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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忆西南联大 | |||||
| 作者：鲲西 文章来源：《清华园感旧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8-27 | |||||
| 西南联大是中国大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本文作者鲲西先生于1937年七七事变后，随清华大学撤退，并入西南联大。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记述了南下后清华园师长和友人的历历往事。文中牵涉到很多大文化人的行踪，内容丰富且极具史料价值。 长沙临时大学 卢沟桥的炮声，我是在清华图书馆地下室阅报处听到的，记得叶公超先生也在看报。最初情况并不明朗，但北平是要陷落了，这是铁的事实。我是较早南下的，南下的第一站是南京。初到的一夜即听到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汪精卫的广播讲话，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一句话，大意说在现代世界，国与国之间的纷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样的事是没有的。这篇演说虽然有着义愤慷慨的语气，但未能掩饰其低调的姿态。恰在此时作为首善之区的南京却爆出一件政治大丑闻，那就是行政院简任机要秘书黄浚（秋岳）通敌案。黄在北洋政府时早有文名，由于他以参加行政院会议所得机密情报转告日人，一时社会震惊。国民党政府原拟轰炸停泊于浦口以下的日舰“出云”号，不料出云舰连夜逃逸。在追究泄密时集中到黄浚身上，黄亦随即被捕。 我到南京未久，许多同学也陆续离北平到南京和上海。那时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成贤街，那也是旧中央大学所在地。我和几位同学同去教育部，看到梅月涵校长和胡适之先生。七七事变前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梅、胡都参加，因此事变一起他们即迅速下山到南京。在教育部我们被告知临时大学将设在长沙，而此时胡先生则准备赴美。本来清华在华北形势紧张时，已先将一批书籍和西文珍贵杂志装箱南运，同时又在长沙修建校舍。但后来迁校长沙时并没有利用那块土地。 我离南京去了长沙，到达时，学校还没有为学生预备宿舍，于是找一家小旅馆住下，这小旅馆居然名纽约旅社，每天七角钱房租包括三顿饭。临时大学设在圣经学校，这里主要是法学院和一部分理学院，文学院的教授和学生都到衡山去了。长沙读书和生活都较紧张，敌机不时来扰，在南京陷落后随着武汉吃紧，群情忧虑。此时北平图书馆也有部分人员随同学校迁来，并且在临时大学布置了相当宽敞的阅览室。那时邮运尚畅通，学校原订的外国期刊如期转到，我正是在这阅览室开始读一些英国当代小说的。学校南迁师生之间的距离缩短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原来不相往来的同学也都一起上课，渐渐地有人成了朋友。我正是由于北大友人的推荐去旁听张佛泉教授的政治哲学。我还修过另一门政治学课，是陈之迈教授的近代政治制度，此课受益最大。近年读章太炎《书》，其中《刑官第三十七》有言曰“欧洲法家之训曰‘王者无恶，神圣而不可侵’”，恰是我从陈之迈教授课时听到的，过数十年犹能记忆。 烟雨南湖的蒙自 长沙临时大学前后不及一年，1938年初学校即筹备南迁。张治中将军召集学生讲话，是他主持撤退的事。