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诞生于抗击日本侵略战争战火纷飞的岁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名校联合而成。短短9年，在外抗强虏、内争民主、物资匮乏那种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西南联合大学以兼容并包之精神，学术自由之规模，民主堡垒之称号，勇肩传承文脉之使命，培养出一批世界一流的人才，创造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奇迹。值此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本报发表沈克琦《谈谈西南联大》一文，以纪念当年教育界共赴国难，为民族复兴呕心沥血的壮举。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副校长，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现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副会长。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自1937年9月至1946年，历时9年，成绩卓著，成为三校历史中的一个光辉篇章，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璀璨夺目的一颗明珠。

一、西南联合大学始末简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天津相继于29日、30日沦陷敌手。8月19日，北大、清华、南开三校领导与教育部协商南迁事宜，9月10日教育部正式下令，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由教育部长王世杰兼任筹委会主任，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任常务委员，筹委会委员还有杨振声（秘书主任，教育部代表），朱经农（湖南省教育厅长），皮宗石（湖南大学校长）及教授代表胡适（北大），顾毓琇（清华）和何廉（南开）。以后三位常委和秘书主任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全校工作，杨振声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北大编制）。8月底三校分别通知各地师生到长沙报到。经紧张筹备，10月26日在长沙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1941年3月7日常委会决议以11月1日为本大学校庆日。

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租用圣经学校、49标营房、涵德女校和湖南大学的房屋。因到校学生有1500人，校舍不敷应用，文学院改设于南岳圣经学校分校（称长沙临大南岳分校），11月19日上课；机械系航空组在南昌航空机械学校寄读，化工系在重庆大学寄读。全校共设十七个系：文学院有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哲学心理教育学系；理学院有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有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商学系；工学院有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8年1月19日最高当局批准长沙临大西迁昆明。1月24日期末考试开始，本学期上课12周。文学院师生于学期结束后迁返长沙。

1938年1月底开始西迁，分三路入滇。第一路为湘黔滇旅行团。该团由长沙经湘西入滇，全程1660多公里，步行约1300公里，历时68天，4月28日抵昆。团长为东北军黄师岳中将，学生284人组成18个小队，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五位教授黄钰生（南开），曾昭抡（北大），李继侗（清华），闻一多（清华），袁复礼（清华）组成指导委员会，黄钰生任主席。有三位军官分任参谋长和大队长，随团配有炊事员和大夫，有两辆卡车运送行李。师生们一路调查，考察，采集标本，收集民歌、民谣，访问少数民族村寨，受到贵州省政府和沿途各地政府、人民的热情接待。学生们不仅经受了体力和意志的锻炼，还学到了许多课堂里、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第二此路由长沙经广州、香港、海防、河内和滇越铁路入昆明，沿途均设接待站。第三此路由陈岱孙教授组织，从长沙经桂林、南宁、河内和滇越铁路进入昆明，冯友兰、朱自清教授等均走此路线。

西南联大决定迁昆后租得大西门外昆华农业学校、拓东路迤西会馆、江西会馆、盐行仓库等处为校舍，仍不敷应用。常委会遂于3月15日决定设蒙自分校，文、法学院在蒙自上课。理学院及校本部在大西门外，工学院在拓东路。1938年5月4日全校开始上课。1938年8月23日文法学院迁回昆明。7月购得昆明市西北角城外荒地124亩为校址，修建新校舍。8月遵教育部令增设师范学院，并将哲学心理学系的教育学部分划归师院，后云南大学教育系也并入。9月13日，日机首次空袭昆明，一些中等校外迁，西南联大借得昆华工业学校、昆华师范学校、昆华中学的校舍。至此1938—1939年度第一学期才得以在12月1日上课，师范学院则推迟至12月12日上课，本年度招收新生700余人。1939年4月新校舍落成，有学生宿舍36栋（土墙茅草顶），教室、办公室、实验室56栋（土墙铁皮顶），食堂2栋，图书馆1栋（均砖木结构），至此西南联大规模始告底定。

1940年法国投降，日军进入越南（当时称安南），日机由越南起飞频繁来袭，因此又起迁校之议。11月决定在四川叙永成立分校，一年级新生到叙永报到。1939年1月10日叙永分校开始上课，到校新生600余人，后局势趋稳，8月分校师生即迁回昆明。

