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传珠

[组图]铁军南昌出山         ★★★ 【字体:
铁军南昌出山
作者:实习生曾琴、记者黄浦江    文章来源:江南都市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0-13

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正式在南昌三眼井高升巷张勋公馆对外办公,从此也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

  【背景】

  新四军全称“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日斗争的人民军队。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形势下,经国民党当局同意,由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安徽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从1937年10月起陆续改编而成。以10月12日为建军纪念日。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辖4个游击支队,10个团,1个特务营,共10329人。1937年12月25日在汉口建立军部,1938年1月6日移驻南昌。同年3月和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人后方发展的指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集中整训的命令,军部和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地区,第4支队在皖西霍山地区集中后向皖中开进,随后即在长江南北作战略展开。第1、第2支队相继进入苏南,开辟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并将丹阳县的抗日武装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第3支队留在皖南担任长江防务。第4支队在皖中、皖东以游击战频繁打击日军。

  清剿不成    蒋介石同意整编游击队

  【关键词 整编】

  南昌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更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八一起义、新四军的组建为中国革命和军队发展写下了绚丽的篇章。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时,群英首次聚会纪念留影。前左起:张云逸、叶飞、陈毅、项英、黄道。后左起:顾玉良、沈冠国、温仰春、曾昭铭、李步新。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抗日劲旅之一。新四军与八路军一道,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为民族解放,为祖国独立,与日本侵略者,与投降派、反共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八年抗战期间,新四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组建时才1万人,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熊河水馆长对新四军的历史研究颇深,他告诉记者,“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却一直对内“围剿”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西北“围剿”副总司令张学良和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在西安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要求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考虑到当时的内外环境,经过周恩来艰苦工作,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

  江西著名剧作家王乔林对新四军的历史做过大量的研究,目前,他创作的《铁军出山——新四军诞生纪实》也正在紧张拍摄中。他告诉记者,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舰炮轰上海闸北,使上海、南京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这就直接威胁到国民党政权的核心地区。由于这些因素,加上全国抗日浪潮的压力,国民党当局于8月14日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被迫开始走上抗战的道路。至此,国共谈判也得到了解决,就红军改编问题也达成协议。可蒋介石对留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却一直心怀叵测。因为他知道,各省留下的红军游击队,他花了3年的时间也未能“清剿”,如果不编遣这些队伍,这些在武装在后方一定会成为他的心腹大患。于是,国民党同意了集中整编,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将其推上抗日前线,这样既可以顺应全民要求抗战的形势,又可以借日军之手,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消灭。
 
 

 新四军1938年用的证章

 新四军使用过的臂章

 

  南昌谈判  游击队实现战略转变

  【关键词   谈判】

  在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前后,南方各游击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先后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

  王乔林介绍,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中共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红军主力被迫离开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震撼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主力红军走了,以项英、陈毅为首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人民政府办事处却留了下来。他们留下来的任务是保存革命的火种,继续从事革命斗争。此后3年来,蒋介石为了斩草除根,在对长征途中的红军主力围追堵截的同时,又以大兵团对苏区进行了无数次的“清剿”。并实行残酷的经济封锁。但是,革命的大旗没有倒下,红军游击队焦急地等待着时机。

  1937的7月11日,“围剿”的国民党军第46师突然停止了行动。此时,身居深山老林、消息闭塞的陈毅、项英并不知道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但他们凭着丰富的政治和军事实践经验,敏锐地预感到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变!果然,几天后,项英从报纸上得知,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陈毅、项英审时度势,主动出击,很短的时间内便做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展开了一连串果断的行动。9月11日,陈毅在彭育英的陪同下从大余到达赣州米汁巷3号与国民党谈判。谈判进行了4天,尽管曲折,但最终还是正式达成了赣粤边游击队于9月底在大余池江集中,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改编后的一切经费给养,由江西省政府拨给,待遇与保安团官兵相同;抗日义勇军的干部,由赣粤边特委提名报江西省政府委任;游击队改编后,保证服从抗战法令,严守纪律,维持地方安宁等9项协议。在当时的条件下,达成这样的协议是我方的一个重大胜利。