学校分两路入滇，一路步行，另一路由香港、海防经滇越铁路西行。学生全是自愿选择参加哪一路，闻一多先生是参加步行的，且沿途写生。经由香港的先到广州，学生都寄住岭南大学。岭南校园秀丽，尤为难得在这里头一次采撷到南国的红豆。陈寅恪先生旅居昆明期间购得钱（谦益）氏旧存红豆，晚年又在岭南撰写钱柳姻缘笺释，人世变化如是不可臆测，真令人感慨。后来他在经过越南时被小偷偷去一木箱古书，都是由北平携出，并有亲笔笺注的。而冯友兰先生在乘滇越铁路过山洞时，手臂不慎挫伤。 在香港时，学生都在青年会寄宿，叶公超先生已先期到港，他是负责这一路的。学生一到叶先生便召集讲话，最后则说某处有广式云吞味道精美，这就是叶先生，他的风趣和性格。而后由香港乘法国轮船去海防，我生长于南方，但像海防那样的灼热也是从来没有经历过。我在一家法文书店买了一册有插图的福楼拜的《包华荔夫人》，一直珍藏着，后来在乱中散失。过香港、海防住宿伙食都是当地华侨供应，抗战初期人们对于流亡学生极同情和亲切。 滇越铁路多在山谷间蜿蜒而过，据说当年修路民工死的极多。车于傍晚抵达蒙自，先期而至的高本乐招待我们在一家小铺吃饭，我第一次吃到宣威火腿，味极丰腴，胜于金华火腿。蒙自是一个小城，想是因为云南边境海关所在的缘故，越南人经营的咖啡店小餐馆极多，可以想见当时海关未撤前的繁盛景象。战事一起，教授学生都处于流亡状态，相互的距离大大缩小，因此上咖啡馆常会遇上教授。历史系教授张荫麟先生是广东人，喜吃，常在一家咖啡小店吃猪排。未久他受浙大聘请去遵义，亦即此一去，英年早逝。一次我在另一咖啡店，陈岱孙先生也在，正与人述七七后离平南下情景，交谈俱用英语。蒙自校舍相当宽敞，有阅览室、阅报室，曾见冯友兰先生在阅报处看重庆《新华日报》。教授住在一间木构楼房，时闻一多先生日日在楼上读书作注释工作，有教授戏称他“何不下楼楼主”。在蒙自短暂时期中，我听了钱穆先生讲中国通史，叶公超先生讲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陈通夫先生讲人口学。很遗憾地没有去听燕卜荪教授讲莎士比亚。蒙自南湖景物虽不及昆明翠湖，但这是南下师生入滇第一站。寅恪先生《蒙自南湖》一诗有“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之句，能勾起如此美丽同时又如是伤感的回忆，这是所有曾在那里逗留过的师生不能忘记的。 目睹学者从政 1938年我从学校结业，由蒙自到昆明后，为了寻找工作便转道去重庆。多雾的山城是八年抗战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处。第一次在重庆前后只有一年，我很快由于父执辈的推荐在农本局找到一个助理职务。在此我有机会看到两位由学者进入政界的人物，一位是那时任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另一是农本局总经理何廉。何是南开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之入政界差不多与历史学者蒋廷黻同时，时蒋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学者从政有相同的特色即处事认真不掩饰主见，但他们也不可能不适应官场的一些人际关系。何是湖南人，治下威严，凡是新到的职员都有机会于周末与他共进晚餐，他是藉此机会观察和发现人才。记得轮到我参加的一晚，何特意说清华训练是很好的，意在鼓励。凑巧我是无心于干经济工作。那时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农本局治下川中各县都有合作金库，有四川最好的柑桔运来，是时必以一筐送往孔府，作为学者的何氏也不得不照官场上的陋习行事。 此时我的老师吴景超先生也在经济部，在所有从政的教授中，吴先生是最超然的一个，这也因为他主管的大都是咨询研究的工作。