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在西南联大的日子 | |||||
| 作者：■ 李 凌 文章来源：《纵横》 >> 2004年第04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0-10 | |||||
| 我的爱人马如瑛（爱称小马，又名黎勤）于2003年8月13日，永远地走了，我心中无限悲痛。从1943年相识相恋到如今，整整60年有余，在这60年中，有过甜蜜和欢愉，但更多的是坎坷和苦难。这60年，正当中国经历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日军侵略、民主运动、土改、反右、大跃进、大饥饿、四清、文革十年浩劫，等等，我们历尽各种磨难，但也获得人生各种遭遇。所有的日子中，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 一 我和小马，都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的。联大实行选课制，大一时，文理法工学院的六七百名新生奔跑于各大教室之间上大课，我们互相并不认识。当时我已注意到她这样一位好姑娘，但从不敢往爱情方面想，到了大二（1943年）以后，因为时时同在一个小教室上文学院的专业课，人数不多，相互认识的机会就增多了。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新校舍对面南区的一个小教室上课，我坐在她的后面，下课时，她掉下一只黑色的、用毛线自己打的小手套，我捡了起来，如获至宝，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到第二天才舍不得地还给她。她盈盈一笑说：“原来是你捡到了，谢谢！”从此，我们就算认识了。以后上课就常坐在一起，当时是没有教科书和讲义的，一般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她的手快，记得比较完全，课后我们在一起对笔记，讨论疑难问题。联大图书馆和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图书馆的参考书不多，座位也少，到大考时，特别紧张。她住在南院女生宿舍，离新校舍比较远，就托我先到图书馆借好参考书，找到座位，她来了就一起复习。 熟悉以后，我有时就到女生宿舍找她，男生是不准进入女生宿舍的，我还记得南院门房的女校工用清亮的昆明话喊：“马如瑛小姐，有人找！”不一会，她款款地走出来。我们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坐下聊天，东西南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学习，谈功课，也谈社会，谈政治。我发现她爱国心很强，是很有正义感、很有同情心、嫉恶如仇的人。谈到国民党丧师失地的时候，谈到贪官污吏的时候，谈到贫富悬殊的时候，特别是谈到时时在新校舍门前马路上被捆绑着的“病兵”行列的时候，她感情很激动，有时声带哽咽。我也有同感，还把我知道、看到的人间不平告诉她。我们之间思想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亲密。 我是广州人，1938年广州沦陷，我家逃到三水老家，不久日军打到三水，我们又逃难到香港伯父处。伯父送我到英文书院读书，我因不愿接受英国的殖民主义教育，于是背家出走到昆明。1940年考入同济高中，1942年考入联大。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为弥补贷金的不足，在同济时，我曾经卖过报，擦过皮鞋，当过茶叶工厂的练习生，当过咖啡店的跑堂，但到了联大以后因在城外，想干这些活都没有了，只能靠微薄的贷金生活。联大学生的食堂，早餐是没有的，午晚两餐也没有一点荤腥，菜也很少，米饭则是杂着稗子、老鼠屎、沙粒的“八宝饭”。我没有冬衣，靠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借给的募捐得来的棉大衣过冬；鞋子经常穿得张开大口；因没钱常理发，头上常是乱发蓬松。总之，过得很艰苦。小马不嫌我穷，她知道我吃不饱，有时请我到钱局街口的小铺吃碗焖鸡米线，或吃两块烤饵块。我们都好吃梨，宝珠梨下来时，她买上几个，我们跑到翠湖旁柳树下分着吃。有一个礼拜天上午，下着毛毛细雨，她跑到我的宿舍，叫我到她在海源寺的家去玩，我简直欣喜若狂。但表面上依然装着冷静。她的父亲马子瑜先生（当过晋宁县长，这时任新富滇银行的襄理）是一个很开明慈祥的老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有一次，她送我一件毛衣，我很不好意思，她一边为我套着头穿上，一边说：“穿上吧，这是我专门替你打的，穿上了等于我和你在一起，就不冷了！”这些充满着爱与温馨的行动和语言，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在漫长的60年中，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幸福、最甜蜜的日子。 二 有一天晚上，她悄悄告诉我，她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秘密读书会（有许、陈雪君、刘晶雯），读《新华日报》，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收获很大。她还说：她们办了一个壁报叫《南苑》（南院的谐音），有一期写文章批评当时有些女同学不关心国家和社会，只追求个人享受，甘心当“寄生草”、当“花瓶”。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1944年，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从河南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数月之内，日军一直打到湖南、广西、贵州。重庆、昆明都在敌军俯视之下，人心震动。