部的叫狄。
这是我们历史上常常看见的名字，所谓蛮夷，所谓戎狄，都是异族的通称。这些异族，
不但散居我们国境四周，而且还杂处在我们国境之内。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只能
以文化为中心，来教育他们同化他们。春秋时候，所谓“诸夏而夷狄者则夷狄之，夷狄
而诸夏者则诸夏之”，就是这个意思。所谓夷狄，所谓诸夏，不是种族的差别，只是文
化的异同。夷狄而接受诸夏文化的，则夷狄也是诸夏，诸夏而采取夷狄文化的，则诸夏
也变为夷狄了。夷夏之分，本来如此。后来内部慢慢统一，就成了一个华夏大民族，一
个中国统一的民族。
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称谓，是我们初期历史对外来民族的通称。到了汉
朝，凡从外国来的就叫胡，或称夷了。到了唐朝，外国来的就叫做番了。所以我们常常
称自己为汉人，称外国人为夷人。唐朝时自己称唐人，称外国人为番子。后来我们把自
己的国土称中国，旁的国家称外国。所以胡与汉、唐与番、中与外，都是中国与外国之
别。
这些夷狄与中国本土民族相接触，外来的文化，与原有的文化，因接触而彼此吸收，
外国文化，经过中国吸收，便变为中国文化了。我们前面讲赵武灵王吸收胡人的战术、
胡人的骑射，到了汉朝便发展成功为一种新的战术。到了唐朝，吸收印度的文化，不但
是佛教，还有从佛教带来的美术。印度美术含有希腊的成分，这是亚历山大征略印度边
境时带来的，中国美术，尤其是雕刻内容都是深受影响的。外来文化的进入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由冲突与战争而进来的，其二是由和平的交往而进来的。因为战争而进来的像胡
服骑射，因为文化交往而进来的像印度的佛教和希腊的美术。中国吸收了外国文化以后，
经过一个时期的融合，就成了中国文化了。
中国文化受它的影响，从此便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新的文化，这在历史上都是有史可
鉴的。所以中华民族是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民族。这是我们大家
要知道的。能够吸收外来的文化吸收得适当，而且能够把它适应于中国，这是中国文化
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以前我写过《西潮》，那是讲外来的文化所予我们中国的影响，现在我在这本《新
潮》里，要讲的是中国文化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自己所生的种种变化。我们从历史上
知道，每次外来文化输入以后，经过相当时间，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这就是进步。
民国初年
急剧变化
我在1917年6月间离美返国，美国正为有史以来第一次参加欧战而忙着动员。离美前
夕，心情相当复杂，那晚睡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赫特莱楼，思潮起伏，一夜不曾阖眼。时
间慢慢消逝，终于东方发白。初夏的曙光从窗外爬藤的夹缝漏进房里，清晨的空气显得
特别温柔，蔷薇花瓣上满积着晶莹的露珠。附近图书馆前石阶上的圣母铜像，似乎怀着
沉重的心情在向我微笑道别，祝她抚育的义子一帆风顺。我站在窗前伫望着五年来朝夕
相伴的景物，不禁热泪盈眶。难道我就这样丢下我的朋友，永远离开这智慧的源泉吗？
但是学成回国是我的责任，因为我已享受了留美的特权。
那天下午我在中央车站搭火车离开纽约前往俄亥俄州的一个城市。火车慢慢移动离
开车站时，我不住地回头望着挥手送别的美国朋友，直到无法再看到那些青年男女朋友
的影子时才坐下。
一位朋友陪我到俄亥俄州去看他的朋友。男主人有事进城去了，由漂亮的女主人招
待我们。主人家里没有男孩，只有一位掌上明珠。这位黑发女郎明媚动人，长着一张鹅
蛋脸，而且热情洋溢，真是人见人爱。
我们在那里住了两星期，正是大家忙着登记应召入伍的时候。第一批新兵正在集合
出发，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开往营地受训。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母亲们、妻子们、
朋友们纷纷向出征的勇士道别，有的拥吻不舍，有的泪流满面，就是旁观的人们也为之
鼻酸。
做客期间，我们曾经数度在月明之夜划船游湖。湖上遍布着满长金色和银色水仙花
的小屿，萤火虫像流星样在夜空中闪烁，鱼儿在月色下跳跃嬉水，女孩子们则齐声欢唱。
我还记得一支她们喜欢唱的歌：
六月的空气温暖而清新
你为什么不肯打开你的瓣儿？
难道你怕会有人
悄悄地偷走你的心？
青蛙们也嘶着粗野的歌喉随声和唱。女孩子们唱了一支又接着一支，直到晚风带来
寒意，大家才意识到夜色已深。于是我们弃舟登岸，在斜泻而下的月色中踏着遍沾露珠
的草地回家。
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两个礼拜的愉快生活旋告结束。
我向朋友们道别，乘火车去旧金山。当搭乘的邮船慢慢离开金门海口时，我站在甲
板上望着东方，心里念念不忘在纽约的朋友们。再会吧，朋友们！再会吧，美国！
回到上海时还是夏天。离开九年，上海已经变了。许多街道比以前宽阔，也比以前
平坦。租界范围之外也已经铺筑了许多新路。百货公司、高等旅馆、屋顶花园、游乐场、
跳舞场都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上海已经追上纽约的风气了。
离开祖国的几年之内，上海的学校也增加了好几倍，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所有学校
的经费都是由私人或中国政府负担的。少数例外的学校是多年以前公共租界当局兴办的。
自从这些落伍的学校在几十年前创立以来，租界当局的收入我想至少已经增加百倍。但
是还让中国人永远无知无识吧——
这样，控制和剥削都比较方便。
年轻女孩子已剪短头发，而且穿起高齐膝盖的短裙——
哦！对不起，我说错了，我的意思是指她们穿了仅到膝头的旗袍，当时流行的式样
就是如此。当时中国摩登女子的这种衣服是相当有道理的，从肩到膝，平直无华，料子
多半是绸缎，长短随时尚而定。这原是满洲旗人的长袍，于清军进关时男子被迫而穿着
的，清朝覆亡以后也被汉家女子采用，因此称为旗袍。
到处可以看到穿着高跟鞋的青年妇女。当你听到人行道上高跟皮鞋的急骤的笃笃声
时，就能知道年轻的一代与她们的母亲已不大相同了。过去的羞怯之态已不复存在，也
许是穿着新式鞋子的结果，她们的身体发育也比以前健美了。从前女人是缠足的，天足
运动是中国改革运动的一部分，开始于日俄战争前后，但是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前进展始
终很慢。我想高跟鞋可能是促使天足运动迅速成功的原因，因为女人们看到别人穿起高
跟鞋婀娜多姿，自然就不愿意再把她们女儿的足硬挤到绣花鞋里了。
男子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旧没有舍弃长衫，因为大家已忘记了长衫本来就是旗服。
穿着长衫而没有辫子，看起来似乎很滑稽，但是不久之后，我也像大家一样穿起长衫来
了，因为无论革命与不革命，旗服究竟比较方便而且舒服。谁也不能抵抗既方便又舒服
的诱惑，这是人情之常。
也有一些人仍旧留着辫子，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看不出剪辫子有什么好处。辫子已
经在中国人头上留了两百多年，就让它再留几百年也无所谓。任何运动中总不免有死硬
派的。
在美国时，我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美国的东西。现在回国以后，我把办法刚刚
颠倒过来，喜欢用美国的尺度来衡量中国的东西，有时更可能用一种混合的尺度，一种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尺度，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我可怜黄包车夫，他们为了几个铜板，跑得气喘吁吁、汗流浃背，尤其在夏天，烈
日炙灼着他们的背脊，更是惨不忍睹。我的美国尺度告诉我，这太不人道。有时我碰到
一些野兽似的外国人简直拿黄包车夫当狗一样踢骂——其实我说“当狗一样踢骂”是不
对的，我在美国就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踢过狗。看到这种情形，我真是热血沸腾，很想
打抱不平，把这些衣冠禽兽踢回一顿。但是一想到支持他们的治外法权时，我只好压抑
了满腔气愤。我想起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古训。“懦夫！”我的美国尺度在讥笑我。
“忍耐！”祖先的中国尺度又在劝慰我。大家还是少坐黄包车，多乘公共汽车和电车吧！
但是这些可怜的黄包车夫又将何以为生？回到乡下种田吗？不可能，他们本来就是农村
的剩余劳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身强力壮的去当强盗，身体弱的去当小偷，
身体更弱的去当乞丐。那么怎么办？还是让他们拖黄包车吧！
兜了半天圈子，结果还是老地方。
那么就发展工业，让他们去做工吧。但是没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工业又无法发展。
农村里农夫过剩，只要军阀们肯出钱，或者肯让他们到处掳掠，这些过剩的农夫随时可
以应募当兵，在这种情形下，欲求政府稳定势不可得。因此发展工业的路还是走不通。
租界公园门口的告示牌已经有了改进，“犬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禁条已经修改为
“只准高等华人入内”。甚至一向趾高气扬的洋人，也开始发现有些值得尊重的东西，
正在中国抬头。
关于上海的事，暂时谈到这里为止。
上海这个华东大海港和商业中心，现在已经与向有人间天堂之称的苏州和杭州由铁
路互相衔接。由上海到苏州的铁路再往西通到南京，在下关渡长江与津浦铁路衔接，往
北直通天津和当时的首都北京。上海往南的铁路止于杭州，尚未通到宁波。
我的家乡余姚离宁波不远。宁波虽是五口通商的五口之一，但是始终未发展为重要
的商埠，因为上海迅速发展为世界大商埠之一，使宁波黯然无光。宁波与上海之间有三
家轮船公司的船只每夜对开一次，两家是英国公司，第三家就是招商局。许多年前我父
亲曾经拿这些轮船作蓝本，打造没有锅炉而使用手转木轮的“轮船”，结果无法行驶。
我从上海经宁波还乡，与我哥哥搭的就是这种轮船的二等舱。
事隔二十年，乘客的生活无多大改变。过道和甲板上乘客挤得像沙丁鱼，一伸脚就
可能踩到别人。我们为了占住舱位，下午五点钟左右就上了船。小贩成群结队上船叫卖，
家常杂物，应有尽有，多半还是舶来品。水果贩提了香蕉、苹果和梨子上船售卖。我和
哥哥还因此辩论了一场。哥哥要买部分腐败的水果，因为比较便宜。“不行！”我说，
“买水果的钱固然省了，看医生的钱却多了。”
“哈，哈——我吃烂梨子、烂苹果已经吃了好几年，”他说，“烂的味道反而好。
我从来没有吃出毛病。”他随手捡起一个又大又红然却烂了一部分的苹果，咬掉烂的一
部分，其余的全部落肚。我耸耸肩膀，他仰天大笑。
天亮前我们经过宁波港口的镇海炮台。1885年中法战争时镇海炮台曾经发炮轰死一
位法军的海军上将。
天亮了，码头上的喧嚷声震耳欲聋。脚夫们一拥上船拼命抢夺行李。一个不留神，
你的东西就会不翼而飞。我和哥哥好容易在人丛中挤下跳板，紧紧地跟在行李夫的背后，
唯恐他们提了我们的东西溜之大吉。
宁波几乎与九年前一模一样。空气中充塞着咸鱼的气味，我对这种气味颇能安之若
素，因我从小就经常吃咸鱼。宁波是个鱼市，而且离宁波不远的地方就盛产食盐。我们
跟着行李夫到了车站，发现一列火车正准备升火开往我的家乡余姚。
沿铁道我看到绵亘数里的稻田，稻波荡漾，稻花在秋晨的阳光下发光，整齐的稻田
在车窗前移动，像是一幅广袤无边的巨画。清晨的空气中洋溢着稻香，呵，这就是我的
家乡！
火车进余姚车站时，我的一颗心兴奋得怦怦直跳。我们越过一座几百年前建造的大
