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西南联合大学是个四年制的大学，我于1942年考入，学号是31598（31代表民国三十一年），应于1946年毕业。但后来离校去参军，最后也没有再回来复学，所以我是一个没有文凭的校友。这一情况在当时还很普遍，不知有多少流亡学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拼命学习，但出于经济或其他原因，就休学或再复学、或转学、借读、以致有的最后失学，据说当年在西南联大注册的学生有8000多人，而拿到联大文凭的只有2000多人。因为有这个情况，1996年我们组织1946级毕业50周年返校聚会时广泛地查了各种校友人名录，凡1942年入学，1946年毕业的以及部分时间和这个班一起上课的，都算是本班级友。我们发现，1942年新生名单上有687人，1946年毕业生名单上有350人，而两个名单上重复的只有93人，可见学生流动性之大。我们发了两遍通知，能核实地址的只有210人，不知那些和我们同窗的级友现在都在何处？
    一年级的功课都是在新校舍上的，印象最深的几位教师有杨周翰（英文读本）、王佐良（英文作文）、郑华炽（物理）、蔡维藩（西洋通史），蔡先生讲课有如说书，倒背如流。当时雷海宗先生开中国通史课，很受学生欢迎，可惜选课时没有选上。冯友兰先生给我们上伦理学，在昆中北院的一个露天讲坛上课，大家都说当年孔老夫子一定就是这样开讲的。西南联大的教学很注重大课演讲，特别是基础课，课后要同学自己看参考书，很少辅导，因此要求学生有很高的自学能力。参考书中有很多是外文书，所以也要求学生学会英文。
    联大工学院新生都住昆中北院。有两排木结构的二层楼，每间屋里放4张双层床，一间屋里住8个人，我的床位在靠进门处，东西丢了好几回，最后只好搬回家去住了。一年级时一周有两节军训课，教官的级别不低，但学生对军训极不重视，上操时穿什么的都有，长衫大褂也照样齐步走。当时国难当前，战争逼近，学生们按理应有一种紧迫感，可是产生这样漠然的态度至少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中国的知识分子少，大学生、中学生都不服兵役，当兵之事几乎与己无关；二是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普遍不满，任何形式上的管制都要反对；三是学生的功课负担太重，上军训时还想着别的功课。我当然也有同感，但一向比较注重纪律，上操还算认真，教官让我当了班长。
    从二年级起，就到拓东路去上课，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给我的印象不很愉快。因为这一年的功课更重了，每周都有一两次测验，学生永远处于紧张状态。这时已入深秋，学生们卷伏在用木板搭成的小桌上做作业，缩手缩脚，很多课是在迤西会馆大院的二楼明廊上的，秋天清早计算尺都冻上了，要用口呵气才能拉动。同时学生生活条件也太差，比在新校舍还要差，学生自己组织膳团，轮流办理伙食，要缺课去监厨买菜，吃得不好，还要受到大家批评。工学院的体育运动倒开展得比较好，我参加了铁马体育会，很想参加足球队，不过功课压得实在太紧，挤不出时间来活动。
    二年级的课程有如下一些：力学（白家祉）、微分方程（严道岸）、机件学（刘仙洲）、工程画（李楫祥）、化学（张为申）、测量（杨式德）、金工（强明伦）、木工（刘国模）。后两者都是很有意思的课，我尤其喜欢木工，因为它干净，而且不像钳工那样艰苦。
    就在快要适应工学院的学习生活时，时局发生了变化。学校应政府和美军的要求，需提供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充当美军翻译员，帮助武装中国军队，准备对日军进行最后的反攻。西南联大和其他几校都动员了四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出去服务两年，工作期满后发给毕业文凭。我们一批二年级的学生本不在征调之列，但大家爱国心切，决定放弃学业，投笔从戎，志愿去参加翻译员工作（这里面是否也有被功课所逼的因素？）我们于1943年11月到昆明译员训练班去报到，从此结束了短暂的西南联大学生生活。

从军生活

    我在1995年以前写过一篇关于从军（翻译员）生活的追忆，广泛发送给过同学和亲友，并在个别刊物上登载过  。详见本书第一部分。
    1941年12月8日日本飞机袭击了美国夏威夷珍珠港，美国即对日、德、意三国宣战，欧洲的战火随之扩大到了亚洲，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全球战争。对于中国来说，从抗日战争的开始，整个战争的经历已超过八年。从1942年冬天起，美国海空军在南太平洋开始了逐个海岛的反攻。中国政府的战略就是全面防守，等待太平洋战局的变化，再伺机反攻。同时利用美军提供的武器和技术，积极准备打通向缅甸的通道。1942年在印度中美共同成立了中国驻印总指挥部，1943年在云南成立了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在昆明建立了由美军主办的步兵学校和炮兵学校以及大量的部队训练班。此前，美军第14航空队已进驻昆明及滇西，担负云南地区的空防及飞越颠峰运输物资的任务。为配合美军的支援，在战地服务团之后，又成立了外事局译员训练班，征调了几个城市的大学生作为军事翻译员，前后涉及4000人之众。
    1943年暑假中，我经学校介绍到美军新开办的汽车训练班去做了6个星期的临时翻译。汽车训练班设在昆明以东的曲靖县，是美军和第5军合办的，这个训练班后来培养了大批的驾驶兵和修理人员。1943年11月我们西南联大及别校的学生百余人到昆明译员训练班报到，是为第一期学员。这里以后共办了10至11期训练班。地点设在昆明农校大院内，我们受训一个多月后，到12月陆续分配工作。
