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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老人韩紫石 | |||||
| 作者：申启华 王兴圣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1-19 | |||||
 海安县委副书记陈友龙题写书名
申啟华、王兴圣二同志邀我为他们编著的《爱国老人韩紫石》一书作序，我乐意为之。并因此有幸成为该书的第一位读者。 韩紫石的一生，从清末到民国，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历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从一介文人而为官从政，直到升任封疆大吏；从封建官僚而乡居问政，成为著名爱国士绅。陈毅将其与宋、明诸贤齐名并论，誉之为“民族抗战之楷模”。海安里人历来以拥有韩紫石为荣，以研究韩紫石为乐，以韩紫石生平为题材和研究对象的传记文学、理论文集先后出版多部，本书与先期面世之作有异者，在于作者取编年记史之法，从韩紫石的青少年时期，到任官时期，到退隐时期，再到晚年时期，逐年逐月逐事记述了韩紫石言行踪影，是一部可供我们全面了解韩紫石、深入研究韩紫石的经史之作，有求真求实之意，无杜撰编造之嫌；有为人作嫁之衷，无哗众取宠之心。此为该书可贵者之一。 韩紫石的政治思想，主要由四个要素形成。即同情民众疾苦思想，中国传统的忠君思想，效法国外富强振兴思想和爱国思想。各要素间既相结合，又相制约，于不同历史时期，伴随革命起伏、社会发展，以及韩紫石个人地位之改变而消长和转化，因受其出身及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决定了此种消长与转化时而缓慢，时而明显，形成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总的趋势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忠君思想不断削弱，爱国思想不断上升。最后，在抗日战争时期，爱国、救亡，联共、反蒋，发展成为主导思想，终于成为著名爱国士绅。全面对此的记述占页三中有二，这不仅符合了编史修志之厚今薄古原则，而且以详尽的史料为今日开展之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翔实的乡土教材。此为该书可贵之二。 韩紫石生于1857年，于今140余载，谢世也整60年，其间几经战事与动乱，可供编写韩紫石史料之文献，散失惨重。作者为搜集成书资料，奔走于大江南北，寻访先贤，查证文史，历时10载有余，力求归真韩紫石形象的精神，以及数易其稿的实践，是为当今些许文人墨客之浮躁心态所无以能及。此为该书可贵者之三。 一位评论家说过，一个作品能有某一可以介乎其它者，应视为佳作。此书能举列再三可贵之处，更当视为佳作，因特向读者推荐。 是为序。 张爱军（中共海安县县委书记） 2002年3月14日
爱国老人韩紫石
作者： 申启华 王兴圣
韩国钧（1857年-1942年），字紫石，又髦故砗胖观牛蘸０舱蛉恕?857年3月29日（清咸丰七年三月初四）出生于一个破落的酒商兼地主的家庭,自幼聪明伶俐。 韩国钧的祖父韩凤翔（韩雍），开设“义兴恒”号酒行兼有土地，为人仗义。清道光末年，海安大水灾，农民颗粒无收，被迫流亡，他售其祖屋于邻，得资后换米麦，粥赈饥民。 父亲韩希彭（韩篯）继祖业，好善尚侠，待人和，接物诚，爱好文学。母亲李氏。 1862年，韩国钧5岁，入塾，爱词赋，喜绘画。韩国钧8岁出嗣叔祖韩凤余。他9岁失去父亲，12岁失去母亲，家业由16岁的二哥韩诚掌管。后因经营不善而亏损，韩诚借贷无门，乃投河自尽。韩国钧13岁时，嗣叔祖韩凤余亡故。由于“家贫不能自给”，嗣叔祖去世时“遗产仅桌一、锄一”，靠二姑母抚养教育。二姑母管束甚严，常以“前程未可量”激励韩国钧“努力” 。 6岁到12岁期间，韩国钧在塾师陆月舫先生处读书；13岁到14岁期间，在刘氏家塾何伯溟先生处读书。 1874年（同治13年），18岁的韩国钧院试诗赋取列扬属[①]第八名。 1876年（光绪2年），在刘氏家塾读书时，韩国钧家道中落，读书更加发愤，“除夕元旦亦日试一艺不辍。” 1877年（光绪3年），21岁的韩国钧参加江苏岁试，仍以诗赋取列扬属第一名入学，于农历十二月初十娶王氏成婚。 1879年（光绪5年），韩国钧应江南乡试中96名举人之一。1880年2月赴京应会试落榜。从海道南旋，入房师，初入如皋县事刘梅荪先生幕后任教读。此后，随刘梅荪调动先后到如皋、甘泉、六合、金陵等地任教读，“恃笔耕以糊口”。 1886年（光绪12年），韩国钧受聘为六合书院掌教，次年又兼任六合县事吕宪秋署中教读。 1888年（光绪14年）秋，韩国钧辞去六合书院掌教，任昭文县[②]教读。 韩国钧从24岁到33岁，曾四次赴京城应会试，均落第。 1889年（光绪15年），韩国钧依例应大挑[③]得一等，入河南学使吴树芬使幕[④]韩国钧先后3年，随同考察河南96县，行程6000余里。所到之处，他均悉心了解各地山川、道路、民情、风俗、地方利弊等情况，撰《随轺[⑤]日记》一卷。 1892年（光绪18年）韩国钧归河南地方候补。 1894年（光绪20年），38岁的韩国钧奉檄署南阳府镇平县事。未入境即接收红呈(注：红呈，指状子。状子一般为白色纸，因是第一天到任，用以表示吉利的修辞说法。)500余纸。他认真检视，再三询诘，精心研察，反复推敲，注重人证、物证、旁证，诉讼案每于一堂判决之。韩国钧在镇平县一年，颇有政绩，一日判决数十案，民间称其韩一堂，又号称为“韩青天”。夜午骑马周巡三四十里返署，翌日视事如故。有以赖婚涉讼者，双方媒妁各执一词，韩国钧乃隔别详诘其下定之时，所坐何向？所食何物？所谈何语？所见何人？顷刻讯毕，情真者一一符合，遂治不符者以罪。盖伪造之词，往往流露于细微不经意处，问官精心研察，反复推勘，无所容其隐遁也。 韩国钧审盗窃犯，注意每次都询问罪犯所走的路线，被盗者家中物品摆放情况，凡有不符合的地方以及罪犯所供不可信的地方，韩国钧都做到亲临现场查勘。他注意重调查，重证据，反复询问，认真推敲案情，尽量做到审判迅速而准确。 韩国钧在任镇平县事时，最多一天判结26起案件。他认真清查户口，每村一册，册前绘制本村地图，分户口为甲乙丙三等，用这种办法警告盗窃犯和作乱做坏事的人，让他们知道官府早有准备，也就不敢去作案。 1895年（光绪21年）10月卸镇平县事，调任开封府祥符县（今河南开封）知县。离任时，百姓老幼相送，有的设香案、陈酒果以送之。韩国钧认为：州县吏，一邑数十万人所托命。吏当其才，则数十万人皆有所依。官能尽一分心，即民少受一分屈，亦即地方少生一分事也。凡事应竭力尽心，惟民之好恶。因而，他抵抚署上任后，兢兢业业，日夜操劳，用人委官也是仔细加以考察，力求称职。 1896年（光绪22年）10月8日卸祥符县任，调任怀庆府武陟县知县。武陟县濒近黄河、沁河。黄河经常溃决积沙，良田多数为黄沙覆盖。韩国钧关心农业生产，注意兴修水利，呈请藩署拨款，组织动员民工划方翻土盖沙复田，试种谷麦，全县一年就增加熟田四万余亩。 1897年（光绪23年）11月卸武陟县事，回河南开封。 1898年（光绪24年）3月任河南铸钱局总办兼官钱局帮办。期间韩国钧注重铸钱的研究，着《铸钱述略》一卷。11月，河南巡抚安徽刘树堂景韩，觐见两宫，垂问河南循良，刘推举同年苏州徐寿兹及韩国钧，奉朱批送部引进。 1899年（光绪25年）3月任归德府永城县知事，时适逢旱荒，他查饥民、设粥厂、散积谷，因过度疲劳致病。在温热甚剧时，仍念念不忘群聚之灾民。 永城县接壤的薛湖地区不稳定，盗窃犯经常大肆活动，进行破坏。韩国钧组织团练巡查，人员由各村派出，携其枪械，白天组织操练，傍夜前集中薛湖，聚餐后分班组四周巡查，如发现窃贼，立即报警缉拿。在任时着《永城土产表》。 1900年（光绪26年）正月卸永城县事，奉檄任卫辉府浚县知事。一天，有人诡报他儿子被人用砖头猛击头部，脑壳破裂，脑浆四流而死。 韩国钧询问其经过。原告诉说他和儿子行乞到被告某姓田边时，被告不准他们父子向前行走，互相发生口角。这时，被告用砖头猛击他儿子头部，头脑迸裂而死，请求申冤。 韩国钧当天认真检验，发现原告儿子生病已久。小孩戴破棉帽伏卧田中，有砖头弃其旁边；脱帽检查，果然脑浆四流。可被告地主坚决不承认有行凶杀人一事，声称只有小口角而已。 韩国钧仔细反复探查后，痛斥原告：“汝杀子以图诈也。”经韩国钧侦查，审询后，原告不得不服。韩国钧当场决定：“将原告押归署幕中”。 当朋友们询问韩国钧是怎幺一回事时，他讲：“彼未脱其子之帽，怎知道脑破，这说明其子在行走时，他乘其不备，用砖头击死，反诬地主以人命。被告地主是忠厚老实人，而且家庭富有。” 此事经韩国钧一审而结，被告当事人地主未费一文钱就胜诉。因而，此事在浚县境内广为传播。 1900年6月，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英、美、俄、日、法、德、意、奥等八国侵略军2000多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率领，从大沽经天津向京进犯。7月中旬，八国联军攻陷天津。慈禧太后慌忙派人向外国求和。八国联军不予理睬，继续向北京进犯。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陕西。 1901年（光绪27年）7月，韩国钧卸任浚县知事，归直隶班候补，旋以道员身份回河南候补。当年10月，慈禧太后由西安经河南回北京，驻豫匝月，韩国钧奉命在行宫宫门听差。11月，韩国钧奉命会同河南臬司清宗室钟筱舫查勘两宫回京所经道路，又奉命负责解运行宫陈设至北京宁寿宫。 一天酉刻，慈禧太后下达所用的睡椅离地面较高而不合适的意谕，韩国钧立即派人另外打造一睡榻于第二天呈进。慈禧太后见到后很高兴，面谕抚臣嘉奖。 1902年（光绪28年）2月，韩国钧奉旨以道员身份回河南补用。3月，韩国钧任河北矿务局总办、交涉局会办。韩国钧具有爱国心和民族感，在对外交涉事务中尽力维护国家主权。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深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进程。1895年，一个名叫安杰洛·罗沙弟的意大利人以代理牧师的身份，以“调查中日战后情形”为名来到北京，他在意大利驻华公使馆住下后，就到山西、河南一带开展频繁的的探矿活动。不久，罗沙弟回到欧洲，“鼓吹中国资源无穷，游说欧洲各资本家，得其帮助”。由于罗沙弟的宣传游说，1897年3月，福公司[⑥]在英国成立，地址设在英国首都伦敦斟农街110号，虽然资金不多，但入股者多是一些达官贵人，“其最著名者如伦敦劳脱确特洋行侯爵劳尔呐，即英国皇后快婿，复有多人系英国显贵之大员，与名望素著者之富翁”[⑦]，意大利首相罗迭尼和福公司代理人罗沙弟也参加了股份。福公司成立后觊觎焦作煤炭储量丰富，质坚色美，无烟无臭，它通过贿赂贪官污吏，攫取了在焦作兴建煤矿权。1898年6月21日，福公司代表与虚有其名的豫丰公司代表吴式钊签订了《豫丰公司与福公司议定河南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二十条，从此，福公司开始了对焦作地区近半个世纪的侵略活动。 1899年11月29日，英国政府就电令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福公司为了连接河南北部的煤区，决计开建一条铁路，由清化起经由卫辉通往卫河上的道口，以便到达运河”。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为了监督福公司的经营活动，专门设立了河北矿务局，由韩国钧担当起与福公司交涉之重任。福公司要开矿挖煤，首先要修建铁路。韩国钧上任伊始，就遇上福公司购买土地修筑道清铁路一事。英国工程师柯瑞，为了在购买土地时讨便宜，企图贿赂韩国钧，曾私下允诺付给韩国钧每亩五角钱的小费。如按亩计算，韩国钧可以得到四万元。可韩国钧一点也不动心，并当面痛斥柯瑞：“韩某非图贿者，汝以贿行，浅之乎视余矣！”柯瑞满面羞惭，可又不肯认输，在洽谈地价时更是与韩国钧耍赖；韩国钧据理力争急得柯瑞向英国驻京公使求救。韩国钧则始终不为所动。 福公司代表柯瑞与河北矿务局总办韩国钧就道清铁路修筑问题展开了谈判。1902年8 月，韩国钧与柯瑞签订了《河南道口至宁郭驿议建运矿支路章程》，宁郭在武陟县境内。《章程》经河南巡抚批准，并在清政府外务部立案。在此之前，福公司不等《章程》批准，早已分段修筑铁路，并且起点由宁郭驿改为河内县清化镇。1904年正月，全长154 km的道清铁路全线修通。 道清铁路是一条自始至终都在河南省境内的铁路，尽管福公司修筑铁路是为外运煤炭，但铁路修通后，客观上促进了焦作与外界的联系，对焦作近代煤炭工业城市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结果，道清铁路议定的地价要比京汉铁路“为昂”。这不仅限制了福公司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从怀庆事件中，韩国钧在《永忆录》中深有体会地写道：“弱国无外交人皆知之，世所谓有强权无公理也。” 经过勘查钻探，福公司于1902年5月在焦作下白作购买民田二十亩，建造房屋，开凿一、二、三号井，建立基地。这一时期，福公司在豫北雇佣工人3 000多名，聘用欧洲技师25名。为了取悦于福公司驻华办事处总董事长哲美森，福公司人员把这块基地取名为哲美森厂。在短短的时间里，福公司在这里“修筑了一条宽阔的街道，两旁是苦力的茅屋和销售中国人通常使用的奢侈品的商店，包括澡堂、理发店和按摩院”[⑧]，福公司人员将其命名为哲美森镇，即现在焦作市的民生街，哲美森镇即焦作近代煤炭工业城市的起源。 1902年9月，韩国钧以办事出力，奏保奉旨嘉奖。是年着《中国师船表》、《中国新学》、《学人姓名表》。 1903年8、9月间，福公司一面在哲美森厂开采煤矿，一面由其总矿师利德绘制了一张以哲美森厂为中心的矿区图。从图上看，福公司的矿区，东西延伸三十多里，南北宽五六里，跨越修武、河内（沁阳、博爱）二县，面积达一百二十多平方里。这张图用红线标明矿界，后被称为“红界”。当时河南巡抚陈夔龙“以利德所呈图说，横跨河内、修武两县，其间坟墓祠庙，及民窑之圈入者，不知几何，因与地方情形有妨碍，以故往复，拒驳。”接着，经河北矿务总办韩国钧据理力争，利德改绘了矿区图。新图自哲美森厂墙外起，正东至周庄，正南至王褚村，正北至净河村，正西至田涧村，东北至岗庄，东南至姜河村，西北至春林村，西南至嘉禾屯，除去这一地区内的村庄祠庙等，总面积还有五十七平方里，新矿界图用黄线标明，故被称为“黄界”。1904年9月，河南巡抚陈夔龙批准了福公司的《黄界开采凭单》，河北矿务局在凭单上加盖了关防。“黄界”范围大致相当于现在焦作市的主要区域。 1903年（光绪29年）8月，韩国钧与柯瑞签订了《议建运矿支路章程》20条。《章程》的主要内容是：这条铁路的性质为“商与民交涉之事”，由福公司筹款自建；福公司在焦作开矿60年后，即将这条铁路连同矿地其它财产无偿交与中国政府。《章程》经河南省巡抚锡良批准，并在外交部立案。 1903年（光绪29年）11月，又奉派总办河北蚕桑实业中学堂，于河内县李家凹种湖桑二万株。是年着《十九省筹还赔款表》。 1904年（光绪30年），福公司抓住原约中在“怀庆左右”开矿的文字表述，要取怀庆“左之彰德（今河南省安阳市）”，“右之济源”，把怀庆、彰德、济源三府的开矿权全部据为己有。韩国钧与福公司展开舌战，他紧紧抓住“怀庆”二字与英国人据理力争，不允许丝毫“通融”。福公司屡次向英国公使拍发电报，要英国使馆出面要挟清政府外务部。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韩国钧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不肯屈服，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了防止和杜绝后患，韩国钧特意将矿界用红、黄二色“测绘为图”，并订明先开红界后开黄界。这样“不但彰德之矿划开，即怀庆亦许民人开采”。最后，福公司还不死心，又抓住合同中“专办”二字大做文章，不肯松手，想占据怀庆独自经营。韩国钧仔细分辨“专办”的含义，在谈判中又一次击败福公司，为民族资本企业凭心公司的建立创造了良好条件。韩国钧是在与福公司交涉的历史上最能留下令名的人。 1904年底，河南巡抚颁发了《黄界开采凭单》。由于韩国钧以民族利益为重，经过艰苦努力，不仅大大缩小了福公司的矿区范围，而且为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这在当时中国已无独立主权的历史条件下，实属很不易。韩国钧在与福公司办理交涉时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也深得他的对手──福公司的敬佩，以至韩国钧1905年调离河南后，“每至岁首，福公司西来人皆来电道贺，十年如一日，非我族类其心亦何尝异哉。” 1905年（光绪31年）初，韩国钧辞去河北矿务局职务，赴日本考察农工商矿，寻求富民强国之路。8月，偕同里李保元准备赴日本。农历9月初二随安徽轮东渡。初四经长崎，初六最终抵达日本神户，隔天到东京。后又到各地详细考察，此行历时3个月。除了悉心了解工业、商业、矿业外，还注重研习教育。先后参观了帝国大学、工业大学、农科大学等高校，参观了朝海、鹤枝等小学，参观了女子师范等专科学校；还参观了聋哑等特种学校，得益匪浅。