翁文灏的作风又与何不相同，他在国民党统治后期陷溺至深，幸而在全国解放后能幡然改悔回到祖国。翁治事治人亦严，那时我办公近处与经济部一个分支机构相邻，翁即星期日也到办事处批阅公文，据说他有时以骈俪文体自撰批示。我常在重庆和北碚之间往来，北碚住着一批文化界人士冰心、梁实秋和景超师的家眷。也是在北碚，在一次宴席上我见过一次梁实秋。时梁译英国爱美丽·布朗底的小说《咆哮山庄》极传神，书是在重庆商务用土报纸印的。冰心的《关于女人》也是这时期写的。景超师夫人龚业雅女士，湘人，她的从弟龚业光曾入清华研究院，此时与我同在农本局。吴夫人善属文，多年后她为梁实秋的《雅舍文集》写序，此序现在的梁著刊本署名都删略，而世人多不知撰序者为何人。朱自清先生《为犹贤斋诗集》有赠吴夫人诗，所以在清华园吴夫人是以能文闻名的。 与冯至、卞之琳相交 1940年我终于回到昆明，这一住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离开。战时的昆明是一座大学城，又是文化城。除了西南联大之外，尚有本省成立未久的云南大学，北平中法大学也南迁在此，国立艺专则在昆明邻县。一时大学教授、文化人云集。在这里学校的疆界不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也较容易。正是这样我认识了沈从文先生、诗人冯至和那时也在联大教课的卞之琳。与冯先生交往最频繁，恰好冯先生的《十四行诗集》由桂林明日社刊印，冯先生送我一册。明日社是法国回来的陈占元办的，陈亦自译法国作家圣·德斯皮里的小说《夜航》。书都用那时的土报纸印，我珍藏至动乱中散失。《十四行诗集》含有一种凝练的风格。至于文，我以为他的《伍子胥》最好，合乎想象与历史之间，艺术有时未必尽臻于化境，但有时由此而流泻出作者的心意，令他神往的某种精神——如伍子胥的传奇式的经过——也是能令读者为他所感化。我为《十四行诗集》写了一篇书评在昆明电台播出，后将稿请冯先生看，得其嘉许。冯先生编了一个小刊物，我记得写了两文，一是评《夜航》，此书作者甚得纪德称赞。另一文是写《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死》。 那时冯先生在大学教德文，我觉得每与他相处则至为亲切。当时我于外国艺术亦无所知，梵高的画册是在冯先生书斋中看到的。冯先生又取出他所译里尔克《寄青年诗人的十封信》的修改本给我们看。此书在商务首刊适值七七事变起，因此流行不广，但我却有一册。在我看来冯先生译文已至精美，然而他还是一再修订。后闻清华教德文的杨业治先生也提了不少意见，可见德文难译，或者译里尔克更非易事。当我与冯先生相处时总希望他译歌德的《浮士德》，以他对歌德的理解，他的谨严的作风，还有他作为诗人的那支笔，总以为此书非他译不可，中国必会有比前人更好的译本。惜乎这对他来说是莫大的遗憾，在我离开昆明与冯先生分手后，只到后来他写《杜甫传》时与他通过一封信，我孟浪地向他提了一些意见，大约为他所不喜。冯先生在后期缠身于事务之中，听说在他重病将要离开人世时还喃喃自语：“我要写，要写！” 我认识卞之琳大约是在沈从文先生处。有一次我们同在冯家做客，正谈话间忽然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机警的冯夫人姚可昆女士立即介绍说这是云南省图书审查处处长陈保泰先生云云，这一下我与卞都噤若寒蝉。这位处长自是文化特务之流。我读亨利·詹姆士和E·M·福斯特都由于卞的推荐，一次到他的宿舍看他，问有什么可读的书，他指着堆在桌前的詹姆士的小说，好像还是全集本。作家的名姓有一种奇怪的涵意，如詹姆士我觉这姓氏真古板，可后来当我深爱上詹的小说时，这名字对我真不知有多亲切。我读的詹的第一本长篇是《鸽翼》，记得当读至后部女主人公米莉病重脸朝里时，我感到震动，这才真正意识到詹的艺术魅力之无限力量。其时还看到卞在报上写小文讲析詹的那篇著名的鬼故事《拧紧螺丝》，说得很玄。 