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深”方能“叶茂”
董申保,北大地质学系教授,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祖籍江苏常州,1917年9月生于北京。1980年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9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95年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11月7日,清晨的阳光洒进书房,董申保又开始了一天的工作。尽管已是87岁高龄,可他依然关注、学习着地质学的前沿理论研究成果,手上还正写着一本地质学方面的著作,有时还去北大给青年学子们上课。他精神矍铄,微黑的脸庞显露出常年在野外考察的痕迹。而也许正是那些“奔走”的岁月,让他的身体常葆健康。
记者的来访,让董申保放下手上的工作,讲起了自己的科学人生,“我有时参加一些青年的聚会,他们的问题总是很多,希望我的一些经历能给他们一些启发。”
董申保生长在动荡的年代,经历了军阀割据、战争年代和解放后的历程,从大风大浪中坚强地闯了过来,其间从未放弃自己的学业、研究。“有时和朋友聊天,常有沧桑之感”。
经历是财富,而一位87岁老人的人生历程和思索更是弥足珍贵。
难忘“联大”八年
1936年,董申保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当时学生可以自己选专业,先申请,经各系按入系条件衡量,再批准。董申保报了地质系,主要是因为当时北大地质系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比较知名,有很多著名的地质专家,如葛利普、李四光、丁文江等先生;“同时也满足我游山逛水的心愿。至于什么是地质?出去做什么工作?可以说是知之甚少,没有一个真正的方向感。”说到这儿,董申保不由得笑起来。
上大学一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董申保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先读本科,后攻研究生,1944年毕业后留校,抗战时期基本都在联大度过。这段时期给董申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南联大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在抗战时期联合形成。平津沦陷,仓促建校,流离辗转,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迁校初期连一片瓦都没有,教室和宿舍都是借用的。后来新建的教室及宿舍也都是一些低矮的土墙泥地草顶(部分是铁皮顶)的平房。吃的米有一阵是云南粮仓供给的。那些米中,有相当多的沙子、稗子。穿的就更简单,两套黄布制服,然后一个棉大衣,就这么过冬。抗日战争期间,西南联大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
地质系设备差,仪器少,开始只能借云南大学矿冶系的实验室进行矿物岩石实习。后来经过补充,条件有了些改善,但显微镜仍不够用。图书馆座位少,很多学生只能去街市的茶馆中看书。
理学院其他各系也都是如此。在那样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我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考虑的都是将来我们能干什么,怎样报效祖国,使祖国不被侵略、灭亡,而不是只想着个人如何就业、赚钱。”忆起那段艰难的日子,董申保深有感触,“当时老师们的生活也很苦,他们名望高,要到外面兼职赚钱、做官或出国都很容易,可他们甘于艰苦,甘于淡泊,只想着要为民族培养人才作贡献。老师的这种精神也教育了我们。我们现在能做一点事,与老师的言传身教、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回忆老师的正气凛然的精神,和他们的言传身教,至今犹历历在目。”说到此,董老不禁给记者背诵了一遍《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联大集三校的优良传统于一身,特别是清华的“严格要求,宁缺勿滥”和北大的“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给予董申保深刻的影响。老师们不仅传授基础知识,更注重教给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思维方法。一次理论化学小考时,当时国内的理论化学泰斗黄子卿先生在董申保的考卷中加了详细的眉批,批评董申保对小数点后数字漠不关心(董申保只写到小数点后一位),说董申保“足下算数太差,……科学界无此办法也”。其实,地质学对小数点没有什么要求,但这一批语对董申保触动还是很大,多年来不敢忘记,并使自己今后的学习、工作更严格务实。“现在我们的大学里,还有多少老师会这样做?”董申保感慨地说。
地质系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关系非常融洽。董申保的老师如孙云铸、袁复礼、王恒升、冯景兰和米士(P.Misch,德国)等经常和学生生活在一起。不论是在课堂讲课,或是在野外篝火边的谈话,他们总是娓娓不倦地,把地质知识溶入于中国地质实际中去,并通过各种学派的分析和对比,逐渐使学生自己能导出若干理论线索来,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不像现在,学校里总是灌输一些概念,而不是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动手能力。”
尽管当时云南交通条件恶劣,山路崎岖难行,经费又少,但老师们始终不辞劳累,带着学生跋山涉水,跑遍了滇中的十多个县。是他们,培养了董申保从事地质事业的决心。
“不跑野外我将一事无成”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董申保经常跟着老师去野外实地考察。在法国留学时,他在巴黎大学教授J.Jung和克来蒙非朗大学教授M.Roques的指导下,在法国中部高原变质地区进行了近两年的研究工作。
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他带领长春地质学院地质勘探系师生对山东、辽宁、吉林及河北等地的前寒武纪变质岩区作了1∶20万地质调查。
70年代中后期,世界上变质岩区编图工作发展迅速。欧洲地区的变质图编制工作相继完成。为填补国内这一空白,董申保从1980年开始积极组织和领导了有全国22个省区、26个单位200多名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中国变质地质图编制工作。
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董申保坚持长期野外实地考察。仅在编制中国变质地质图期间(1980~1985),他就踏遍了中国除西藏和台湾外的所有省区,并观察研究了数以千计的岩石薄片。
上野外,很苦很累。上世纪50年代,董申保带着几百人的队伍去做地质勘探工作填图。他们负责的一个地区几万平方公里,没有公路,车进不去,带个包、锤子就进山里去了,“晚上裹个被单睡在农家是常事,但心中却培养了对祖国和大自然的情感,知道了老百姓的疾苦。”
上野外,还会碰上危险。在边远山区考察,有时饿得走不动,就很可能在森林中饿死;渴了,喝下雨后马蹄印里存下的水;而从山上摔下来多少次,董申保已经记不清了。最怕的是碰上土匪,解放前碰到过好几次,“牺牲了几个人”。
上研究生时,董申保有一次出去考察。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晚上,他顺着一个山沟进去了,突然听到山的两边放枪。当时董申保以为碰上土匪交火,上了山坡才发现是山村为庆祝新年放的枪。
说到这些危险、困难,董申保轻描淡写地说:“那时年轻,怕什么!”