1938年设立师范学院后，1940年历史社会系又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后者归入法商学院。从此联大有五院26系2个专修科，即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心理学系；理学院：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法商学院：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商学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系、航空工程学系、化学工程学系、电讯专修科；师范学院：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数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师范专修科。1939年增设先修班，1940年增设附中、附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因交通梗阻，西南联大继续在昆办学一年，1946年5月4日举行结业典礼，教学活动结束，三校开始北返平津。7月31日西南联大宣布正式结束，中止活动。在这一年中发生的一二・一惨案，以西南联大师生为主掀起了全国性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高潮。西南联大前后历时九年，终于实现校歌中“还燕碣”的愿望。

二、 西南联大的成就

1、 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

自1937年11月1日至1946年5月4日在西南联大就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8000余人，毕业3807人，其中本科毕业生3732人，研究生毕业75人。毕业生中有的具有三校学籍，毕业时拿三校的文凭，有的是在西南联大入学的，拿西南联大文凭，各种学籍的统计数如下：

学籍 北大 清华 南开 联大 合计

本科生 369 728 195 2440 3732

研究生 19 32 24 / 75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时，自愿登记转往三校继续学习的1665人，其中北大666人，清华936人，南开63人（南开此时由私立改为国立）。

在联大学习过的学生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有2人（朱光亚、郑哲敏）为双院士，故院士总数为90人。

联大学生后来取得特别突出成就的有：

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2人：杨振宁、李政道（物理系）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1人：黄昆（物理系）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6人：屠守锷（航空系）、郭永怀（物理系研究生）、陈芳允（物理系）、王希季（机械系）、朱光亚（物理系）、邓稼先（物理系）

以上只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部分突出人才，在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方面也出现一大批突出人才，还有一大批政治家、革命家，人才济济，洵非虚语。

2、 坚持开展科学研究

在科学研究方面，联大师生秉承三校优良学风，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在各自领域中严谨治学，坚持不懈，发表学术论文多篇。例如：算学系师生发表了论文百余篇，物理系也有百余篇。华罗庚的专著《堆垒素数论》获得教育部奖励，吴大猷的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获得丁文江奖金，并在国际同行中获得赞誉，周培源在湍流研究上取得重要成果。工学院师生开展了许多与生产实践紧密联系的研究工作。

三、 西南联大的艰苦条件

西南联大处于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物价飞涨，从统计学家杨西昆教授所写“九年来昆明大学教授的薪金及薪金实值”一文中以原月薪为350元的教授为例，下面摘录部分数据以供参考。从这组统计数字即可看出几年间教授们的实际收入大幅下降，生活十分艰辛。

年份 生活费指数 薪津约数（元） 薪津实值（元）

1937年上半年 100 350 350.0

1938 年下半年 168 300 178.5

1941年上半年 1,463 400 27.3

1942年下半年 12,619 1,343 10.6

1944年上半年 82,986 9,417 11.3

1945年上半年 430,773 56,650 13.2

1945年下半年 603,900 112,750 18.7

学生则靠救济金、贷金维持生活。当时学生自办膳团，轮流采买，伙食费与贷金数相等，一日两餐，早餐要自己解决。买的平价米是糙米，米中有沙子，有时甚至还有老鼠屎，伙食质量很差。少数人可得一点奖学金，多数人要靠打工，包括到中学兼课、家教等才能贴补上生活必需费用。我就曾在云南省建设厅刻写过一个月的蜡纸，到中日战争史料编辑委员会剪贴报纸一个月。

住宿条件也很差，宿舍是泥地稻草顶，四十人一屋，十个窗户，每个窗户两张双层床。窗户是几根木条，冬天就糊纸挡风。好在昆明四季如春，很冷、很热的天气很少，能勉强应付。我在昆明四年，只有毛衣，没有棉衣，没睡过席子，也就度过了。在这样挤的宿舍里照样能自习。晚上七时以后就鸦雀无声，如有人不注意，大声讲话后，只要他人轻嘘一声，就复归平静。九点半以后拿脸盆出去盥洗，宿舍里就热闹了，但十时半后又归平静。当然，只能有一半的人留下自修，其他人就上图书馆或上茶馆。附近开了不少茶馆，成了联大学生的自习室，成为一景。由此可见，事在人为，艰苦条件是可以改造的。

由于战争突起，从平津仓促撤出。图书、仪器设备几乎全部丧失，因而教学、科研存在不少困难。但是在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艰苦努力下，条件逐步改善，教学尚能基本正常进行。我在物理学系4年，一年级每周一次普通物理实验，二年级每周一次电学实验，三年级每周一次光学实验，四年级每周一次无线电实验，还做了六个近代物理实验，这在战时大学中实属难得。