卞出身于北大，我每将他与梁遇春做比较。梁也是在北大，两人又同是叶公超学生。早期读外国文学大抵是近于古典式的，梁译书多，也能写散文；卞则异，因为他已晚了十来年，所以能接触当代的英国作家，也兼及德国的里尔克。梁才情奔放，卞感性细密，是两人最大不同点。有一点相同即两人都成名甚早，卞在那样早的时候就得到中华文化基金会的资助，翻译史特拉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这是很不容易的。卞有广泛的文学趣味，他早期的诗如《尺八》，我以为写出一种在异国而思乡的意境，很不错。而为人所称颂的“我看你别人看我”那首，我冒昧地说是俗调。卞译书长篇短篇文字都雅洁，但译事非易，即《维多利亚女王传》亦偶有看似是而实非的小误。 遭解聘的刘叔雅 刘叔雅先生的名字知道的人稍多，原因是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有《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在该文附记提到出试题《梦游清华园记》及对子“孙行者”对“胡适之”一事，不知谁人写成文，于是引起好事者炒作。其实陈先生此文所含的深意即对于当前语文教学也大有启发。刘叔雅先生皖籍，与胡适交往至深，其专治《淮南子》、《庄子》，并有专著。未去清华之前，他曾担任过安徽大学校长，据说一次大会蒋介石亦在场，刘先生出言不逊被蒋刮了一耳光，那时正是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时候。刘先生作为学者的刚正不阿于此可见一斑。我作为法学院的学生在清华园时听过俞平伯先生讲《论语》，到昆明后特为去听刘先生开的课。 刘先生与众不同，假设一堂课是四十五分钟，他顶多正课讲三十分钟，余下多天马行空，无所不谈。而臧否人物占其大半。在大学刘先生最尊崇的是寅恪先生，余人他只是嬉笑怒骂，实际上宅心至厚。在课上，我现在所能记忆的是刘先生讲温庭筠七言古诗“李娘十五青丝发”那首。刘先生是搞考据的，因此他讲李商隐诗也多就此方面阐述，如考订诗题等。刘先生治《庄子》最精，一次他从《太平御览》找到一处可以校订《庄子》，喜极而且自得，特意在清华住宅设宴请诸友好。刘先生又能写一手漂亮的骈俪文，梅月涵校长长校若干年纪念，一篇骈体祝贺文即是刘先生写的。 四十年代，我一度与王永兴同住一处，夜里两人忽想起去看刘先生。刘先生住城内，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可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我们来访是想听刘先生讲《红楼梦》，在联大时读《红楼梦》几成风气。刘先生对《红楼梦》最独到的见解是省亲那节，大观园题匾大多宝玉所拟，“蓼汀花溆”四字是在入园最明显处，贾妃看了这四字便笑说：“花溆二字便好，何必蓼汀？”刘先生以为花溆者形袭人与宝钗，而蓼汀反切林，明指黛玉。意云曹雪芹有意的这一笔，是说明作为贾家最高的元春（她是代表皇室的），其意在于宝钗，而不欲黛玉入主怡红院。刘先生读书精到，独具只眼，由此一例可见。刘先生入滇自号二云居士，指云土与云腿（宣威火腿）。 1943年学校上层忽发生一个变故，即清华解聘了刘先生。此事在《吴宓日记》第九册有记载。据我所听到的原由是刘先生长期旷课。但解聘的事正发生在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去美讲学期间。冯先生若在，不会同意发生这样的事。所以积怨者正是乘这样一个空档发难的。吴宓先生为此事不平，到处奔走挽救，并未说内在的原因是什么。据我所听到是由于在一次课间休息，教授休息室中刘先生直指一位读错了古音的同事。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羞辱，在学界自然会引起极大的反应。