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１９４２年经教育部保送升入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于１９４３年秋几经曲折到达昆明西南联大。

    入校前后，我受到抗战形势和联大精神的教育，认为在当时条件下学航空工程是不能救中国的，想改学经济学，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途径。一年级时，我给杨石先教务长写报告，要求转入经济学系学习，可是他是一位主张科学救国的化学教授，批复不准。我又向大学一年级教学委员会主任李继侗教授申请转系，又得到经济学系赵?抟教授的协助，才得到李主任的同意，将我转为联大经济学系的学生。
在联大经济学系，按照教学计划，我不仅学习经济学方面的一系列课程，还要必修和选修文史、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在正课之外，我还旁听了许多著名教授的文学、历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课程，如朱自清、闻一多、王力、郑天挺、吴晗、张奚若、费孝通等教授的课程。联大校方和各个学会，经常邀请进步人士到校作报告或举行座谈会，他们都给我以深刻的教育。暑假中，我和同学们组织起来，到澄江县抚仙湖边进行农村调查，了解中国农村情况。在联大，我还阅读到不少进步书刊，受到革命教育。我在１９４４年参加了以闻一多教授为导师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小组会上学习和讨论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

    我们衷心赞成毛主席的政治主张。１９４５年５月４日我们和昆明学生走上街头，振臂高呼“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召开国是会议，成立联合政府！”１９４５年冬，昆明学生掀起了“１２?１”运动。我目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也作为一名群众参加了学生运动。“１２?１”惨案发生那天，我先在校门内抵抗墙外军人的进攻，亲眼见到同学们抓获一名钻进校门的暴徒崔俊杰。暴徒退走以后，参加临时组织起来的纠察队，头戴钢盔，手持棒球棍，和同学们一起守卫在被暴徒们攻击得破碎不堪的新校舍的大门外。同宿舍纠察队员们换班休息时，在宿舍里各自写下了绝命书，并拍摄合影照片，表示斗争到底的决心。这张照片连同它背后的说明文字，已展出在昆明“１２?１”展览馆里。

    １９４６年联大复员后，我回到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继续学习。１９４７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在解放前的１９４８年我参加了民主青年联盟，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事迎接北京解放的工作。

    １９５０年我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生，１９５２年毕业回北京大学。同年夏天，我参加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工作，将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经济理论专业调整为新的北大经济学系。在１９５２年秋，我组建了北京大学第一个教研室??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并经马寅初校长派我代理教研室主任，那时我只有２８岁。在北大，我担任过经济学教授、教研室主任、校务委员、校学术委员等。在校外兼任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理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研究会顾问、《经济学家》学术委员等。

    改革开放以来，经常参加对外学术交流活动。７０年代应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邀请，两度为联合国工作人员讲授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系列课程。８０年代后，曾应邀到加拿大、荷兰、德国、丹麦、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家著名大学讲学和从事合作研究。

    回顾一生，我十分怀念和感谢西南联大老师们对我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