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往西南联大

　　1942年秋天，我读高三了，不能不开始考虑考大学的问题。我上的那个高中，原属中央大学，抗战一起中学搬到贵阳，大学却搬到重庆去了。因此我报考中央大学是最自然不过的事。

　　当然西南联大也是我的选项。联大是抗战初期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而成，集中了一大批中外闻名的专家、学者，师资力量无与伦比，较之中大还要更胜一筹。正好此时联大学生发起了讨孔（祥熙）游行，消息传来，使我的精神大为振奋，深感联大不但具有原来三校的教学水平、学术传统，同时也保持了原来三校“五·四”和“一二·九”的爱国、进步、追求自由的传统。于是决定一定要考联大，一定要进联大。

　　1943年夏天参加了在贵阳举行的全省高中毕业会考和大学升学的联合考试，如愿以偿，自然喜出望外。考取联大不易，而考取后要从外地千里迢迢到昆明去入学，也不易，甚至更不易。据说现今名扬海内外的作家金庸和聂华苓当年都曾考取联大，却都因从重庆去昆明的路费无着而作罢。

　　我拿到联大的录取通知书后，同样无法逃避这一难题。眼看联大开学在即，我还在贵阳坐困愁城。那时筑昆道上没有铁路，不通火车；坐飞机？想也不敢想。倒是有长途汽车和邮政车可搭，但车票钱哪里来呢？

　　真所谓天无绝人之路，一位要好同学的亲戚，在做运输生意，专从江西运钨沙到云南转滇缅路出口。此时正路过贵阳。这样的运货车中途可以私自载客，但要高价，叫作“搭黄鱼”，非法的。我算老板的客人，就做了免费“黄鱼”。

　　筑昆道上

　　钨沙这玩意儿非常重，装在一尺见方的小麻袋里，在汽车上只铺满一层，载重量已够，剩下的空间很大。这样我就可以把行李卷打开，拿小破衣箱当枕头，自以为高枕无忧了。

　　问题是我搭的这部车，却又是辆老爷车，走走停停，手脚不灵。那年月公路都是沙石路，又年久失修，再加上贵州山多，净是盘山道、之字路。上山时碰上陡坡司机助手经常要下来为木炭炉续炭鼓风，还要提一个三角木跟着随时准备塞在后轱辘下面“打眼儿”，以免汽车倒退下去。这还不光是前功尽弃的问题，大半会翻下山去，而且肯定是车毁人亡无疑。一路常见汽车残骸和用破席子掩盖着的尸首，让人触目惊心。

　　老爷车有时会在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荒郊野外抛锚，夜晚就只好在车上睡。有一次三更半夜就听见一声声的枪声划破静夜凌空而来，实在糁人而且怕人。在山间半道，吃饭也是问题。有一回正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四面一望却见前面不远山坳里竟有一小片玉米田，棒子已经成熟。四顾无人，我便跑去掰了一兜回来，塞进了木炭炉的掏灰口。霎时间香气扑鼻，拿出来剥掉残皮啃到嘴里，不生不老，恰到好处，热腾腾，香喷喷，难以言语形容。

　　第13天一早车老爷总算是到了云南曲靖，可是不去昆明了。我只好把行李卷捆好，提着小破衣箱，依依不舍地下了车，乡关何处,顿生形单影只、举目无亲之感。

　　联大到了

　　再次天无绝人之路，在公路检查站上又遇到了好人。一位指挥交通的穿军装的青年人，十分同情我的遭遇和处境，就拦了一辆卡车，要那车主免费把我带到昆明。谁知才“一去二三里”，这辆车也抛锚了。车主说车一时怕修不好，只好请我另想办法。我只好背起行李，重回检查站。那位好心人遂又为我拦了一辆往昆明运猪的车。不带篷的卡车上，已哼哼唧唧地挤满了肥猪，全无我的立足之地。经车主指引，才知我的安身立命之处是在司机棚后面悬空搭起的一块三尺长、二尺宽的木板地盘上。与猪为伍，不过稍高一个层次罢了。

　　现在是露天站在车顶上，正值红土高原上秋高气爽，景色宜人，不禁心旷神怡。不过好事多磨，中途又被迫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小镇落脚。此时夜色已经降临，街上又没有电灯，好不容易找到一处客店，门口一只破纸灯笼，依稀可以看出门旁贴的一条上联“未晚先投宿”，下联看不清，想必是“鸡鸣早看天”了。没进门就闻见一股鸦片烟的味道，进了门，只见两旁的地铺上都是一盏盏暗淡的鸦片烟灯，昏黄的微光照出蜷曲着的鬼影一般的人。我们身心都极感痛苦地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第二天也即行程的第15天，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和一车猪终于一齐到达了四季皆春的昆明，在西站停下。我迫不及待地背上行李卷，提着破衣箱，沿着两旁都是高大的尤加利树的大道，向东直奔联大新校舍而去。心急似箭，转眼即到，路北一溜长长的围墙，中间一座大门，宽厚的门楣上是耀眼的八个大字：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住宿问题