由羞辱而积怨，终于导致报复。在刘先生方面我想并不怎么介意，再说离清华他也自有去处。近年刘先生的一些著作也在翻印。而我却保存了一张被用来包花生米的《三余札记》的零页，书是商务所出，纸是上好的中国纸，留此一页以作纪念。 社会学系的师友们 旧中国国立大学设社会学系的南有南京中央大学，北就是清华。中大社会学系主持者是孙本文先生，他写了一本《社会学原理》，成为此系学生必读书。教会大学大部分都有社会学系，著名的是燕大（吴文藻主其事）、上海沪江大学和广州岭南大学。早期社会学这一门在美国大学较普及，所以来华的教会大学都有这一系。陈通夫（达）先生是清华社会学的主任，以后有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这几位。那时还有国际知名学者、原俄国籍的史禄国。史离开后人类学一门就由中法大学的杨教授兼任。通夫先生是最早从事中国人口研究的，为人正直。学校南迁，人口学一课是在蒙自讲的。抗战胜利陈先生一度接受外国机关委托研究一个课题，我因而有机会常和他见面。景超和光旦师是我接触最多的两位师长。我曾见吴景超师在清华阅览室查阅《汉书》，那时他在写一篇论文。后来在他同时代人写的回忆文中才知道在清华学堂时，吴先生就专心读中国古籍。潘先生更是如此，研究西洋社会学的学者并不是只看西书，他们都有极高的中国文化修养。李景汉先生是从事社会调查工作的，他所从事的课题类似河北定县的那种实验，他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社会学系有几位同级和高一级学长我至今仍怀念不已，他们大多都属于那时学生中的精英。1937级的蒋华、周荣德、薛观涛皆极优秀，可是发展和机遇都不同。华那时是清华园有名的才子，潘仲昂师曾对他抱极大的期望。他所涉猎的已超过社会学范围，然而蒋君却最终死于非命。周荣德以专诚的态度从事研究，又师从当代社学者梭罗金氏（Sorokin），因而走上美国的大学讲坛。所以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如果不善自处理，其结果尚不如平庸而能努力的人。蒋君的毕业论文《论孝》近年被人在清华旧图书馆底层中发现，和其他一些人的毕业论文一同在三联刊印，从一个角度来说当年的有些论文其水平或远在今天学界撰著者之上。这里反映了旧清华培养人才上的成功之处。 燕卜荪的存书 来华讲学的英国诗人燕卜荪，在南岳衡山和蒙自呆过，当学校由蒙自迁往昆明时，他没有随校同去，而留下了一批存书。这些存书约有三四书架，都陈列在联大校内一间教室，有人专管，但借阅很方便。这些书都是早先他在东京教书时买的，许多书都有东京丸善书店的标记。若论英文，日本人很普及，但以写作而论，旧时中国善撰英文者为日本所不及。东京丸善书店是老店，专售西洋书。从燕卜荪购自丸善的西文书看来，其品类既多而且高雅。旧时中国北平的北京饭店内有一家法文书店也出售英文书，但品种极有限。上海的别发书店规模稍大，但亦非丸善可比。由此可知，早在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在学习西洋文化上是远在中国之上的。章太炎《书》中所引西方社会学、政治学论著都转引自日本学者的著译，由此可见一斑。 燕卜荪的存书我时时去阅读，有时借回如期归还，但有两本书我没有及时还而带离昆明。这两本是T·S·艾略特的《论但丁》（1929）一文的单行本，是Faber＆Faber版，装帧精美。现在此文已收入集中，这个单行本恐怕在英国也难找得到了。另一本是Arden版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那上面有他的许多批语，字极细但看得清楚。很可惜的是我那时没有摘录下来。现在这两册书都不知付诸煨烬还是当了还魂纸。