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凌在家中。摄影/钟雪峰     西南联大落户昆明的校舍。图片转自金阳网         编者按: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这是60多年前，西南联大校歌里的一句歌词。虽然那场民族抗争的刀光剑影早已在60年前的光阴里凝固，但是，那镌刻在历史年轮上的铿锵声音，却仍记录着历史的烟云，唤醒着民族的记忆…今年11月1日是西南联大前身长沙临时大学成立68周年纪念日。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今天，我们选择走进一位老人，听他追忆一个伟大的学府，一段激动人心的往事。

    李凌，退休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编审工作。1925年生于广州，17岁入西南联大，师从闻一多、吴晗等名家学习文史，同时参加秘密读书会，投入各种进步活动。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西南联大第二支部书记。解放以后，他虽遭受过不公正待遇，但矢志不渝地深入研究社会科学，成果卓著。在中国社科院工作的20年中，主持编辑出版了《简明中国百科全书》等众多有影响的出版物。《李凌集》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由于屋外的树影，李凌的房间显得有些暗。墙上挂着一张妻子年轻时的黑白照。一旁的书桌、书架上摆满了他发表过的文章和编写的书籍，床头摆的是几本大部头。80岁的李凌虽然身体不是很好，听力也下降了，但对于他来说，80个春夏秋冬的轮回里，有一页抹不去的记忆却永远年轻。

烽火中初入联大

    李凌的童年充满了战乱与动荡。1938年，在日本人的炮火中，原本在广州开鞋铺店的父亲抢出两麻袋皮鞋，带着李凌的两个弟弟往北逃难，一路上靠摆地摊卖皮鞋维持生活。他则被父母送到了三水老家。后由于日军从广州继续打到三水，李凌又被送到了香港伯父家。

    在香港的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李凌在英文学院读书，平时对话都用英语。当时很多同学最大的愿望就是到英国留学，以后回来为港英政府打工，当公务员。但李凌不愿意走这样的道路。

      1940年，李凌背家出走，跑到了昆明，在同济大学就读两年高中之后，1942年考进了西南联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清华，北大，南开一起搬到长沙，在同年的11月1日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大概两个月之后，日军攻陷南京并向武汉推进，长沙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教育部命令学校搬到昆明，改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5月4日开学， 1946年5月4日结束，一共在历史上存在了8年。

    办学条件艰苦是西南联大给李凌的第一印象：图书仪器十分缺乏，教育设备更是简陋。学生宿舍大多是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板房。教室多是铁皮屋顶，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屋。

    学校食堂里面只有几十张饭桌而无坐凳，学生都是站立用膳。学生每日吃的多是仅用盐水煮的蔬菜，很少有油水，红米饭里面往往掺了很多砂子。

    学生上课同样艰苦的。由于教室分散，学生们往往上完一课，就得匆匆赶往另一相距颇远的教室。

    对于当时的住宿条件，李凌这样形容：“外头下大雨，里头下小雨；外头不下雨，里头还下雨。”

学习和战斗在联大

    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西南联大仍然是众人向往的学府。据李凌回忆，当时，很多大学教授的子女、达官贵人的孩子都以进联大为光荣。傅作义的女儿，梅贻琦的儿子，孔祥熙的侄女儿，都在联大念书。

    联大教学环境的不理想丝毫没有影响优秀人才的不断涌现。联大的校园里共走出了90位两院院士，两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六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一大批社会科学家、政治家、革命家。

    据李凌回忆，当年联大实行的是通才教育，培养的不是只懂一技之长的技师，“而是中国的、外国的历史、文化、哲学都懂得的用脑筋的人才”。因此，当时作为一个一年级的文科新生的李凌，也得学理科的知识；反过来，文科课程也是理科学生的必修课。

    在李凌看来，自己后来之所以研究的领域广泛，包括经济、历史、法律等各个方面，联大的通才教育首当其功：“大学不是什么知识都给学生准备好的，而是教学生养成一种学品，让他们知道做人应该怎么做，做学问应该怎么做。一句话，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联大有“民主堡垒”的称号，它遵从北大蔡元培提出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允许各种各样的思想观点存在。这使得西南联大名师如云，汇集了学术界的众多大师。比如范长江，他在课堂上讲解放区的情况。比如闻一多，他经常抨击当时政府，而这在别的地方是不允许的。

    上楚辞唐诗的闻一多在李凌的记忆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李凌回忆，闻一多讲楚辞有一个特点，他往往等天黑下来的黄昏，在教室之外，点个香炉，拿个烟斗，然后开始念楚辞的名句。楚辞很复杂，但句子很优雅。每逢讲一些悲痛的词句时，学过戏剧的闻一多总能朗诵得特别感人。而且因为闻一多每回讲课都有新的内容，所以很多人赶着来旁听，尽管这样没有学分。闻一多还好讲唐诗，特别是杜甫的诗。李凌回忆，当时国民党兵力不够，为了应付上级给派的任务，每个县里都要交壮丁。本来规定两丁抽一、一丁免征，但是保甲长和当地的县官勾结起来，有钱人即使有三个儿子也不去当兵，普通的老百姓却是一个儿子也得去。有时候政府还使用欺骗手段，说今晚演电影，免费看，老百姓一去，青年人就被绑走当兵去了。