他并被邀请在几处作过演讲，并着有《九十日之实业界》。 1905年底韩国钧随德国公司轮返回国内。他通过考察了解，认为“日之兴在教育”、“民智未开，宜筹教育普及”。 1906（光绪32年），韩国钧奉委陆军参谋处兼矿政调查局总办，学部奏派为二等咨议官，农工商部奏派河南矿务议员。旋由奉天督军赵尔巽（次珊）奏请，奏调赴奉天（今辽宁沈阳），并一再电催。河南巡抚张人骏（安圃）及河南省同乡京官马吉樟等奏留韩国钧未准，韩国钧赴奉天，任奉天交涉局兼开埠局局长、农工商局副局长、农工商部札派奉天商务议员。 1907年（光绪33年）3月，赵尔巽调离奉天，调任川督。韩国钧亦固请辞职，仍回河南省，任参谋处总办兼交涉局会办、营务处总办。当年7月，河南抚军张人骏升任两广总督，奏调韩国钧赴广东，任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处总办。 1908年（光绪34年）韩国钧到广东后，立即办理征兵和筹办军事教育，扩充成协。4月10日，到虎门、沙角各炮台试验射击，19日返回广州。5月23日他又至虎门，考试陆军毕业生。25日返广州。时值清廷号召各省疆吏荐举人才，韩国钧由闽浙总督松寿奏保：“才识深隐，器局和平，由州县起家，于河南吏治民生，考求有素，且学术精纯，允称练达勤明之选”奉旨送部引见。7月由广东专程入京。旋奉钦派王大臣考验，复奏称其“博通经史，深谙时务，根柢之学，迥非流俗，历办外交，能持正论，才长心细，体用兼赅，堪备远大之任”。 1908年9月15日9时三刻光绪、慈禧太后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韩国钧询间广东情况。 皇上问：“此次自广东否？”奏云：“七月初一由广东起行，月底到京。”又问：“汝在广东办何事？”奏云：“当督练公所参议兼兵备处差专办练兵之事。” 皇太后问：“广东兵现有若干？”奏云：“现有一协营。”皇太后又问：“何以如此之少？”奏云：“广东军队不少，惟新练之兵只成六营。从前新兵因死亡疾病未经随时补充，此一协营均系新成之兵。”又问：“何以疾病多？系因瘴气否？”奏云：“不尽因瘴气使然，彼中天气凉暖不时，易生疾病。”又问：“是外省人不服水土否？”奏云：“从前兵丁多外省人，大约不服水土，故疾病较多。今年新成一协，均系本省人。”又问：“何以止成六营？”奏云：“练兵须从弁目[⑨]养成，有好弁目方有好兵，是以未敢求速，然今年可成混成一协，计马炮工辎十营，明年可期成镇。”又问：“汝此外曾当何差？”奏云：“皇太后，皇上回銮时曾在宫前听差。”又问：“系在西安否？”奏云：“皇太后，皇上驾幸河南，臣在宫门外听差，嗣圣驾入都，臣奉命解御用陈设至宁寿宫，曾蒙皇太后亲自赏收。”又问：“是松寿所派否？”奏云：“是。”又云“汝办事甚好，有许多人保奏你，你回去办事仍应勤奋。”奏云：“当谨遵。” 皇上云：“汝下去罢。”遂退。 1908年11月15日慈禧皇太后病故。1909年8月韩国钧奉旨仍以道员回广东，途中韩国钧曾特“赴南通晤与张詧叔俨、张謇季直昆季等商建面粉厂一事。”于11月24到广东省城广州。 1909年（宣统元年）韩国钧调署奉天交涉司。1910年（宣统2年）韩国钧兼葫芦岛商埠督办。是年冬，满洲里、哈尔滨、长春、奉天、山海关、山东烟台等地流行鼠疫，先后生病亡达七万余人。日本驻奉天领事小池章造以“保卫日本侨民生命”为由，向奉天地方政府提出，要派日本警察封锁从旅大往东北方向的铁路和车站。日本人“视之如其国境，我国人民过其境者，皆受严格之检查”。这时，韩国钧挺身而出，提出设立中日防疫委员会，共同处理防疫事务的主张，与小池章造针锋相对。小池章造请日本关东都督大岛出面。大岛转而威胁奉天督军锡良让步，锡良极为犹豫。韩国钧又竭力向锡良陈说利害关系，终使锡良态度坚定。日本人不得不同意设立中日防疫委员会。防疫委员会以锡良、大岛为首，韩国钧和小池章造等都列为委员。防疫委员会每星期开两次会议，双方争执非常激烈。后来，各国的医疗人员陆续赶到奉天，组成万国防疫会，遂取代中日防疫委员会。韩国钧以其大智大勇，成功地遏制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鼠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务人员也染病身亡，韩国钧仍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情地区，查访当地灾情，及时组织医务人员实行救死扶伤。经奉天督军特保，清政府传旨嘉奖韩国钧。日本亦授予韩国钧旭日勋章。 1911年（宣统3年）韩国钧在奉天近三载，交涉至繁难。其中如盖平渔业公司案，抚顺矿界案，鸭绿江驾桥通车案，安东采木公司案，防疫案，无不费口舌。1911年6月韩国钧调任吉林民政司，16日卸奉天交涉司篆务。时值省城长春大火灾之后，街上十室五毁，繁盛市区大半荡尽。韩国钧贷款济民，力求复兴。因措施得当，卓有成效，被清廷赏头品顶戴[⑩]。 1911年10月，武昌城头一声炮响，爆发了辛亥革命。在清帝国的封建统治一朝覆亡，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民主共和国随之成立。但没多久，革命的胜利成果却落到了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 当时，吉林学界纷纷请巡抚陈昭常（简墀）独立。韩国钧以“吉林省处日、俄两强之间，与他省情形不同，不如维持现状，以观其变，竭力劝解吉林不要独立。”在韩国钧的“竭力劝解”下，吉林未能光复。随后韩国钧当了吉林保安会副会长，地方安静如常。在江苏宣布独立时，他致电程德全，谓“独创一格，以保全地方，苦心可仰；恐土匪乘机窃发，仍望力为镇压”云云。此时，韩国钧已感到清朝“在局自此危矣”。 1912年（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不久，韩国钧决意卸民政司职务而回归江苏。 袁世凯篡权后，坚持建都北京，韩国钧认为袁世凯此举是为“保持治案”。 北洋军阀代表人物袁世凯也企图笼络这位能干的晚清官员，1913年4月国务院电传项城谕令赴京。此时，韩国钧深知袁世凯狡诈投机的为人，“不愿在此纷扰之时”为其效命，乃拒绝，没有前往。这是韩国钧第一次拒绝袁世凯。 1913年6月，黄兴等革命党人邀请韩国钧相助讨伐袁世凯，韩国钧以“政治各有意见，至因意见之冲突而诉诸武力，非地方人所敢。”而婉辞。 1913年7月二次革命发生，不久即失败。1913年9月1日，张勋（少轩）攻陷南京，为江苏都督。辫子军在南京杀掠3天。9月6日，北洋政府袁世凯政府任命韩国钧任江苏民政长。韩国钧因“苏人以桑梓义务相责备”，勉力于1913年9月24日上任。时适兵燹[11]之余，张勋部队攻入南京，大肆抢劫，南京的商店开市者寥寥数家，鞋店的货架上的货也不过三两双。省署瞻园内，死人倚树，军马倒地，到处血迹斑斑。韩国钧到任后为筹议抚恤南京兵灾，专设了赈抚局，先设法为柴米各肆、布业商店等依次贷款计12万元，使市肆渐复；继而，恢复初、高等学校；又经40余次会议和数十区之分头确查，力争中央拨款180万元，做到按户分级分别偿恤于百姓，韩国钧到 黄炎培家坚邀黄炎培继任教育司长。韩国钧坚邀黄炎培去南京帮助他开个场。接着，北洋政府调张勋为长江巡阅使，以冯国璋继任苏督。张勋不满，几次准备哗变，韩国钧为此竭力设法消弭。张勋临行时，又索饷百万元，韩国钧用挪这补那的办法，千方百计加以应付。 1914年，1月16日．江苏省民政长韩国钧，聘请樊均、葛翼云两人。为参加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宜兴陶器公司名誉经理。（1915年9九月2日。“葛得和陶器店”和“利用陶器公司”生产的紫砂器。在美国旧金山“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获头等奖和二等奖。）在南京基本稳定后，韩国钧即查视图书馆、文物陈列所及历史文化遗址；致力于江苏的水利建设，筹设江南水利局，筹款7万元，开浚秦淮河，勘视白茆河。1914年4月袁世凯通令各省，改民政长为巡按使。 1914年5月韩国钧主持召开江北运河会议，并筹集28万元赈款，对淮、徐、海地区实行以工代赈；又以“江苏田赋之重甲天下”和“江南赋重”等因电呈政府，“以现在征额为至多数，不再加征”，得以获准。但在此任之内，韩国钧因处理前任公债票一案不当，受各界反对，并被提交法庭，他自己也感到“可憾”。 1914年8月，江苏巡按使韩国钧委任的原江苏省教育司司长江谦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在两江师范学堂原址筹建南高师。江谦是一个有理想、有事业心、有眼光的教育家，深谙名师方能创名校之道。1915年1月江谦到任后即精心筹划并着手招生，他即聘定留美教育硕士、哲学博士郭秉文为教务主任，聘请留美教育学士陈容为学监，并要他们在回国之前，去欧美各国细心考察，一方面学习欧美各国的办学经验，一方面尽力罗致出国留学人才。同时聘请教育部视学袁希涛、江苏省教育会会长沈恩孚、江苏省教育会副会长黄炎培三位先生为南高评议员，和他们共商建校大业。1915年9月举行开学典礼。后来江谦因病未愈，委任留美教育博士郭秉文为校长，并聘陶行知为教务主任。 清末民初，扬州成立过一个诗社，叫“冶春诗社（又称后社）”，社员均为当时扬州文坛名流。其中有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就是现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先生。 江石溪，原名绍岳，字江汉，石溪乃其名医。世居仙女庙河南（今江都镇利民桥南桥堍）。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自幼聪颖好学，早年在江都丁沟镇从名医周云溪习岐黄，业成，悬壶头桥镇（今属扬州邗江区）、仙女庙，医术精湛，深受病家赞许。 江石溪先生素怀爱国民主思想，民国初年，在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款”卖国条约时，曾撰小曲多支，教人传唱，以示反抗。 1903年，张謇在南通创建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不久开辟了通扬航线，从此，在扬州的有关事务，由海安韩国钧先生曾任江苏民政长引荐给江石溪先生帮助解决。1915年，张謇正式聘请江石溪先生担任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协理（副经理）之职，负责处理扬州方面的事务。为便于处理日常工作，江石溪先生举家由仙女庙迁扬州东关街田家巷，并且常去南通总公司。 在江石溪先生担任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协理期间，内河交通运输的需要不断增大，营业渐有起色。继原有的通吕(四)、通海(安)、通扬(州)、通盐(城)等航线外，又开辟了南通至镇江、镇江至清江浦、泰州至益林、泰州至盐城、盐城至阜宁、海安至大中集、南通至掘港等多条航线。 后来，江石溪先生还成为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的股东之一，据记载，1928年，江石溪先生拥有股份13股。 江石溪先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发展，曾与张謇、韩国钧等人致力于东台、大丰开垦牧计划的制定与实施，并关注苏北水利事业，对繁荣地方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3年9月，江石溪先生病逝扬州，终年63岁，归葬于江都县仙女庙大王庄南（今江都引江二站东南角）。前江苏省省长韩国钧挽江石溪联为：
向秀[12]赋方成，惊听笛声到邗上； 江郎才未尽，尚留诗卷在人间。
由于韩国钧与冯国璋相处不洽，1915年5月，北洋政府电令调韩国钧任安徽巡按使，韩国钧电辞，未准。 10月5日，他致电袁世凯大总统和黎元洪副大总统，请求入京谒见。20日进见袁世凯时，韩国钧“力陈官制之应修正，内债之可实行”。正准备恢复帝制的袁世凯满口答应，接连三次传见韩国钧，第三次谈话长达数小时，并“颁赠狐裘一领，赐食物四事”。袁世凯称赞韩国钧为“河南良吏之有声者” 嘱咐韩国钧至皖后，“作事不可急，且不可事事更张”，应“审择一二要事，力行之”。 韩国钧赞赏袁世凯的话为“阅历有得之言”。 11月16日，韩国钧至安庆接任安徽巡按使。莅任后调查2个月，并对各类案件秉公据实审理，使地方一时得以安定。 1915年6月21日，袁世凯大总统又下令调韩国钧任湖南巡按使之职，22日，韩国钧洞明“湘亦犹之皖也”，坚决电辞未允。6月29日，韩国钧卸安徽巡按使任后未就任，乃请假遄归[13]（注：“遄归”即迅速回家。）。韩国钧任安徽巡按使之职仅8个月，在安徽北部改良农业，在安徽南部改良茶务，并请美国人艾伯莱在滁县创办畜牧树艺，又于长沙两岸创造森林颖毫平原。秋浦县有一被判处8年徒刑人犯李长生，其母亲80高龄无所得食。知事王人鹏呈为请假释求，未为前使所允。韩国钧抵安徽后，知事王人鹏又复请假释李长生，韩国钧即批：“罪囚中有孝子，法虽难宥，情有可矝，该知事本一念之慈，以资教孝，本使讵不恤八旬之妇为之推恩。”韩国钧假期届满，遂请辞湖南巡按使之职，于8月23日获准。 1915年10月10日的《如皋县通俗报》，在该报的第一版上刊登如下要闻：“湖南巡按使韩国钧辞职，已奉大总统策令照准。”这也为上述史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妄想篡权称帝，韩国钧出于正气，始终没有卷入拥袁世凯的旋涡。以上史实，韩国钧在他的自传《永忆录》中很清楚地写到：“洪宪改元，首都设‘筹安会’，而余适先期归旧里。某督密陈中央，余为反帝制之人，当局加以侦视。未几项城逝世，此事亦随之俱销矣！” 可见，韩国钧辞职，是对袁世凯政权的抵制和愤恨。韩国钧这种态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难能可贵的。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这时有部分安徽人仍请韩国钧担任省长，韩国钧坚辞。 1917年冯国璋、段其瑞、张作霖等都曾电邀韩国钧复出任奉天巡按使，黑龙江巡按使等职，均被韩国钧以年岁过大婉辞。 1918年至1921年，韩国钧来往于扬州、南通、掘港等地。与张謇等人致力于创办垦务，并关注苏北水利事业。 泰源盐垦公司由韩国钧等集资，于1919年创办，地址在原东台安丰场，总公司在簏子苴，韩国钧亲任公司董事长，经理先后有马叔昂、卞纾声等，有员工14人。股本金额80万元，实收70万元。收购盐灶达186付，田地达158000亩。有佃农700户，人口达4500人。公司的经营：三成留煎（盐），七成领垦。根据抗日战争前统计，年产棉花达6000担，食盐达100000担，还生产了一些粮食。公司同时还开办了部分小型工厂，其中织布机达200台；设立了一个测候所，7座大仓库，修筑了62华里的公路，架设了20多里的电话线；开办了两所小学，两所私塾，在校学生近200人。另外公司注意利用沿海草地发展畜牧业，有牛1000头，猪800头。由于生产、经商比较活跃，形成了三仓河、一仓河、新农小街等集镇。 为了防止洪水和海潮的侵害，公司非常注意搞好水利工程，着重河网化与条田化相结合。在海边修筑海堤达22华里，将海堤内属地分为八个区，每区九，每48（每20－25亩）使之成为井字或廿字形。开凿河道50华里，各区四周环以河道，有河，有沟，互相衔接，以利浇灌泄洪。 泰源盐垦公司的兴办，对当时开发沿海当今滩涂资源，改良土壤，推广植棉技术，确有不小的成效，对繁荣地方经济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1年8月31日，台胞王绵女士郑重地将一批十分贵重的古代及现代书画捐赠给了东台市图书馆，在这批书画佳作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紫石）的一副对联，尤为引人注目，极为珍贵。王绵祖籍溧水，生长于南京，后去台湾，怎会收藏海安韩紫石的书法作品呢？其中有一段不寻常的因缘。 王绵父伯沆为著名国学大师，执教于东南大学等高校中文系30余年，培养了陈寅恪等著名学者。他坐拥书城，尤爱珍藏古字画。抗战中因拒任伪职贫病辞世。其婿周法高（王绵丈夫）系伯沆内侄，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8年去台大任教，后任研究院院士。长期在欧美、日本、台湾从事教学及学术研究。成绩卓著，与北大王力教授、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教授，为国际公认的世界三大汉语语言学大师，1994年病逝。王绵在南京市有关部门支持下，将边营祖宅辟为“王伯沆周法高纪念馆”，为我省第一家自费开办的文化名人纪念馆，颇受社会及学界好评，今年中央电视台“天涯共此时”节目组还来此拍摄了专题片，播映后海内外反响甚好。王绵大事甫定，拟将其夫遗着及珍藏的名人书画捐赠家乡，以遂法高遗愿。经我为之联系奔走，圆满完成此事。 周法高父百川与韩国钧世交，又长期在其属下供职，后又与韩从事苏北沿海垦务工作。图中此联书写于1919年，韩时年63岁，正在书法艺术成熟期。联中“冲波好鸟自来去，傍岸闲云无是非”，其字风骨源于颜真卿而又富于变化，自成体系，挥洒自如，古拙遒劲而有神韵，极具个人气质。斯时紫石老正处在两任江苏省长之隙，因反袁世凯复辟称帝，辞官家居。