图书虽是一大问题，但我们上课用的教材及参考书图书馆基本都有，且每门课都有多种参考书，只是每种仅一、两个复本。市场上也能买到一些影印书（龙门书局出版）。教材的主要来源是同学间的互相转让。每年暑假，就贴出小广告，将已用过的书出售给低班同学，再用此款去购买高班同学出售的教材。上完四年，手中的教科书就剩不了几本了，但每年上课的需要都满足了。有时学生们还自己设法解决教材问题。例如，我在二年级上姜立夫教授的高等微积分时，用 Courant著的书，市场上没有，我们就借图书馆的书到外面去石印。商人表示，只要满30本，他就可以开印。我们凑足30个同学就把书印出来了。

战乱年代，为什么图书馆有这些宝贵的书？（1）这是由于清华大学在战前预见到华北局势不妙，于战前就运出五百箱必需的重要图书期刊至汉口。1938年运昆136箱，计书5,884册，期刊1,169册，其余部分则很遗憾地在重庆被日机炸毁了。（2）由于校领导重视，图书得到了补充。1937年9月16日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就决定成立图书设计委员会，由各系教授参加，负责图书购置。1938年初，又指定一些教授在迁昆途中经过广州、香港时向外订购图书。校方为此积极筹款，订购新书刊。据1940年3月图书馆工作报告载，“已发出订书单233件，计书1,500余种，期刊300余种，已到新书1,400余册，期刊约4,000余册”，这些都是外文书刊，还有斯坦福大学Hall教授赠文学书245册，康乃尔大学Walker教授赠刊75册。此外，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和北平图书馆迁昆后，西南联大又与他们建立了合作关系，我就曾去天文所查阅过文献。

关于仪器设备，清华在战前也将部分仪器设备运至汉口，例如从国外订购的制造真空管的设备就直接运到汉口，后经重庆运昆，成为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开展电子管研究的重要设备。1937年9月16日还成立了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1938年初指定教授在赴昆途经香港时购买仪器设备。当时上海生产一般的实验仪器，我做普通物理实验时，按照萨本栋著《普通物理实验》做的，用的就是从上海买来的仪器。二年级电学实验用的灵敏电流计则是由美国新买来的，Leeds & Northrup厂出品。我们的指导教师虞福春先生专门告诫我们说，每台要75美元，备用的悬丝只有两根，千万别用坏了，否则后面的同学就无法做实验了。为了防备飞机轰炸，他在实验室泥地上挖一个洞，半埋一个50加仑的大汽油桶，实验完毕后就将一些仪器放入桶中，再盖上桶盖，以免日机轰炸时遭受损失。系里还有车床，可以自制设备。别的系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我见到化学系自制的“自来水”塔，水是经梯子提上去倒到桶里，这就保证了有机化学实验冷凝水的供应。工学院的金工厂还对外开放接活儿，既有收入，又有利于学生的实践训练。凡此种种，凝聚了老师们的一片心血，使我们学生深受教育，同时也受到良好的精神熏陶。