石桥，桥下退落的潮水正顺着江流急泻而下。从桥洞里还可以看到钓翁们在江边垂钓。
这桥名曰武胜桥，意指英武常胜。因为四百年前当地居民为保卫余姚县城，曾与自日本
海入侵的倭寇屡次在桥头堡作战。这些倭寇大家都认为就是日本人。
我们跑进院子时，秋阳高照，已是晌午时分。父亲站在大厅前的石阶上，两鬓斑白、
微露老态，但是身体显然很好，精神也很旺健。他的慈祥眼睛和含笑的双唇洋溢着慈父
的深情。我兄弟两人恭恭敬敬地向他老人家行了三鞠躬礼。旧式的叩头礼在某些人中已
经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成为历史陈迹了。
父亲已经剪掉辫子，但是仍然穿着旧式布鞋。他说话不多，在这种场合，沉默胜似
千言万语。我们随即进入大厅。直背的椅子靠墙很对称地排列着，显见他的生活方式仍
然很少改变。正墙上悬着镶嵌贝壳的对联，右联是“海阔凭鱼跃”，左联是“天空任鸟
飞”。对联的中间是一幅墨竹，竹叶似乎受秋风吹拂，都倾向一边。这一切很可以显示
一种满足、安静而且安定的生活。
大厅后面有一个小院子，长方形的大盘子里堆砌着山景，因此使高墙围的院子里凭
添山水之胜。小寺小塔高踞假山之上，四周则围绕着似乎已历数百年的小树。山坳里散
坐着小小的猴子，母猴的身旁则偎依着更小的小猴。这些微小的假猴显得那么玲珑可爱，
我真希望它们能够变成活猴一样大小而跳进我的怀里。小寺小塔之外还有一个小凉亭，
亭里长着一丛篁竹。假池子里则有唼喋的金鱼和探整觅食的小虾。这一切的一切，都使
人有置身自然之感。
刘老丈听说我回家了，当天下午就来看我。在我童年时代，刘老丈曾经讲许多故事
给我们听，小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那天下午，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他告诉我，老百姓们听到革命成功的消息时欢
喜得什么似的。城里的人一夜之间就把辫子剪光了。年轻人买了西装，穿起来很像一群
猴子。他又告诉我，短裙与短发如何在后来侵入县城。革命以后，他那留了七十多年的
辫子居然也剪掉了，可见他对革命和民国仍然是很赞成的，起先他有点想不通，没有皇
帝坐龙庭，这个世界还成什么样子？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以后，他才相信民国的总统，照
样可以保持天下太平。他说，反正天高皇帝远，地方治安本来就靠地方官府来维持。民
国以来，地方官府居然做得还不错。
他说，五十年前太平军侵入县城时，许多脑袋连辫子一起落了地，现在我们虽然丢
掉辫子，脑袋总还存在。他一边说，一边用他皮包骨的手指摸着脑袋，样子非常滑稽，
因此引得大家都笑了。那天晚饭吃得比较早，饭后他告辞回家，暮色苍茫中不留神在庭
前石阶上滑了一下，幸亏旁边有人赶紧抓住他的肩膀，搀住他没有跌伤。他摇摇头自己
开自己的玩笑说：“三千年前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刘太公八十要见阎王了。”说罢哈
哈大笑，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
几天之后消息传来，刘太公真的见阎王去了。对我而言，我失去了一位童年时代的
老朋友，而且再也听不到这位风趣的老人给我讲故事了。
十五年前左右，姊姊和我创办的一所学校现在已经改为县立女子学校。大概有一百
名左右的女孩子正在读书。她们在操场上追逐嬉笑，荡秋千荡得半天高。新生一代的女
性正在成长。她们用风琴弹奏《史华尼河》和《迪伯拉莱》等西洋歌曲，流行的中国歌
更是声闻户外。
我在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左右，随后就到乡下去看看蒋村的老朋友。童年时代的小孩
子现在都已成人长大，当时的成年人现在已经是鬓发斑白的老人。至于当年的老人，现
在多已经入土长眠，只有极少数经历村中沧桑的老人还健在。
村庄的情形倒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糟。早年的盗匪之灾已经敛迹，因为老百姓现在
已经能够适应新兴的行业，而且许多人已经到上海谋生去了。上海自工商业发展以后，
已经可以容纳不少人。任何变革都像分娩一样，总是有痛苦的，但是在分娩以后，产妇
随即恢复正常，而且因为添了小宝宝而沾沾自喜。中国一度厌恶的变革现在已经根深柢
固，无法动摇。而且越变越厉，中国也就身不由己地不断往前迈进——
至于究竟往哪里跑，或者为什么往前跑，亿万百姓却了无所知。
我的大伯母已经卧病好几个月，看到我回家非常高兴，吩咐我坐到她的床边，还伸
出颤巍巍的手来抚摸我的手，她告诉我过去十六年中谁生了儿子，谁结了婚，谁已故世。
她说世界变了，简直变得面目全非，女人已经不再纺纱织布，因为洋布又好又便宜。她
们已经没有多少事可以做，因此有些就与邻居吵架消磨光阴，有些则去念经拜菩萨。年
轻的一代都上学堂了。有些女孩则编织发网和网线餐巾销售到美国去，出息不错。很多
男孩子跑到上海工厂或机械公司当学徒，他们就了新行业，赚钱比以前多。现在村子里
种田的人很缺乏，不过强盗却也绝迹了。天下大概从此太平无事，夜里听到犬吠，大家
也不再像十年前那样提心吊胆。
但是她发现进过学校的青年男女有些事实在要不得。他们说拜菩萨是迷信，又说向
祖先烧纸钱是愚蠢的事。他们认为根本没有灶神。庙宇里的菩萨塑像在他们看来不过是
泥塑木雕。他们认为应该把这些佛像一齐丢到河里，以便破除迷信。他们说男女应该平
等。女孩子说她们有权自行选择丈夫、离婚或者丈夫死了以后有权再嫁。又说旧日缠足
是残酷而不人道的办法。说外国药丸比中国药草好得多。他们说根本没有鬼，也没有灵
魂轮回这回事。人死了之后除了留下一堆化学元素的化合物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说
唯一不朽的东西就是为人民、为国家服务。
一只肥肥的黑猫跳上床，在她枕旁咪咪直叫。她有气无力地问我：“美国也有猫吗？”
我说是的。再一看，她已经睡熟了。我轻轻地走出房间，黑猫则仍在她枕旁呼噜作响，
并且伸出软绵绵的爪子去碰碰老太太的脸颊。
我和大伯母谈话时，我的侄女一直在旁边听着。我走出房间以后，她也赶紧追了出
来。她向我伸伸舌头，很淘气地对我说：“婆婆太老了，看不惯这种变化。”一个月之
后，这位老太太终于离开这个疯狂的、不断在变的世界。
接着我去拜望三叔母。她的年岁也不小了，身体却很健壮。我的三叔父有很多田地，
而且养了许多鸡、鸭、鹅和猪。
三叔母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故事。我的一位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上海，做黄金投机生意，
蚀了很多钱，结果失了业，回到村里赋闲。一年前他吞鸦片自杀，他的寡妇和子女弄得
一贫如洗，其中一位孩子就在皂荚树下小河中捉虾时淹死了。
三叔母捉住一只又肥又大的阉鸡，而且亲自下厨。鸡烧得很鲜美，鸡之外还有鱼有
虾。
三叔父告诉我，上一年大家开始用肥田粉种白菜，结果白菜大得非常，许多人认为
这种大得出奇的白菜一定有毒，纷纷把白菜拔起来丢掉。但三叔公却不肯丢，而且廉价
从别人那里买来腌起来，腌好的咸菜香脆可口。这位老人真够精明。
小时候曾经抱过我的一位老太婆也到村子里来看我。她已经九十多岁，耳朵已经半
聋，却从她的村子走了四里多路来看我。她仔仔细细地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一番，看我并
无异样才安了心。她说，这位大孩子从前又瘦又小，而且很顽皮，他曾经在他哥哥的膝
头咬一口，留下紫色的齿印，结果自己号啕大哭，怪哥哥的膝盖碰痛了他的牙齿。
“你记不记得那两位兄弟在父死之后分家的事？”她问我。
两兄弟每人分到他们父亲的房子的一个边厢，又在大厅的正中树了一片竹墙，把大
厅平分为二。一位兄弟在他的那一半厅子里养了一头牛，另一位兄弟气不过，就把他的
半边厅子改为猪栏来报复。他们父亲留下一条船，结果也被锯为两半。
这两位缺德的兄弟真该天诛地灭！后来祝融光顾，他们的房子烧得精光。老天爷有
眼的！
他们把那块地基卖掉了。一位在上海做生意的富商后来在这块地上建了一座大洋房。
洋房完工时，她曾经进去参观，转弯抹角的走廊、楼梯和玻璃门，弄得她头昏眼花，进
去以后简直出不来。她试过沙发和弹簧床，一坐就深陷不起，真是吓了一大跳。最使她
惊奇的是屋主人从上海买来的一架机器。轮子一转，全屋子的灯泡都亮了，黑夜竟同白
昼一样亮。
管机器的是她邻居的儿子。他是在上海学会开机器的。她做梦也想不到这位笨头笨
脑的孩子居然能够拨弄那样复杂的一件机器。她离得远远地看着飞转的轮子，唯恐被卷
进去碾成肉浆。
她还注意到另一件怪事：厨房里没有灶神。这一家人而且不拜祖先。厨房里没有灶
神，她倒不大在乎，但是一个家庭怎么可以没有祖宗牌位？据说屋主人相信一种不拜其
他神佛的教。她可不愿意信这个教，因为她喜欢到所有的庙宇去跑跑，高兴拜哪位菩萨
就拜哪位。她倒也愿意拜拜屋主人相信的那位“菩萨”。因为上一年夏天她发疟疾时，
那个“庙”里的先生曾经给她金鸡纳霜丸，结果把她的病治好了。但是她希望也能向别
的菩萨跪下来叩头，求他们消灾赐福。
她说她穷得常常无以为炊，饿肚子是常事。我父亲已经每月给她一点米救济她，但
是她的小孙女死了父母，现在靠她过活，因此吃了她一部分粮食。我拿出一张二十元的
钞票塞在她手里。她高高兴兴地走了，嘴里咕噜着：“从小时候起，我就知道这孩子心
肠好，心肠好。”
有一天傍晚，我去祭扫母亲的坟墓，坟前点起一对蜡烛和一束香。没有风，香烟袅
袅地升起。我不知不觉地跪倒地上叩了几个头，童年的记忆复活了，一切恍如隔昨。我
似乎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小孩子，像儿时一样地向母亲致敬，我希望母亲的魂魄能够张着
双臂欢迎我，抚慰我。我希望能够依在她怀里，听她甜美的催眠曲。我的一切思想和情
感都回复到童年时代。母亲去世时我才七岁，因此我对母爱的经验并不多，也许想象中
的母亲比真实的母亲更温柔，更亲密。至少，死去的母亲不会打你，你顽皮，她也不会
发脾气。
从村子里到火车站，大约有三里路，中间是一片稻田。车站建在一个平静的湖泊岸
旁，这个湖叫牟山湖，土名西湖，是一个能灌溉好几万亩田的蓄水库。湖的三面环山，
山上盛产杨梅和竹笋。我步行至车站以后就搭乘火车到曹娥江边。铁路桥梁还没有完成，
因为从德国订的材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迟迟未能到达，所以靠渡船渡江。通往杭州
的铁路工程也因缺乏材料停顿了。从此到杭州的一大段空隙由轮船来衔接。多数旅客都
愿意乘轮船，因为橹船太慢，大家不愿乘坐，所以旧式小船的生意非常清淡。
傍晚时到达钱塘江边，再由小火轮渡过钱塘江，只花二十分钟。我中学时代的橹摇
的渡船已经不见了。
日落前我到了杭州，住进一家俯瞰西湖的旅馆。太阳正落到雷峰塔背后，天上斜映
着一片彩霞。一边是尖削的保俶塔在夕阳余晖中矗立山顶，它的正对面，短矮的雷峰塔
衬着葱翠的山色蹲踞在西湖另一边的山坳里。玲珑的游船点缀着粼粼起绉的湖面。鱼儿
戏水，倦鸟归巢，暮霭像一层轻纱，慢慢地笼罩了湖滨山麓的丛林别墅。只有缕缕炊烟
飘散在夜空。
我感到无比的宁静。时代虽然进步了，西湖却妩媚依旧。
但是许多事情已经有了变化。我的冥想不久就被高跟鞋的笃笃声粉碎了，一群穿着
短裙、剪短了头发的摩登少女正踏着细碎的步子在湖滨散步。湖滨路在我中学时代原是
旗下营的所在。辛亥革命铲平了旗下营，后来一个新市区终于在这废墟上建立起来，街
道宽阔，但是两旁的半西式的建筑却并不美观。饭馆、戏院、酒店、茶楼已经取代占老
的旗下营而纷纷出现，同时还建了湖滨公园，以便招徕周末从上海乘火车来的游客。杭
州已经成为观光的中心了。
我在十多年前读过书的浙江高等学堂已经停办，原址现已改为省长公署的办公厅。
从前宫殿式的抚台衙门已在革命期间被焚，在市中心留下一片长满野草闲花的长方形大
空地。
革命波及杭州时不曾流半滴血。新军的将领会商之后黑夜中在杭州街头布下几尊轻
型火炮，结果未发一枪一弹就逼得抚台投降。新军放了把火焚毁抚台衙门，算是革命的
象征，火光照得全城通红。旗下营则据守他们的小城作势抵抗，后来经过谈判，革命军
承诺不伤害旗下营的任何人，清兵终于投降。旗人首领桂翰香代表旗下营接受条件，但
桂本人却被他的私人仇敌藉口他阴谋叛乱抓去枪毙了。新当选的都督汤寿潜是位有名的
