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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前言（节选） | |||||
| 作者：陈岱孙 文章来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1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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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抗日战争时期由被迫南迁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其前身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三校复员返回平、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师范学院留昆续办，即现今的云南师范大学。 在抗战8年的艰苦岁月里，在地处边陲的云南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生克服物质设备、图书资料、生活条件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精诚合作，共济时艰，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并继承和发扬三校风格各异的优良校风和学风，“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以卓著的业绩，蜚声海内外，为我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促进了云南和西南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教育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 鉴往知来。回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发展历程，不仅可以对过去办学的成败得失具备清明的省知，而且可以承祧优良传统精神，给今天的高等教育以启示与借鉴。 西南联大在人才培养方面成绩斐然。先后在校学生约8000人；1946年三校复员时有1600多人分别转到北大、清华和南开继续学习。培养的这几千名学生，大部分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得很出色，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我国教育、科技、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专家、学者或领导干部，起着带头人或骨干的作用。在此期间，西南联大师生在科学研究工作上也作出了令人注目的成绩，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了若干很有影响的学术专著，而且师生们还结合抗战的需要和社会需要，进行工程技术和其他应用学科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为抗战和国家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抗战8年的日子里，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极为艰苦的。为什么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能取得如此突出的成绩？这是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已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发表了文章，提出了见解。综合起来，我认为以下几点，大家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一、西南联大的师生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的精神。抗战一开始，师生们即深信抗战必胜。老师们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因陋就简为国家培养人才尽心尽力，学生们立志为胜利后建设国家而努力学习。在1983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成立会上陈岱孙老师讲话时即指出：“这个草创的新大学有一个传统，那就是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在那强敌深入、风雨如晦的日子里，弦歌不辍确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追求民主与科学确是当时我们的共同认识和信念。”正如陈岱孙老师所说，这种认识和信念就是大家克服种种困难的动力。不少学生还直接投身于抗战第一线，有记载的从军或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就有1100多人，其中有的为国捐躯，也有许多人离校几年后再回来复学。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师生对时局发展忧心忡忡，又参加到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闻一多教授和潘琰、李鲁连等烈士为此而英勇献身。 二、北大、清华、南开原为久负盛名的大学，合组后师资阵容冠于全国，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有德高望重、学术造诣很深的中年教授，他们曾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和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现代科学技术的奠基人。还有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年轻教授，他们活跃在科学前沿，使西南联大的教学内容与当时国际科技的最新发展紧密结合。老师们的学识、治学方法、学风、敬业精神、道德风范以及艰苦奋斗的作用，时时刻刻使青年学子受到教育与熏陶。这无疑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三、西南联大校务由常委会负责，内外事务各有分工，依靠教授，民主办学。虽然教师分别来自三校，亦属三校编制，各校风格不尽一致，但由于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常委相互信任，合作无间，作出了好榜样，使各系教师都能精诚合作，“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校领导有明确的教育思想，注重德、智、体全面发展，对学生既严格要求，又“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生活，造成诚朴的风气”。 四、西南联大聚集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学生。当时全国实行统一招生，凡有志者均能报考西南联大；还有转学、借读的制度，不少其他大学的学生也慕名而来，通过转学考试或借读进入西南联大。这几千名学生，少数为当地人，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当时国破家亡，许多学生来自沦陷区和战区，经济来源困难或断绝，只能靠很有限的救济金、贷金度日。不少学生到校外兼差：做家庭教师、当售货员、当译员、搞校对等等，只要能补贴度日，他们有事就做。这些学生是在国破家亡时抱着爱国救国的志向来学习的，这是个基础，特别是西南联大兼容并包、治学严谨，又具有“五四”和“一二·九”的传统。有了这样的基础，西南联大的学生中人才辈出也就可以理解了。 五、西南联大当时在海内外获得“民主堡垒”的光荣称号，既是由于有“五四”、“一二·九”光荣传统的深远影响，也是由于有周恩来同志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的正确领导。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执行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的指示，实施适应当时形势的正确领导，充分发挥了民盟以及各进步组织的作用。此外，龙云在云南主政十多年，同蒋介石有着深刻矛盾，加之南方局派代表同他接触后保持了经常联系，他对西南联大的民主运动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这是位于其他地方的大学所不具备的环境条件。 然而，我以为对西南联大的研究工作，不仅要深入研究“为什么西南联大在中国教育史上能出现‘奇迹’”这类问题，或许更重要的还应研究西南联大教育工作的成功实践，是否可以以及如何为当前与今后的高等教育体制深化改革和发展所借鉴。例如，梅贻琦常委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张奚若老师曾对当时的新学生说过的“四年培养不出一个专家，四年只能让同学学到一些知识与一定的治学方法”；以及不同学科的交叉与结合，必修课、选修课应如何要求与安排等等，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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