   四、 西南联大何以在如此艰苦条件下取得好成绩？
    
     　　我想以下四点可能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1、全体师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校歌（满江红词牌）的下半阕就表明了这种精神。“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全体师生坚信抗战必胜，愿为抗战贡献力量，也立志要为培育或成为建设国家的人才而不懈奋斗。在长沙期间学校号召参加国防工作和国防服务工作，并组织一个委员会管理。1943年底，全体应届毕业的男生（身体健康者）应征任翻译官，配合中印缅战场盟军的作战。1944年秋，日军入侵贵州，在此危急存亡之秋，又有部分学生响应号召参军。这三次从军运动，学校有据可查的学生就有834人，他们的姓名都镌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背面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中，碑上写明为烈士者有5人。实际上西南联大离校参加抗战工作的学生远不止此数，在长沙临大时期校方记录的就有295人，两者相加共1129人。也正是这种自觉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学生们发奋攻读和积极参加民主运动。
     　　2、学校领导有方
     　　（1） 三校领导都是我国有名的教育家，他们的精诚合作是联大取得成就的保证。冯友兰教授在纪念碑的碑文中说得好“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2） 按照三校共有的“民主办学“的传统办学。北大、清华早就有教授会之设，依靠教授办学，贯彻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方针。西南联大常有一门课程几个教授都可以教，教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1940年曾有这样一件事，充分反映教授们维护学术自由的精神。事情是这样的：教育部三次下令，统一规定大学应设课程、考核成绩方法、用何教材需呈部核示等。教授们对此十分不满，以教务会议名义上一呈文，呈文是文言文，大意如下：这样详细规定，大学将直等于高等教育司中的一科。我们对此规定有几点不理解。“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如牛津、剑桥大学，在同一大学之中其各学院之内容亦不相同，彼岂不能令其整齐划一，知其不可亦不必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无见于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接着说，“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教学研究之成绩，以为赏罚殿最。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律以孙中山先生权能分立之说，则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后又说：“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不能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今教授所授之课程，亦经教部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需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曾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这违反教部倡导导师制之意。“教部今日之员司多为昨日之教授（指两位次长原为联大教授），在学校则一筹不准其自展，在部中则忽然智周于万物，人非至圣，何能如此？“也许全国大学程度不齐，要树一标准，“别有苦心，亦可共谅“则本校是否可作为前述训令之例外？这一呈文稍作修改后上报，教部曾回文，其内容等于默许西南联大变通执行。
     　　另外，西南联大的训导原则及目标也有特点，如训导处工作大纲中提出的“本校本训教合一精神，并注重学校事物之教育价值，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应力求密切合作。”“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淳朴的风气。”“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促进学生对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之志向与努力。”从这里可以看到真正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丝毫没有颐指气使的训导和死板的管理，正是在这种训导方针下，西南联大学生具有强烈的、自觉的自治精神，多种社团活动蓬勃发展，对于培养学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教育部规定每个学生要学“党义”课，西南联大则用一些报告会代替，自由参加，成绩单中则记载为“及格“。实际上国民党的党义，即三民主义，其内容早在中学就学过，确实没有必要在大学再学这门课。
     　　（3） 教学与科研并重。校领导深知这是培养高水平学生不可或缺的，千方百计使科研工作保持不断。清华大学因有专门经费，设立了金属物理、无线电、航空、农业和国情普查等五个研究所，既开展基础研究，又开展应用研究，及时恢复研究院（即现在的研究生院）。不仅开设大量研究生课程，研究生毕业论文多半为创造性的工作，这些对青年教师和本科生科学水平的提高也有良好的影响。
     　　（4） 既灵活又严格的教学管理。在西南联大转系相当普遍。因为入学时填写志愿有一定盲目性，当学生发现别的系科更适合自己时，只要转入系同意，都可以转系。杨振宁学完高二时报考大学，当时只学过化学，就报考化学系。备考时发现自己更喜欢物理，入学后就改学物理。当时的选课制度也为转系创造了条件。例如全校学生学的普通物理、普通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无论文、法、理、工都是一样的。语言学家朱德熙一年级时是物理系学生。他后来对我说，这一年的数理课程对他后来研究语言学很有帮助。教学管理又是严格的，考试不及格必须重修，不能补考。“补考”只是为因病或因事请假并获批准的同学准备的。不及格学分数达到该学年所选学分数的1/2就必须退学。
     　　3、优秀的师资队伍
     　　西南联大师资阵容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可谓大师云集，群星灿烂。有一批我国该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学术造诣很深，知识面很广，还有一批刚学成归国的青年教授，他们在国外师从一流大师，在科学前沿从事研究。因而西南联大的课程教学的确是一流的。下面所引杨振宁的评价可以说明这一点：“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也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直到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总的说来，课程都非常有系统，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内容都极深入。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竹溪）先生教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我的联大学士论文是跟他（吴大猷）写的。”“我对对称原理发生兴趣实起源于那年吴先生的引导。”“为了写硕士论文，我去找王竹溪先生。”“这篇论文把我引导到统计力学的领域。以后40年间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工作就属于对称原理领域。
     　　文科教授中有国学根柢很深的学者，有学贯中西的大师，有著名的诗人，文学家和政治家，如：陈寅恪、钱锺书、王力、朱自清、沈从文、张奚若、陈岱孙、潘光旦、钱端升、金岳霖、冯友兰、闻一多等等。
     　　1948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共61人，其中西南联大教师有27人，数理组（包括数、理、化、地）28人中有11人，生物组25人中有6人，人文组28人中有10人。由此可见，无论文科理科，西南联大师资均属国内一流。
     　　教授们不仅学术造诣深厚，他们的学风和敬业精神对学生更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周培源教授家住昆明西山龙王庙，离联大20余里，他骑马来上课，下马后先牵马溜汗，再进教室上课，从不迟到一分钟。他讲力学课自编讲义，经常自刻蜡纸，每次亲自将油印讲义带来发给学生。王竹溪教授讲热学时有他自己的系统，图书馆中的参考书有多种，作者为Roberts, Saha, Guggenheim, Planck等，王先生在黑板上每一节标题后注上各种参考书上相应的页数，以便学生查阅。我们去图书馆借书时，如果某书已被借出，就换另一本参考书。这样，学生的自学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吴大猷教授讲授近代物理时也是自成系统，没有一本固定的教材，不同部分参考不同的书，不少是名家所著，图书馆中都有，任凭借阅。吴大猷教授家住离校十里的岗头村一平房中。夫人患严重肺病，卧床不起。吴先生按时来校上课，在家坚持科研。他写成专著《多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同时进行理论物理研究，还在紧靠住房的房间内装成一台大型摄谱仪。这台大型摄谱仪原来有一个很重很大的铁质底盘和臂，因无法搬运只能将光学元件携来昆明。吴先生就用这些元件和砖墩、木架装成摄谱仪，做了一项科研工作，写成文章送国外发表。吴先生说，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才做成，当然不能做意义很大的工作，但做总比不做好。他认为长期不做研究对青年教师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我在四年级时到岗头村亲眼见到这台装置，大家都很受教育。
     　　4、优秀的学生
     　　由于老师好，学校声誉好，优秀学生趋之若骛，不仅新生质量高，还会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转入联大。西南联大学生中后来成为院士的就有9人是转学生，如朱光亚是从中央大学转来的。李政道原来是浙江大学学生，1943-1944年是浙大物理系一年级学生。1944年因车祸受伤，1945年初持吴大猷在密歇根大学时的朋友梁大鹏的介绍信到昆明找吴先生。时值学年中间，不能转学。吴先生即让他随物理系二年级听课，暑假通过转学考试取得学籍，入学后通过考试即可免修这些课程。李应付课程绰绰有余，于课后请吴先生指定更多读物和习题，李每次均能很快完成。吴先生发现他思维敏捷异乎常人。李又用一年时间基本学完物理系数理方面的必修课。1946年吴大猷奉命出国考察，可以带两个年青人出去，于是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李政道因无大学毕业文凭，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院不收，只有芝加哥大学通过考试就可以接收，李政道顺利地被录取。吴大猷慧眼识人才，终于使这颗明珠得以充分展示其夺目的光彩。优秀的生源与高质量的教学相互促进，是西南联大出人才的又一原因。
     　　5、一定的经费保证
     　　西南联大校领导争取到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和教育部等多方面的经费支持。1937年9月即获中英庚款董事会不中的开办费20万元，用4万元购书，12万元购理工科教学基本设备，4万元购买其他设备。清华专用的美国减赔庚款更为教学科研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例如1939年度清华节余款每月补助联大1.5万元。
    