  赣州谈判结束,为了解决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项英应国民党政府的邀请去南昌谈判。1937年9月25日至26日,在新四军军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南昌谈判开始了。南昌谈判双方达成多项协议,包括国民党军队从各游击区撤退;国民党释放政治犯;在南昌建立红军游击队总接洽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义勇军等等。南昌谈判期间,项英还根据谈判协议,迫使国民党政府释放了方志敏同志的妻子缪敏,使她终于走出铁窗,回到自己的队伍之中。

  由于南昌谈判的成功,我国南方地区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由此基本形成。毫无疑问,对于南方红军游击队来说,这是一次实现战略转变的巨大胜利。

1938年2月至4月,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要图
  抢发任命  国民党如意算盘终落空

  【关键词 军长】

  随着南昌谈判的成功,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一支统一的抗日武装已经是国共双方形成的共识,于是,一个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又摆在他们面前,由谁来做这支军队的掌门人,来挂帅出征?于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国共双方展开了一场真正的较量。

  熊河水说,1937年7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主要成员的代表团在庐山与蒋介石等人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展开谈判。在中共中央的努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但是,对中共中央提出由叶剑英或者彭德怀担任新四军的军长人选,蒋介石给予了否定,同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提出的人选陈诚或者张发奎也不予认同。由于双方意见无法统一,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打破僵局,提议由一位无党派的人来当军长。这是一个至少双方容易接受的较好办法,那么谁是最合适的人选呢?

  他就是叶挺。熊河水说,叶挺是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后来,却因为受国民党通缉,而在党内又受到不公正的指责。因此,叶挺在极度失望中选择了流亡国外,这一走就是10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回到上海,请缨杀敌,寻求报国之路。

  1937年7月下旬,一个偶然的机会,叶挺在上海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叶挺,他正在参与有关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他希望叶挺能够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他还示意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向陈诚、张发奎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的同意。叶挺当然感谢周恩来的信任,而且,从内心来说,他也愿意到这支部队中工作,于是,他找到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表达了自己希望参加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心愿,并建议这支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意在继承北伐战争“老四军”的优良传统和纪念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

  让叶挺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些建议很快都被采纳了。1937年9月28日,在未与中共中央协商的情况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发出通报,宣布“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王乔林告诉记者,蒋介石急匆匆抢发任命,是认为叶挺在共产党内受到过指责,加上脱党多年,对共产党已经缺乏感情,如果将其拉拢过来,是有可能将这支军队掌控在自己手中的。但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却失算了。他错就错在低估了叶挺的觉悟,叶挺的心毕竟是向着共产党的。叶挺曾郑重声明,如果中共中央不同意他当军长,他可以辞职。

1938年春牞项英牗左三牘、张云逸(左二)、陈毅(左四)、吴自立(左一)在南昌留影
  南方“延安”  掀起抗日救国新高潮

  【关键词  救国】

  1937年10月12日是新四军成立的日子。那么,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来组建新四军呢?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共中央的立场始终是坚定指出“反对国民党插入任何人”。同时,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从1937年11月中旬起,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从陕甘宁边区机关、部队中抽调大量干部特别是有作战指挥和治军经验的团以上干部到新四军中工作,充实新四军的有生力量。

  熊河水告诉记者,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1月间,中共中央就连续向新四军派遣了一百多人的干部队伍,可见中共中央对这支正在组建的军队多么重视,多么关注!第一批派出的干部包括涂振农、陈少敏、钟平等30余人。他们作为先遣队,于12月上旬到达南昌,负责筹备新四军军部和驻赣办事处的工作。第二批干部50余人于12月22日前后到达武汉,与已经在武汉建立新四军筹备处的叶挺汇合。包括赖传珠、李子芳、宋裕和、胡立教等人。1938年1月3日晚,第三批干部30余人,由周子昆率领,从延安赶到武汉。

 
 

