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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迁岁月——我在联大的八年 | |||||
| 作者：郑天挺遗作，郑克扬等整理删节 文章来源：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华书局，2000年6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13 | |||||
| 1937年，我度过了最不寻常的一年。时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中文系教授。 这年春节，别人都在愉快地过年，而我家却出现了不幸：年三十晚上，爱妻周俽忽然病痛卧床。正月初五入北平德国医院动手术，初七即去世。由于我思想毫无准备，因此悲痛万分。妻子病逝不久，两小儿又患猩红热，天天打针吃药，弄得家中忧虑不安。 （一）七七事变时的北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时。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长胡适等人都不在北平。不久，学校法学院长周炳琳、课业长（教务）樊际昌等其他负责人亦纷纷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负责。 七七事变之后，北平各大学负责人几乎每天都在北大开会，研究如何对付新的情况。北大几位教授也时常找我，为保护学校及师生们的安全而日夜操劳。 北平在日军的包围上，情况十分危急。而北大留下的学生都是经济上极困难的。经人建议，在校中学生款内每人发给20元，以使之离校。所以到7月29日北平沦陷时，北大校内已无学生。但是蒋梦麟校长等离北平后久无来信，对学校下步如何处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临时应付。日寇进城、形势更加恶化，当时教职工到校者寥寥可数，多数同仁都想早离危城，但又无路费。当时我仍每天到校办公，解决职工教授生活、安全、校产保护等问题。未走教授如孟森、汤用彤、罗常培、邱椿、毛子水、陈雪屏等也多次开会，建议给低薪职工每人发30元维持费。并表示全力协助我共同支撑、维持学校局面。当时大家也常为我的安全忧虑。 8月8日下午，表姐夫力舒东大夫忽来我家，说是日本宪兵队要逮捕我，要我速走。之后，把我安置在西长安街他的尚志医院三楼病房，并对护士有所交待。但我感到，此次我的突然离去，会使大家为我的安全担心，况且次日上午还要与清华诸人商议要事。于是，次日一早，我瞒过护士悄然回家。在外奔波了一整天。 8月25日，日本宪兵搜查北大办公室，发现了抗日宣传品。他们问是谁的办公室？我说是我的。他们看看我，似乎不大信。因为当时各处的负责人，早已逃散一空。以后日伪人员经常来校纠缠，我只能沉着应付。8月底日伪汉奸地方维持会约北平各校负责人开会，我未去。9月3日日军进驻北大一院及灰楼宿舍。以后直到伪地方维持会把查封布告贴到二院门口（这时我曾在门前摄一小照），我才不去上班。同仁有事改到家中找我。 9月中旬，我收到胡适先生出国前在“九江”轮上的信，信是给我和罗常培、魏建功诸公的。他在信中要我们留在北平“埋头闭门著书”。但我已感到，这么大的学校，在这战乱岁月里，实在无法维持同仁的生活。自9月末虽陆续从多方得到一些南方信息， 到10月，方正式得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已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假圣经学院上课。这使大家受到极大鼓舞，都想早日南去。不久，学校派课业长樊际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他到津住租界内不敢贸然来北平。后我托陈雪屏到天津与樊会晤，催长沙迅速汇款。10月底汇款到，我即分送给各教授，并与诸同仁陆续南下。 11月17日，天气寒冷。我离开了5个幼儿，只身与罗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车赴天津。到津后，住六国饭店，这是南下的交通站。当天下午钱稻荪从北平赶来，劝我不要走，说一走北平就要垮，要为北大设想。我正词拒绝，并与他辩论了很久（钱是北大日文系教授，与日人关系密切。后任伪北大校长）。20日，我们搭“湖北”轮南下，同行的有罗常培、罗庸、魏建功、陈雪屏、邱椿、赵乃抟、周作仁（经济系）、王烈等人。船过青岛，我们本想由胶济线转陇海到平汉路。直至下船访问山东大学，方知胶济线已断，只好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粤汉路被敌机轰炸，乃乘船至梧州，取道贵县、柳州转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经衡阳到了长沙，才知南京业已沦陷，学校又准备南迁。 （二）长沙临时大学 1937年底抵长沙临时大学后，我在史学系讲隋唐五代史。当时长沙临大在南岳设有分校，罗、陈、魏等教授在南岳上课。长沙的天气与北方大不相同，虽已是12月中旬，但晴喧和暖，不似严冬。后阴雨十余日，虽然寒亦不似北方之劲风刺骨。 1938年1月初，学校已内定迁往昆明，蒋梦麟校长即要我先往昆明，负责筹备。1月下旬，我为同仁详询入滇路线，并将所探询之情况，开列入滇注意事项16项，包括路程、票价、钞券、护照诸事。不料未过几天，因教育部意见未能统一又让缓行，于是计划全部更改。 1月30日为阴历三十。是日晚北大同仁举行聚餐，到有教授24人。