     五、西南联大的精神是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必强求一致。有人说是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等，我觉得都有道理。但是我认为归根结底还是五四时期提出的民主和科学，不过对民主和科学的涵义应该正确地理解。下面是我的理解，不一定正确，提出来与大家商榷。
    
     　　1、 民主的精神应该包括：
     　　（1） 反对独裁，反对专制，争取民主，并具有为实现民主奋不顾身的精神，过去很多民主斗士都有这种精神。
     　　（2） 当家作主的主人翁精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出色地完成任务。有了主人翁精神，必然会热爱自己的国家。
     　　（3） 学术民主，尊重别人，平等待人，团结合作的精神。
    
     　　2、 科学的精神应包括：
     　　（1） 不懈地追求真知，追求真理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必然追求进步，不断创新，不迷信，不武断。
     　　（2） 实事求是的精神。尊重事实，勇于实践，勇于纠正错误。
     　　（3） 具有正确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
     　　民主、科学虽然是五四时期的口号，至今仍是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努力贯彻的精神。如果领导在决策时能够民主地决策、科学地决策，那将避免很多错误和损失。
     　　西南联大已经前后历时九年。西南联大继承了三校的优良传统，取得了优异的成就，她的经验值得总结与推广，她的校风与学风值得发扬。在1946年结束时，在新校舍（现云南师大院内）建立了一个纪念碑，碑文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清华）撰写，叙述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并对她的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碑文中提到西南联大“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并认为西南联大为“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碑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由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清华）用篆文书写，碑文由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北大）书写，阴面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由中国文学系唐兰教授（北大）篆额，834名学生的名录由算学系刘晋年教授（南开）书写，三校五教授合作完成一碑，堪称一绝。北京大学曾照原样进行复制，立于西校门内校史馆附近，以供后人瞻仰。西南联大已成为历史，我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前进，我国高等教育界一定会出现更加出色的世界一流大学。
    
     参考文献
     　　1．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1937至1946年的北大、清华、南开 /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纪实 / 张寄谦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 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3．清华大学史料选编 /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