形势逼使人们关心战事、关心国家，此时中共指出，国民党失败，主要是由于一党专政造成的军队和政治腐败，因此必须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充分发动群众，组织力量，进行反攻，才能取得胜利。中共这些言论，切中要害，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许多人都深信中共的关于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的道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这种联合政府一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当我们在秘密读书会读到这些闪着光辉的语言时，心中是多么兴奋。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议员访问延安。回重庆以后，黄写了一本《延安归来》，这本书我们在秘密读书会时也读到了。毛主席问黄炎培在延安考察几天有什么感想？黄坦率地回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到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主席庄重地回答说：“我们已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我和小马都是学历史的，对黄炎培所说的“人亡政息”的“周期率”也都是了解的，因皇权、贵族、地主的压榨，逼得一代代农民起义，开始时是“造反有理”，等到江山坐稳时，就变脸了，大兴文字狱，大杀功臣。有些开国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也知道讷谏，魏征提出“兼听则聪，偏听则暗”，李世民也能接受，因此也能采取些“轻徭薄赋”的政策，可是由于历代都是皇权专制，今天皇帝让你讲话，明天皇帝就可以不让你讲话，你讲了违背皇帝意旨的话，就是“批了逆麟”，就可能遭到杀身之祸。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明君、贤相和清官，但是明君一变脸或是明君一死，原来的开明政策就会变样，贪官污吏，腐败丛生，土地被兼并，广大农民贫无立锥之地，又会起来造反，这就是黄炎培说的“周期率”，其根子就是皇权专制。毛主席说，民主可以跳出这个周期率，确是至理名言。使我们衷心佩服。 不久，从地下党的渠道，又传来新的消息：毛主席于1945年8月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路透社记者问他：“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要领和界说如何？”毛回答：这个政府 “将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我记得，这四大自由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可以看出，毛主席不但主张要学习19世纪（林肯时期）美国的民主成果，还主张学习20世纪（罗斯福时期）美国民主的成果。我们认为毛主席的这些话是出自真心的，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将是自由、民主、富强的中国。这是崇高的目标。我和小马以及我们这一代的许多青年人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目标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的。 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在白区斗争中，冒着生命的危险，赤手空拳和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特务搏斗（如“一二·一”运动就有4人被打死，30多人受伤）；正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抛弃了城市优裕的物质生活，到解放区和贫农一起吃糠咽菜！ 可是，建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毛主席当初说的关于民主自由的许多承诺并没有得到兑现。邓小平在讨论建国以来历史问题（稿）时曾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他自己正确的东西。”这句话切中要害，对研究毛泽东思想有指导的意义。当然，我们自己也是经过几十年的坎坷历史以后，通过反思才大彻大悟逐渐认识到许多道理的。 三 现在回到上世纪40年代的西南联大和昆明。前面提到，由于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南下打到贵州，引起西南大后方震惊，促使人人关心政治，关心战争，也促使爱国民主运动高涨。在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下，联大、云大的学生、社团、民盟等组织了多种集会，办刊物，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张奚若、曾昭抡等民主教授发表讲演，写文章，带头游行，中心口号只有一个，就是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 联大校园内，各种社团纷纷建立，如剧艺社、高声唱歌咏队、新诗社、阳光美术社、悠悠体育会以及几十个壁报社。小马是活跃分子，参加了歌咏队，又参加剧艺社。在1944年秋，学生自治会改选，击败了三青团分子，进步同学取得了胜利，中共党员齐亮等当选为常务理事，女同学小马和许当选为理事，小马还当选风纪部长和女同学会主席。女同学会建立后，首先抓改善伙食，她们建立监厨制度，协助炊事员精打细算，保证饭菜的质和量，月底还有些节余，改善生活。这种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为同学谋福利的作法，受到同学们的欢迎。1945年的“三八”妇女节，联大女同学会组织了一次“恋爱婚姻问题座谈会”，包括一些男同学，共有数百人参加，把偌大的“昆北食堂”教室都挤满了。