当时除蒋校长夫妇及江泽涵夫妇外，其他人家属均留北平。如果不是战乱纷离，除夕是不会有此盛会的。就我个人说，这也是第一次只身在外过年，更何况这一年的国事、校事、家事遭受了多大的变故！ 2月中，学校师生决定南迁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车南下转香港赴滇，我也决定由公路转滇越路去昆明。临时前，老友张怡荪劝我到云南后，注意南诏史，我欣然同意。 我们一行十几人于2月15日晨乘汽车由长沙南下。周炳琳夫妇及子女、赵乃抟、魏建功等坐包车，我与章廷谦、姚从吾、张佛泉等坐公共汽车前往。经过半个月的奔波，经睦南关、谅山、河内乘滇越路于3月1日抵昆明。蒋校长夫妇及罗常培、陈雪屏等到站来接，当天在拓东路全蜀会馆住。 （三）联大蒙自分校 1938年3月，学校已改称西南联合大学。3月初，由于学校校舍不足，蒋校长曾先往蒙自视察校舍。14日蒋回昆明。次日下午即在四川旅行社开会，到有蒋校长、张伯苓、周炳琳、施嘉炀、吴有训、秦缵及我。会上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由北大、清华、南开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清华派王明之，南开派杨石先，北大派我。筹备完竣，我就留在史学系教课。此外，还负责蒙自的北大办事处。 蒙自为滇南重镇。光绪十三年（1887）被辟为商埠，设有蒙自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清末时，法人修滇越铁路，途经碧色寨而绕过蒙自，随之经济大受影响，商业一蹶不振。联大文法学院迁至蒙自时，法国领事馆、银行及各洋行均已关闭。由昆明至蒙自，快车近5小时先至开远，再坐车50分钟始至碧色寨，然后换碧个（旧）铁路车，半小时多可抵蒙自。因此，一般说由昆明至蒙自需用一天时间。如车慢或行晚，甚至须在开远歇一夜，次日始到。我在蒙自半年时间，往返十余次，甚感不便。 我于3月17日晚与沈肃文至蒙自，入县北门承恩门，至早街馆周宅（凡楼三层，后为女生宿舍）晤王明之、杨石先，知校舍筹备就绪。当晚即住此处。 到蒙自主要事情是尽速安排校舍，迎接师生到来，以便尽快上课。校舍工程经紧张修复后，又与当地李县长商议保安问题，因附近并不安宁。李答应增派保安队40名驻三元宫，距学校甚近，治安可无问题。4月初，开始迎接学生，先后共5批。与此同时，文法学院诸教授亦陆续到来。 我们师生来到蒙自，轰动了整个县城，该地商人乘机提价。原来在长沙时，学生包饭每月仅5元5角，且午餐、晚餐都是三荤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却将学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且菜为一硬荤、二岔荤（肉加菜）、二素。教师包伙每月12元。是时云南本地各机关的三等办事员，月薪不过12元（滇币120元），教职员一月之伙食费已与该地职员一个月收入相等。于是初议未谐。 当时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国银行及歌胪士洋行。歌胪士为希腊人，原开有旅馆和洋行。临街系洋行，此时早已歇业。我第一次去该处时，记得室内的月份牌为192×年×月×日，说明以后未再营业。洋行中尚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华的教授见到，高兴极了，当即开怀畅饮。我原住法国银行314号，大批教授来到后，又重新抽签。314号为罗常培、陈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胪士洋行5号房，邱大年住4号房，于5月3日迁入。此外住在歌胪士楼上的尚有闻一多、陈寅恪、刘叔雅、樊际昌、陈岱荪、邵循正、李卓敏、陈序经、丁佶等十几人。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学者，长我9岁，是我们的师长。其父陈三立先生与先父相识。三立先生曾为我书写“史宦”之横幅，我郑重挂于屋中。抗战不久，因北平沦陷，先生乃忧愤绝食而死，终年85岁。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带家属。经常与我们一起散步，有时至军山，有时在住地附近。当时他身体尚好，我们一起去过蒙自中学参观图书。临离开蒙自时，大家曾去该地的黑龙潭游玩，往返15里，历时数小时。 在歌胪士洋行住宿时我和闻一多是邻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课外从不出门。饭后大家散步，闻总不去。我劝他说，何妨一下楼呢？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成了闻的一个典故，也是一个雅号，即“何妨一下楼主人”。后来闻下了楼，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记得一次与闻及罗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汤用彤、钱穆、贺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畅谈中国文化史问题，互相切磋，极快慰。战时的大学教师生活，虽然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饭，彼此关系更加融洽。记得当时我读《新唐书·吐蕃传》，疑发羌即西藏土名Bod对音，于是参阅诸书草成一文名《发羌释》。写完后随即就正于陈寅恪、罗常培、陈雪屏、魏建功、姚从吾、邵循正、邱大年诸公。