文人，对于这件卑鄙的事非常气愤，闹着要辞职。但是这件事总算没有闹僵，后来汤寿
潜被召至南京，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下担任交通部长。
旗下新市区的东北已经建了五百间平房，安置旧日旗兵的家属。有些旗人已经与汉
人熔于一炉而离开了他们的安置区。几年之后，全体旗人都失去踪迹，一度养尊处优的
统治者已经与过去的被统治者汇为一流了。旗人从此成为历史上的名词，他们的生活情
景虽然始终回旋在我的记忆里，但是有关他们的故事已经渐渐成为民间传说。至于清朝
的崛起与没落，且让史家去记述吧！
从前的文人雅士喜欢到古色古香的茶馆去，一面静静地品茗，一面凭窗欣赏湖光山
色，现在这些茶馆已经为不可抵御的现代文明所取代，只有一两家残留的老茶馆使人发
怀古之幽情，这种古趣盎然的茶馆当然还有人去，泡上一杯龙井，披阅唐宋诗词。这样
可以使人重新回到快乐的旧日子。
我曾经提到杭州是蚕丝工业的中心。若干工厂已经采用纺织机器，但是许多小规模
的工厂仍旧使用手织机。一所工业专科学校已经成立，里面就有纺织的课程。受过化学
工程教育的毕业生在城里开办了几家小工厂，装了电动的机器。杭州已经有电灯、电话，
它似乎已经到了工业化的前夕了。
我大约逗留了一个星期，重游了许多少年时代常去的名胜古迹。离商业中心较远的
地方，我发现旧式生活受现代文明的影响也较少。在山区或穷乡僻壤，旧日淳朴的生活
依然令人迷恋。参天古木和幽篁修竹所环绕的寺庙仍然像几百年以前一样的清幽安静。
和尚们的生活很少变化，仍旧和过去一样诵佛念经。乡下人还是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种茶
植桑，外国货固然也偶尔发现，但是数量微不足道。不过，现代文明的前锋已经到达，
学校里已经采用现代课本。在现代教育的影响下，虽然生活方式未曾改变，新生一代的
心理却正在转变。播在年轻人心中的新思想的种子，迟早是会发芽茁长的。
军阀割据
年轻时我注意到文官总比武官高些。朝廷命官红缨帽的顶子分几种不同的颜色。级
别最高的是红顶子，其次是粉红的，再其次是深蓝的、翠蓝的和白色的，最后是金黄的
也就是最低的一级。我常常看到戴粉红顶子的武官向级别比较低的蓝顶子文官叩头，心
里觉得很奇怪。据说历朝皇帝深恐武官擅权跋扈，所以特意让文官低控武官。历史告诉
我们，国家一旦受军阀控制，必定要形成割据的局面。晚唐的历史就是最好的教训，俗
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因此大家都瞧不起军人。记得邻村有一位品行不
端的人去当兵，在他告假返乡时，大家把他看做瘟神似的，都远远地避开他。人们有个
牢不可破的观念，认为当兵的都是坏人，可鄙、可怕而且可憎。
在另一方面，国家的武力如果一蹶不振，碰到外来侵略就毫无能力抵抗了。宋朝亡
于蒙古，明朝亡于满洲鞑靼，情形就是如此。前临深渊，后是魔鬼，我们究将何去何从？
最要紧的是救中国——北方由陆路来的和东南由海道来的强敌都得应付。那么，怎
么办？赶快建立一支装备现代武器的现代化军队吧！士兵必须训练有素，而且精忠报国。
我们怎么可以瞧不起军人呢？他们是保卫国土的英雄，是中国的救星，有了他们，中国
才可以免受西方列强的分割。鄙视他们，千万不可以——我们必须提高军人的地位，尊
敬他们，甚至崇拜他们。不然谁又肯当兵？
大家的心理开始转变了。穷则变，变则通。我们建立了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装备外
国武器，穿着新式制服，而且还有军乐队。我见过这样的一队现代军队的行军阵容，洋
鼓洋号前导，精神饱满，步伐整齐，令人肃然起敬。我看得出神，恍惚自己已经成人长
大，正在行列中迈步前进——向胜利进军，我站在静静围观的群众中，心里喜不自胜。
这是我首次看到现代的军队。是的，我们必须尊敬士兵和军官。从此以后，只有好男儿
才配当兵，我们必须依赖他们恢复中国过去的光荣。从前的旧式军队中，士兵穿着马甲、
佩着弓箭，或者背着欧洲国家废弃不用卖给中国的旧枪，与今天的现代军队比起来真是
差得太远了！
我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读书时，一位高等学堂的老学生刚从日本士官学校回来探望
师友。他穿着崭新的军服，腰间佩着长剑，剑鞘闪闪发光。这就是中国军队的未来将领，
我们无不怀着钦敬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
许多这样的未来将领正从日本回国，受命组织新军。几年之内新军部队渐次建立，
驻在国内各军略要地。中国已经武装起来保卫她自己了。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军的训练也许不及政府军那样精良，但是革命军的将领和
士兵却充满着爱国热情，随时准备为国牺牲。革命号角一响，政府新军相继向孙中山先
生投诚。短短几个月之内，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清朝帝室就像秋风落叶般消逝了。全国
人民欢欣鼓舞，中国已经获得新生，前途光明灿烂。清政府训练新军，结果自速灭亡，
让他们去自怨自艾吧！让我们为这些受过现代训练的将领的优越表现欢呼！
但是胜利的狂欢不久就成为过去。庆祝的烛光终于化为黑烟而熄灭。新军将领们对
清廷反目无情，对革命更无所爱。
他们已经尝到权势的滋味，绝不肯轻易放弃；而且食髓知味，渴望攫取更大更高的
权势，结果你抢我夺、自相残杀起来。
孙中山先生已经在民国元年即1912年回国。革命军和清政府谈判结果：宣统皇帝退
位，民国接着成立。革命军同意让小溥仪仍旧住在紫禁城里。革命人士准备草拟宪法，
成立参议会，选举总统。不久临时参议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中山先生不久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后来新选的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总统，不过，那
多少是威胁利诱的结果，于是政权又再度落到反动分子的手里去了。袁世凯原来是清朝
的官吏，负责训练新军，他一度失宠于清廷，革命爆发后被召回北京。
孙先生认为他对国家所能提供的贡献，最重要的还是建筑铁路，因此他甘愿主持国
有铁道而让袁世凯统治国家，但是孙先生不久就觉醒了。袁世凯上台时，他很清楚他的
实力在于他所控制的军队。他把国会看做一个惹人讨厌却又无可避免的东西，不过他想，
只要他能控制军队，国会除了给他一点小麻烦外，绝对奈何他不得。这位国家的新元首
在强大的军队支持之下，竟然篡窃了许多并不属于总统的权力。他随时威胁恐吓异己，
甚至不惜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在政治上，他很懂得“分而治之”的那一套，竭力在中
山先生的国民党内部制造摩擦。他更进一步鼓励成立许多小政党，企图削弱国民党的力
量。
他接着采取步骤来削除国民党的武力。他首先暗杀国民党的政治领袖宋教仁，接着
下令解除南方各省所有国民党将领的督军职务，企图激起各省的反抗，然后加以武力扫
荡。孙中山先生想发动二次革命而没有成功。这时候袁世凯差不多已经以武力控制全国，
于是藉口这次“叛变”，预备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南方被他镇压住以后，他
的野心越来越大，亟欲攫取更大的权力和尊荣。1915年他正预备自立为皇帝时，各省纷
纷通电反对，因此被逼放弃皇帝梦，旋即忧伤而死。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建立根据地，希望在那里成立一支军队的核心，发动新
革命而推翻军阀，不料在1922年反被广州军阀陈炯明所推翻。不过翌年孙先生终于在广
州成立新政府，国民革命运动声势得以重振。但这仅是一个开端。
自从野心勃勃而不择手段的袁世凯死了以后，中国一直四分五裂，各省之间内战频
仍，政局扰攘达十二年之久，直至1928年蒋总司令北伐成功，国家才重归统一。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十六年来中国政权一直掌握在军阀手里。内战一次接着一次发
生。这些内战多半还是外国势力怂恿和支持的。内战的结果，国力损耗，民主凋敝，并
且为日本侵略铺了路。革命前途似乎黑暗一片。内战中获胜的军阀趾高气扬，野心越来
越大，不断争取更大的权力。被击败的军阀则夹起尾巴躲到天津和上海的租界里待机再
起，机会一来就重启战衅，使人民又增加一场灾祸。
一度被鄙视、后来受尊重的军人，现在又再度被人鄙视了。
知识分子的觉醒
我从杭州到上海以后就进当时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了江苏省教育
会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会供给。但是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生活，一年之后我就
辞职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银钱往来也在翌年清结。
我与几位朋友在国立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
我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月就销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
进化的社会”。
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
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报纸与杂志均以大篇幅报导国际
新闻和近代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
《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以求中国新生。这本思想
激进的杂志原为几年前陈独秀所创办，后来由北京大学的一群教授共同编辑。《新青年》
在介绍新思想时，自然而然对旧信仰和旧传统展开激烈的攻击。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
“打倒孔家店”！这些激烈的言论固然招致一般读者的强烈反感，但是全国青年却已普
遍沾染知识革命的情绪。
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移居上海。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新诞生的民国的坎坷命运，而且
一部分正受着割据各省的军阀统治。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最强大的据点是南方和上海。
1917年，国民党成立新政府对抗北京政府，以求维护革命人士所致力的原则，并进而推
广于全国。当时广州的南方政府是由总裁控制的。若干参加分子的政治见解非常肤浅，
孙先生无法同意，乃离粤北上定居沪滨，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的研究。
他的目光远超乎当时的政治纷争之外，他的实业计划如果顺利实现，可以解除人民
贫困，使国家富强，并使中国跻于现代工业化国家之林。根据中山先生的计划，中国的
工业建设分为食衣住行四大类。这些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孙先生就根据这些因素计
划中国的工业建设。
他设计了贯串中国广大领土内所有重要商业路线和军运路线的铁路网和军路网。他
定下发展中国商埠和海港计划，也定下疏浚河流、水利建设、荒地开垦等的计划大纲。
他又设计了发展天然资源和建设轻重工业的蓝图。他鉴于中国森林砍伐过度，又定下在
华北、华中造林的计划。
他对工业发展规定了两个原则：凡是可以由私人经营的就归私人经营；私人能力所