先生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归田后仍殚精竭虑，治黄治淮，垦荒植棉，为我省百姓谋福祉。诗中反映了他宦海沉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淡泊宁静，又积极进取的博大襟怀。这副随周法高在海外漂泊了半个世纪，辗转全球的翰墨，在两岸相通后物归故里，亦书坛盛事，表现了王绵女士的赤子之情。 1919年冬韩国钧开始刊印的《海陵丛刻》。他搜采考订，详征博引，精心编纂，历经10多年，终成此巨著。《海陵丛刻》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各方面知识的地方文史丛书，集宋、元、明、清16家著述的书藉，共23种、67册。现已成为人们研究苏北海陵地方历史、编修地方志的难得的宝贵资料。 《海陵丛刻》这部丛书依种类的顺序排列，计包括：《退庵笔记》（6册）、《梓里旧闻》（2册）、《退庵钱谱》（3册）、《海陵集》（4册）、《林东集》（7册）、《敬止集》（2册）、《庭闻州世说》（2册）、《微尚录存》（1册）、《春秋长历集证》（4册）、《海安考古录》（3册）、《绘事微言》（2册）、《陆莞泉医书》（6册）、《柴墟文集》（4册）、《东阜诗集》（1册）、《发幽录》（1册）、《双虹堂诗选》（4册）、《先我集》（4册）、《保越录》（1册）、《北辕录》（1册）、《袁景宁集》（1册）。 1921年8月望后，阴雨连绵，淮沂两水，同时大涨，运河一线长堤岌岌可危。连开新南坝，水势仍满，高邮玉马头志桩计一丈九尺有奇，揆诸[14]同治五年清水潭决口之例仅一丈八尺，今又过之。高宝两县人士以身家性命所在，要求再开昭关坝，而泰、东、兴、盐、皋诸县人士以得害相反对，竭力阻止，彼此相持甚坚。这时，张季直督办邀请到扬州晤商，韩国钧以昭关坝下引河全失，坝底坝身能否支持，毫无把握，贸然启放，下河必为鱼毙。乃由淮道尹[15]胡海帆于8月21日在万寿寺邀集会议。议场争执甚烈，相互多责备之言，决议俟履甚至勘再定。 22日，会勘昭关坝人员至高邮，忽麇集[16]多人，众口嚣杂，有挟制非允开南坝不能他往者。韩国钧与张季直督办坚持不允，夜午方始回舟。又周历宝应、兴化、东台，决计大浚王家港，以通入海之路，而水势幸亦日退。11月13日，偕张季直督办同至王家港行开工礼。22日，韩国钧还赶到扬州参加开运河局评议会。 1922年初韩国钧辞去运河局职务，国务院复电挽留。3月，他赴小海勘视王家港工程。这时，北京中央政府任命韩国钧担任山东省长，此事是韩国钧意料所及，乃决计电辞。中央政府复电不允，山东巡阅使吴佩孚子玉[17]三电督促并转江苏督军齐燮元抚万[18]派员致意。 这时，韩国钧复电吴佩孚：“奉电既爱国之诚，复感责善意之意，甚仰甚仰，国政不纲，民生涂炭，至今日而已极。救时之要，必先有强固之政府，而后有民治可言。今政府势若赘交售疣[19]，各省自为风气，分崩离折，疆吏又何事可为？世变万般，孱躯多病，实难膺此重任，感公推诚，敢布胸臆云云。” 5月21日北京政府又复电调韩国钧任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仍三电请辞不就。26日，吴佩孚致电韩国钧仍往山东，韩国钧表示一概谢绝，而齐燮元抚万督军派静海高毓月彤淞荃、江苏省省长王瑚铁珊派科长宝应刘玲生来请莅苏，吴佩孚意先请政府变更长苏[20]命令，再促赴鲁。这时，徐鼎康等人向韩国钧提出：“对鲁不宜轻出，对苏必宜急就，宁可牺牲一己，不可牺牲我苏。”韩国钧认为任江苏省省长不发表则已，既已发表，而舍苏就鲁，苏人其谓我何故，始终谢绝。内阁颜惠庆骏人总理来电嘱韩国钧到京面商。 后经政府和江苏省议会反复催责，不得已，66岁的韩国钧才于1922年5月赴宁任江苏省省长职。其间，江浙战争爆发，军阀割据,相互倾轧，韩国钧百般调停无效，乃设法救济饱受战乱的百姓。对军阀混战局面曾发表“皓电”。：
皓 电 段芝老[21]、吴巡使、齐巡使、各省区军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均鉴： 国家阢陧[22]，中枢[23]无主。前诵齐巡使暨各帅蒸日通电，吁请段公出山，维持大局，极表赞同。方冀段公早日入都，俾得局势安定。顷阅武昌筱电，复有护宪军政府之组织。国钧之意，以为王师刚正直毅，群伦钦仰，作为国家今日计，不堪再现纷争之象。筱电传示，天下人民不免惊疑。若仅组各省联合机关，仍按抚帅蒸电辅助段公，收拾时局为接洽，则情感易通，方针易定，实为大局之幸。如仍藉以战争，则国事纷裂，民不堪命。国钧在苏言苏，恐地方既不愿受此牺牲，经费尤不能担负。务祈各帅审慎执斤，鼎力回斡[24]，国家人民实利赖之。 韩国钧 皓
1922年前，苏北沿海迭遭台风、暴雨、潮汛袭击，各盐垦公司受灾，损失严重。市场棉价上涨，而纱价又则因外纱倾销疲软。到1922年，大生一厂亏损39万两，大生二厂亏损31万两。大生一厂当时为垦区各公司垫借款项达130万两，各公司无力清偿，以致影响大生本身资金周转。大生二厂亦受波及，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运转。为此，张謇于11月9日致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请求拨款济急，原函如下：
紫公同年大鉴： 顷以大生二厂，急电奉恳，度电达后，已蒙公与孟蘩[25]协计，而电有不能尽者，兹更申之。二厂自身本无甚债，以一厂受垦之累，而二厂受一厂波及分担之累，虽亦有担保抵押之品，皆不能作现金用，遂尔阁滞。其一切总债额仅三十余万元耳。若车开、纱售，更番周转，两年亦度过矣。不意前后经理不以事为前提，前经理划急需之款，清其调款手续；后经理因帐目疑问忽生意见，而亦将需以周转之款，清其调汇手续。缓急轻重先后之不分，遂使二厂陷于至危极蹙之地。此自謇信人太过，知人不明之失，于人无责。惟所谓至危极蹙者，一赎押出之纱，偿已卖之户，计六万元。一方面空债四万元。此为大要。余即厂支此十余万元一清。各庄仍可调入，为收花之用。故言其裕，须六七十万两；言其急，但须十万两，合十四万元。而昨电所谓国内工业、官股本身、地方公益三者犹表面也。一、二厂工匠五六千人，除能自给及本地有田可归者大半，尚有二千五百余客工之极穷者，每日以工为活，车久不开，抚恤不待言，亦恐生事。故电谓即独停二厂，亦非二十万元不可。与其退，不如进也。乞公商孟蘩，视为地方及本身最重最急之事，鼎力速图。设一时税所保借不易，速则先有十四万元亦可舒气，以待后援矣。不胜祷切！孟蘩处亦另有切托之讯矣。敬颂台安！ 盼复。 謇上 十一月九日
11月15日，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复函张謇：“极荷关注。”，并商请财政厅长严家炽，拨款20万元资助。 11月17日，张謇又复信韩国钧，对韩国钧关注与支持深表感谢，原函如下：
止公省长大鉴： 承十五日手教，极荷关注。自非挚爱国家者，不能为此援助，不仅故交风义也！江浙和平千方百计仅不破裂，不意又生事外之变，得无一蚁而溃全堤乎！所云立案，似宜及早，迟恐歧中有歧，公谓何如？唐厅长书，特属上谒。埠局事亦正棘也。敬请 大安！ 张謇上 十一月十七日
韩国钧在《永忆录》中这样记载了他对张謇的信赖：“张君季直提倡实业，南通赖以兴，余所素佩。历商地方事，无不浃治。”1926年张謇逝世，韩国钧曾亲往南通吊丧，81岁时，又赴海门常乐镇参加啬公新祠落成典礼。在《永忆录》中他记载道：“余为述啬公虽死，而实不死，以其生前创办各种事业，今日发达如故，所望后起者为之继续经营，且扩而大之，不令中辍。否则即无以对啬公矣！” 1923年10月，曹锟贿选为大总统。韩国钧连夜和张一麟在军署密商对策。他此时出现了消极的情绪，刘可均等人劝韩国钧要表示负责的决心，切勿辞职；史量才、黄炎培、陈陶遗等人要他妥善处理辞职还是留任的问题。此时，韩国钧进退两难。 1924年9月，江浙战争全面爆发。齐燮元、卢永祥双方经一个多月的打斗，至10月13月，卢永祥被打败，通电下野，败逃日本。在江浙战争全面爆发前，韩国钧曾力劝齐燮元“勿为天下先”，又与周孝怀、张一麟等人调停于齐燮元、卢永祥之间，卢永祥不听劝解，齐燮元训斥之，毫无效果。 在江浙战争中，韩国钧派红十字会人员分赴作战地区，救济妇女儿童达4000余人，计用款4000元；江浙战争结束后，韩国钧又筹款20万元，资助抚恤伤兵达2000余人。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月，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11月初，曹锟被迫下野，吴佩孚从塘沽出海独自南逃武昌，并通电在武昌组织“拥宪军政府”。此时，韩国钧在齐燮元嗾使下，通电各省，称“为国家今日计，不堪再现纷争之象”，声明江苏“既不愿受此牺牲，经济尤不能担负”，表示反对吴佩孚。 1924年11月，段祺瑞在冯玉祥和张作霖的拥戴下，掌握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执政大权，中央政府于12月11日免去江苏督军齐燮元一切职务，特派命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任命江苏省省长韩国钧兼任江苏督军。韩国钧电辞，未能获准。这时韩国钧深感“问心无以对苏，而力不能救苏”。 在韩国钧资助下，海安在邑庙北巷子火星殿创办泰县代用端本女子小学校，首开海安女子学校教育之先例。 1925年1月3日，韩国钧通电辞去一切本兼任职务。1月16日，段祺瑞任命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2月14日，任命郑谦为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于3月31日和5月8日分别卸去江苏省军、政各职。反对派事先准备借“欢送”韩国钧时，对他进行侮辱。而韩国钧却携着省官印，先到浦口车站，“等候”新任省长郑谦，当面交了省印，回归故里，结束了一次官场上的周旋。韩国钧对于卸任，他觉得“正如出笼之鸟，欣悦无已”。 退居后，韩国钧仍关心实业，热心水利。1926年山东黄河缺口，韩国钧力请江苏省府拨款20万元筑堤，于山东筑成“江苏堤”。 1926年农历3月初四，韩国钧70大寿。由于韩国钧人缘好，在十天前，全国各地的韩国钧故友就有人到韩国钧公馆祝寿，当天全省各界知名人士及几十位县长，以及海安镇绅、商、学各界都前往韩国钧公馆祝寿，恭祝华诞。门前车水马龙，十分喧闹。寿堂设在大厅内，厅中隔扇全部卸去，中间悬一红绸大球；两侧挂满了各界人士送的寿幛、寿联。此时，韩国钧心想人的一生不可虚度岁月，要多做于国于民有利的事，决定把寿仪捐入平民工厂，合计8000元，购土地130亩，全部交工厂作为永久基金。 1926年夏，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兴师北伐时，韩国钧则表示“天热如煮，南北交战，究竟为何人何事”。 1927年2月，张效坤从南京致函韩国钧，邀请韩国钧出山，韩国钧复信谢绝。4月28日，国民军旅长李明扬师广[26]到韩国钧住处，谈论了有关北伐的事件，韩国钧意甚相得。 1927年6月3日，韩国钧由海安坐船赴南通，将渡江去上海，船行至如皋南边丁埝，因遭人陷害而被扣。这时，他才得知有人控告至中央党部，已电省请示，俟复到再放行。后经清光绪甲午状元，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的张謇（季直）之子，与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钮永建（惕生）解救才获释。钮惕生命令韩国钧的旧部下陆菊人，以军队和兵轮邀请韩国钧到南京。韩国钧一生未受过如此的奇耻大辱，愤恨地写下了七律诗二首：
五月丁埝道中书感 轻舟刚乘一帆风，旷野遍伤吾道穷。 岂有杯蛇传弓影，竟教泽雉畜樊中。 世道宁复知夷险，物论原难强异同。 多少是非谁管得，愿持明月照当空。 吾行却曲笑迷阳，平等冤亲已两忘。 尺蠖屈伸都有定，众狙喜怒亦无常。 去官仍觉身为累，跃冶须知金不祥。 底事恩仇图快意，澄波千顷自汪汪。
1927年6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钮永建奉蒋介石令，两次写信并派人接韩国钧到南京。 1928年，中国共产党为挽救革命，在靖江、如皋、泰兴、泰县领导农民运动，韩国钧认为是“乱党群起”，“其起因是由于知识分子思想错误，兼如泰之间佃农受资产阶级压迫，一倡百和，遂致蜂起”，并认为这是“不幸”和“不安之象”。 1930年，著名画家谭少云，画海安凤山图八尺巨幅寄韩国钧题词，韩国钧对其所画作品倍加赞赏，题曰：
山形如凤凰， 飞来自丹旭。 我亦山中人， 相与共晨夕。 时衰凤不至， 披图常太息。
1931年8月江淮发生大水，运河大决口达26处，洪水顺着飓风狂泻里下河地区，一夜之间，淹没了十个县，约有七万多人丧生，灾情之巨，惨绝人寰。 在如此大灾降临的危急时刻，江苏省政府当局束手无策，七十五岁的韩国钧深明大义，虽身居乡间，挺身疾呼，要求当局抢险堵口，拯救黎民。 1931年7月上海华商书局出版的《古今大观》第三集《名人小传》中亦将韩国钧编入，名人小传中称：“韩止叟书宗王孟津，其大草放笔为直干尤不易得，手扎亦精妙，人谓如翁松禅。” 1931年9月30日，韩国钧到南京，见江边公路已淹，10月3日，韩国钧又赴扬州。10月4日到邵伯高邮一带视察，极目汪洋渺无边际，挡军楼决口最大的波涛彭拜声闻里馀。5日，视察宝应后仍返高邮。6日，韩国钧到泰州，易轮赴兴化，一路见墙屋倒塌极多,死尸累累悬树间，在兴化城会议无不痛哭流泪。8日韩国钧返回，适刮大风，所坐轮舟颠簸如在大海中，晚上7点多钟抵府。16日，省主席叶楚伦邀韩国钧商复堤工事，内政部函邀会议，宝应一带还田事，并请海门沈豹君代表列席。10月30日，韩国钧在扬州参与水灾善后会议。31日，韩国钧与江北同乡30余人到镇江会见省主席叶楚伦陈述意见，俱邀允可。11月1日，韩国钧在扬州参与水利协会，会议推举韩国钧为主席。 11月6日，江苏省主席叶楚伦邀请韩国钧与有关人员商讨修复运河堤经济，材料与工程人员等事项，并一一议定。11月14日与朱石僧一同到海安勘查灾情。 当政局弹劾省主席叶楚伦、建设厅长孙鸿杰等以掩人耳目。继任顾祝同、董修甲见势行事，组成一个江北运河善后工程委员会，并要韩国钧挂名，实际是要韩国钧主事。韩国钧视群众之苦，想群众之急，勇挑重担，奔走于南京、扬州、镇江等地，积极筹款救灾。计筹救灾款350万元，修复决口26处。在运河堵口施工中，韩国钧亲临现场，遇到问题及时和专家商量对策。他不顾年迈体衰，呕心沥血地操劳，奉出了一颗为民解忧的赤诚之心。 1932年7月14日，韩国钧到江苏省政府商验收事。17日抵淮阴，各委员按分工验收。8月7日到镇江焦山商呈复验工程等事。8月26日，财政、建设两厅来电称奉顾祝同之命，来圣庵新堤下矬，责令工程人员赔修。韩国钧自以身负督工之责，理应自认赔修，不应专责工程人员，并即日复电。9月1日，省政府召开堤工善后委员会议，韩国钧等代表说明督工大员愿意负赔修责任之意，当时决议，俟建设厅派员另行勘估。这时，有人提出要施工人员王叔相等具结保固年限，大多数人认为：工程人员是聘任施工，不应与包工计较此事，乃作罢论。 韩国钧不畏权势，给刁难者以无情的鞭笞，使董修甲等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1932年12月2日，民政厅长余井塘电邀韩国钧赴省商导淮事。5日，韩国钧谒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请于导淮入海一事，加以注意。 韩国钧还是《吴王张士诚载记》的鉴定者。这部书于1932?月初版，共5卷，序文为韩国钧所撰写。这部书正编按年纪事，记述了张士诚起义14年间发生的主要事件；附编为附传、附考、附志、附录，记述了与张士诚起义有关的人物、逸事、遗闻、典制沿革、诗文等。韩国钧“尤睠睠于吴张遗事，博访周谘，复手自摘录，搜集散材得数十种，爰属伟成益加采获，汇为成书，用彰先烈。” 1933年，韩国钧见清代学者朱铭盘（曼君）与张謇联名，由朱铭盘执笔所写的一封痛斥袁世凯的信，韩国钧欣然命笔，写五言诗一首：
辽海三千里，浮生曾一官。 祇余来已后，于此不成欢。 宦辙摧人左，虚舟入世难。 遗文今日读，天地自荒寒。