罗将文章题目改为《发羌之地望与对音》，并补充一些材料；邵又据波斯文正以译文；陈寅恪又为订正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并对文中意见表示赞许。这对战时只身飘零在外的我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和安慰，是平时极难得到的一种相互学习的机会。 蒙自城内集市很多，一般6日一大街（即集市），3日一小街。街期，苗人悉至，以物交易。一日与魏建功赶集，适逢大集。西门内外苗人甚众。见三妇女跣足著白色百褶裙，以白麻布三匹向布商易蓝布，未谐。我们乃与之攀谈，她们亦略懂汉语，最后以3元3角购买之。回后，熟习此地风俗之人，谓这些妇女系倮倮（彝族的旧称——编者）人。但鸟居《苗族调查报告》中所述衣饰，则与今见略有不同。 我在蒙自仍在历史系讲授隋唐五代史。当时北大史学系教授仅姚从吾、钱穆及我三人。史学系师生集会，多选择在风景如画的菘岛举行。是年5月，史学系师生茶话会，纪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张伞走在前，钱戴笠继之后，择路而行，我亦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犹如画图中人。除菘岛外，尚有军山，亦是诸人饭后散步之所在。其地较菘岛尤静，青岭四合，花柳绕堤。不意边陲有此曼妙山川。 当联大教学秩序正常后，我即向蒋校长提出辞去行政职务之意，蒋表示谅解。当时我曾请魏建功代刻杖铭二根，其一曰“指挥若定”，另一曰“用之则行，舍则藏”。罗常培见后，以“危而不持，颠而不扶”相讥，盖即指我坚辞不任行政事务而言。言颇切直。 1938年7月，学期即结束，昆明校舍亦陆续建造，于是蒙自之文法学院决定迁回昆明，蒙自校舍让于航空学校。史学系亦决定，暑假后我讲授明清史、清史研究、史传研究等课程，并召开史学系毕业同学欢送会。7月22日，农历为六月二十五，为云南之星回节，俗称火把节，居民燃火把游行，亦有以荷花、荷叶装烛，杂以火把游行田间或市街者。但晚饭后候之良久，仅见有持火把者，其余未见。是月底，学生考试完毕，师生乃陆续北上，回到昆明。 （四）西南联大及北大文科所 1938年9月，蒙自分校的师生又迁回昆明。这里西南联大已正式成立。学校没有校长，由三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梅贻琦任常委，采取常委共同负责制。但张伯苓一直留在重庆；蒋梦麟亦不常在校，对一些事也不大管；学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贻琦处理，是西南联大的常委会主席。 1939年5月底，北大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傅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这时史语所亦设在昆明，所以与北大形同一家。第二年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傅也离昆至渝。傅事情很多，难以兼顾。他拉我作副所长，协助主持研究所工作。 北大文科研究所设在昆明北郊龙泉镇（俗称龙头村）外宝台山响应寺，距城二十余里。1939年暑假正式招生，考选全国各大学毕业生入学，每月发给助学金，并可在所寄宿用膳。所中借用历史语言研究所和清华图书馆图书，益以各导师自藏，公开陈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读。研究科目哲学、史学、文学、语文四部分，可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无所限制。研究各有专师，可以互相启沃。 宝台山外各村镇，有不少联大教授寄宿，研究生可以随时请教。清华文科研究所在司家营，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在落索坡，相距不远，切磋有人。附近还有金殿、黑龙潭诸名胜，可以游赏。每当敌机盘旋，轰炸频作，山中的读书作业，从未间断。这里确实是个安静治学的好地方。英国学者李约瑟、休士到昆明，都曾在所内下榻。 傅斯年除主持文科研究所外，还对研究明史有兴趣。我当时正为同学讲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关问题亦多。在闲谈中，傅希纂辑《明编年》和《明通典》，我想别撰《明会要》，而毛子水教授劝我编辑《续资治通鉴》续集。过了几天，傅又来找我，劝一起搞了东西，不叫《明通典》和《明会要》，而叫《明书》。遂共同拟二十四目。后增为三十目。此书原拟五年完成，后来因为战争紧迫，事务冗杂，傅又迁往重庆，无力组织，计划搁浅。 1940年，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去川大离校，清华梅贻琦诸人推荐由我继任，让汤用彤来探询我意。我表示还是专心教书，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绝不就，汤亦以为然。罗常培也劝我不就，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但联大常委会议悄然通过，聘书已送来。梅多次找我，我尽力躲避。校方领导黄子坚、查良钊、冯友兰、杨振声诸人也来劝驾，且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语。我虽多次上书，希望专事学问。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无效，北大的领导又以照顾三校关系为由，力促上任，于是在是年二月，遂应允就职。 