不及或可能造成垄断的则归国家经营。政府有责鼓励私人企业，并以法律保护之。苛捐
杂税必须废除，币制必须改善并予统一；官方干涉和障碍必须清除；交通必须发展以利
商品的流通。
铁道、公路、疏浚河流、水利、垦荒、商埠、海港等都规定由国家主持。政府并须
在山西省建立大规模的煤铁工厂。
欢迎外国资本，并将雇用外国专家。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有过现代科学训练的政治家。
他的科学知识和精确的计算实在惊人。为了计划中国的工业发展，他亲自绘制地图
和表格，并收集资料，详加核对。实业计划中所包括的河床和港湾的深度和层次等细节
他无不了如指掌。有一次我给他一张导淮委员会的淮河水利图，他马上把它在地板上展
开，非常认真地加以研究。后来我发现这幅水利图在他书房的壁上挂着。
在他仔细研究工业建设的有关问题和解决办法以后，他就用英文写下来。打字工作
全部归孙夫人负责，校阅原稿的工作则由余日章和我负责。一切资料数字都详予核对，
如果有什么建议，孙先生无不乐予考虑。凡是孙先生所计划的工作，无论是政治的、哲
学的、科学的或其他，他都以极大的热忱去进行。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建议和批评都
乐于接受。
因为他的眼光和计划超越了他的时代，许多与他同时代的人常常觉得他的计划不切
实际，常常引用“知之非艰，行之唯艰”的传统观念来答复他。他对这些人的短视常常
感到困扰。当他在四十年前倡导革命运动时，他就曾遭遇到同样的障碍。后来他写了一
篇叫《心理建设》的文章，提倡知难行易的学说。中西思想重点不同的地方其中之一就
是中国人重应用，而西洋人重理知。中国人重实际，所以常常过分强调实践过程中的困
难，有时是实在的困难，有时只是想象的，以致忽视实际问题背后的原理原则。凡是经
常接触抽象原则和理论的人，或者熟悉如何由问题中找出基本原则的人，都不难了解中
山先生的立论。在另一方面，凡是惯常注重近功实利而不耐深思熟虑的人，可就不容易
了解中山先生的主张了。在清室式微的日子里，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的人，但是真能
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却很少。孙先生深知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时对中
国的发展前途具有远大的眼光，因此他深感超越近功近利的原理原则的重要，他知道只
有高瞻远瞩的知识才能彻底了解问题的本质。
只要我们把握这种基本的知识，实践起来就不会有不可解除的困难了。真正的困难
在于发现基本的道理。事实上，不知真知灼见的事情，必能便利地进行，而在许多地方，
即使所知不深，亦能推行无阻。例如水泥匠和木匠，只要他们照着建筑师的吩咐去做，
即使他们不懂得建筑学，也照样能执行复杂的建筑蓝图。医药方面的情况更明显，诊断
常常比用药困难，医科学生知道得很清楚，在他研究医学之前，他必须对生理学和解剖
学先有相当的了解，而在研究生理学和解剖学之前则又得先研究物理与化学等普通科学。
每一种科学都是许多为学问而学问的人们经过几百年继续不断研究所积聚的结果。由此
可见医学的基础知识之获得比行医远为艰难。
与孙先生同时代的人只求近功，不肯研究中国实际问题的症结所在，希望不必根据
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科学等所得的知识，就把事情办好，更不愿根据科学知识来订
定国家的建设计划。因此他们诬蔑孙先生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他们的“现实
的”眼光根本看不到远大的问题，更不知道他们自己的缺点就是无知和浅见，缺乏实际
能力倒在其次。以实在而论，他们自己认为知道的东西，实只限于浅薄的个人经验或不
过根据一种常识的推断。这样的知识虽然容易获得，但以此为实践基础反常常会遭受最
后的失败。
在西洋人看起来，这些或许只是理论与实践，或者知识与行为的哲学论争，似乎与
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生关系。但是中山先生却把它看得很严重，认为心理建设是其他建
设的基础，不论是政治建设、实业建设或社会建设。有一天我和罗志希同杜威先生谒见
孙先生谈到知难行易问题，杜威教授对中山先生说：“过重实用，则反不切实用。在西
方没有人相信‘知’是一件容易的事。”
《新教育》月刊，一方面受到思想界革命风气的影响，一方面因为我个人受到中山
先生的启示，所以在教学法上主张自发自动，强调儿童的需要，拥护杜威教授在他的
《民主与教育》中所提出的主张。在中国的教育原理方面，《新教育》拥护孟子的性善
主义，因此认为教育就是使儿童的本性得到正常的发展。事实上孔子以后，中国教育的
主流一直都遵循着性善的原则，不过年代一久，所谓人性中的“善”就慢慢地变为受古
代传统所规范的某些道德教条了。因此我们的主张在理论上似很新鲜，实践起来却可能
离本来的原则很远很远，所谓“发展本性”在事实上可能变为只是遵守传统教条。
中国发生的实际情形正是如此。
自从卢梭、裴斯塔洛齐、福禄培，以及后来的杜威等人的学说被介绍至中国思想界
以后，大家对孟子学说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
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
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
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做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
更不应拿书本来填，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
这些就是指导《新教育》的思想原则。读者不难觉察，这与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想是
恰好符合的。《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间知识上的密切关系，终于使我在第二年
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旋涡，担任了教育学教授，并于校长蔡先生请假时代理校长。
北京大学和学生运动
如果你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
越漾越远，越漾越大。北京曾为五朝京城，历时一千余年，因此成为保守势力的中心，
慈禧太后就在这里的龙座上统治着全中国。光绪皇帝在1898年变法维新，结果有如昙花
一现，所留下的唯一痕迹只是国立北京大学，当时称为京师大学堂或直呼为大学堂，维
新运动短暂的潮水已经消退而成为历史陈迹，只留下一些贝壳，星散在这恬静的古都里
供人凭吊，但是在北京大学里，却集结着好些蕴蓄珍珠的活贝。由于命运之神的摆布，
北京大学终于在短短三十年历史之内对中国文化与思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元培）。蔡先生在1916年出任北京大
学校长，他是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著名学者，但是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
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
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蔡先生对学问的看法，基
本上是与中山先生的看法一致的，不过孙先生的见解来自自然科学，蔡先生的见解则导
源于希腊哲学。
这位著名的学者认为，美的欣赏比宗教信仰更重要。这是与希腊文化交融的一个耐
人寻味的实例。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
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
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
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
“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
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
蔡先生崇信自然科学。他不但相信科学可以产生发明、机器以及其他实益，并且相
信科学可以培养有系统的思想和研究的心理习惯，有了系统的思想和研究，才有定理定
则的发现。定理定则则是一切真知灼见的基础。
蔡先生年轻时锋芒很露。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
酒过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有为、梁启超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
张保存清室来领导维新。说到激烈时，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
推翻清廷，否则任何改革都不可能！
蔡先生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
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
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
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
十岁左右。
以后就成为翰林。
蔡先生晚年表现了中国文人的一切优点，同时虚怀若谷，乐于接受西洋观念。他那
从眼镜上面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
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
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
他的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
是一目十行地读，而且有过目不忘之称。他对自然和艺术的爱好使他的心境平静、思想
崇高、趣味雅洁，态度恳切而平和，生活朴素而谦抑。他虚怀若谷，对于任何意见、批
评或建议都欣然接纳。
当时的总统黎元洪选派了这位杰出的学者出任北大校长。北大在蔡校长主持之下，
开始一连串的重大改革。自古以来，中国的知识领域一直是由文学独霸的，现在，北京
大学却使科学与文学分庭抗礼了。历史、哲学和四书五经也要根据现代的科学方法来研
究。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蓬勃一时。
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
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谑。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里，
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这情形很像中国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演。蔡先生就
是中国的老哲人苏格拉底，同时，如果不是全国到处有同情他的人，蔡先生也很可能遭
遇苏格拉底同样的命运。在南方建有坚强根据地的国民党党员中，同情蔡先生的人尤其