莎士比亚的书是这样一种书，只要你于文学是有感性的，读时会随时发现莎剧令你惊奇的地方，这必然是和剧情发展密切关联的。这种感觉又必是突然产生的，这使你不能自已地也要写上几句批语。我相信燕卜荪那本名作《晦涩的七种类型》，其中的例子多是他平时读诗正如他读莎士比亚一样产生灵感而积累而来的。联大内小小的燕卜荪存书处，是我读到许多好书的精神宝库。 吴宓陈寅恪的友谊 吴先生的《吴宓日记》，有我名字的地方大约四五处。这部《日记》包含人物极多，在记到我的地方，一次是代表电台乘小汽车去接吴先生作广播演讲，再一次是清华校庆聚餐与吴先生同席，另一位是王逊君。其实我在出城躲空袭警报时，也曾与吴先生一路行并谈《红楼梦》。吴先生日记记事极详，不过他的直言也可能使今日读到的人有些难堪。 对于这部《日记》评者见解不一，不过就其包含的资料来说实在极有价值，尤其三校南迁之后在昆明那一段最难得。后世若要了解近代中国士大夫的生活，他们在世变日亟之际的思想情感，则此书是必要参考的。在此我想写的是吴宓先生和寅恪先生的友谊，他们读书做学问有同有异，但在二人友情这一点，我以为是达到了中国道德传统所认许的最高境界。吴宓先生于1971年为探询寅恪先生和夫人下落写给中山大学革委会的信，是这一种最高友情的一个凭证。现在吴先生这封书札的手迹均见于书中，只要想想那个时间、地点和人事，吴先生因笃爱友人所显示的勇气是何等地值得人们敬佩。 吴宓先生《日记》中有三处记陈寅恪先生致吴先生的信，1942年9月7日收一封是寅恪先生发自桂林附《雁山七夕》诗，又复告查询毛彦文地址事（见卷八，页378）；1943年8月19日一信再复告前事（卷九，页100）；1948年2月在吴先生去向未定之际，陈先生有一函其中一点至重要即告吴先生若就聘于其他大学“宜授外文系高深课程”（卷十，页340）。这是惟有知吴先生，同时又是出于至诚才能发出的忠告。吴陈曾同在哈佛，吴先生对于西洋古典文学深邃的知识，自然不满足于但授泛泛的普通文学课。我们若细读吴先生《日记》，会很惋惜地看到，吴先生只时时浏览文学史之类的著作。在情感与婚姻问题上，在写诗如何从读宋诗入手，以及现在在大学开课上，这些陈先生对于这位老友都有真诚的劝言。这是只有在感情和相知弥笃的朋友中才能达到的境界。 文林街的教授身影 到过战时昆明，同时又和西南联大有往来的，没有不知道文林街的。文林街只是一条小路，街东西向，西面通往联大校园，东面是云南大学，北面是昆师北院，所以成为文化人和大学教授常出现的地方。 文林街最不寻常的是文林教堂，教堂牧师是一位名吉尔伯·贝克的英国人，联大迁来未久，他便结识了许多位教授。文林堂常举行讲演会，有时还有唱片音乐会。在文林堂讲演的有历史教授雷海宗先生，最轰动的则是刘叔雅先生和吴宓先生讲《红楼梦》。 文林街南面是翠湖。你如果读吴宓先生日记，便会注意到吴先生记城中回来总是写“穿翠湖归”。翠湖由于是进城必经之地，所以用穿字最能形容过翠湖入城的感觉。寅恪先生于1939年写的《昆明翠湖书所见》（己卯春作）一诗，可以认为是最早把昆明景物写于诗篇者。1938年南迁组校，所以此诗所寄慨者又岂止是风光明媚的翠湖而已。 文林街恰如山阴道上，往来人多。有位哲学系女生告诉我她看见汤用彤先生在文林街面馆吃鳝鱼米线，觉得很滑稽。因为汤先生讲授魏晋南北朝佛教史，他个子矮小，一身布衣，真像一个出家修行的人。那时大学生生活苦，伙食往往不能果腹，因此常有人上这种小馆吃一碗米线充饥。我也在这样的小馆看到金岳霖先生，他要的是一客蛋炒饭，边吃边看书，好像看的是牛津世界名著版的。 六十载匆匆过去，西南联大早成历史陈迹，文林街非复旧观。那些哲学大师、历史学大师、文学家、小说家早已沉埋地下。唤醒故人，唤醒历史，是要向世代以后的人告示这里曾有过辉煌和灿烂，曾是近代中国一代文化精英的灵魂游荡过的地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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