这首五言诗是对旧时代官官场变幻情况作了深刻描绘，也是对袁世凯的一种蔑视。 1934年10月1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聘请韩国钧为全国水利委员会委员。28日，行政院聘请韩国钧为江苏苛捐杂税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2月1日，韩国钧到高邮过邵伯参观船闸工程。2日，韩国钧到淮阴参观导淮入海工程。4日，韩国钧参观了扬庄船闸工程。 1935年1月22日，韩国钧到南京参加全国水利委员会会议。2月15日，韩国钧赴镇江，参加苛捐杂税监理委员会议。5月22日，韩国钧又到如皋、泰县检查苛捐杂税情况。 1935年，9月，因黄河故道泛滥，至10月连续发生严重水灾，受灾面积达800万亩，灾民人数逾百万。国民党政府对灾民不予赈济，仅由受灾地区各县政府发给护照，让灾民到各地求乞。 1936年1月，徐海一带黄河泛水为灾，这时韩国钧以个人名义发起，劝募赈捐，共收伍仟元，他亲自交省政府，转发募捐救济灾民，并带病商议开浚海安焦港工程。 1936年3月初四，韩国钧八十大寿。全省有关知名人士、以及海安各界代表都前往韩公馆，恭祝韩国钧八十华诞。国内知名人士蔡元培、章炳麟、黄炎培等为贺韩国钧八十大寿赠寿辰诗卷。南通著名的女教育家范姚所赠诗句为：“淮海欣传一老安，耄年忧国意博博。”于佑任、陈果夫、吴稚晖敬赠了匾额，匾额上款为：“紫石先生八秩大庆”中间是“魏公间气”四个大字，下款为于佑任、陈果夫、吴稚晖敬赠。国外友人乔治也赠送了匾额：“大德必寿”。此时，韩国钧在《八十赋怀》中写到：“青山青史都辜负，得失何须问塞翁”。这首诗表达了韩国钧一生中未能尽展其抱负，和壮志未遂的惋叹！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北平近郊宛平县的中国驻军发动进攻，全国抗日战争爆发。韩国钧忧心如焚，不遑宁处，积极主张“化除党见，一致御外”。力主抗战御侮。 1937年8月，爱国士绅韩国钧在海安中山堂发表演讲，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全民抗战，他募捐鸡蛋10担，慰劳抗日军伤兵。 1937年9月12日，抗战中在上海作战不幸阵亡的飞行员湖南人陈锡纯之灵柩，由上海护送回归故里途经海安时，他商请地方各界人士特设公祭，表示哀忱，并以此动员各界人士奋起抗战。 1937年9月24日，江苏省政府派人给他送《救国公债委员会议决案》时，他当即签字表示同意，并于当日捐款1000元支持抗日。开始时，他寄抗日希望于国民政府，亲笔写信给韩德勤以及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要求他们抗日。 1937年秋，中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在许多学校无法开学的情况下，韩国钧关心失学青年，在海安中山堂成立了“紫石补习中学”，由韩少石先生任校长，并开设了多门课程，为发展地方经济培养不少人才。 1938年3月20日，海安一度沦陷，“日兵踞此四月余，居民惴惴不安”。为了避免日军的纠缠，韩国钧于4月11日应门人陈石琴的邀请，避居于兴化坂。他亲眼目睹了祖国山河破碎，地方秩序动荡，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悲愤至极，忧心不已。到了坂后，韩国钧忆及孔尚任《桃花扇传奇》初稿中有“家在那里，国在那里。”的联想。曾写过书赠陈君的七律诗一首：
放眼谁云天地宽，一庐孤寄不成欢。 大哀自信心非死，浩劫宁知卵尚完。 鸥鹭消闲干底事，龙蛇起伏太无端。 归来漫喜诗书卷，东海方掀百尺澜。
当年轻的坂小学校长王振权因病逝世时，韩国钧悲痛之余，书送挽联一副：
一识竟千秋，王勃[27]有才偏不禄； 万方正多难，韩康[28]避世亦伤怀。
从上联可以看出，此联体现了韩国钧在隐居期间对“万方正多难”感慨万端，以及韩国钧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崇高思想境界。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当局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水代兵”，结果滔滔洪水，淹了44个县，造成5万4千多平方公里的黄泛区。黄河溃水南趋淮域，又一次波及江苏。 韩国钧再一次为民呼吁，急电重庆经济部长翁文灏，要求派人来江苏，消弭水患，办理修坝和排涝工程。当时武汉已经沦陷，上海又在日军控制之下，交通阻隔，谁愿承担风险？翁文灏感到为难。韩国钧为民心切，他急电江苏旅渝同乡会的张一麟、黄炎培、冷御秋，同时致电中央水工试验所，希望郑肇经一起回江苏。翁文灏遂决定组设“苏北黄灾救济委员会”，以韩国钧为主任委员，郑肇经和江苏省建设厅长成静生为副主任委员。 1939年春，张一麟、黄炎培、冷御秋、郑肇经由重庆动身，经过昆明、河内、海防、香港到达上海。韩国钧听到这一消息，立即派旧国会议员黄辟尘，以红十字会名义，掩护张一麟、黄炎培、冷御秋、郑肇经等前往苏北。由于韩国钧的周密安排，使张一麟、黄炎培、冷御秋、郑肇经等安全地通过了日军的步步搜查，顺利地到达海安。幸好那年洪水不大，苏北里下河地区的修坝排涝工程得以顺利进行。韩国钧在这次长途跋涉中，倍受辛劳，生了一场大病。在回海安途经泰州时，韩国钧要郑肇经一起到泰州访问李明扬将军。当他们走到李将军住处时，见他正感冒发高烧，卧床不起，可他还是接见了韩国钧和郑肇经。临行时，韩国钧再三叮嘱李将军：“要以抗日为重，不可与新四军发生摩擦。”韩国钧高瞻远瞩，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永放光辉。 霜降前，他们又在泰州开会，商讨花园口没有堵筑以前，如何防汛修堤事宜。奈因敌机不时骚扰，泰州罢市，会议仓促结束，各自登舟返程。郑肇经所乘的小船行至泰州南门外，集队的船挤在一道。忽然有敌机从扬州方向飞来，盘旋上空，很多人上了岸，躲在坟后、树下。郑肇经由于行走不便，坐守船舱，只听咯咯的枪声，一颗颗万恶的子弹射向无辜的平民。侵略者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仇恨。他所担心的还是他们尊敬的紫老，衷心祝愿他免遭空难......。当郑肇经到达泰兴城后，收到了韩国钧从海安捎来的信，才得知韩国钧平安到达海安。 1939年4月5日，韩国钧在东台与工程委员会和汪湘纶会谈时，日本5架轰炸机，忽盘旋上空轰炸。韩国钧与汪湘纶会谈处的房子玻璃被震裂。事后据东台县长统计，由于日军轰炸，造成平民死亡达40余人，伤者无数。海安邻近地区相继为日军侵占，一些中学被迫停课，海安各界人士在韩国钧的倡议下，在海安东寺庙创办了紫石中学（即今江苏省海安高级中学的前身），当年秋季就招生150余人。 韩国钧为抗战中“朱（德）毛（泽东）于晋北一带多所助力”而感动，他不断听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的消息；听到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挺进苏南敌后抗日，屡战屡胜的捷报，听到陈毅亲赴泰州与李明扬[29]、李长江[30]会晤谈判，联合“二李”一致抗日等信息，思想开始变化。当年秋天，韩国钧在约见王瘦生时，对王瘦生讲“新四军和国民党不一样”，“ 国民党老打败仗，看样子支持幌氯チ恕保?新四军不贪财，不讲情面，打了胜仗”，“ 新四军有希望”。并亲书赠王瘦生一联，谓：“忍看江河千里赤，微闻国论一时清”，表示寄抗日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 1940年春天,陈毅经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访得韩国钧，就主动派人函请韩国钧支持新四军抗日。虽然韩国钧对新四军的抗战盛名已有所闻，但对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人了解不深。因此，韩国钧接信后，手书一联赠陈毅，“著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以为应酬，表示对新四军抗战救国的信任和拥护。陈毅接信后旋即回赠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赞扬韩国钧的爱国精神，感谢他对新四军抗日的支持。 新四军抗日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嫉恨和恐慌。1940年3月，蒋介石致电李品仙[31]令其和韩德勤各率一部，在淮北李仙洲[32]的配合下，将新四军压迫于长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南北联系。第八十九军之一部及李明扬之一部，在本期内肃清运河以东地区[33]。4月2日，蒋介石电令韩德勤与李品仙，令其对新四军“加紧压迫其南撤早日就范”[34]。新四军挺进苏北后，以韩德勤为首的顽固分子如芒刺在身，随时准备以武力消灭新四军。 为了打开苏北的抗日局面，遵照中共中央1938年5月4日以来关于江南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一系列指示，陈毅积极部署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分批渡江北上。1940年7月中旬，在江都东部的吴家桥、塘头地区统一整编，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 1940年7月2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机要员收到中原局刘少奇电报。
陈毅： 根据苏北目前发展形势，我党完全可以将苏北建成华中总根据地。目前，你部可原地整顿，以逸待劳。以诱韩德勤来犯后，固守待援，以小打牵制，坚持半月至一月，以便在政治上压倒韩德勤，只要全国舆论及苏北人民遣责韩部，我则可借此反击，集中兵力与之决战。兵力部署是：彭雪枫、黄克诚的四五纵队，自西北经东台南下；罗炳辉的五支队自高宝地区向西，以配合你们，消灭韩部十万兵力于兴化、姜堰、海安。 中原局刘少奇 1940年7月20日
江南新四军主力进入苏北后，以何处为中心创建根据地，当时有3种意见：一是扼守扬泰地区，二是北进兴化，三是东进黄桥。陈毅认为黄桥地处靖江、如皋、泰兴、泰县四县中心，在这里开辟根据地，东可向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发展，南可控制长江信道，与苏南部队呼应，威胁日军，切断韩德勤与冷欣的联系。粟裕讲：“我军东进黄桥，韩德勤[35]必然会向黄桥进攻。我们联合二李，各个击破。” 陈毅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同意东进黄桥！”于是陈毅即对粟裕说：“立即拟一电文，报中原局刘少奇；新四军军部叶挺、项英；延安毛泽东、朱德。” 事隔两日。 延安复电：同意东进，在黄桥建立根据地。 中原局刘少奇复电：东进黄桥计划甚好，此次行动及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新四军八路军将由陈毅统一指挥。 陈毅接到刘少奇的电报之后高兴地笑了。陈毅既对刘少奇的豁达大度钦佩不已，同时也对刘少奇对他的信任感叹万分。 1940年7月25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由江都大桥地区挥戈东进。二李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我军佯作夺路而逃。29日，占领黄桥与古溪、分界，并相机推进到海安河南地区的雅周、营溪、孙家庄一带。建立了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成立了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以后成立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行使政府的职权。 新四军的到来，引起了海安各界的极大关注。当时，控制着曲塘地区的国民党财政部税警团陈泰运部深感疑惧，而以韩国钧为代表的中上层人士、开明商绅抱着观望态度。陈毅认为，要孤立苏北反共顽固派势力，贯彻中央提出的在苏北“分区抗日”的主张，必须做好争取团结韩国钧为代表的中上层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能理解新四军。由于年初的接触，陈毅到黄桥后即信访韩国钧，向韩国钧征询苏北抗日方略，说明共产党、新四军的团结抗日主张，激发他们的爱国热忱，邀请他主持正义，出面调停磨擦，为团结抗战献力献策。 1940年8月7日韩国钧致陈毅书信:
仲弘先生道鉴： 昨姚县长来，接奉赐函，敬悉救民救国之宗旨，无任佩仰！果如尊旨，非但苏北一隅之福。姚县长赉[36]奉尊函，已赴东台谒陈当局。一俟回晤，即当筹划进行。总之，同在统一团体之下，极盼一致团结。书不尽意，一切鉴谅是企。此请 台安！ 韩国钧 八月七日
1940年8月9日韩国钧致陈毅书信:
仲弘指挥官鉴： 前奉函示，辞意殷拳，不胜钦仰。当时匆匆具复，托李总指挥转发，想已收到，兹姚县长赍省府复笺面陈台鉴。尊示谓奉令渡江调处，此事不欲动摇国本，此意皎然可盟天日。务恳本一致抗敌之宗旨，合力对外，不使内部磨擦。省府另有专员同姚县长偕来，如何洽商之处，想高明必鉴此愚忱也。此请 勋安 弟韩国钧顿首 八月九日
在韩国钧复函陈毅，表示愿意出面斡旋并即筹划进行，希望“极盼一致团结”；“务恳本一致抗敌之宗旨，合力对外，不使内部磨擦”。可是韩德勤不顾人心背离和新四军的合作诚意,提出了“先南后北”的“进剿”方针，妄图先集中主力进犯黄桥，消灭或驱逐在黄桥地区的新四军，然后移兵北上，驱歼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 面对韩德勤重兵来犯的局势，陈毅决定采取自卫立场，后发制人的方针。他将主力集中于黄桥及其以东地区休整，同时派出干部到泰兴、靖江、如皋等县开展群众工作，积极做好反击顽韩来犯的准备。8月中旬，韩德勤利用洪水暴发，交通受阻，苏北八路军和皖东新四军不便来援之机，加紧调动兵力，调整部署，补充粮弹，同时派117师政训处主任仇沛生到黄桥，假意与新四军达成协议，省方军（即韩德勤部）、鲁苏皖军、新四军三方各守原防，努力抗敌。 “黄桥协议”墨汁未干，8月21日，韩德勤下达了歼灭分界、黄桥附近地区新四军的作战命令：左翼由第89军参谋长郭心冬指挥，率第117师、独立6旅、保安第1旅，于9月2 日起，经古溪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右翼由李长江指挥，率其所在部3个支队及陈泰运部，于9月2 日起，经蒋垛及其以东地区向黄桥镇附近地区攻击前进。总指挥为李明扬，副总指挥为第89军军长李守维和李长江。由于李明扬接受了郭村战斗的教训，不愿参与韩德勤的反共磨擦，决定按兵不动，保存实力，并将韩的作战命令事先通告新四军。 陈毅在韩顽即将发起进攻之际，分别致信韩德勤、韩国钧、李明扬，并派朱克靖偕黄桥士绅代表赴泰州转海安、东台，呼吁和平，避免内战。 9月4日陈毅致韩国钧书信如下：
止叟国长者尊鉴： 窃毅部进至黄桥，为时月余，即不断沿江抗敌，既停止东进，复尽撤北防。力求合作，顾全大局，可谓竭尽智能，事实具在，可供国人复按。而私心明澈，可质诸天地鬼神。先生乡居弥迩前线，处诸军环抱之中。真相如何必日有所闻。毅不愿讳言危局，更不敢诳词以欺蒙长者。顷闻北面封粮食甚紧，一颗一粒不让南运，黄桥军粮断绝，民食无处购买。毅窃谓当局诸公，认我为异党异军，其是是非非可诿诸雄辩高谈，而通如靖泰四县数百万居民亦岂能以异民视之？而竟宣布经济封锁，经济绝交，无乃不可乎！夫大敌当前，义无小我，抗敌苦不足，而私斗精妙至此，感叹难言！长者与同慨也！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私战之争，东林[37]旧事，南都宴安[38]思之心悸然！毅谓此可与明者言难为权门豪客道也。又北方士绅来访者踵接于途，均谓大军屯集海安姜堰之线，筑垒筹款，如临大敌，饬员下乡，保甲长集议，均以歼灭新四军为言。毅闻讯惶惑不可终日，毅处此危局，惟先责己，再以嘱望于人，善与人同，尽其在我，如斯而已矣。特派朱团长克靖赴省府请示机宜，并向各方奔走和平，踵府之日，幸有道君子不弃愚昧，力加箴诲。若能展开抗日战局，纾解内部纠纷，则万民感戴厚德。毅部虽无衣无食，亦乐死疆埸，甘之如饴也。秋气深，此最难将息之会，伏惟眠食珍重，为国自惜。居处不运，毅热望大局平定，有接席承教之一日，书不一一。敬候。 秋安 陈毅 谨上 九月四日
陈毅在致韩国钧信时，同时致电蒋介石，请令韩部以抗敌为重，停止进逼。为表明诚意，新四军主动放弃黄桥以北阵地。韩德勤却置若罔闻。 新四军挺进黄桥的过程中，陈毅放了陈泰运一马，又写信拉了陈泰运一把，陈泰运心中有数，不想替韩德勤火中取栗。 9月4日晨，韩军由姜堰、曲塘、海安出动。右翼二李及陈泰运部取观望态度，迟滞不前；左翼则大胆冒进。陈毅决心待其左翼深入黄桥地区，再集中兵力，予以各个歼灭。9月5日，保安第1旅占领营溪，第117师猛攻古溪。新四军奋起自卫反击。当晚第1纵队出击，收复营溪。6日拂晓，第1纵队向西迂回到第117师和独立第6旅的背后，截断其退路。第2路、第3纵队同时从古溪正面出击，使韩军处于不利地位，李守维率第89军闻风窜回至姜堰、海安一线。新四军取得了在海安首战营溪的胜利。 新四军虽然取得在海安首战营溪的胜利，陈毅仍坚持主动争取团结合作，实行联合。为分化瓦解韩军，扩大新四军影响，首先释放了所俘保安第1旅和第117师1000多人，并发还部分枪支，并晓以合作抗日大义，保安第1旅大为震动，该旅旅长薛承宗在后来的黄桥作战中表示愿守中立，不再进攻新四军。 1940年9月10日韩国钧回信陈毅，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代呈。
仲弘指挥官鉴： 前致函应达。辟尘诸兄来，奉手书指示详尽，征引及宋、明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部，痛心之言，闻之泪下！今日为大局计，抗战逾三年，方在谋最后胜利之时，惟有本台端力求合作，奔走和平，纾解内部误会之训言，一致对外。此即前弟去函之意，幸蒙采纳，不胜感企，粮食问题，各地亦在恐慌之列,倘彼此商有办法，此事当须妥筹也。知关绮注，谨此陈报。此请 勋安 弟韩国钧顿首 九月十日
