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十年，陈锡联主政东北五载。当其时（文革中及文革后），能进入中央核心圈子长达十年以上，连任第九、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未包括候补委员）而屹立不倒者，仅为五人，即两位元帅─叶剑英、刘伯承，两位上将─陈锡联、许世友，加上一位李先念而已（后三人同为出身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而文革中又长期得毛庇护，毛用人之道奥妙之处,有时确值得后人好生揣摸）。陈于1999年6月去世，今年1月，根据其生前口述整理、记录其一生经历的《陈锡联回忆录》出版。初览此书，以为文如其人，四平八稳，未得惊奇。及后再三细读，方察内中亦别有深意，不过，须十分留心，才能品味出来。

“陈赖首长”

    建国后自1950年10月到1959年8月，陈锡联在京担任军委炮兵司令员，风平浪静地过了九年。
　　“1959年8月，总政负责干部工作的徐立清同志给我透风，说准备变动我的工作，让我到东北去。一天，主持军委工作的林彪找我谈话，说现在中央确定，要你到沈阳军区当司令，你准备一下，尽快去报到。”[1]
　　林彪为什么要陈锡联到沈阳，陈没有说明。实情是，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宣称彭德怀反党外还有一个“军事俱乐部”，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上将，涉及其中。9月，中央正式撤销邓华职务，未知何故，平日与心高气盛的邓华不大咬弦的军区政委周恒上将，此际却也受到牵连，被免去职务并调出军队系统，降为有职无权的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故此，当年10月，陈锡联被正式任命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人称“赖胖子”的北京军区政委赖传珠上将，同时调任沈阳军区政治委员。
　　自朝鲜战争结束，志愿军全部返国之后，沈阳军区辖下共有八个野战军的编制，为当时十三个大军区中拥有部队、兵员最多者。陈说：“东北地区是我国主要的工业基地，是首都的屏障，与苏朝接壤，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沈阳军区部队多，许多老部队战左5c卓著，有著丰富的战斗经验和光荣的革命历史传统。我到东北工作，深感责任重大”。[2]
　　赖传珠是井冈山上下来的，论资格比陈还老。虽然，陈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委而赖未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在1959年11月新调整的沈阳军区党委内，赖排名于陈前，赖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为第二书记。陈不仅对此安排表示服气，且时时处处表现得对赖十分尊重，“‘陈赖首长’是军区的同志们对我们两个人的习惯称呼，在他们看来‘陈赖’不是两个人，而是一个人”。[3]
　　“1965年12月14日，赖传珠政治委员患急性黄胆萎缩性肝炎住院。接到报告，我立即返回军队。赖传珠同志在战争年代3次负重伤，解放后又长期负重工作，积劳成疾，不幸病倒。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我们请了北京及军内外十几位专家和医务人员来沈阳诊治。尽管用尽了一切办法，终因回天无力，1965年12月24日，赖传珠同志因急性肝功能兼肾功能衰竭，病逝在工作岗位上，终年55岁。
　　“赖传珠同志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中央军委特致唁电表示哀悼，并对赖传珠同志及沈阳军区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几年，沈阳军区各项工作成绩突出，尤其政治工作搞得好，是和陈锡联、赖传珠同志分不开的’。
　　“我对赖传珠同志的不幸去世感到非常难过，为失去一位好搭档、好政委而哀痛不已。赖传珠同志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是一位资格很老的同志。他年长我5岁，我们在一起工作，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正是在我和赖传珠同志紧密团结的影响下，我们军区领导班子非常团结，进而带动军区各级领导班子都非常团结，上上下下工作劲头很足，办事效率很高。
　　“为了表达我对赖传珠同志不幸逝世的悲痛心情，我专门写了悼念文章：‘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始终感到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4]
　　前面有四个“非常”─“配合非常默契，彼此非常信任，相互非常支持，步调非常一致”，后面是三个“非常”─“非常亲密，非常融洽，非常合拍”，前后七个“非常”，凸显出陈赖关系非同凡响的“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