大家发言很踊跃，从正确的婚姻观谈到妇女的真正解放，从今天的读书谈到明天的社会地位，妇女要自尊、自立、自强和自爱，等等。这次座谈会使许多女同学受到启发。 在考试前夕，女同学会还推动同一专业的同学组织起来，互相切磋，温习功课。这样做，出于诚意的交流，增加了互相了解，符合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扩大了交友的圈子，也扩大了进步同学的影响。 1945年春，中共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青）在原有的许多秘密读书会的基础上成立。小马被选为民青二支部的支委兼小组长。到5月，在南院的女同学参加民青二支部的已有14人。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举国欢腾，但蒋介石为解除他发动内战的后顾之忧，在10月3日凌晨，以突袭的方式，把龙云挟持到重庆，下一步就要对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下毒手，形势非常严峻。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发动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活动，具体安排是在11月25日在联大民主广场召开一次反内战的时事晚会（到会的大中学生和市民6000多人），请费孝通等四位教授讲反内战的道理。特务派人多方捣乱失败，会场周围突然枪炮声大作，子弹低空掠过，与会群众情绪激愤，在《我们反对这个！》歌声中散会。经过地下党员和民青成员的发动，联大新校舍、南院、师范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一致决定罢课，其他三十多所大中学校也相继罢课，并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反内战，宣传队员被特务殴打。12月1日，数百名武装特务进攻联大新校舍。同学们关起大门，并搬出大批教室的黑板、黑板架和椅子堆在大门后，特务一时不能攻入。在校门外的一个特务拉开手榴弹的弦，正想往校门内扔，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员于再（中共党员）上前劝阻，手榴弹爆炸，于再受重伤，当天去世。特务呼啸而去，进攻附近的联大师范学院，杀死潘琰（女，中共党员）、李鲁连、张华昌三人，三十多名学生被打伤，其中缪祥烈重伤，后被迫锯去一条大腿。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小马和广大同学一样，悲愤莫名，冒着继续被殴打的危险，第一批走上街头讲演，控诉反动派的血腥罪行。我当时已经入党，负责宣传队的组织工作和组织起草文件（如《告士兵书》、《告市民书》等）。运动期间，我和小马还时时见面，但谈的多是学运了。 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之后，“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大家投入紧张的备课、考试。5月4日，联大结束，2000多师生北上平津，分别参加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继续学习。 小马已经毕业，她赴北方的目的是去久已向往的解放区。我本应也于1946年毕业，但1944年我因工作需要，曾赴滇南建水县临安中学教书，休学半年，故还须在北大学习。1945年我已经是中共西南联大第二支部的书记。这样，歪打正着，我可以住在北大继续做地下工作。 当时联大的安排是每25人自由结合，共乘一辆大卡车，从昆明至贵阳，再赴长沙，然后乘火车到武汉，乘船顺流东下到上海，再乘船到秦皇岛转北平。我和小马同车到长沙，一路上看见农村十分贫困，中午每到一个站打尖吃饭时，常有一群枯瘦的孩子向我们乞讨要钱要饭吃。看见这些，小马总是难受得要哭，饭菜不能下咽。我们更加相信，只有共产党解放全中国，农民才能摆脱贫困。到北平后，我们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地。不久，她就和一些同学一起到解放区去了。我在北大，参加了抗议美军暴行（抗暴）运动的发动和领导工作之后，已经暴露，于1947年3月，也和两位同学一起去解放区。我们去解放区的秘密路线是北平—天津—沧县下火车，然后步行二三十里，通过封锁线，到解放区泊镇，说找“康市长”，这是联络暗号，表明是白区地下党介绍来的。我们的目的地原来是延安，后因延安正在打仗，就改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所在地为河南武安冶陶），当时没有公路，更没有汽车，一般干部往来都靠“派差”，由当地农民出马（或牛、驴）车，一站一站送。我们是从泊镇出发，向西南横越冀中平原，经过衡水、南宫、邯郸、邢台再到武安，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从武安送人到邢台后再返回武安的。车夫很健谈，快到武安县城时，他告诉我们说：“前几天武安师范演《白毛女》，演喜儿的是从北平来的大学生，演的可好啦，大家都掉眼泪啦！”我心里怦然一动！是不是我的小马啊？我就请车夫先把我们拉到武安师范去。一看，果然是她！还有联大同学“老总”（罗长友）和徐晶，那个高兴就不用说了。武安师范的王校长动员我留下当教员，我当然同意啦。大家准备了些太行山的花生、大枣等，热热闹闹地为我和小马办了结婚喜事。晚上，她告诉我：“天天看报，看到北平抗暴运动取得成功，为你们高兴，又看到国民党抓人、枪毙人，又为你担心着急，有时晚上被恶梦惊醒……”听了这些话我十分感动。 当时国共正处于交战状态，解放区和白区之间，邮电根本不通，小马到解放区后，在哪里，做什么工作，我根本不知道。她又改名黎勤，我更无法打听。如果不是那个车夫无意说起，我可能无法找到她。我们能这样重新聚首，真可算是有缘了。 四 1979年，小马从地震局调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1982年我调中国社科出版社，我们对工作都比较满意。