韩德勤在营溪受挫后，改取堡垒政策，命令极其反动的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驻姜堰，控制通扬运河，严密封锁黄桥地区的粮食信道。并采取保垒推进战法，逐步压缩新四军于沿江狭小地带，进而勾结日伪军进行合击。韩德勤的封锁政策，给新四军和民众造成极大的困难。为疏通粮源，解决军粮民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心攻取姜堰。 保安第9旅张少华部驻姜堰后，修筑了36座碉堡，架设了电网，周围堑壕纵横，河道环绕，工事坚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心以第2纵队、第3纵队实施东西钳击，第1纵队伏击海安方向援敌。9月13日战斗打响。先头部队越过河沟堑壕，用自行车内胎包裹着马刀把子，奋力砍断电网，占领发电厂，切断电源。随即插入碉堡群，捣毁保安第9旅张少华旅部，然后内外夹击，激战一昼夜，攻克姜堰，歼顽军2000人。 新四军攻占姜堰解除封锁后，迅即召开士绅会议，阐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表明和平愿望，再次呼吁停止磨擦，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团结抗日。陈毅写给韩国钧信中说：“紫老为我省耆宿，德高望重，只要登高一呼，万民一定归从，我与管文蔚当枕戈待命。”韩国钧见陈毅一片诚心，应允了这个提议，表示愿意筹划进行，为和平而奔走。并于9月中旬，在海安召开苏北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39]，韩国钧领衔发出致各方军事长官函：
东台韩主席楚箴[40]，泰州李总指挥师广[41]，李副总指挥长江，曲塘陈指挥官泰运，黄桥指挥官仲弘[42]勋鉴： 最近苏北发生战事，影响市商民至巨。敌复乘机轰炸黄桥、界沟、分界、芹湖、古溪及兴化、樊川等处，损失生命财产，不可数计。值此敌寇当前，尤宜保全实力，团结对外，以期扫荡敌氛，收复失地。彼此纵有误会，亦应和平解决，期于改善，方足以奠我民生，慰我民望。兹以吾民利害所关，大局安危所系，不得不联合呼吁，希望停战息争，一致抗敌。并冀体恤民艰，改进政治，庶足以解决倒悬，使我垂毙孑遗，稍留残喘。谨拟数事，附陈察核，敬候采纳施行，实现宁息。不胜企祷待命之至。专布，祗颂 日祺！ 韩国钧 黄逸峰 胡显伯 黄辟尘 朱履先 王颂侯 卢 武 吴云山 于海珊 陈 谟 封静安 张伯扬 贾和哉 陈访渔 邹航南 敬启 附建议书一件 一、驻军防区如需变更时，请协商决定后，再由驻在地最高长官以命划分之。 二、所有纠纷，请由政治方法解决，不必诉诸武力，并不得残杀双方工作人员，以重人道。 三、请在韩主席领导之下，团结抗战，以重国策。 四、双方抗敌，请以事实表现，以慰民望。 五、政治问题，请省府容纳民意，负责改善，以苏民困。
对于这些建议，李明扬、李长江及陈泰运亦复电表示“努力促其实现”。 李明扬、李长江复韩国钧等函如下： 紫老崇鉴： 大函敬悉。所列五点，在原则上极为赞成。当转呈主席兼副总司令。候核得复，再为奉达。谨先复闻。顺颂 公绥！ 李明扬 李长江拜启 陈泰运复韩国钧等复如下： 紫老逸峰两先生并恳转代表诸先生均鉴： 适奉赐示，及对苏北内部和平团结一致对外建议书，诵悉以后，弥深感佩！泰运忝为军人，抗敌为民，为目前不二之职志。凡是以增强抗敌力量，减轻民众痛苦之工作，绝对尽力以赴，誓不后人。诸先生所提之原则，泰运全部接受，并努力促其实现，以期在韩主席李总指挥领导下，执行抗战国策，除泰运对和平诚意，向韩主席李总指挥陈达外，谨此奉复。并颂 公绥！ 陈泰运敬上 陈毅表示“切实遵办”外,并提出了四条补充意见并复函。陈毅原函如下:
国钧、逸峰两先生并转绅商代表诸公均鉴： 顷读来示，并建议书一份，于团结对外，体恤民艰各节，同意至善。且在敌军同人，更当切实遵办。即毅个人，亦先后向各方不断作此呼吁。近来战事，敝军处被动地位，一切未超过自己范围。盖国内问题，绝非武力所能解决，与其诉诸武力，不若诉诸人民为愈。毅不敏愿随诸公之后，以最大忍耐力争对内和平。更愿对方及第三者亦同以大局为重，则抗战前途，地方秩序，实利赖之。并谨就诸公拟就各条，作下列补充： （一）敝军负责令新四军暂住黄桥、姜堰一线，对方立即停止进攻，立即实现和平。 （二）立即召集苏北军事会议，共同分配抗敌任务，立即出动大军，加强对敌伪之打击；但要求取消各种限制新四军及破坏新四军抗战后方之办法。 （三）苏北问题，宜本三民主义原则，以民意为基础，彻底整军，澄清吏治，召集苏北军民代表会议，容纳民意，改造苏北，增加抗战实力。 （四）新四军坚决拥护委座，拥护政府，在韩主席领导下，密切合作，更新时局，希望省政府以友党友军对待新四军同人。 （五）以上四端，宜以至诚态度，切实执行。 陈 毅敬启 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1940年9月27日，新四军在姜堰主持召开军民代表会议。韩德勤为迷惑视听，制造进攻借口，向会议代表提出：“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否则没有谈判余地。韩德勤企图以新四军不让姜堰为借口发动进攻，中间人士也认为新四军不会答应韩德勤的无理要求，和谈必将失败。可陈毅舍小利而顾大义，认为只要省方保证改变政治态度,以友党友军看待新四军,协商苏北抗战问题，为达到苏北合作抗战的目的，新四军同意让出姜堰。并指出：“如果韩德勤以为我们力量不足才退出姜堰，继续发动进攻，置我军于死地，我们只有自卫一途。”陈毅的发言出乎大家的意料，新四军光明磊落、委曲求全、信守诺言的态度嬴得了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和赞佩。 黄逸峰在大会上发言： 刚才听到陈指挥官的报告后，我们可以看到新四军对于抗战的态度，对于整个苏北政治的意见，我们每一个代表都是感觉很高兴。新四军能够为了整个抗战问题，为了整个苏北改善问题，而作了一个很大的让步。这个让步不是让韩德勤，也不是让那些土匪队伍和贪官污吏，而是为了整个苏北民众，对中央国策的一个很大的让步。因此对新四军，我非常佩服。 我个人原是中央委派的一员，同时也是苏北民众之一，在这儿我愿站在苏北民众的立场上来表示对苏北的意见。今天苏北的问题，不是新四军与省政府冲突的问题，也不是省政府要解决新四军的问题，，而是整个苏北民众如何集中力量，来抗战及改进政治的问题。今天苏北有几十万大军，而敌人还不到一万，我们以十个人打一个敌人，可以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可是我们没有一次看到苏北曾大规模地向敌人进攻。我们政府当局只是退让，退让到没有地方再可以退了，使苏北人民一天天地坠落到敌人的铁蹄下，遭受敌人的践踏。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责备当局的。 苏北民众虽然受到了一切痛苦，受了极大的牺牲，可是所得到的代价是什幺呢？所换到的是贪官污吏土匪部队。拿我们自己同胞黄帝子孙汗血，在那里荒淫享乐，这也是非常痛心的。在新四军还没有到苏北之前，我们就想开一个会来讨论一下苏北的政治问题，使人民能自由的对政府供献意见都是不可能的。不要说是在座诸君，就是地位更高的父老如韩紫老也感到：“今天我们在苏北是如坐针毡。”今天新四军到了苏北，新四军是中华民族的国军，是政府承让的，自然不应歧视。今天新四军到了苏北，能有个机会给大家要求政府改造政治，使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都用在抗敌上面。中央也曾几次来电，停止内部磨擦，进行抗战，这是事实。可以说从中央到广大群众，都是绝对反对内部磨擦，而是愿意苏北实现和平，一致抗敌的。 因此，这次和平运动是有着它伟大的意义的。第一，今天我们要求的苏北和平，这个和平是要使内部愈益团结，打击汪逆的“和平”。第二，这个和平运动是使中国的部队团结起来，把力量都用在抗敌上面。第三，这个和平运动是要使民众得到解放。换句话说，要改造政治。政治不改造，这个和平是空虚的。今天我们没有好的办法使苏北武装起来抗敌，使政治改造，使民众力量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就是新四军回到苏南去了不能来解决，以后民众也是要暴动起来，来解决苏北政治的。所以今天的和平运动是一个长期的和平运动，长期改造苏北运动，是一个苏北长期抗战的运动。我们愿意各位父老、苏北同胞一致为这个运动而努力。我们相信，前途是有希望的，苏北抗日力量是可以集中的。韩德勤的接受不接受是韩个人的问题，苏北政治是中央托给苏北人民的，不是韩德勤的。 胡显伯在大会上发言： 黄委员发表了代表中央及个人意见。现在我把我们少数同人与朱团长（即朱克靖）交换的意见讲一讲。这意见是什幺？就是刚才陈指挥官报告的关于让出姜堰以后如何保证的问题。我们同人尽力量作，作到如何程度，我们不能预知。但无论如何要求停止军队的前进，省方当然也应该停止。可是，最近一两天内，省方还有军队前进，这一点不但陈指挥官奇怪：一面在讲和，一面还在想打。我们各位代表也感觉惭愧和难过。当然我们要尽力量要求省方停止军队前进。这是一点。 第二，我们同人未来前，兴化报纸评论说：“现在有人唱和平运动了，这无非是无聊的政客干的。以后有人再作这样的和平运动，要当日奸论。”这种论调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这个和平运动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不同。同时现在在报纸上称新四军为匪军，这一点是不对的。在和平的进行中，应该以平等为原则，新四军不是脱离中央和平的，也是在中央领导之下的。 第三，我们同人来时很麻烦，沿途受到盘查，但我们多少还有一些保护，其它老百姓所受的麻烦更多了。所以我们要求给我们以交通自由。这是和平会未召集前，我们所讨论的先决问题。办法怎样呢？我们是不容易和韩德勤先生直接提出，所以我们想靠韩紫老来解决。或者这有许多问题不能讲的，最好由李总指挥[43]到这里来一次帮助共同解决，因为他也是非常诚意的，希望和平的，他到这里来后，许多意思可以由他代达。至于军事上的保证更需要李总指挥来才行。 潘仲宾在大会上发言： 我认为，第一，今天我们进行和平运动，完全是替民众谋利益求幸福，为人民解决痛苦的。而有人认为这和平不对，那是可笑的，不足谈的。这次新四军到姜堰来，对民众秋毫无犯，处处爱护老百姓，以除过去姜堰人民之苦。今天要退有些舍不得，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只有这样作。今后我们要求得整个苏北的政治改善，达到孙总理所说的天下为公，才不负这次和平谈判。第二，在军事方面，我同意请李总指挥来，作更有力的保证，一定要以新四军为友军看待，共同合作抗敌。第三，对以后苏北大局问题，我也同意请韩紫老电韩主席共谋适当解决。对陈指挥以小民等为念，以国家为念，非常表示感激。 关于新四军让出姜堰黄辟尘等致韩国钧、李明扬电。 １、致韩国钧电[44]
海安韩紫老崇鉴： 前遵宥[45]电莅姜[46]转达，业将经过一切电达。现陈指挥毅为顾全大局，爱护地方，已照退出姜堰，惟冀与省方合作抗敌。至应如何召集会议，今后抗建方法，未奉约赴曲塘协商。辟尘等能尽智竭，未便相强，惟有返家候命。此后民众安危，地方利害，仍乞顾念，尽力维持，毋任盼祷！ 黄辟尘、卢子庵、黄逸峰、吴云山、贾和哉、胡显伯叩。陷[47] ２、致李明扬电[48]
泰县李总指挥勋鉴： 前奉紫老宥电，赴姜转达钧电，已将经过一切电达。现除陈指挥毅为顾全大局，爱护地方，已开始撤退离姜，冀与省方暨友军合作抗敌；惟未荷驾临，紫老亦不莅曲。辟尘等能尽智竭，未便相强，惟有返家候命。此后民众安危，地方利害，仍乞主持维护，毋任盼祷！ 黄辟尘、卢子庵、黄逸峰、吴云山、贾和哉、胡显伯叩。陷
不料30日韩德勤却复电,公然要挟新四军立即撤出黄桥,开回苏南。其背信弃义行径引起代表们的极大义愤。韩国钧痛斥韩德勤是“贼子无信，天必殛之”劝陈毅回去速作应战准备。韩国钧、朱履先等苏北绅商各界联名急电蒋介石，要求令韩德勤停战息争，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御敌。 由于新四军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中间势力，使韩德勤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孤立的境地，保证了以后黄桥战役的胜利结局。 当日，新四军主动撤出姜堰，通知李明扬、陈泰运接防。韩德勤没拿到姜堰，又气又恨。把新四军的忍让视为怯战，自恃兵多粮足，公然叫嚣“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决心以其全部精锐南犯黄桥，并撤走沿江船只，截断新四军退路，企图一举全歼苏北新四军主力。 9月下旬，陈毅派管文蔚携函会见李明扬，李明扬表示在韩德勤发出进攻中保持中立，并把韩德勤进攻新四军的作战计划透露给新四军。 9月30日亥时,韩德勤发出追剿电令[49]称： (一)、姜堰之匪确已向黄桥方向撤退，由此足明我战略上已获先制之利。 (二)、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我务集中力量，力求主动，切勿为匪阻止，致成胶着[50]状态。 (三)、欲求全胜，舍攻击而外无他法门。攻击之时，必求匪之一翼或两翼包围而歼灭之。 (四)、此次决战，关系苏北及我团体整个军事问题至大，事已至此，应不惜牺牲达成我最后目的。希将此意通述各级将领，各自努力，切勿企图苟免为要。 韩顽以其主力第89军、独立第6旅等13个团1.5万余人为中路军，分由海安、曲塘一线南犯。其左翼第33师两个团及军直独立团，进占新四军加力、分界后从东面进击黄桥；右翼独立第6旅3个团、保安第5旅1个团由高桥南下，由北面南进击黄桥；第89军军长李守维率第117师4个团及军部炮兵团、特务团进占后继续南下，从东北方向进击黄桥。为牵制和分散新四军兵力，以李明扬、陈泰运部1.2万余人为右路军，伺机攻击黄桥以西地区；以第1、第5、第6、第9、第10等5个保安旅7000余人为左路军，伺机攻击黄桥东南地区。其进攻总兵力达26个团3万余人，由李守维统一指挥。韩德勤限期所部7天攻下黄桥，歼苏北新四军主力于长江以北。 这时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共有3个纵队9个团计7000余人，其中作战部队只有5000余人，形势十分严峻。针对这一战场态势，中共中央一面指示苏北指挥部要严守自卫立场，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一面向国民党军事当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51]的自卫原则，要求制止韩德勤的反共磨擦行动。中共中央中原局刘少奇于10月2日至5日连续发出指示和动员令，指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要独立打破重围，求得速决；八路军一部及新四军皖东主力要不顾一切牺牲，全力南下、东进，火速增援，并可占领阜宁、盐城、东台诸地，以结束韩顽进攻，确保新四军、八路军在华中抗战中的巩固地位。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指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审时度势，认为皖东和淮北增援部队距离较远，难解燃眉之急，必须立足于在兄弟部队战略配合下，独立抗击顽军的进攻。同时还认为，在各路的进攻之敌中，独立第6旅是韩德勤嫡系主力，首歼此旅，一可坚定其右路军李明扬、陈泰运的观望态度，使顽军主力失去右翼掩护；二可将顽军中路打开缺口，方便对其主力实施迂回围歼；三可出其不意，打击韩顽士气，使其它杂牌军也不敢轻易动作。只要能隐蔽接近敌人，分割歼敌于运动之中，这样就可以达成速战速决，首歼强敌的目的。据此，决心采取以一部分兵力驻守黄桥，大部兵力作为突击力量，以黄桥为轴心，诱敌深入，断其退路，歼敌于运动之中的作战方针。 针对战役任务的艰巨性和部分指战员不愿放弃姜堰的愤激情绪，陈毅向部队反复解释让出姜堰的政治意义，强调只有团结李明扬、陈泰运的中间势力，才能孤立韩德勤，有效地打击反共投降势力。这次决战，关系新四军在苏北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开辟苏北战略任务能否完成。他号召指战员打一个彻底的干脆的歼灭战。全军上下士气大振，紧张地进行迎战准备。根据地群众也在地方党政领导下，掀起踊跃支前的热潮，全体军民同仇敌忾，为决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9月30日，顽军出动。左右两路前进10余公里即迟滞不前。中路齐头并进至营溪、加力一线，为暴雨所阻。 “日久见人心”，由于韩国钧老先生与陈毅成为至交，愿为陈毅“肝脑涂地，在所不惜”。当得知韩德勤背信弃义，准备出兵攻打黄桥的新四军的情报后韩国钧老先生致信陈毅并写好一联，火速派亲信送给新四军陈毅将军：
暴雨袭神州，哀鸿遍野。 狂风卷巨浪，砥柱中流。