　　在中国教育史上仅仅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联大，其物质条件之差被惊叹为“不得了！”在精神上则被盛赞为“了不得！”联大弦歌不辍，蜚声中外，可是众多国内外知名的老师们薪金微薄，居处简陋，连博学如闻一多先生也不得不到中学兼差，并业余制印以维持生活。图书馆座位不够，宿舍灯光暗淡，无桌椅板凳，更无书架之类，学生们被迫在茶馆里开辟“第二战场”。

　　到学校注册报到，首先是要解决住的问题。外地来昆的学生，按规定有宿舍床位，但学校不负责安排，要自己找熟人协助解决。宿舍是40人一室，分甲乙两头，一头24人，一头16人，都是上下铺的木头床。大家都用被单之类，把隔着一张长板桌相对的两张床封闭隔成一个小天地。和“隔壁”可以“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住在学生宿舍里的，并不都是联大学生。不少来自四面八方有志于学的社会青年，只要有熟人，就可在宿舍里找到一个床位住下来，白天和正宗学生一样，夹着书包奔波于各处教室之间，占座位听课，成为无须办任何手续的旁听生。我新来乍到，能有一张上铺安身就不错。宿舍是泥地、土墙，横七竖八的木头窗户、茅草顶。我睡下来，身旁就是粗大的屋梁，正好当作书架，放了几本心爱而又必需的书。以为这里是方便并且安全的地方吧，还真有梁上君子，没几天我新买的一本《简明牛津字典》就不见了。

　　后来我有机会并有资格睡下铺了，早上起来一掀被子，蹦蹦跳跳的全是跳蚤，其讨厌、烦人为害之重，完全可以和重庆的蚊子、贵阳的臭虫媲美。

　　“民主墙”和社团活动

　　那一时期，联大学术活动、文艺活动频繁，民主墙上几十种壁报一字排开，谈论国事的、针砭时弊的、翻译外论的、学术研究的、专刊诗歌漫画的、主张文艺为人生或为艺术的，用工笔小字抄在纸上，再糊到床板上，因陋就简，挂出来可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各种内容的演讲会、报告会、晚会、纪念会，几乎天天都有，海报也都贴在民主墙上，联大师生和社会人士随意参加。中小规模的在一般的教室，规模大些的在改为大教室的庙堂里，再大的就只好在图书馆前大草坪上了。梅贻琦常委动员学生参军、林语堂来校演讲、反内战时事晚会，都是在这里露天举行的。

　　当年联大的学生社团，数多质高，十分活跃，王汉宾、彭佩云都是社团的积极分子。就我记忆，那时单是进步文艺社团就有冬青社、文艺社、新诗社、剧艺社、阳光美术会、高声唱歌咏队等六个大社，成员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或研究、或创作、或朗诵、或演出、或绘画、或歌咏，形成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参加了联大进步文艺社团之一由李广田先生任导师的文艺社，后被选为出版干事，参加编辑《文艺》壁报和“一二一”运动期间铅印出版的《文艺新报》。要抗战反投降、要民主反独裁的声音，响彻联大校园，震动着青年学生的心灵，昂扬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联大因此获得了“民主堡垒”的美誉。我的确从中受益匪浅。

　　八年抗战胜利了

　　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捷报传来，全校沸腾起来了。我们放下书本，和市民一起涌上街头，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互相握手、拥抱，个个喜笑颜开却又热泪盈眶，欢呼、跳跃，真是“漫卷诗书喜欲狂”了。

　　可是刚刚庆祝过抗战胜利，昆明出事了。10月3日一大早，枪声四起，街上也戒了严，后来才从报上得知龙云“飞渝”，实际上是被武力劫持到重庆去了。龙云的独立性，始终是蒋介石的眼中钉。抗战期间他对昆明的民主运动一直持容忍以至庇护的态度。龙云一走，人们都为昆明的民主运动特别是为联大这个“民主堡垒”的处境担心。而蒋介石意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噪音，甚嚣尘上。

　　昆明学生以联大为首，迅即表明态度，发出了反内战、争民主、要自由的吼声。学生们的正义行动遭到了残酷镇压，这年12月1日，有组织的特务士兵端着刺刀，拿着手榴弹，打上联大门来，三位联大同学和一位中学教师英勇牺牲，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激发了声势浩大的数万学生罢课抗议的“一二·一”运动。期间我参加了《罢委会通讯》编辑工作，并以杂文参加抗争。

　　运动得到广大教师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声援。1946年3月17日以三万人大游行为四烈士出殡的方式，宣告了运动的胜利。出殡当晚，我写成《庄严的殡仪》一文，在闻一多、吴晗两位师长主编的《民主周刊》上发表。

　　此后联大北返，闻一多先生被特务暗杀，解放战争时期到来，“一二·一”运动成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作战的先行。我休学在昆明教了一年中学，然后到北大西语系复学，1948年毕业，结束了十来年的学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