多。但是中国的和外国的保守人士却一直指责北京大学鼓吹三无主义——无宗教、无政
府、无家庭——
与苏格拉底被古希腊人指责戕害青年心灵的情形如出一辙。
争辩不足以消除这些毫无根据的猜疑，只有历史才能证明它们的虚妄。历史不是已
经证明了苏格拉底的清白无罪吗？
我已经提到蔡先生提倡美学以替代宗教，提倡自由研究以追求真理。北大文学院院
长陈仲甫（独秀）则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认为那是使中国现代化的两种武器。自由研
究导致思想自由，科学破坏了旧信仰，民主则确立了民权的主张。
同时，哲学教授胡适之（适）那时正在进行文学革命，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以
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白话比较接近中国的口语，因此比较易学易懂。它是表达思想的
比较良好也比较容易的工具。在过去知识原是士大夫阶级的专利品，推行白话的目的就
是普及知识。白话运动推行结果，全国各地产生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几年之后，教育部
下令全国小学校一律采用白话为教学工具。
北大是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知识革命的种子在这块小小的绿洲上很快地发育滋
长。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
这里让我们追述一些往事。一个运动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必有其前因与后果。
在知识活动的蓬勃气氛下，一种思想上和道德上的不安迅即在学生之中发展开来。我曾
经谈过学生如何因细故而闹学潮的情形，那主要是受了18世纪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口
号的法国政治思想的影响，同时青年们认为中国的迟迟没有进步，并且因而招致外国侵
略应由清廷负其咎，因此掀起学潮表示反抗。
第一次学潮于1902年发生于上海南洋公学，即所谓罢学风潮。我在前篇已经讲过。
几年之后，这种学生反抗运动终至变质而流为对付学校厨子的“饭厅风潮”。最后学校
当局想出“请君入瓮”的办法，把伙食交由学生自己办理。不过零星的风潮仍旧持续了
十五六年之久。有一次饭厅风潮甚至导致惨剧。杭州的一所中学，学生与厨子发生纠纷，
厨子愤而在饭里下了毒药，结果十多位学生中毒而死。我在惨案发生后去过这所中学，
发现许多学生正在卧床呻吟，另有十多具棺木停放在操场上，等待死者家属前来认领葬
殓。
表现于学潮的反抗情绪固然渐成过去，反抗力量却转移到革命思想上的发展，而且
在学校之外获得广大的支持，终至发展为政治革命而于1911年推翻清王朝。
第二度的学生反抗运动突然在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此即所谓五四运动。事情
经过是这样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到中国，说欧战中的战胜国已经决定把山东半岛上的
青岛送给日本。青岛原是由中国租借给德国的海港，欧战期间，日军从德军手中夺取青
岛。中国已经对德宣战，战后这块租地自然毫无疑问地应该归还中国。消息传来，举国
哗然。
北京学生在一群北大学生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千学生举行群
众大会，并在街头游行示威，反对接受丧权辱国的条件，高喊：“还我青岛！”“抵制
日货！”“打倒卖国贼！”写着同样的标语的旗帜满街飘扬。
当时的北京政府仍旧在军人的掌握之下，仅有民主政体和议会政治的外表，在广州
的中山先生的国民党以及其余各地的拥护者，虽然努力设法维护辛亥革命所艰辛缔造的
民主政制，却未着实效。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
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
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
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对象。群众蜂拥至曹宅，因为传说那里正在举行秘密会议，
学生破门而入，满屋子搜索这三位卖国贼。曹汝霖和陆宗舆从后门溜走了，章宗祥则被
群众抓到打伤。学生们以为已经把他打死了，于是一哄而散，离去前把所有的东西砸得
稀烂，并且在屋子里放了一把火。
这时武装警察和宪兵已经赶到，把屋子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逮捕了近六十位学生带
往司令部，其余的一千多名学生跟在后面不肯散，各自承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要求入狱。
结果全体被关到北京大学第三院（法学院），外面由宪警严密驻守。
有关这次游行示威的消息，遭到严密的检查与封锁。但是有几个学生终于蒙过政府
的耳目，透过天津租界的一个外国机构发出一通电报。这电报就是5月5日上海各报新闻
的唯一来源。
5日早晨报纸到达我手里时，我正在吃早餐。各报的首版都用大字标题刊登这条新闻，
内容大致如下：
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
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
被捕，下落不明。
除此简短新闻外，别无其他报道。
这消息震动了整个上海市。当天下午，公共团体如教育会、商会、职业工会等纷纷
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把那三位大员撤职，同时释放被捕或被扣的学生。第二天一整天，
全上海都焦急地等待着政府的答复，但是杳无消息。于是全市学生开始罢课，提出与各
团体相同的要求，同时开始进行街头演说。
第二天早晨，各校男女学生成群结队沿着南京路挨户访问，劝告店家罢市。各商店
有的出于同情，有的出于惧怕，就把店门关起来了。许多人则仿照左邻右舍的榜样，也
纷纷关门歇市。不到一个钟头，南京路上的所有店家全都关上了大门，警察干涉无效。
罢市风潮迅即蔓延开来了，到了中午时，全上海的店都关了门。成千成万的人在街
头聚谈观望，交通几乎阻塞。租界巡捕束手无策。男女童子军代替巡捕在街头维持秩序，
指挥交通。由剪了短发的女童子军来维持人潮汹涌的大街的秩序，在上海公共租界倒真
是一件新鲜的事。中国人和外国人同样觉得奇怪，为什么群众这么乐意接受这些小孩子
的指挥，而对巡捕们却大发脾气。
几天之内，罢课成为全国性的风潮。上海附近各城市的商店和商业机构全都关了门。
上海是长江流域下游的商业中心，这个大都市的心脏停止跳动以后，附近各城市也就随
着瘫痪、停止活动，倒不一定是对学生表示同情。
租界当局听说自来水厂和电灯厂的雇员要参加罢工，大起惊慌。后来经过商会和学
生代表的调停，这些人才算被劝住没有罢工。各方压力继续了一个多星期，北京政府终
于屈服，亲日三官员被迫辞职，全体学生均获释放。
各地学生既然得到全国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不免因这次胜利而骄矜自喜。各学府与
政府也从此无有宁日。北京学生获得这次胜利以后，继续煽动群众，攻击政府的腐败以
及他们认为束缚青年思想的旧传统。学生们因为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已经战胜了政府。
参加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愿意做的事。学生们因为有较
好的组织，比较敢言，比较冲动，顾虑比较少，所以打了头阵，并且因此拨动了全国人
民的心弦。
亲日官员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风潮歇止以后，大
家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如此。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校长显然
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这时已经辞职而悄然离开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则启事引
《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他先到天津，
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住在一个朋友的家里。住处就在著名的西湖旁边，临
湖依山，环境非常优美，他希望能像传统的文人雅士，就此息影山林。虽然大家一再敦
劝，他仍旧不肯回到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
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
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因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
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有人说
他随时准备鼓励学生闹风潮，那是太歪曲事实了。
他最后同意由我前往北京大学代理他的职务。我因情势所迫，只好勉强同意担负起
这副重担，我于是在7月间偕学生会代表张国焘乘了火车，前赴北京。到了北京大学，初
次遇见了当时北大学生——以后任台大校长的傅孟真（斯年）和现在台湾任国史馆长的
罗志希（家伦）。两位是北大“五四”的健将，不但善于谋略，而且各自舞着犀利的一
支笔，好比公孙大娘舞剑似的，光芒四照。他们约好了好多同学，组织了一个新潮社，
出版了一种杂志，叫做《新潮》，向旧思想进攻。我现在写《西潮》，实在自从“五四”
以后，中国本土，已卷起了汹涌澎湃的新潮，而影响了中国将来的命运。然而“五四”
之起因，实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帝国主义之崩溃，以及日本帝国主义的猖狂。所
以毕竟还是与西潮有关。
我到校以后，学生团体开了一个欢迎大会。当时的演说中，有如下一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
积聚而成，非旦夕可几。
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
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
几？当法国之围困德国时，有德国学者费希德在围城中之大学演讲，而作致国民书曰：
“增进德国之文化，以救德国。”国人行之，遂树普鲁士败法之基础。故救国当谋文化
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贡者，唯有青年学生。
……
暴风雨过去以后，乌云渐散，霁日重现，蔡先生也于9月间重回北大复职视事。
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
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
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
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
道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治校的准则。学生自治会受到鼓