韩国钧老先生在对联中表达了对韩德勤之流倒行逆施的痛斥，希望陈毅将军能顶住狂风暴雨的袭击，做抗日的中流砥柱。 1940年10月1日中午，海安双喜饭店热闹非凡。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特地从兴化赶到海安，设宴为其主力──89军军长李守维壮行。 韩德勤又是敬酒又是夹菜。突然一股奇香飘然而来，又一盘热菜上来。这时，韩德勤起身说道： “诸位先生女士，哪位能说出这是什幺菜？” 大家摇头。 这时89军军长李守维的老婆尖叫道：“河豚！” 韩德勤竖起大拇指看了众人一眼，赞誉道： “敢吃河豚者，勇士也。李军长战功累累，实乃我军中一勇士也。此次黄桥之行，肩负党国重任。为祝李军长马到成功，我特地从天生港搞来此宝贝，让李军长和夫人尝尝鲜。” 李守维满面红光的连连点头：“河豚一般4月才有，这10月里哪来的河豚？” “说的对。4月乃是旺季，现在当然非常稀少。”韩德勤说罢。顺手夹起一块河豚肉放在李守维碟中，又向自己的嘴里塞了一块，还边嚼边说： “真鲜，真鲜！” 李夫人马邦贞也夹了一块放入口中，惊喜道： “好吃，好吃，名不虚传。” 这时韩德勤站起来举着酒杯说：“祝李军长攻打黄桥旗开得胜。” 李守维这时已吃的有些晕了，结结巴巴地说：“韩主席放心，不要说一个黄桥，就是两个三个也不在话下。” 李夫人也嗲声嗲气道：“韩主席请放心，我们守维老将出马，一个顶仨。” 他又转过脸对丈夫说：“下道死命令，提前一天攻下，无非是多死几个弟兄。” 李守维听夫人这幺一说，也不便改口，便站起身说：“遵命！来，干杯！” 在国民党顽军出动后，此时韩国钧等著名绅耆急电重庆蒋介石请制止韩部南进的军事行动。原电[52]称：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蒋介石）、军令部长徐（徐永昌）、军政部长何（何应钦）、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程潜），并转西南办公厅主任李（李济深）钧鉴：最近苏北为省方各旅及八十九军全体东调，集中海安东南各地，以致敌寇乘虚而入，于上月哿日[53]袭占樊川、老阁，烧杀悲惨，兴、泰两邑，恐怖非常。恳急电韩主席，顾全苏北全局，迅将所属军旅，西调对敌，勿任丧失领土，涂炭生灵。苏北民众绅耆各界韩国钧、朱履先、胡瑞伯、吴云山、卢正安等二百四十五人同叩。冬[54]”。
10月3日下午，雨过天晴，顽军继续攻击前进。新四军第2纵以1个团担任正面阻击，节节引退，迟滞、消耗顽军，以掩护新四军主力迅速集结于歼击位置。顽军进占古溪、加力、分界后，左翼第33师前进至黄桥东北郊，并于4日下午4时起，对黄桥守军前沿阵地实施猛烈进攻。至下午2时，顽军已发起7次冲锋，一度冲到黄桥东门。双方进行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守军工事大部被毁，部队伤亡较大。新四军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亲自率队，挥起马刀将顽军杀出东门稳住了阵势。李明扬、陈泰运见顽军进攻黄桥未能得手，未敢轻举妄动，从而使顽军右翼失去掩护。其右翼独立第6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南下，先头部队进至距黄桥北门二三公里处，后尾已过高桥，全部均已进入新四军设伏地带。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立即下令出击。第1纵队多路突进，勇猛穿插，将该旅分割包围，截成数段。第2纵队切断了该旅与第89军的联系。第1纵队经3小时激战，全歼该旅，中将旅长翁达自杀身亡。 在顽军第33师猛攻黄桥时，第89军军部及第117师由古溪直扑黄桥增援，企图在黄桥守军兵力单薄一举攻克。途中得报第33师进攻受挫，军部率第349旅即经八字桥急速驰援，刚到黄桥东北约5公里之野屋基村附近，又得悉独立第6旅被围，危在旦夕，见形势不利，乃停止前进，就地固守。这时江南新四军增援部队第4团第3营已抵黄桥。第3纵队即杀出东门，协同第2纵队一部一举歼灭第33师。第2纵队主力隐蔽插入分界地区，截断顽军主力退路。3个纵队合力分割包围顽军于黄桥地区。4日晚发起总攻，指战员浴血奋战一整夜，至5日晚，全歼第89军。军部中将军长李守维他怆惶逃窜坠溺河中。围攻部队与第349旅在野屋基村附近逐屋争夺，多次进行白刃格斗，歼该旅大部，残部狼奔豕突。至6日8时，追击部队又于营溪歼顽军增援的预备队大部。各保安旅团及观察战场动向的李明扬、陈泰运部随之后撤。日军也撤回泰兴。韩德勤见大势已去，乃率中路军残部逃回兴化。新四军乘胜追击，席卷海安。 此时八路军5纵队在黄克诚的率领下一举攻克阜宁、益林、东沟，歼灭韩德勤部保安第2、第8、第15旅5000余人后直取盐城。 6日上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各路分路向海安追击，陈毅、粟裕要求指战员“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7日,陈毅率苏北指挥部部分工作人员，由黄桥到达海安西南之营溪。翌日下午，率追击部队先期到达海安的粟裕派人送信说，苏北知名人士韩国钧暨海安各界倡仪将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陈毅及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海安。 陈毅即于8日下午派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前往海安准备。当天，朱克靖代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到韩国钧公馆慰问。新四军代表朱克靖与韩国钧略事寒暄，即纵谈时事，韩国钧老人是爱谈健谈，因而涉及的范围很广。 韩国钧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总方针极为欣慰，而对双十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则认为中国自有党派斗争以来，从未有如中共以国事为重，而对其它党领导人采取如此宽大政策者。谈到黄桥决战，李守维全军覆没，自身投水溺毙的情形时，韩国钧始则蹙眉，继而拈须笑语：“余知楚箴（韩德勤）、守维均非仲弘兄之对手，而且知其必败。韩主席的错误在不能审时、度势、忖德、量力；李军长的荒谬则在骄傲自满，盛气凌人。平日李守维到海安必先来见我，此次则过门而不入，因讨厌老朽主持和议的缘故。当此国难深重，大敌当前，而犹拥兵内战，自然民心厌恶，士卒离心。以骄矜之将，遇必死之师，焉有不败之理。” 这时韩国钧继又笑着问朱克靖代表：“闻共产党不要老头子，此事究竟真象如何。”朱克靖代表当即微笑答之：“此为敌人污蔑中伤中共之词，中国革命的斗争，是策略路线的斗争，而不是老人与非老人的斗争。敬老尊贤为中国社会之美德，中共党人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当继承祖国的美德，此种缺乏常识的恶意宣传，不足为识者一笑。” 韩国钧老人又再问朱克靖代表：“今后贵党军对省韩态度如何？”朱克靖代表答：“此来任务除致敬老人外，就是要以我方一贯团结抗战民主方针，乞为转达当道，今后苏北局势的变化不决定我方，而决定于省韩是否放弃其反共倒退的政策为断。” 1940年10月9日下午，新四军苏北指挥机关及直属部队，到达海安西南五里庙附近休息待命，整理军容风纪，准备参加入城仪式。 最先迎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入城队伍的是先期抵达海安的粟裕、钟期光同志。他们扼要地向陈毅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随后，部队即迈开雄赳赳的整齐步伐向海安镇进发。 到达海安西门的一座木桥时，管文蔚、黄逸峰、朱克靖、陈同生等同志以及海安商会会长、国民党区长等各界代表，早已迎候在桥头。韩国钧老人因年老不易步行，特意乘黄包车在西街等候。 陈毅同志身穿灰布军服，足蹬黑布鞋，神采奕奕，分外潇洒。韩国钧原先以为一位刚刚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一定会趾高气扬，在人前会显出傲慢的神态来。可是陈毅却一如往常，对韩国钧老先生仍执后辈之礼，并一再说明黄桥一仗是我军被迫反击自卫，事非心愿，把原来持有“不偏不倚”态度的韩国钧说得连连点头，抱怨韩顽不守信用。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入城仪式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在海安镇广福寺（即东寺庙）。陈毅一到海安，即率粟裕、钟期光、陈丕显、管文蔚、叶飞、朱克靖、惠浴宇、等党政军领导人前往拜见了韩国钧。 陈毅将军的雍雍雅度与韩国钧老人的穆穆音容，谈话之间，极为欢洽。当陈毅说起黄桥磨擦事件，实出于新四军抗日自卫，处在让无可让、退无可退的苦境时，韩国钧老人即仰首大笑说道：“幸而将军指挥若定，战胜了省韩部队，不然，老朽都是汉奸，在海安住不得了。”韩国钧老人即设筵为陈毅洗尘。 陈毅详细阐明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有问必答，坦诚相见。韩国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彼此确实均有“相从日浅，相知甚笃”之感。 韩国钧对陈毅极为敬佩说：“数十年来，在军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盛赞有“管（仲）乐（毅）之才”，并手书“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 陈毅亦回诗一首： 山河破碎思前事， 抗日合作看精诚， 丈夫一怒安天下， 横马越刀取东瀛。 表示新四军坚持团结抗日的一贯立场，以及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 经韩国钧再三邀请，陈毅才住进韩国钧公馆南厢西花厅一座清静的院落。 韩国钧公馆座落在海安镇东街，是小灰瓦四进式的老式平房。大门前一对雕着“雄狮戏球”图案的石鼓分列两侧，古朴别致。门内前院一道青方砖掩壁墙上，雕刻“松鹤图”，工艺精巧，栩栩如生。入二门，由南向北，分别为照厅、大厅、穿堂、堂屋，各进建筑既有天井相隔，又有曲廊勾连。 海安各界人士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深恶痛绝，对抗日将士十分尊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海安后，粟裕带领机要人员住在东寺庙西北角，特务营驻扎在东寺庙四周，司令部部分作战、测绘人员及卫生处和医院驻在西寺庙（即祇树禅林）及其附近，电台总队驻在中坝。四乡民众纷纷前来慰问，主动献金献银，把鸡、肉、鱼、蛋等慰劳品接连不断地送到医院和机关驻地，广大妇女组织起来，为指战员洗衣缝被，镇上三家浴室免费开放三天，为抗日将士洗涤征尘。“10月，《抗敌报》（苏北版）在海安出版。”[55] 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2纵队一部与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一部在盐城以南，白驹以北狮子口桥头会师，至此新四军与八路军协同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基本达成。黄桥战役共歼韩顽主力第89军及独立第6旅、保安旅等部1.1万余人，其中俘第33师少将师长孙启人以下官兵3800余人。 黄桥战役打响后，新四军第5支队3个团在罗炳辉指挥下，东进至运河边，由于黄桥自卫战迅速取得胜利，未再向运河以东开进。八路军第5纵队在黄克诚指挥下，以第1支队为先头部队，于10月4日南下，迅速突破顽军的盐河、废黄河防线。6日起，先后攻占东沟、益林、阜宁及东坎、建阳等集镇，直下盐城，歼灭保安第2、第8旅，独立第3旅等各一部，动摇了顽军侧背，威胁其大本营兴化，在战略上造成了对韩德勤部南北夹击之势。 为庆祝黄桥大捷，欢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海安，韩国钧、黄逸峰、季方等海安各界人士联名举行宴会，邀请陈毅、粟裕及指挥部科以上和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出席，地方党政负责人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等作陪。随后陈毅、粟裕又举行答谢宴会回敬了韩国钧、黄逸峰等人。 黄桥决战前，李明扬、陈泰运等提出由黄逸峰出面领导一支部队。陈毅为消除李明扬、陈泰运对新四军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新四军与李明扬、陈泰运部队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请黄逸峰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分出面，组织一支军队，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1940年10月10日，联抗司令部在海安曲塘正式成立，黄逸峰任司令。“联抗”在建立以黄逸峰为司令时，韩国钧是积极支持并参与筹划。 此时的韩德勤危在旦夕，一面托韩国钧、李明扬等向苏北指挥部乞和，一面向各方呼吁示弱，将苏北摩擦的责任推卸给新四军，以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10月11日，陈毅电报中共中央:我们原则同意与韩德勤进行谈判，但应首先实行分区抗日，保证不再有破坏抗战和反共行为，中共中央完全同意陈毅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在我优势已立的情况下，应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及士绅，尊重他们的中立态度，实行三三制政权。陈毅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对韩国钧、李明扬、陈泰运的统战工作，倡导和议。 1940年10月，司徒阳在上海邀请文化人许幸之等到苏北开展文艺工作。陈毅在海安接见了许幸之，并在海安主持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也是欢迎会。陈毅在《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的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为开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化运动而斗争!”的口号。陈毅同许幸之谈新诗创作问题。还请许幸之回上海再邀请一批文化人，并写三封信分别给许广平、巴人（王任叔）、李平心，请他们来苏北。并决定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来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文化人座谈会”会后，陈毅将座谈会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致电陈毅: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 你们注意吸收陶行知等生活教育社人员去参加苏北文化教育工作是对的，这是主要方面。但同时亦应注意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因此，你们也应吸收职业教育社社员及其有关的各方人员，参加我们的文化教育和财政经济事业。同时，你们应经过韩国钧、李明扬、李长江及地方绅士、文化界等，对苏北以外的江浙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如张一磨、黄炎培、江问渔、褚辅成、穆藕初等加以联络，向他们说明苏北事件真相，约请他们派人或介绍人参加苏北之地方政权工作，民意机关工作，及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工作。我们已电周、叶与他们联络，如以后他们介绍人到苏北来时，须加以接纳，与之做事业上的合作，以为拉拢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例证，这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是有帮助的。 毛泽东 十四日