    闻一多经常跟李凌和他的同学们说起这样的事情，说完以后就讲唐诗，讲杜甫的三吏三别。他愤怒的说：“为什么隔了一千多年了中国的事还是这样悲惨，比那时候还不如？”李凌和他们同学还因此有这样一个作业：“给蒋委员长的一封公开信”，至今令李凌记忆深刻。

    政治学系系主任张奚若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位老师的气节之高令李凌念念不忘。由于张奚若名气很高，国民党当局请他做参议员。有一次开参议会，张奚若对国民党提出批评，蒋介石提醒他不要离题，他就生气的说，“不是让我们参政吗？为什么不让我们讲话？”说完拂袖而去。下一次又开会时，国民党寄来路费邀请他，他却将路费退回，说：“无政可参，旅费退回”。国民党教育部曾规定，大学凡是系主任以上的都要参加国民党。他却不肯填国民党发给他的表格，而许多教授看他不填，结果也都不填了。

    在李凌看来，联大的老师都以实际行动爱国爱人民：“像闻一多，用行动实践着‘诗人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的诺言。”

    李凌回忆，老师吴晗曾写了一本关于明朝朱元璋的书：《由僧钵到皇权》。因为当时朱元璋起义时军队扎了红头巾，所以就叫红巾军，简称红军。国民党审查的时候说书写的很好，可以出版，但是要改一个字，不要叫红军，叫农民军。当时吴晗家贫，妻子又害肺病，吃饭只能买农民晚上卖剩的菜。而这本书只要能出版，吴晗就可以拿很高的稿费，但是吴晗表示：宁可不出，他也不改。

    林语堂从美国回来看联大的朋友时说：“联大的人在物质上（穷的）不得了，在精神上了不得。”老师们忧国忧民的情怀给学生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爱国、民主、科学，是公认的“联大精神”，而在当时当地，的确是人人必得关心政治，必须爱国。因为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李凌参加了学生运动，上街游行，发宣言……“民主堡垒变成了民主坦克”。但运动归运动，有进步倾向的学生都响应周恩来要“三勤”的号召：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首先要自己学习搞好，老不及格不上课不行；勤业，就是搞好自己的业务，成天忙于开会讲演，对于自己的业务很差会被人看不起；再一个就是勤交友，很自然就是大家组织起来，团结起来。”李凌回忆道。

风雨同舟60年

    联大带给李凌的，不仅仅是知识和品行，还给了他一段志同道合、相濡以沫的爱情。

    李凌和妻子马如瑛（爱称小马）于1942年同时考入西南联大文学院。马如瑛已于2003年去世了。李凌指着墙上妻子的照片问记者说：“这是我老伴，挺漂亮的吧？”眼睛里流露出深深的思念。

    李凌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上课，他拾到小马遗落的手套，如获至宝，到第二天才舍不得地还给她。小马盈盈一笑说：“原来是你捡到了，谢谢！”从此，就算相识。上课时，他们常坐在一起。当时联大上课没有教科书和讲义，一般都是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小马的手快，记得比较完整，课后他们就一起对笔记，讨论疑难问题。

    熟悉以后，李凌有时就会到女生宿舍找小马。在联大，男生不准进入女生宿舍。李凌至今仍然还记得女校工用清亮的昆明话喊：“马如瑛小姐，有人找！”他们会去幽静的地方坐下聊天，东西南北，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我发现小马是个爱国心很强，很有正义感、很有同情心、嫉恶如仇的人。谈到日军侵略的时候，谈到国民党损兵失地的时候，谈到贪官污吏的时候，谈到贫富悬殊的时候，特别是谈到时时在新校舍门前马路上被綑绑着的‘病兵’行列的时候，她感情很激动，有时声带哽咽。我也有同感，就把我知道、看到的人间不平告诉她。我们之间思想上的共同点越来越多，感情也越来越亲密。”

    当时李凌没有任何经济来源，靠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借给的募捐得来的棉大衣过冬；他的鞋子经常穿得张开大口；他没钱常理发，头上常是乱发蓬松。但小马知道李凌吃不饱，就请他到钱局街口的小铺吃焖鸡米线或烤饵块。有一次，小马送李凌一件毛衣，李凌却觉得很不好意思，小马一边为李凌套着头穿上，一边说：“穿上吧，这是我专门替你打的，穿上了等于我和你在一起，就不冷了！”这段在西南联大度过的，充满着爱与温馨岁月，使李凌刻骨铭心，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