    译训班的教务人员都由西南联大的教授兼任，具体负责译训班的有吴泽霖教授（主任）、樊际昌、戴世光等。分配到外事局的译员均为“仝上尉”级（文职官员），也发给军官军服。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到昆明美军总部译员室工作。
    昆明美军总部是美国陆军在云南的指挥机构（在云南的部队称为Y-Force）。昆明总部美军人员约有100人左右，分G-1人事，G-2情报，G-3作战，G-4军械四个系统。
    我曾随美军车队沿滇缅公路走过几趟。在滇缅路的西段，沿途可以看到1942年夏天大撤退时军用和民用车辆的残骸。还在途中见过几次国民党军队解送新兵的队伍，这些被“抓壮丁”的青年个个骨瘦如柴，有气无力，但还是用绳索拴成一串。
    做翻译员工作的头几个月，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觉得自己参加了抗日队伍，达到了“为国效劳”的目的，但看到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里的腐败现象，又觉得自己是“助桀为虐”，再则有些美国人员认为我们是落后民族，对中国人十分傲慢。自己常想怎样可以使中国赶快富强起来，一不怕日本侵略，二不求助于美国。当然在那时的条件下，一个单独的青年学生是找不到什么答案的，只是增加了思想上的苦恼。
    抗日战争后期的一个大战役就是滇西战役。在云南，近二十万中国部队经过不同程度的美军装配，在美国空军的掩护和空投支援下，向盘据滇西的二万多日军发起总攻。1944年5月远征军司令部由楚雄前移到保山马王屯，美军总部也由昆明派出一个前线指挥所。在战事紧张时期，每天晚上中美双方举行高层碰头会。我每天都参与中美双方的G-2军官交换敌方情报，包括美方随军新闻记者要发出的电文要由中方审查，这些都要很快翻译成中文。1944年春夏几次随美军官员到滇西前线去视察美军联络组的工作。见到很多战线后缘的情况。这次战役打得相当艰苦，战场都是高山峡谷，又是茂密的森林。经过了5个月的苦战，到9月才全部消灭敌军。在马王屯的后期，美军总指挥官史迪威将军曾来视察，他表情严肃，很少语言。后来知道那时他才和蒋介石决裂，这次是他回国途中的停留。
    滇西战役结束后，大批人员调往华中战场，我也由昆明改派至湘西第24集团军司令部的美军联络组。第24集团军的司令官是王耀武中将，集团军下属18、73、74三个军。美军在这里的工作是开设各种武器训练班，需用很多的翻译官。
    1945年春美军从各地选派50名翻译员去美国担任紧急任务。在24集团军范围内抽调了我和其他3人。4月底我们由美军教官带领，乘飞机经印度、伊拉克、埃及、突尼斯、摩洛哥，换乘大型飞机飞越大西洋，总共66小时，到达美国纽约。由此换乘火车到达南部的圣安东尼奥，这里有个很大的空军集散中心，叫做SAACC。在这里日程排得很松散，一反来美以前那种紧张状态，这也可能和总的战局有关。5月初德军已在欧洲战场上投降，盟军想集中力量向日本发动最后攻击。在来美途中盛传我们将被编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备在中国沿海登陆，但战局的剧变已证明这样的考虑没有必要了。
    在美国我被分配到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机场，叫Keesler。在那里的任务是帮助训练中国空军机械士，学习飞机维护和修理技术。在这里工作虽然没有像别的翻译员到飞行学校去那样痛快，但一年半时间和机械打交道对我后来学习机械工程是很有帮助的。1946年6月起，翻译员工作进入收尾阶段，有人集体乘船回国，要留下读书的则各奔西东。我于9月到麻省（州）的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PI)去继续学业，至此结束了三年的翻译员生活。
    二次大战胜利以后，美国政府表彰了很多曾共同作战的盟国人员。1946年5月表彰了一批中国军事人员，共82人，各授以铜质自由勋章（Medal of Freedom, Bronze Palm），其中有译员56人 ，我和很多西南联大同学都在其中。但当时此命令状及勋章均未发到我们手中，以后即再没消息。前几年我和同学姚元多次写信向美国国防部询问，终于在1994年2月得到一个答复，称已找到了有关文件，证实了颁发勋章的事，但称自1963年起，自由勋章已定为一种总统勋章，提高了级别，以前的勋章因时间已久，已无库存，只好发给了我们每人一张证书，起个纪念作用。
    抗日战争八年多，中国人民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英勇奋战，抵抗侵略。亿万百姓忍受了极端的困难和痛苦，最终在盟军的支援下，迫使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使得我国全部领土得以收复。在抵御日军侵犯的正面战场上，数百万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表现得十分无能和腐败，但我们在基层见到的不少中下级军官都是抱着同仇敌忾的志向，不顾个人生命安危，决心抗日到底，这种爱国精神是十分值得钦佩的，应该给以肯定。
    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虽然美国政府在国共斗争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但在战争期间美国陆军及空军对中国部队提供了大范围的支援，在间接和直接对日作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美军人员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一致的。我们在翻译工作中，接触了很多应征入伍的美国军官和士兵，战前他们都是有正当职业的普通人，为了战争走过半个地球来帮助一个很不了解的国家共同抗日。他们对待战争的态度和上层的职业军人是有不同的，这点也应给以区别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