 新四军开展生产运动,减轻人民负担

1938年3月,新四军奉命东进抗日 

  熊河水说,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南昌军部正式在南昌三眼井高升巷张勋公馆对外办公,从此也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军部成立后的工作是繁忙而紧张的,这些日子里,虽然军部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可在度过最艰难的三年游击战争岁月以后,这些幸存下来的老战友、老同志能重新相会,他们感到无比激动、兴奋和喜悦。为了纪念这次难得的相聚,1月12日,新四军军部请来南昌最好的鹤记照相馆的摄影师为各路英豪合影留念。这张照片至今还保存在陈列馆内。

  王乔林告诉记者,1938年1月,新四军南昌军部成立不久,直属于军部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也宣告成立。于是,南昌人民看到了一支崭新的、朝气蓬勃的革命文艺队伍。他们身着灰色的军装,佩戴着“抗日”字样的蓝色臂章出现在南昌的车站、码头。他们向南昌市民传唱着雄壮的抗日救亡歌曲。接下来短短的几个月里,各种类型的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开展了多种多样的抗日救亡活动。

  新四军军部和驻赣办事处在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领导下,坚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执行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从而掀起了南昌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南昌沸腾了!南昌成了中国南方抗日救亡的热土,成了南方各省抗日爱国志士向往的地方。南方“延安”由此而得名。

  文/图实习生方芳 记者徐彬

  【寻访抗战老兵】

  刺刀离我头顶半尺

  孔老回忆说:“就在日本侵略者和伪军侵占兴化县城的同时,在我们村(孔戴舍)周围的草荡内便传出新四军来了的消息。我们村大多是孔子的后人,我也是其84代孙。新四军来后不久,我就从儿童团团长升格为新四军战士了,一开始充当区领导的警卫员。尽管在长久的战斗经历中,我先后六次死里逃生,有次还被亲朋好友立了坟,可第一次的惊险经历我还是记忆犹新。”

  “那是1944年初夏的一天,我区委、区政府徐达、田洪、高原等几位领导同志分乘三条木船在草荡内开会,为安全起见,那天田洪同志交给我一支小手枪(子弹10发),要我在草荡西北角一条高岸上放哨,监视兴化县城方向从水路来犯之敌,并交待我如发现敌情,可向开会的方向鸣枪三响,让开会的同志安全转移。

  下午四时许,有马达声在我耳边回响,我环顾四周,从我监视的相反方向(由南向北)开来一艘打着“膏药旗”的铁壳船,快要经过我方开会的草荡,这情况来得突然,我估计在开会的同志比我更早听到响声,或许早已安全转移,这时我既不能鸣枪,更不能迎着敌艇淌水去芦苇荡,考虑再三,主意拿定,就地埋伏藏在半人深的芋头丛中观看敌艇如何通过暗桩(此处为江堰河,三天前我们刚刚发动群众在这条大河下面埋设了排排暗桩)。敌艇越来越近,突然,咔嚓一声巨响,铁壳船在我面前触上暗桩搁浅了。站在船头上的鬼子兵急得直蹬脚,张开嘴巴哇啦哇啦叫个不停,尾随在铁壳船后面的10多条小船上的二鬼子(伪军)为讨好日本兵,一部分人把船划到岸边登上制高点为其放哨,一部分人在头头命令下跳入水中为搁浅的铁壳船排除障碍,还有五、六个日本兵跟伪军一道来到我藏身的这条岸上朝四方察看情况,有两个鬼子兵双手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跨着腿就站在我侧面的田头上对空打了几枪,明晃晃的刺刀我看得一清二楚,只要他侧身过来一伸手刺刀准能刺到我的身上,最近的时候刺刀离我的头顶不到半尺。

  当时鬼子有40来人,伪军大概在80人左右,我也真想索性豁出去,放倒几个鬼子,可考虑到手枪杀伤力太小,区领导又正在附近,不到万不得已,我不能暴露目标。于是,我沉住气,继续伏在那半人深的芋头从中观察敌人的动静,直到夕阳西下,搁浅的铁壳船才又发出轰隆隆的马达声使劲儿冲出暗桩向县城方向驶去。

  从那以后,日本鬼子和伪军下乡扫荡坑害人民的次数明显减少了,大大有利于民主政府开展革命工作。当时老百姓都夸民主政府发动群众砍树、捐木头,在敌人经常出入的河道下布设暗桩,是给敌人的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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