苏北抗日局面打开后，根据地扩大了，刘少奇决定尽快把中原局的指挥机关移往苏北。1940年10月11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提出“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行政主任公署。目前在韩德勤尚未离开苏北以前只委派各县县长及筹备苏中、苏北行政公署，各地各军代表云集陈毅处即作此接洽。”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当天中共中央“关于苏北发展方针与统一军事指挥”致电陈毅、刘少奇“建设苏北根据地是很大工作，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刘少奇）去苏北与陈（毅）会合布置一切。注意组织财政经济工作，从长期战争出发，勿使人力物力浪费”。[56] 10月中旬陈毅到盐城与黄克诚会见，21日，陈毅、粟裕电告中央：“一、毅到盐城与克诚、彭、朱会见，已令前线停止进攻兴化。八路、新四军各部队均一律停止行动，就原地固守。同时派代表与对方商定彼此停战言和。二、陈毅明（二十二日）即去海安，用电话与泰运、明扬商定议和代表、地点、时间，首先要其电蒋、顾，一律停止进攻，开诚言和。”[57] 苏北指挥部驻海安，使海安这个小镇成了苏北各界瞩目的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很快汇聚到这里。当时，除韩国钧等进步人士外，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的代表也前来同陈毅、粟裕会谈，商讨苏北防务问题。东台的黄亚成、兴化的王江淦、赵筱堂等也先后来到海安，请求新四军支持他们武装抗日。 10月19日，陈毅致电李明扬，重申新四军力主抗日合作之立场，云: “违反抗敌建国者，不仅不能成事，且必殃及其身”。20日后，又停止进攻韩德勤占领的兴化，派朱克靖至泰州李明扬处提议谈判和平,托李明扬向韩德勤提出放弃反共方针,分区抗敌等5项意见。原文如下：
（一）召集抗敌会议，地点在曲塘或海安，由省韩主席、李总指挥、陈指挥官泰运、陈指挥毅及民众代表五方面组织； （二）扩大抗敌合作，分配抗敌任务，我（指新四军）任沿江抗敌，省韩任运河线，李任江都、泰兴； （三）承认委派之行政人员，我改行政委员会为专署，以管文蔚为专员（沿江），东台盐防一带另委一专员，由我方荐一人； （四）承认我军现驻地及[我]军我党合法地位； （五）要负责向蒋、顾提出停止皖北向皖东进攻，并撤退皖南、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则我不攻通、如、启、海，并停止八路军南进。等五项。 李明扬赴兴化后，韩德勤当即复电陈毅3项意见，原文如下： “（一）所提五项意见，关于团结抗敌之原则，自所赞同，一切办法均于开会时协商之； （二）贵军应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听候中央处置，其避免冲突界线，由双方派员商定并监视履行； （三）开会地点以泰州为适宜，并由民众代表韩欧老（韩国钧）召集之。”
李明扬经韩德勤同意，到海安与韩国钧晤商召集开会事宜，商定由韩国钧领衔电召各方代表于三十日在曲塘开会。 韩德勤一方面表示原则上赞成所提五项意见，一方面企图将韩国钧弄到泰州去，企图以群众代表名义，要求新四军让出东台，以割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 10月24日，李明扬至海安拜会陈毅，经一日协商，决定由韩国钧、李明扬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地点在曲塘镇，定于30日开会。到会者，包括韩德勤、新四军、各保安旅及游击军并8县代表。 10月25日,陈毅致电请示《关于召开曲塘和平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叶、项、毛、朱并胡、黄： （一）、我军已于二十日停攻兴化。 （二）、我于二十二日后派人到泰州提议谈判和平，托李明扬向省韩提出五项意见：（1）省韩向蒋、顾提出，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皖南、北新四军进攻；（2）我停止进攻兴化；（3）省韩放弃反共方针，分区抗敌；（4）改善政治；（5）召开各方会议。 （三）、李明扬携五项意见赴兴化与省韩会商，回答原则同意，由李带回三项意见：李明扬携五项意见赴兴化与省韩会商，回答原则同意，由李带回三项意见：（1）原则上赞成五项意见，团结抗日，开会来决定办法；（2）要求新四军、八路军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双方派人规定缓冲线；（3）开会由民众代表韩国钧召集，地点在泰州，其中对冷、顾进攻皖南、北问题请我指出地点、何种部队，以便请蒋制止，但我之停止进攻兴化，德勤、明扬均已照实报告蒋、顾矣。 （四）、明扬于二十四日亲自来海安拜吾，经一日协商，定由明扬、国钧发起召集苏北和平抗敌会议，地点在曲塘，定于三十日召开，到会包括省府、新四军、各保安旅团、游击军及八县代表（我们要留回避余地，不提八路军旅团代表参加，他们已不提，因我申明八路军与我同隶党的系统，但军事来源不同，仅可同他们协商）。 （五）明扬、国钧与我密谈认为（第一步）宜保留韩德勤，但以做到分区抗敌为条件，（第二步）如韩不转变，或蒋、顾扩大反共战争，民主团（民众团体）则可共同反韩，李等可在苏北建立新的国民党集团与我密谈合作，（第三步）不管省韩态度如何，即在各辖区域开展新的政治改善和抗敌活动。 （六）省韩、明扬似对韩国钧微露要我让出东台之意见，已坚拒，我要韩国钧、李明扬将苏北真相告知重庆，韩、李已做了，李明扬只愿由上而下取韩自代，不敢自动驱韩。 （七）此为初步交涉经过，三十日曲塘会议请指示基本方针。 25日，韩国钧、李明扬依约，发出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会议的通知：[58] 苏北局势演变至此,军民上下一致均感目前惟有团结抗敌,改善政治,始可挽救危局，解除民困。国钧、明扬不揣冒昧，战探各方意旨，对此均彻底同情，并征得省府当局及新四军同意，爰本民族国家至上，地方人民为重之旨，及尊重中央团结抗敌之意，谨订于十月三十日就曲塘邀集苏北各军政首领及地方耆绅，共商苏北今后大局。我兄（公）爱国爱民，谅发同情，敬祈届时莅临，各纾高见，毋任盼祷。 弟韩国钧、李明扬 同叩。 十月二十五日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为表示我方和平诚意，将韩德勤部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先行遣归，并要他们转达新四军的和平愿望。 10月26日韩国钧致书陈毅[59]
仲弘先生勋鉴： 晨闻高论，至以为佩。贵军拟将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先行遣归，弟已电知李总指挥明扬一致赞同，可派轮来接，即希各将该员名单示知为企。此颂 日安 韩国钧 十月二十六日
10月27日韩国钧致书陈毅[60]
仲弘指挥官勋鉴： 昨承示贵军拟遣散被俘的中、下级军官七十一名，已由钟副主任开单见示，可交由三十三师电台报务员陈家骏、一一七师文书程义清（现任排长）、三十三师电台报务员武瑞率领回省。弟已电知李总指挥明扬派轮来接，并告韩主席。特此奉复。即颂 勋安 韩国钧顿首 十月二十七日
韩国钧在新四军释放俘虏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时，他亲自帮助联系，协助做好工作，使共产党的政策为国民党军队所折服。 10月30日，苏北各方面代表齐聚曲塘，军队方面的有新四军代表陈毅、管文蔚、朱克靖；八路军南下部队代表政治部主任吴法宪；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代表李明扬；税警团副总指挥林叙彝和部分保安旅的代表，南通、如皋、启东、泰县、泰兴、如西、靖江、东台、江都、兴化等12县代表，著名人士韩国钧、朱履先、王伯康、胡云伯、季方、吴云山、黄辟尘、王颂侯、卢武、于海珊、陈读、封建发、张伯扬、贾和哉、陈舫渔等30余人准备开和会，著名人士韩国钧为这次会议主席，“联抗”司令黄逸峰为东道主。韩德勤执迷不悟，无意和平，中途变卦，韩德勤的代表马镇帮等却赖在泰州城，宣布不参加会议。在兴化出版的报纸上还含沙射影地中伤热心为和平奔走的士绅为“亲共分子”、“失意政客”，甚至诬蔑为“汉奸”、“敌探”等。韩国钧等非常气愤。10月31日当李明扬到达曲塘后，即在曲塘镇开明人士王葆芝花园草庐大厅内开会，改称谈话会。 会议开得很活跃，完全采取民主自由发表意见的方法。 陈毅在会上明确表示:“第一，新四军、八路军不攻兴化，不派队去海门、启东，完全是为了顾全大局，不采取报复手段，各方能承认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的政治地位，则八路军、新四军愿与各方合作，目前应制止阴谋家扩大反共范围。第二，各军就原防立即着手进行各种必要改革。第三，立即计划出动抗敌。第四，省方如有诚意，我们准备与之直接谈判并要求各方参加。第五，省府代表逗留兴化，迟迟不前，泰州成为及其造谣生事的特工大本营，请李明扬先生制止。第六，密闻省方等待援兵，应请到会代表注意。新四军顾全大局，和平已竭尽智能，此后内战责任由对方担负。新四军原来即是只应战不求战，只要不进攻新四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只反对反共顽固派。”[61] 到会各方代表，均一致谴责韩德勤对休战之无诚意。 韩国钧发言:“西安事变，恩来先生及中共大仁大义，此后只闻国民党限共反共，不闻中共有反国民党行为。新四军一再退让，韩德勤一再进攻，确属事实。我八十四岁老头子不是共产党,但就事实讲公平话。目前政府及国民党不与中共合作，绝不能抗日救国。论政策及人才，国不如共乃是事实。”[62] 黄桥代表朱履先对管文尉说：“得天下者必共产党也”。 李明扬发言中表示:“我一贯同情中共，主张调停，韩德勤之处置是错误的，只要求大家不再打”。[63]要求休战言和。 会议决定不得将内战扩大，以利全国抗战等4项临时办法和8项改造苏北办法，内容如下：
（一）临时办法：[64] 1、双方军队就原地停止，不得再有互相冲突。 2、省韩立即表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团结与友好立场。 3、不得将内战范围扩大，以利全国抗战。 4、照所拟基本改造苏局新办法实施。
（二）基本改造苏局办法：[65] 1、实行三民主义，改造苏局。 2、国共两党用联席会议解决一切问题。 3、召集省参议会，以民选为原则。 4、整军。 5、参政。 6、改善民生，清匪除毒。 7、统一指挥，分区抗敌（拟以韩德勤为总司令，李明扬、陈毅分任副总司令）。 8、保障抗敌民权。
以上两项办法，得到了韩国钧、李明扬及到会军民代表一致同意。 曲塘会议上韩国钧“则正襟危坐，静听各方意见，对听不清晰的语句时时起来询问究竟，自朝至暮，以近九十高龄的老人，毫无倦意，而在老人做结论时，对各方重要意见，无一语遗漏，可谓‘矍铄哉是翁也’”[66]。韩国钧对这次和议案件及通电均异常重视，要求大家都在记录上亲笔签名，要李明扬发电给蒋介石，并要李明扬当众起稿，由韩国钧转发重庆，可见韩国钧对这一会议的精神是多幺重视。 曲塘会议后，韩国钧、李明扬将曲塘会议情况电达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等，要求建立党政军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
1940年10月31日韩国钧、李明扬关于曲塘会议情况致蒋介石电文[67]如下：
重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军政部长何、军令部长徐、政治部长张(即张治中)、战地党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程、军训部长白(即白崇禧)、西南办公厅主任李、西北办公厅主任徐钧鉴： 重庆吴稚老[68]、张仲老[69]、钮惕老[70]、冷御老[71]、黄任老[72]、叶楚伧[73]先生、王东臣先生、余井塘[74]先生、夏敬民[75]先生钧鉴： 苏北抗战三年有余，城池大半沦陷，民众水深火热。最近省政府军队与新四军磨擦，虽经屡次力为疏补，均告无效，以致黄桥一战，人力物力耗损殆尽!且八十九军高级将领于黄桥附近或死或俘，伤亡盈万，惨绝人寰!最近各方均认为靡团结不足以言抗敌，靡团结更不足与言救民，故国钧、明扬等应各方要求，征得省府与新四军同意，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曲塘召集各方军民代表会议。会议中各方意见扼要为下列七点： 一、 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空前大团结。 二、 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以实现抗建纲领，实现抗日民主政治为目前任务，立即组织民意机关。 三、 实现廉洁政治，惩肃贪污，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 四、 实行严格整军，统一指挥，务使成为抗日爱民合作军队。 五、 立即给人民以抗日出版、结社、民主、自由权利。 六、 实行对敌经济绝对封锁，对内调剂流畅，增加生产，进行各种繁荣农村、救济商民的组织和设施。 七、 实行抗日教育，彻底肃清麻醉青年腐化堕落教育，以与敌人侵略文化奴隶教育作殊死斗争；确定教育经费，改善教师待遇。 现正进行与省府及各军将领征取具体办法，以便推行。谨敢专陈，敬乞指示，则国家民族幸甚!苏北幸甚! 韩国钧 启 李明扬
1940年10月31日韩国钧、李明扬关于曲塘会议拟具的办法致韩德勤[76]电文如下：
韩主席钧鉴： 曲塘谈话会各方拟具下列各项办法，当敬祈鉴核，采纳施行，实为公便。 甲、临时办法 一、 双方军队停止在现在驻地，维持治安，不得再有冲突行动。 二、 省府立即表示对新四军、八路军抗敌合作友好立场。 三、 设法使磨擦范围不扩大，双方停止报复行为。 四、 拥护韩主席实施所拟苏北抗敌及改善政治各项纲领。 乙、今后办法 一、 在省府领导之下，实行苏北党政军民抗敌合作之大团结，立即出动大军打击敌伪。 二、 改善国共两党关系，一切以两党联席会议之形式解决之。 三、 以三民主义为最高原则，立即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推行抗日民主政治。 四、 实行统一军事指挥，并以抗敌成绩、军纪风纪、民众向背为标准，立即整军。 五、 立即惩肃贪污，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以实现廉洁政治。 六、 立即动员民众并建立各级民意机关，予人民以抗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 七、 统一财政收支，实施独立之会计审计制度，以达到财政公开与合理负担之目的。 八、 严厉执行对敌伪之经济封锁，加强内地物资之调剂与疏通，推行并奖励各种生产及合作事业。 九、 彻底肃清匪毒，绥靖地方。 十、 立即实施抗日教育，以与敌伪奴化教育作斗争，改善教师待遇，并停止一切物质与精神摧残青年之行为。 十一、实施步骤分为下列各项： 1、 召集军民大会，通过纲领并建立党政军一元化之统一机构，主持苏北抗敌合作大计。 2、 立即产生临时省参议会，其产生办法以民选为原则。 韩国钧 启 李明扬
1940年11月1日陈毅将曲塘和谈会情况致电报告了中共中央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等。11月5日中共中央回电陈毅“谈判经过的电报收到，你处理的办法很对。”[77] 曲塘会议情况，延安通过叶剑英，将这次会议情况交重庆蒋介石，引起了蒋介石的震惊。 1940年11月13日，《蒋介石关于查明曲塘会议真相致韩德勤电》如下： “无线电。韩副总司令： 骏农密。（加表）据叶剑英译转李明扬及士绅韩国钧世电节称：“国钧、明扬曾应各方要求，并遵得省府与新四军同意，于十月三十一日在曲塘召集各方军民代表会议，会议意见共计七款。”等由。其真相如何，仰迅速查明详复为要。 中○。元未。令一游。” 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召开，是我党我军统战工作胜利的又一标志。这次会议，揭破了韩德勤毫无和平诚意，等待援兵的奸计，及索取东台的阴谋；稳定了地方实力派；争取了韩国钧等中间人士同情我党，赞成我党主张；还揭穿了顽固派扩大反共内战的阴谋，从而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在苏北的政治领导地位。 曲塘和会的召开是黄桥决战后的一件大事，其影响之大，不亚于黄桥决战，为当时各方所关注。 1940年11月15日，《韩德勤关于曲塘会议复蒋介石》电如下： “无线。渝。委员长蒋： 元未令一游电奉悉。宝密。加表。查上月陈毅提出五条条件，要求派员会商，曾于上月皓[78]电呈报在案。旋由陈毅邀约李总指挥明扬，赴海安与韩国钧商谈开会地点、日期，当以李、韩两人名义，通电召集军政人员及多数士绅，于上月效(世)日[79]在曲塘会议。职闻被召士绅，多系陈毅、黄逸峰所提出，必系希图假造民意淆乱听闻之作用，且曲塘又系苏北游击指挥第三纵队司令黄逸峰司令部驻扎地，部队极为复杂，当即复电予以否认。效（世日），韩国钧、陈毅、管文蔚、黄逸峰等率士绅多人，仍到曲塘集合等候开会，同时李总指挥明扬亦在曲塘迎接韩国钧赴泰州。而陈毅、黄逸峰手腕灵活，即率士绅十余人与韩、李一齐谈话，当场提出意见十条，已于本月支[80]电呈报在案，并强迫韩、李签名电呈中央。韩、李拒未签名，最后仅允签字转达省府而散。职以此项谈话会，全系共党假造民意，希图淆乱听闻，搪塞中央之诡计。当电嘱李指挥对于该项意见，无庸步履式转达省府，遂作罢论。此系曲塘会议之实际情形。钧座所接韩、李十月三十一日通电，当系陈毅等假造民义所发。谨电呈复。 兴。职韩德勤。戌删亥。印”