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此后七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
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
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来校担任客座教授。
这两位西方的哲学家，对中国的文化运动各有贡献。杜威引导中国青年，根据个人
和社会的需要，来研究教育和社会问题。毋庸讳言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考虑问题，自然
要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在当时变化比较迟钝的中国实际社会中自然会产生许多纠纷。
国民党的一位领袖胡汉民先生有一次对我说，各校风潮迭起，就是受了杜威学说的影响。
此可以代表一部分人士对于杜威影响的估计。他的学说使学生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也是
事实。这种情绪对后来的反军阀运动却有很大的贡献。
罗素则使青年人开始对社会进化的原理发生兴趣。研究这些进化的原理的结果，使
青年人同时反对宗教和帝国主义。
传教士和英国使馆都不欢迎罗素。他住在一个中国旅馆里，拒绝接见他本国使馆的
官员。我曾经听到一位英国使馆的官员表示，他们很后悔让罗素先生来华访问。罗素教
授曾在北京染患严重的肺炎，医生们一度认为已经无药可救。他病愈后，我听到一位女
传教士说：“他好了么？那是很可惜的。”我转告罗素先生，他听了哈哈大笑。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思想界，自由风气非常浓厚，无论是研究社会问题或社
会原理，总使惯于思索的人们难于安枕，使感情奔放的人们趋向行动。战后欧洲的西洋
思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介绍进来的。各式各样的主义都在中国活跃一时。大体而论，知
识分子大都循着西方民主途径前进，但是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受到1917年俄国革命的鼓励
而向往马克思主义。《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辞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职务，成为中国共
产运动的领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促使知识分子普遍同情俄国革命。第三国际
于1923年派越飞到北京与中国知识分子接触。某晚，北京撷英饭店有一次欢迎越飞的宴
会。蔡校长于席中致欢迎词说：“俄国革命已经予中国的革命运动极大的鼓励。”
俄国曾经一再宣布，准备把北满的中东铁路归还中国，并且希望中国能够顺利扫除
军阀，驱除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苏俄对中国的这番好意，受到所有知识分子以及一般
老百姓的欢迎。
在这同时，许多留学欧美大学的杰出科学家也纷纷回国领导学生，从事科学研究。
教员与学生都出了许多刊物。音乐协会、艺术协会、体育协会、图书馆学会等纷纷成立，
多如雨后春笋。教授李守常（大钊）并领导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北京报
纸附栏，称这研究会为“马神庙某大学之牛克斯研究会”，不过作为嘲笑之对象而已。
马神庙者北京大学所在地也。此时北大已经敞开大门招收女生。北大是中国教育史上第
一所给男女学生同等待遇的高等学府。教员和学生在学术自由和自由研究的空气里，工
作得非常和谐而愉快。
北大所发生的影响非常深远。北京古都静水中所投下的每一颗知识之石，余波都会
到达全国的每一角落。甚至各地的中学也沿袭了北大的组织制度，提倡思想自由，开始
招收女生。北大发起任何运动，进步的报纸、杂志和政党无不纷起响应。国民革命的势
力，就在这种氛围中日渐扩展，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这一环境中渐具雏型。
军阀之间的冲突正在这古都的附近间歇进行着。在这些时断时续的战事中，北京各
城门有一次关闭几达一星期之久。
枪炮声通常在薄暮时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有一次，我们曾经跑到北京饭
店的屋顶去眺望炮火，那真叫做隔岸观火，你可以欣赏夜空中交织的火网，但是绝无被
火花灼伤的危险。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在空中飞驰，像是千万条彩虹互相交织；隆隆
的炮声震得屋顶摇摇晃晃，像是遭到轻微的地震。从黄昏到清晨，炮火一直不停。我回
家上床时，根本不能把耳朵贴着枕头睡，因为这样炮声显得特别响亮。因此我只能仰天
躺着睡，让耳朵朝着天花板，同时注意到电灯罩子在微微摇晃，玻璃也嘎嘎作响。我有
一只德国种的狼犬，名叫狼儿，它被炮声吵得无法再在地板上安睡，一直哼个不停。
它的耳朵一贴到地板，它就惊跳起来，哼唧几声之后，它冲到房门旁，拼命在门上
抓，它一定以为怪声是我卧房的地板下面发出来的。第二天早上，我骂了它一顿，说它
上一晚不该那么捣乱。它似乎自知理屈，只用两只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早餐时我到处
找不到狼儿，从此再不见它的踪影。大概它跑出去想找块安静地，夜里不会有恶作剧的
魔鬼在地下大敲大擂，好让它安安稳稳地睡觉。不过，我想它大概是很失望的。
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在围城中沿着顺城门大街散步。老百姓还是照常操作，毫无
紧张的样子。拉黄包车和坐黄包车的也与平常毫无异样。我们从西单牌楼转到西长安街，
然后又转到中央公园。皇宫前半门谯楼上的黄色琉璃瓦，在夕阳下映着澄碧的秋空闪闪
发亮。我们在一棵古柏的浓荫下选了一个地方坐下。这些古老的柏树是几百年前清朝的
开国皇帝种植的，有的排成长列，有的围成方形。空气中充塞着柏树的芳香，微风带着
这些醉人的香味吹拂着我们的面庞。我们围坐在桌子旁，静听着邻座酒客的议论。大家
都在议论战事，猜测着谁会胜利．谁将入据北京。谁胜谁败，大家好像都不在乎。操心
又怎么样？北京已经见过不少的战事，饱经沧桑之后，北京还不是依然故我？沉默的午
门谯楼就是见证。
“城门都关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叫条鱼吃吃。”我的朋友说。
堂倌拿了一条活生生的鱼来问我们：“先生们喜欢怎么个烧法？”
“一鱼两吃。一半醋溜，一半红烧。”
鱼烧好端上来了，有一碟似乎不大新鲜。
“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半是死鱼呀！”我的朋友质问堂倌，堂倌鞠了一躬，只是嘻
嘻地笑。
“哦，我知道了！这条鱼一定是从城墙跳进来的，碰到地的一边碰死了，另一边却
仍然活着。”我代为解释。
堂倌再度跑过来时，我的朋友从桌上抓起一把空酒壶，翻过来给他看：“怎么！你
给我们一把空酒壶呀！”
“对不起，”堂倌笑嘻嘻地说，“酒烫跑了！”他马上给我们重新拿了一壶。当然，
两壶酒都记在我们帐上。
我们在黄昏时回家。那天晚上，战斗停止了，我又想起狼儿。这一晚，它大概可以
在城里找个地方，安静地睡一觉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发现政府已经易手。皇宫依然无
恙。老百姓照常过活。各城门大开，成千成万的人从乡下挑着蔬菜、肉类、鸡蛋、鱼虾
涌进北京城。小孩子们在战场上捡起废弹壳，以几块钱的代价在街头出售。许多人拿这
些炮弹壳制花瓶。
城外有些人家破人亡，我亦失掉了我的狼儿。
一般而论，在这些漫长痛苦的日子里，因战事而丧失的生命财产并不严重。使中国
陷于瘫痪而成为邻邦侵略之目标的，实为人心之动荡、交通之破坏、经济之崩溃以及国
民安定生活之遭破坏。国家陷于四分五裂，全国性的建设计划几乎成为不可能。中国当
务之急就是统一。
蔡校长赴欧旅行时，我又再度代理北大校长。这时我接到中山先生一封信，对北大
的各种运动大加奖誉，最后并勉励我：“率领三千子弟，助我革命。”
孙先生可惜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的希望的终于实现，不过短短数年之后，他的继
承人蒋总司令率领革命军从广州北伐，所向披靡，先至长江流域，继至黄河流域，终至
抵达北京。开始于北京，随后遍及全国各阶层的革命运动，已先为这次国民革命军的新
胜利奠定了心理的基础。
扰攘不安的岁月
蔡校长和胡适之他们料得不错，学生们在“五四”胜利之后，果然为成功之酒陶醉
了。这不是蔡校长等的力量或者国内的任何力量所能阻止的，因为不满的情绪已经在中
国的政治、社会和知识的土壤上根深柢固。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
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者赞成严格一点
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
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
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一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
噘起嘴巴、咬牙切齿地随时预备揍人。
有一次，北大的评议会通过一项办法，规定学生必须缴讲义费。这可威胁到他们的
荷包了，数百学生马上集合示威，反对此项规定。蔡校长赶到现场告诉他们，必须服从
学校规则。学生们却把他的话当耳边风。群众涌进教室和办公室，要找主张这条“可恶
的”规定的人算帐。蔡校长告诉他们，讲义费的规定应由他单独负责。
“你们这班懦夫！”他很气愤地喊道，袖子高高地卷到肘子以上，两只拳头不断在
空中摇晃。“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
群众在他面前围了个半圆形。蔡校长向他们逼近几步，他们就往后退几步，始终保
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之间变为正义之狮了。
群众渐渐散去，他也回到了办公室。门外仍旧聚着五十名左右的学生，要求取消讲
义费的规定。走廊上挤满了好奇的围观者。事情成了僵局。后来教务长顾孟余先生答应
考虑延期收费，才算把事情解决。所谓延期，自然是无限延搁。这就是当时全国所知的
北大讲义风潮。
闹得最凶的人往往躲在人们背后高声叫骂，我注意到这些捣乱分子之中有一位高个
子青年，因为他个子太高，所以无法逃出别人的视线。我不认识他，后来被学校开除的
一批人之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我发现他已经成为神气十足的官儿，我一
眼就认出他来。他的相貌决不会让人认错，他的叫骂声仍旧萦回在我的耳畔。他已经成
为手腕圆滑的政客，而且是位手辣心黑的贪官，抗战胜利后不久故世，留下一大堆造孽
钱。
几年之后，发生了一次反对我自己的风潮，因为我拒绝考虑他们的要求。一群学生
关起学校大门，把我关在办公室。
胡适之先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愿不愿意找警察来解围，但是我谢绝了。大门关闭了
近两小时。那些下课后要回家的人在里面吵着要出去，在门外准备来上课的人则吵着要
进来。群众领袖无法应付他们自己同学的抗议，最后只好打开大门。我走出办公室时，
后面跟着一二十人，随跟随骂着。我回过头来时，发现有几个学生紧盯在我背后。北大
评议会决定开除我所能记得的以及后来查出的闹事学生。
好几年以后，我偶然经过昆明中央航空学校的校园。航空学校原来在杭州，战时迁
到昆明。忽然一位漂亮的青年军官走到我面前，他向我行过军礼告诉我，他就是被北京
