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5年6月17日

　　采访地点：北京市复兴路十四号院

　　见证人：朱光1922年生，山东济南人。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鲁南）学习，后任校部指导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原政委。

　　■学校是流动的，住老百姓的家也不是固定的，过段时间就得换一家

　　1939年12月，我在山东省长青县工作，是县政工作队队员。当时，我很想学习，抗大在鲁南有一分校，组织就让我去了抗大。这样，我也就参军入伍了。

　　我在抗大一分校学习了五个月。校长是杨得志（冀鲁豫军区司令），副校长是余克勤。老师有抗大总校来的，也有冀鲁豫军区调来的红军干部。学校还有很多学生，是从北京、天津等敌占区来的。

　　当时，抗大的分校都没有固定的校址。我们是“敌后游击战环境下的抗大”，“一面学习一面战斗”。

　　平常，我们都住在老百姓的家里。到了老百姓的家，我们就先帮着老乡打扫卫生。

　　老百姓一家有两三间房，腾出一间给我们住半个班到一个班，也就是5至10个人。我们都是打地铺，先在地上铺草，再把门板卸下来当床。因为学校是流动的，所以住老百姓的家也不是固定的，过段时间就得换一家。

　　上课我们就在村子里的树林里、大树下或草滩上，没有凳子，坐自己的背包。

　　那时候，每人每天一斤半小米。由于平时没有肉吃，缺油水，所以饭量都很大，一般都不够。由于每顿饭有限量，因此就出了一个“抢饭”的问题。大家还摸索出一个“抢饭”战术：“头碗满，二碗浅，争取吃上第三碗。”

　　反扫荡的时候，学校经常行军作战，就要筹粮。有时走得快、走得远，筹不到粮（小米），吃不上饭，就筹到什么吃什么。我们吃过煮黑豆，还吃过煮芝麻，没别的东西吃，只找到了这个东西。

　　碰上闹灾荒、干旱的时候，颗粒无收。闹蝗灾的时候，漫天遍地，蝗虫一过粮食就没了。后来杨勇曾说：“这个情况有时胜过了长征的艰苦。”

　　我们那时候的文体活动主要是拔河、打篮球等。打篮球是把一个藤篮的圈儿绑在一架木梯上，木梯埋在土里，大伙儿还打得挺有劲儿。

　　■老百姓用秸秆把我们盖在小夹道里，敌人没想到这里藏了人

　　1942年9月27日拂晓，华北日寇搞“铁壁合围”大扫荡，把我们学校的驻地作为合围中心（我们驻在濮县、范县和观城一带）。敌人纠集了一万多人，来得比较隐蔽，我们没发现。在敌人进攻之前，才接到军区的通报。

　　学校赶紧集合，但下不了决心，不知敌人是从哪个方向来的。向东走一段，听到炮响又向西走，来回走，到了下午已经筋疲力尽了，最后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把我们困在范县了。

　　当时，学校的学员队分军事队（部队来的军事干部，配备武装）、政治队（培养支部书记和指导员）和地方队（吸收培养地方来的青年），军事队的战斗力最强。

　　后来，学校被打散了，各队就各自突围。我和一个同志突围出去以后，藏在前段楼村的一个老百姓家里。老百姓用秸秆把我们盖在小夹道里。这时敌人也进了这户人家，来找水喝。当时，我们两人一人有一颗手榴弹，都把盖打开，拉出线来，准备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敌人没想到这里藏了人，没搜。

　　天黑以后，老百姓来叫我们，说鬼子走了。这时我们就出来，想办法找部队。连夜走了20多里地，避开有火堆的地方（因为敌人住的地方都点了火堆），到了冀鲁豫分区，碰巧参谋长就是我们学校原来的教育长。

　　我们跟着分区部队活动了两天，等敌人的扫荡结束后，学校就又恢复了。分区的同志侦察到了学校的位置后，我们就回去了。这次战斗中，我们的训练处长牺牲了，干部和学员中有的牺牲了，有的被俘了，还有受伤的。

　　抗大就是这样的学校：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为了战斗而学习，也为了学习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