他每年在野外工作半年,对他来说,去野外已是家常便饭。有同学曾笑话他:“全国名山大川都跑了,不用再花钱旅游了。”可是他哪里知道,董申保年轻时虽然很喜欢旅游,可他现在看的根本不是美景,而是自动反射的各种地质现象,“这条河、这座山是怎么形成的?”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些,“研究多了,欣赏美景的心情没了,成了职业习惯了。”
董申保和同事们的心血没有白费。他们共同努力,终于在1985年完成了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图工作,出版了《中国变质地质图及其说明书》和《中国变质作用及其与地壳演化的关系》等专著。由中国著名地质学家组成的评审组认为,该成果“是建国以来全国变质岩研究工作的一次深入总结,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开创性”。国际变质带编图分会主席H.J.兹瓦特(Zwart)教授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图优于国际上同类图件的水平,中国变质地质图的编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变质作用的研究。
“中国变质岩这么发达,面积大,变质作用情况复杂,没人总结过,而我们用了不长的时间就完成了,得到了国际认可,也算是个安慰。但实事求是地讲,我国的变质理论和应用水平还是比国际低。”面对来之不易的成就,董申保感到很骄傲,而更多的是冷静。
在变质编图工作以后,他虽已年近古稀,但又开始了对蓝闪石片岩等高压变质岩石的研究。他提出的论点引起了国内外同行们的关注和讨论。
现在,他年龄大了,没有精力再去山上跑野外了,但是他仍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关注地质学发展的进程。
“根不深”易“昙花一现”
在董申保看来,西南联大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能培养出一大批人才,是因为“根深”的缘故——三校传统好,能够抵御外来消极的影响;自己能取得一些成就,也是长期实践和学习的结果。而“现在追求短期效应,要‘立竿见影’,这样急功近利怎么行?根不深是没有生命力的,容易昙花一现”。对于国内地质研究和科学研究现状,董申保非常担心。
“地质界有两个不好的倾向:一是模仿性太强,这是创新的障碍。我国的地质作用具有自己的特色,不能套用国外的某些模式,接外国的轨得考虑中国的特点。再一个就是盲目创新。创新不是乌托邦式凭空想象的创新,而是要实事求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行。这个脚步必须要跟,不能停止,但不要亦步亦趋,而是递进式的。”
对于科学研究,董申保打了个比喻,“做研究就像爬珠峰,离顶点还很远,但你每爬一步都是踏实的,你就做了你应该做的工作。”
对于学习研究,董申保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青年要培养科学思维,不仅只学知识,要掌握学科中的思维规律和方法。搞学术,做研究,不能作茧自缚。知识学得过多了,就会成为书呆子。蚕应该变成飞蛾,能够破茧而出,学以致用,那才是达到了新的、较高的境界。”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根”如何培养?董申保认为教育界要好好思考。如果教育总在变,树就无法形成根。要从根上下工夫,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而不是定个框框让学生学什么,这样发展是没有后劲,不可能持续发展的。
对于年轻一代,董申保有些担心,“现在年轻一代有些人就像暖室里的花朵,看似漂亮实却娇柔不堪,几乎承受不住什么风雨。一个人所走的路总是坎坷的,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所以不要老想着‘抄近路’或不肯吃苦。光学本事不学‘做人’,没有长远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都不行。”
“不希望青年人钻钱眼儿里出不来,随潮流而动,那样只会在漩涡里打转。要有远大理想,不受环境左右。要考虑个人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要为个人和小单位的利益而妨碍整体。”董申保严肃而不乏关切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