同时，党和国家也不再搞政治运动了，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了，一心抓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几个孩子也都成家立业。虽然常有不顺心、看不惯的事，但总的来说，心情是愉快的，我和小马互相勉励，要保重身体，争取能过米寿（88岁）和白寿（99岁）。 有一次，有朋友送几个梨子来，我切开很好吃，就分一块给小马。她说：“梨是不能分开的，分梨分离啊！”于是我想起当年我们在翠湖柳荫树下分宝珠梨吃的情景，说出歪诗两句：“昆明宝珠上市时，翠湖堤畔柳如丝。”说到这里，小马说：“你别说，让我续下去。”她想了一下说：“怪道今生常惜别，原来当初好分梨（离）。”说罢相对苦笑，又细细算了一下，几十年来，我们相聚的时间太少太少，分离的时间太多太多。小马为安慰我，说无论如何，我们总算幸存下来了，我们总算是幸运的。我们过去的熟人像齐亮，在联大时一起学习，一起工作，多么好的一个同志，被国民党抓去，在渣滓洞牺牲了，接着我们想起闻一多老师和四烈士，想起在解放云南时牺牲的同学如陈月开（陈海）、吴国珩、曾庆铨等，不禁黯然神伤。 又想起，当年被称为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大的师生，建国以后在各个政治运动中被整死的真不少，如吴晗老师，是在被毒打之后，一根根头发被拔出折磨死的，潘光旦、向达、李广田、饶毓泰、叶企孙、陈梦家都含冤去世了。在1945年11月25日的晚会上，在蒋军枪炮声中仍然大声呼吁停止内战、要求民主的费孝通、钱瑞升、潘大逵三位教授都被打成右派，曾昭抡教授也被打成右派，被称为“难以企及”的“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和吴宓在晚年也备受折磨。 毛主席曾说，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是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这话对于当时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党员是极大的鼓舞。但曾经领导联大的及其他地区的地下党工作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可称为第二条战线的将帅级领导人———曾经担任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长的钱瑛和华北局城工部长的刘仁，在十年浩劫中都被折磨死。曾经担任南方局宣传部长、《新华日报》总编辑的华岗，在抗战期间代表中共做龙云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龙云同意在昆明设立新华日报营业处，并同意在云南省政府内设立秘密电台和延安、南方局联系。由于龙云对民主运动的开明态度，禁止中央军抓捕进步人士和学生，才使联大能保持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光荣传统，使联大和昆明成为民主堡垒。但华岗在1955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16年后瘐死狱中。龙云也因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为提出意见，被打成右派。 联大的同学，地下党员被迫害死的也很多。据我们记得的如：两弹一星元勋之一赵九章、陈琏（只因为她是陈布雷的女儿）、范迪之（即范椿镛，只因为他当过美军翻译）、耿仁荫（女，在1946年底“抗暴”运动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在文革中因被说成是北京市委黑帮的成员，被迫自杀）、李炳泉（抗战初期曾任联大群社的社长，解放战争时期在北平担任记者，他和另一联大同学刘时平探得国民党军队企图用数百辆军车突袭在平山的党中央，当时我大军在外线作战，形势非常危急，幸得刘、李二位及时将秘密情报电传给党中央，中央迅速揭露，国民党军队才不敢进犯，文革中李却被迫害致死）、邓特（在“抗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十分积极，被敌人逮捕，严刑拷打，他始终不屈，后因广大同学抗议，由北大校方保释出狱，解放后参加部队南下，在党校任教员，被怀疑为自首叛变，虽经调查证明否定，但仍被逼供，最后绝望自杀）、尚嘉齐（尚钺的儿子，在学运中表现积极，李凌发展的党员，解放后调团中央学生部工作，后调吉林工业大学，十年浩劫期间被造反派打死后从楼上扔到地下，谎报说是跳楼自杀）。 联大的同学被打成右派或被戴上种种帽子的就难以计数。如袁永熙，抗战初期即任中共联大总支书记，云南省工委青委委员，在“一二·一”和“抗暴”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中学教书，文革中几乎被打死…… 我和小马回想起这些同学、老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如在眼前，使我们十分难受，老泪纵横。后来小马说，好了，好了，不去想吧，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而且冤假错案也都平反了，今后也再不搞政治运动了，这类悲剧也不会再演了。我们是幸存者，应该振作起来，向前看。 |
|||||
| 文章录入：admin 责任编辑：admin | |||||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
| 最新热点 | 最新推荐 | 相关文章 | ||
| 没有相关文章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西南联大书籍订购 | | 站长博客 | | |
 |
版权 Copyright© 2002-2005 PowerEasy V4.03
网络供应VS虚拟主机提供：68互联【赞助：罗承】站长：龙美光 昆明江岸小区.云南民族中学 邮箱：longmeiguang@163.com 邮编：650221 滇ICP备05002034号 站长电话：0871-6599831 站长邮箱 站长声明 QQ：3781791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