大学开除的一位学生。我马上认出他那诚实的面孔和健美的体格。
闹学潮时紧追在我背后所表现的那副丑恶的样子已经完全转变了，他的眼睛闪耀着
快乐的光辉，唇边荡漾着笑意。这次邂逅使我们彼此都很高兴。航空学校的校长告诉我，
这位青年军官是他们最优秀的飞行员和教官之一。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
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
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为社会的不良分子。
学生们所选择的攻击目标，常常是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
此，他们常能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中日之间的“事件”日渐增多以
后，学生的示威游行常常被日本人解释为反日运动。纠纷的根源在于二十一条要求和凡
尔赛和约所引起的山东问题。自从远东均势破坏以后，日本几乎享有控制中国的特权。
门户开放政策已经取代瓜分中国的政策，但是门户开放政策必须以均势为基础，均势一
旦破坏，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任由日本宰割，另一条路就是自我振作，随
时随地与日本打个分明。
学生们决定奋起作战，起先是游行、示威、罢课和抵制日货，接着就转而攻击北京
政府，因为他们认为一切毛病都出在北京政府身上。他们发现没有重要的国际问题或国
内问题足资攻击时，他们就与学校当局作对。原因在于青年心理上的不稳。一旦他们受
到刺激而采取行动时，这种不稳的情绪就爆发了。想压制这种澎湃的情绪是很困难的。
若干学生团体，包括青年共产党员，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劳工运动以及工人
的不稳情绪。沿海商埠的工人正蠢蠢欲动。铁路工人和工厂工人已开始骚动，而且蔓延
各地。
他们不久就与学生携手，参加群众大会和游行。劳工运动是不可轻侮的武器。在广
州的国民党政府，曾以总罢工瘫痪香港，使这个英国殖民地在工商业上成为荒漠，历时
十八个月之久。
全国性的反英情绪是1925年的上海五卅惨案激起的。5月30日那一天，一群同情劳工
运动的人在上海大马路（南京路）游行示威，公共租界当局竟然下令向群众开枪，好几
个人中弹身死，伤者更不计其数。工人、商人和学生在国民党及共产党领导之下，随即
发动全面罢工、罢市、罢课，上海再度变为死城。6月23日，广州的学生、工人、商人和
军人继起响应，发动反英示威游行。群众行近沙面租界时，驻防英军又向群众开枪。于
是香港各界亦开始罢工、罢市、罢课，使香港也变为死城。北京英国使馆的华籍雇员，
在学生鼓动之下，也进行同情罢工，致使这批英国外交官员很久都没有厨子和听差侍候。
自从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彼此呼应以后，游行示威者人数动以万计，北京不时有各
式人等参加的群众大会出现，街头游行行列常常长达数里，群众手摇旗帜，高呼口号，
无不慷慨激昂。一位白俄看到这种情形时，不觉怵然心惊。他曾经在俄国看到不少这样
的集会，他说这是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因此他担心是否能继续在中国平安住下去。
学生们找不到游行示威的机会，曾经拿学校当局作为斗争的对象，工人的情形亦复
如此。他们找不到示威的对象时，就把一股怨气发泄在雇主的身上。中央政府或地方政
府对付罢工工人，可比对付学生简单多了。他们有时用武力来弹压罢工工人，有时就干
脆拿机关枪来扫射。
段祺瑞执政的政府显然认为机关枪是对付一切群众行动的不二法宝，因此，在一群
学生包围执政府时，段执政就老实不客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我在事前曾经得到消息，
说政府已经下令，学生如果包围执政府，军队就开枪。因此我警告学生不可冒险，并设
法阻止他们参加，但是他们已经在校内列队集合，准备出发，不肯听我的劝告。结果他
们一到了执政府，子弹就像雨点一样落到他们头上了。
我在下午四点钟左右得到发生惨剧的消息后马上赶到出事地点。段执政官邸门前的
广场上，男女学生伤亡枕藉，连伤者与死者都难辨别。救护车来了以后，把所有留着一
口气的全部运走，最后留下二十多具死尸，仍旧躺在地上。许多重伤的在送医院的途中
死去，更有许多人则在手术台上断了气。我们向各医院调查之后，发现死伤人数当在一
百以上。这个数目还不包括经包扎后即行回家的人在内。
段祺瑞政府的这种行动，引起全国普遍的抗议，段政府后来终于垮台，此为原因之
一。
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除了我前面所谈到的原因之外，另一原因是
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
抗。做父母的最感棘手的问题就是对付桀桀不驯的子女，尤其是这些子女的行为偏偏又
受到邻居们的支持。工人们的情形可就不同了，他们的父母或亲戚，既不是政府大员，
也不是社会闻人，因此他们命中注定要挨警察的皮鞭或军队的刺刀。只有在学生领导之
下，或者与学生合作时，工人才能表现较大的力量。
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党员和共产党党员的支持，因
此势力更见强大。此外还牵涉到其他的政治势力，故而情形越来越复杂，声势也越来越
浩大。
学生运动自从1919年开始以来，背后一直有教员在支持，就是清代时的首次学潮，
也是教员支持的。
后来教员也发生罢教事件，要求北京政府发放欠薪，情势更趋复杂。北大以及其他
七个国立大专学校的教员，一直不能按时领到薪水。他们常常两三个月才能领到半个月
的薪俸。他们一罢课，通常可以从教育部挤出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薪水。
有一次，好几百位教员在大群学生簇拥之下占据了整个教育部的办公厅，要求发给
欠薪。八个国立学校的校长也到了教育部，担任居间调停的工作。教员与学生联合起来，
强迫马邻翼教育次长和八位校长一齐前往总统府，要求发薪水。
这位次长走到教育部门口时，藉口天在下雨，不肯继续往外走。一位走在他旁边的
学生汪翰，马上把自己的雨伞打开递给他，并且很直率地说：“喏，这把雨伞你拿去！”
于是这位次长只好无可奈何地继续前进，后面跟着八位心里同样不怎么乐意的校长。群
众走近总统府时，宪兵、警察赶紧关起大门。教员与学生在门外吵着要进去。忽然大门
打开了，大群武装宪警蜂拥而出，刺刀乱刺，枪把乱劈。上了年纪的教员和年轻的女学
生纷纷跌到沟里，有的满身泥泞，有的一脸血迹，叫的叫，哭的哭，乱成一片。法政大
学校长王家驹像死人一样躺在地上。北大政治学教授李大钊挺身与士兵理论，责备他们
毫无同情心，不该欺侮饿肚皮的穷教员。北大国文系教授马叙伦额头被打肿了一大块，
鼻孔流血，对着宪兵大喊：
“你们只会打自己中国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打日本人？”
这位马教授后来被送到法国医院诊治，政府派了一位曾任省长的要员前往慰问并致
歉意。坐在病榻旁的马教授的老母说：“这孩子是我的独子，政府几乎要他的命，请问
这是什么道理？”
曾任省长的那位要员回答道：“老伯母请放心，小侄略知相法，我看这位老弟的相
貌，红光焕发，前途必有一步大运。
老伯母福寿无疆，只管放心就是。至于那些无知士兵无法无天，政府至感抱歉。老
伯母，小侄向您道歉。”
老太太居然被哄得安静下来，病房里其余的人却几乎笑出声来了。躺在医院病床上
的其他教员，也都因为这位要员的风趣而面露笑容。
这个事件总算这样过去了。
另有一次，教员们涌到财政部要求发放欠薪，部里的人一个个从后门溜走，结果留
下一所空房子。有一次学生们因为不满政府应付某一强国的外交政策，冲进外交部打烂
一面大镜和好些精致的坐椅。学生、教员和工人联合起来罢工罢课，反对北京政府和侵
略中国权益的列强。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
就是罢工。
在那时候当大学校长真是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
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时，不论在校内校
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
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
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我讲这些话，决不是开玩笑。我记下这些往事以后，又做了场恶梦，有时看到青年
男女横尸北京街头，有时又看到宪兵包围北京大学要求交出群众领袖。梦中惊醒之后，
辗转反侧，无法安枕，一闭上眼睛，一幕幕的悲剧就重新出现。
有一天，我和一位老教授在北京中央公园的柏树下喝茶。
这位老教授曾经说过一段话，颇足代表当时扰攘不安的情形：
这里闹风潮，那里闹风潮，到处闹风潮——昨天罢课，今天罢工，明天罢市，天天
罢、罢、罢。校长先生，你预备怎么办？这情形究竟到哪一天才结束。有人说，新的精
神已经诞生，但是我说，旧日安宁的精神倒真是死了！
中国生活面面观
陋规制度
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
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陋规是不公开的公家收支，为政
府及社会所默认的。以现在用语来说，好像我们大家所称的黑市。
这种办法削弱了公务人员的公德心，也使他们把不规则的收入看成理所当然的事。
清廷对官吏的这种收入视若当然，常说“规矩如此”，竟把陋规变成规矩了。这些官吏
对下属营私舞弊也就开只眼闭只眼。如果拿一棵树来比喻政府的话，这种陋规的毒汁可
以说已经流遍树上的每一枝叶和每一根芽。
政府只要求税收机关向国库缴纳定额的税款。主持税收的官吏可以利用各式各样的
藉口和理由，在正规赋税之外加征各种规费。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两银子到了国库，至
少也另有一两银子成了陋规金。在清朝末年，漏入私人腰包的钱远较缴入国库的钱为多。
清廷需用浩繁，只好一味向官吏索取。官吏向民间搜刮，结果官场陋规越来越多，人民
负担也越来越重。乾隆皇帝几次下江南，开支浩大，都靠官吏孝敬、民间搜刮而来，清
代在乾隆朝为极盛时代，而衰运亦在此时开始。
清代后期，征税和捐官等方法均未能使清廷达到筹款的目的。因此不得不乞灵于借
贷外债，而以出让铁路建筑权或矿产开采权为交换条件。这自然是饮鸩止渴的办法。现
在或许还有人记得清廷将四川省内铁路收归国有，以为转让筑路权予外国公司之张本，
结果触发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时逢光绪帝国丧，地方士绅披麻带孝，头顶“德宗景皇
帝神位”，长跪于总督衙门之前，哭呼先帝，保佑四川，不使铁路收归国有，弄得政府
啼笑皆非。
所谓陋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种办法呢？中国当时分为二十二个行省，大约包括两千
个县。县的行政首长是知县，他不但掌管一县的财政，同时还是一县的司法官。他的薪
水每月不过数两银子，简直微不足道。因此他的一切费用都只能在陋规金上开支。如果
上级官员经过他那一县，他除了负责招待之外，还得供应旅途一切需要财物。对于上级
官员的随员也得送“礼”，所谓“礼”通常都是送的钱。
我的故乡余姚城外的姚江岸边有一座接官亭，这是各县都有的。如果有上级官员过
境，知县就在这里迎候。大约六十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发现亭子附近聚了一大堆人。我
赶过去一看，原来是大家在观望学台和他的随行人员在纷纷下船……这位学台正预备去
宁波主持郡试。前一日，知县已经从老百姓手中“抓”去好几条大船，那条专为这位学