1940年日军进兵越南、河内、海防相续失守，中日战争紧张。暑假后联大决定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由杨振声负责筹建。1941年五月，梅贻琦约我和罗常培到叙永视察，并决定取消分校。我们三人曾在四川呆了两个多月，先后到了重庆、泸州、叙永、李庄、嘉定、峨嵋、成都等处，还参观了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及华西、齐鲁、金陵大学。饱尝了战时‘蜀道难'的滋味。后来罗常培专门写了《蜀道难》一书，就是叙述这次到四川参观的情形。 从1938年起，我在联大即讲授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当时年轻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国的近世史，尤其瞩目明清时期，每次选修该课的多达一百数十人，情况前所未见。清代的满州发祥在于我国的东北，而此时东北早已沦陷，且建立伪满洲国。为了针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制造的‘满洲独立论'等谬说，我在这一时期先后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等论文。以后我又写出十余篇清史方面的论文，合为一集，名《清史探微》，于1946年初在重庆出版。 抗战中期的昆明，日机时常轰炸，几乎天天要跑警报。加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多数教授入不敷出，更不必说职员和学生了。那时闻一多和我们这些人，曾联名出示告白以卖字、刻印取酬，以补助生活费之不足。 1943年夏，我的长女郑雯由北平远道来昆明念大学，走到洛阳被困。我遂向独立出版社卢逮曾借了一些钱，寄她以佐路费。《清史探微》一书的出版，也是为了偿还这笔欠债。我在书中的叙目中，谈到了抗日期间的昆明的情况，是我在昆明八年的真实写照。 （五）抗日胜利、北上复校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这给西南联大的师生带来了希望，昆明街头的市民到处游行欢呼，鞭炮齐鸣。象我这样远离家庭八年只身来昆明的人，其内心之喜悦，更不待言。正在这里，北大人事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北大校长蒋梦麟在这年上半年曾到美国考察教育，北大教授们曾希望他到美国能采购洽商一些仪器、图书，并物色新教授，以为胜利复员后的北大建设有所裨益。不料他这时却被行政院长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书长，并于6月就职。此事蒋事前未与同人商量，事后又不来信与教授们解释，而且自美回国经过昆明也未下机而径飞重庆。到6月末给我来信说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事拟请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务拟请你偏劳”等语。因而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法学院长周炳琳对此事尤为愤慨，感情异常激动。月底教授会讨论，多数教授主张，既然作官就不能兼任大学校长，应由在美国的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但胡适一时也不可能回国，必须有个代理校长。9月初，教育部正式发表胡适为北大校长，傅斯年为代理校长。此时，学校决定派我去北上筹备复员，负责北平复校及学校接收工作。教育部也设立平津区复员辅导委员会，由沈兼士领导，我也参加。那时交通工具异常紧张，我9月初达重庆，等候飞机，11月3日才到北平。这时北平各大学正在上课，不能接收。且北大与清华情况不同，原有校舍已全部被日伪所办北大占用。因此我只能抓紧时间弄清北京各校情况，并大量呈送公文报告，以争取在北大校址周围和市内多接管一些日伪房产，以供昆明教授、学生回京之急需。但当时国民党接收大员正在为个人争抢房产，工作极难推进，这些工作直到傅斯年代校长抵平后多方疏通，才获大步进展。1946年夏，昆明的北大师生陆续北上。7月30日胡适也达北平就职校长。10月复员后的北大正式开学。此时在傅斯年代校长及胡适校长等人多方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院扩建为文、理、法、农、工、医六个学院。教师、学生校舍都得到成倍增长。北大从此真正成了门类齐全的综合性最高学府。 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敬业和团结精神。教师之间、师生之间、西南联大三校之间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开端。同学初到蒙自时，我与其它教授每次都亲到车站迎接，悉心照料，协助搬运行李。北大考虑干部时，也以敬业、勤奋、团结为出发点，避免不必要之误会。联大师生敬业精神和友爱、团结的优良传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西南联大的师生，大部分都是这样作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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