台预备的船上装了好几只加封条的箱子，至于箱子里面装些什么，自然只有经手的人才
知道了。
我遥望着学台等一行换了船，学台踏上最华丽的一条，随后这条载着官吏和陋规礼
金的小型船队就扬帆顺着退潮驶往宁波去了。那种气派使我顿生“大丈夫当如是也”的
感触。我心里说从今以后一定要用功读书，以便将来有一天也当个学台以享受封藏在箱
子里面的神秘礼物。
知县还得经常给藩台的幕僚送礼，否则他就别想他们给他在藩台面前说好话；如果
搞得不好，这些师爷们还可能在公事上吹毛求疵呢。各种礼金加起来，一个知县为保宦
海一帆风顺所花的钱就很可观了。同时人情世故也告诉他必须未雨绸缪，何况他还得养
活一家大小以及跟随他的一班人呢！
有靠山的候补知县无不垂涎收入比较大的县份。以我的故乡余姚县而论，就我所能
记忆的，没有一个知县在我们的县里任职一年以上。正常的任期是三年，一位知县如果
当上三年，大概可以搜刮到十万元叮当作响的银洋。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因此藩台
只派些代理知县，任期通常一年。这样一来，候补知县们的分肥机会也就比较多了。
知县任满离职时，通常都得正式拜谒藩台一次，藩台总要问一声他的缺好不好。当
时对于所补的职位叫做缺，也就是等于问他得到了多少陋规金。他的亲戚朋友与他谈话，
也常常以同样的问题做开场白，说：“老兄，你的缺想必很好吧？”
经手政府收入的官吏，官阶越高，漏入他私人腰包的数目也越大。据说上海道台每
年可以获利十万两银子。所以上海道的缺，是全国缺中最肥的。富庶省份的藩台、督抚
以及北京有势力的王公大臣，每年的收入也都很可观。
连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学者政治家曾国藩也赞成陋规制度。他曾在一封信里为陋规
制度辩护，认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他说一个官吏的必要开支太大，而且
还得赡养一家和亲戚。咸丰、同治年间住在北京的名士李莼客曾在日记里抱怨总督张之
洞送他的礼太轻。过了几天日记里又有一段记载，为：“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
避之。”可见张之洞从陋规金中提出来赠李莼客的礼太轻，结果就得罪了这位名士了。
在清代，有前程的候补官员只要花很少的钱，甚至不必出钱，就会有仆从跟随他们。
这些仆从们会含辛茹苦地追随不舍，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主人时来运转，他们也就可以
分享陋规了。如果真的吉星高照，主子和奴才就沆瀣一气，大刮一笔。如果流年不利，
官爵迟迟不能到手，仆从们也还株守不去，直至最后一线希望消灭时为止。一些倒霉的
主人，受不住饥寒煎熬，只好悬梁自尽，以求解脱。我在杭州读书时，曾经听说有一位
赋闲多年的候补知县，因为受不住债主催逼，结果在大除夕自缢了。
变相的陋规恶习甚至流布于小康之家，厨子买菜时要揩油，仆人购买家用杂物时也
要捞一笔。尤其在北平，仆人们来买东西时，商店照规矩会自动把价格提高一成，作为
仆人们的佣金，这在北平通俗叫做底子钱。
这种变相的陋规之风甚至吹到外国而进入拿破仑的家里。拿破仑有个中国厨子，服
务周到而忠心。这位伟大的法国将军临死时记起他的忠仆，就吩咐他的左右说：“你们
要好好地待他，因为他的国家将来是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的。不过这位中国
朋友很爱钱的，你们给他五百法郎吧！”
自然，中国人并非个个如此。哥伦比亚大学的丁良（译音）中国文学讲座基金，就
是为纪念一位中国洗衣工人而设的，基金的来源是他一生辛勤浆洗衣服的积蓄。丁良临
死时把一袋金子交给他的东家，托付他做一点有益于中国的事。这位东家就拿这笔钱，
再加上他自己的一笔捐款，在哥大设置了中国文学讲座，来纪念这位爱国的洗衣工人。
陋规之风更弥漫了整个厘金制度。厘金制度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章鱼把它的触须伸展
到全国的每一条交通线上，吮吸着国内工商业的血液。厘金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设置的，
旨在筹措战费以供应清军士卒。太平军虽然被平定，厘金却始终未取消。
厘金方面的陋规大致是这样的：凡是懂得如何敲诈老百姓的人都可以向政府经纪人
出价投标，只要他出价高，譬如说一年二十万块钱，他就可以获得在某一关卡或若干关
卡征收厘金的权利。这些关卡通常设在官道上的货物必经之地，得标的人就成为此一关
卡的厘卡委员，受权向过往的客商征税。
如果他能在一年之内收到三十万块钱，他把二十万缴政府，其余的钱就归他本人及
其合伙者所有。因此他规定大多数的货物都得抽税，以便充实自己的私囊。
有一次我看到一条装西瓜的木船从关卡附近的一座桥下经过。这条船马上被岸上伸
下来的一根竹柄挠钩拦住了，同时岸上跳下好几位稽查，用铁棒往西瓜堆里乱戳乱插。
西瓜主人慌了手脚，恳求他们手下留情，同时答应他们，要缴多少税就缴多少税。税缴
过以后，这位可怜的农夫才得继续驾船前进。
小商人和农夫对厘金无不深恶痛绝，如果有机会，每一个人都愿意把关卡砸个稀烂。
有一次，一群青年士子乘船去参加科举，途经一处厘金关卡，卡上着令停船，他们却根
本不予理睬。稽查们扣住船只，并且开始搜检行李。这群士子蜂拥上岸，冲进关卡，见
物就砸，结果把关卡打得落花流水。
只留下那面象征朝廷权威的上面写着“奉旨征收厘金”的旗子低垂在空中。围观的
群众以不胜钦慕的目光伫望着这些士子扬长而去。
辛亥革命以后，陋规制度逐渐被戢止，厘金制度亦于稍后废止，官吏的薪俸也提高
了，但是贪污案件还是屡见不鲜，仆役间的揩油风气迄今未衰。有位太太骂她的厨子揩
油揩得太贪心，结果与厨子大吵其架。有人批评这厨子贪心得像条饿狼，他的答复是：
“如果一个人不贪心，他也就不会当厨子了。”
北京某大使馆大使的厨子每买一个鸡蛋，就向主人索价一毛，大使秘书的厨子为主
人买蛋，却只索价五分钱一个。大使夫人问：“为什么我买鸡蛋要比秘书太太多花钱呢？”
她的厨子答道：“太太，大使的薪水要比秘书先生的高呀！”汽车主人也常常发现汽油
箱“漏”油，原因就是司机“揩”油。不必要的修理，更使保养费大得惊人。
自从1927年国民党执政以来，中国一直在设法阻遏政府中的贪污风气，并且规定了
几种对贪污舞弊的严厉罚则。但是陋规制度在清朝以前就已存在。数百年的积习，不是
几年之内，甚至二三十年之内所能完全革除的。自从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公家道德逐渐
提高以后，中国已经革除了很多积弊。
行政技术正与时俱进，相信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可以达到组织健全的现代国家的水
准，征收赋税和控制财政的有效办法也会渐次建立。不幸当时内乱外患并重，致使功败
垂成。
我们中国人一向相信人之初性本善，认为邪恶的产生只是缺乏正当的教育而使善良
的本性湮没。中国社会风气的败坏导源于腐朽的财政制度，而非缺乏责任感。但是这种
制度对社会风气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因此我们迄今仍蒙受其遗毒。
实际的例子已经指出，补救之道在于建立良好的制度来接替腐败的制度。单单废止
坏制度，还是不够的。英国人为中国建立的关税制度，一开始就摆脱了陋规的恶劣影响。
海关雇员都经过良好的训练，薪俸也相当优厚，退休之后还有充裕的养老金。徇情偏私
的情形很少发生。中国为了保证偿付外债而把国家重要收入的控制权交付给外国政府，
这原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而且严重威胁到主权的完整，但是因此而建立的健全关税制度
却是中国的意外收获。
邮政也是根据西方制度建立的。创办迄今，行政效率始终很高，就在漫长的内战时
期，邮递工作也从未中断。抗战期间，日军占领区与中国大后方之间，邮递一直畅通无
阻，邮差们常常穿越火线把邮件送达收件人手里。
盐务机构是另一实例。八年抗战期间，人民的这种日用必需品始终供应无缺。
治黄河的河督衙门从前一向以陋规制度闻名于世，事实上著名的山东菜和河南菜就
是这些食厌珍馐、腰缠万贯的治黄老爷们光顾的结果。同样，扬州菜之所以出名，就是
因为贪图口福的扬州盐商而来。
黄河水利委员会成立以后，改由受过现代训练的工程师主持疏浚工作，陋规制度也
就随滚滚河水冲入黄河去了。老饕已随陋规制度消失，只有烹饪艺术依旧存在。美食家
至今对扬州名菜赞不绝口，但是自从组织完善的现代化盐务制度建立以后，倡导扬州菜
的盐商已无法立足了。
这些成就可以说是依赖外国协助而来的。但是我要请问：
这些成就究竟由于外国人的良好道德，还是由于他们介绍到中国来的良好制度呢？
没有健全的品德，这些制度固然无法实行，但是单凭外国人的道德难道就能收到预期的
效果吗？单凭少数高居要津的外国专家就能够制止千千万万中国职员的不法行为吗？海
关、盐务、邮政之所以成功，还是靠良好制度下的基层中国职员的通力合作。这就是孟
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
中国的现代银行制度和铁道管理也是值得称道的实例。
一般而论，银行与铁路的行政效率很高，而且没有银钱上的重大舞弊案件。
中国的现代大学除了实事求是的学术立场之外，也是经费从无私弊的又一实例。抗
战期间，因为物价高昂，教授生活非常清苦，但是他们始终辛苦工作，力求维持学术水
准。绝大多数的学生，除了接受现代训练之外，在教授和大学当局的良好影响之下，对
于如何诚实而有效地运用公款，也自然养成正确的观念和良好的习惯。
最重要的是对公款处理的态度已经起了根本的转变，过去大家都默认甚至赞扬陋规
制度，到了抗战以前的几年，有识之士不但讨厌它而且随时加以讥讽。这种风气的转变，
再加采用现代方法，当时我们相信对于将来公共行政各方面的经费处理，必将发生良好
的影响。
要消灭仆役、厨子和司机的揩油行为可难得多了。或许要经过五六十年之后才能提
高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在他们的经济地位确切提高以前，我们无法奢望他们临财不苟。
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也许我们已经不容易找到愿意当家庭仆役的人了。抗战时我在昆
明居留的八年期间，我倒在我们的佣人中碰到过一位男仆、一位女佣和一位司机从来没
有揩过油。
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
一般人都说中国的四万万人像一盘散沙，如果说中国的人口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
构成的，倒更切近事实。中国的民主体制包括千千万万的这种单位，由几千年来累积下
来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生活理想疏松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或大或小的单
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治团体发生联
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亲切。他们对地方问题比对国家大事
了解较深。这就是立宪国会失败的症结，也是老百姓听凭军阀统治的原因。我们在前面
曾经一再提到“天高皇帝远”的观念，帝制时代的这种观念就是由上述心理状态产生的。
个人如非特殊事故与所属社会破裂，永远是小单位的一部分，但是各单位之间并无
全国性的组织使其密切团结。这是中国国民生活中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好处在于使
中国生活民主，虽经数百年之战乱以及异族之入侵而仍能屹立无恙，坏处在于中央政权
软弱无能，因而易遭异族侵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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