1940年11月16日《李明扬呈报“曲塘会议”系韩德勤电请韩国钧出面负责邀请的电文》如下：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快邮代电 办四渝（三）字第13409号 军令部勋鉴，兹奉抄送李总指挥明扬灰午电一件，以供参考，除复悉外，即希查照为荷。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力四叶（三）印附原电一件 抄原电[81] 委员长蒋，部长何密韩主席前电请韩国钧密专负责邀请韩主席、陈毅、陈泰运及职等在泰县开和平会议，韩主席专派省府秘书长马镇帮、保安司令部政训处长董铎二人为代表，于齐到会，韩国钧偕陈毅之代表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氏亦于佳未到泰，旋马镇帮与韩国钧密谈之后，马于灰晨赴兴化向韩主席请示，所谈内容，俟续呈报，谨闻泰职、李明扬叩灰午印。 重庆方面接到韩德勤电报后，后来就否认曲塘会议内容，认为是陈毅等假造民意。 11月23日国民党重庆方面复中共重庆办事处电如下： 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叶参谋长剑英勋鉴： 十一月九日抄呈新四军转来李总指挥明扬、士绅韩国钧等世(注：世,即31日。)电，阅后当经分电调查真相，兹据韩副总司令德勤戍删亥电及李总指挥文电，先后呈复曲塘会议情形及姜堰会议事实，并云世电当系陈毅假借民意，妄图伪造民意，淆惑听闻所发各等语，希即查明。 漾。一游。渝 韩国钧闻讯后，立即向有关人士表明“自愿负责向重庆申明辩证”。[82] 1940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批语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党中央这个批语，是对陈毅在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策略运用的充分肯定。 建立和巩固苏北抗日根据地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进一步强调：“根据地之建立政权问题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要华中“一开始便实行三三制政权。”在此原则下，陈毅积极进行政权建设工作，以“上动下不动”的办法，着手将新四军东进之初成立的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扩大为苏北行政委员会，委派县长和区长，暂时留用国民党乡、保长，筹备召开苏北临时参政会。 1940年11月7日上午10时左右，刘少奇和黄克诚等到达海安。这一天既是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又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一周年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刘、黄、陈、粟聚会海安，更增添了喜庆气氛，当天陈毅题赠刘少奇和黄克诚七绝： 《十月革命节日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各老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
十年征战几人回，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红旗十月满天飞。
刘少奇、黄克诚、曾山在海安与陈毅、粟裕一起研究共商了整个华中根据地的建设大计。管文蔚向刘少奇汇报了苏北临时参政会筹备情况。 在筹备工作中，各界代表反映了一些问题。一、表示赞成抗日。二、部分地主希望少减租或不减租。三、一部分旧官员对委派县长有意见。 据此，刘少奇指出会议一定要发扬民主，不能由我们包办，要让到会的各方面人士讲话，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不管人家意见对还是不对，都要认真听，切不可压制，对的要接受，不对的要加以说明。对“二五减租”要讲清楚，这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重要决策，是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 谈到统一战线问题时，刘少奇强调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在革命现阶段的条件下，统一战线是为着抗日救国，如果统一战线被人家统了去，那就要犯大错误。他还说，国民党是不可能单独进行抗战的，而公开投降敌人，全国人民是不允许的，所以，人们只能提反对“投降倒退”，要争取他们中间大部赞成抗战的分子。在苏北地区，人们必须争取赞成抗战的国民党员，争取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和中上层的开明绅士如韩国钧、朱履先等，要把他们吸收到参政会来。刘少奇的讲话，将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都讲明白了，对苏北政权建设和统战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少奇说：“要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要建立抗日根据地。打鬼子要有枪，不但要枪还要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根据地，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83] “要立即把苏北临时参政会开起来，并要开好。”“现在国民党政府不发我们一支枪、一颗子弹、一文钱，相反天天在计算着如何把我们消灭掉。他们进攻黄桥，就是这个目的的赤裸裸暴露。我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就可以自己发展生产，制造武器，自己发行钞票、自己收税，不依靠任何人。”[84]。 194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苏北名绅进行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尽力争取他们与我们一起抗战，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望你们把与韩国钧等苏北绅耆的统战工作，看成是党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任务，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除派政治得力、社会经验丰富与他们能谈得融洽的代表，经常与他们进行联络争取工作外，必须在民意机关、行政机关、教育机关、财政经济机关的实际工作中，采取与他们合作的政策，并吸收他们或他们的代表参加这些部门的实际工作”。 刘少奇到海安即在陈毅、朱克靖等陪同下，拜访了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同他商讨了抗日救国大计。刘少奇同志话虽不多，但出言极有分量。韩国钧老人立即在公馆为刘少奇设宴洗尘，于是新四军将领大会于韩国钧公馆。新四军将领均对老人执礼甚恭，韩国钧老人益为慰藉。韩国钧老人对于国事爱谈健谈，而尤注意抗战到底，国共合作，及中国共产党土地政策等问题。 后来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老人的亲信王伯康对朱克靖讲：“老人最反对的是投降，最怕的是国共分裂，最担心的是没收土地。而对陈将军则极为敬佩。老人自问阅人多矣，数十年来在军人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王伯康对朱克靖讲：“这位近九十高龄的老人，对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人是从未看见过的，而平日所闻的共产党人，似乎不近人情，很难接近似的。今则见之多和蔼可亲，而衡人论事又近情理，因此益知传言之妄谬。” 在韩国钧公馆的广玉兰树下，韩国钧对陈毅谈了对刘少奇的印象：“胡服先生决非等闲之辈，在贵党内当不在君之下。”陈毅笑而不语。这一方面说明了在韩国钧的眼力，以数十年宦海生涯，练就的洞察力、感受力实在非同寻常。同时也证明了刘少奇同志非凡的才能和极强的感染力。他的气度、言谈、思维都由于革命斗争锤炼得非凡而练达。 韩国钧通过对新四军将领接触后认为：“今后中国革命成功者必是共产党，因为中共深得民心也。”此语是韩国钧老人亦常常于闲谈中露出。更妙的是有人问韩国钧老人国民党与共产党优劣成败如何，韩国钧老人妙答：“我认为，过去袁世凯是私塾，国民党是学校；今天就倒转来了，国民党是私塾，共产党是学校。”如此而已，不及其它，妙语解頣亦足发人深省。 为了建立华中统一的有权威军事领导机构,1940年 11月10日刘少奇在海安致电中共中央“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电波从海安飞向陕北延安,这是刘少奇1940年11月7日同陈毅会合到海安三天后打给中共中央的电报。 两天后(11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复：同意叶挺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中共中央复电另外加了一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统一指挥问题解决之后。刘少奇、陈毅一面调兵遣将布阵华中，一面抓筹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和苏北政权机构。 1940年11月14日中午，韩国钧在家中宴请了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有关领导，交谈了有关抗日民主政权问题。当天晚上刘少奇、陈毅、赖传珠等领导同志先后找冯定等同志谈话，刘少奇同志说：“我们党的事业在苏北又有一个大的发展，需要培养很多干部，现在要办抗大分校。”刘少奇、陈毅、赖传珠、冯定等领导同志研究决定，以原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为基础，成立“抗大五分校”，明确了“抗大五分校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85]等问题。原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正副校长陈毅和冯定分别任抗大五分校校长和副校长，冯定负责日常工作。抗大五分校的组织编制、干部配备的确定，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五分校在海安正式诞生。1940年12月10日，关于《苏北各方人士政治态度和参政会情况》致中共中央电载：“抗大五分校已开学，学员千四百余人，内多为上海青年与苏皖当地青年。”[86] 11月1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参加的有江都、高邮、泰县、扬中、丹阳、泰兴、靖江、如皋、南通、海门、启东、崇明、东台、盐城、兴化等10多个县。到会参政员200余人，包括各党派、各阶层人士，而且知识分子绅商领袖占半数以上。这些参政员三分之一由军政当局聘任，三分之二是由各抗日人民团体选派，其中共产党员代表只有40多人。 苏北临时参政会由陈毅主持。胡服[87]首先作关于抗日民主政权工作的报告，他强调说：“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发动全民抗战，这是各阶层联合起来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各阶层利益，改善工农兵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88] 接着由靖江县国民党书记长盛仁栋先生发言。他从主席台座位上站起来，向讲台走去，并向坐在主席台最前排的陈毅看了一眼，陈毅微笑着向他点了点头，目光中充满了鼓励。盛仁栋站在讲台前，镇定了一下自己，便按照事先的准备讲了起来。他“从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讲起，阐述国难当头不分敌前敌后，国民党、共产党应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说明团结抗日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共产党都是一致的，它完全符合农工大众的利益，因而也是执行三大政策的体现。”[89]盛仁栋先生发言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赢得全场一片掌声。盛仁栋先生发言结束，陈毅同盛仁栋先生紧紧地握手，而后将盛仁栋先生介绍给胡服（即刘少奇）。刘少奇赞许地说：“你发言很好。如果国民党员都有你这样的思想，就一定能早日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90] 在参政会中，各参政员均毫无限制的地自由发言，实现了政治权利的平等和真正的政治自由。参政会出、列席人员，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无党派的人士，均在平等的地位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而且能毫无限制的予军政当局以建议和批评。如苏北临时参政会议长黄逸峰先生，他是国民党员；副议长朱履先先生，他是老同盟会会员；靖江国民党书记长盛仁栋先生，当选为参政会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共产党员朱克靖先生，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副议长。这些具体事实，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密切合作的精神。参政会的政治内容，包括三个重要决议。第一，讨论时局问题，严厉反对亲日派策动的投降妥协分裂运动。第二，就是对苏北时局问题。参政会力求各党各派合作，力主各军合作，反对亲日派发动三十万大军向新四军的进攻，力主江苏省府及其军队与新四军合作，共同抗敌，停止内争。第三，是讨论粮食问题。参政会决定，立即停止粮食出口，而且停止内地的自由运销，必须在合法机关的许可下，才能进行内地的粮食调济，这是防止奸商的操纵的必要办法。“还通过了自己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完全以革命三民主义为基础，以抗战建国纲领为依归，他是三民主义和抗战建国在苏北抗战局面上的具体运用。这个施政纲领的通过，完全代表苏北人民的民意，证实了八路军、新四军与苏北人民的合作有了政治的真实基础，这乃是苏北政治上的改革，而且在改革道路上的最大的迈步。这个施政纲领的精髓，就在发动全苏北人力、物力、财力去坚持抗战，推进抗战，就在调整人民间的关系，以民族利益抗战需要为标准去促进人民间团结合作，减轻内部的磨擦和矛盾。”会议选举苏北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为名誉议长，选举黄逸峰为议长，朱履先、朱克靖为副议长，11月16日，按“三三制”原则（什幺叫作“三、三制”呢？我们最好还是引用毛泽东的原话，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主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毛泽东在指示中，特意强调了目前更为严重的是忽视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左的倾向。这个指示有这幺几个含义，一、说明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实际上是统一战线政权。二、这个政权必须既保证共产党的主导，又保证统一战线的性质。三、为了保证这个政权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无论如何也要保障非党人士，尤其是中间势力的比例。四、之所以硬性规定政权构成的比例，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忽视争取中间势力的关门主义倾向。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毕竟是由共产党人开辟的，他们在取代国民党旧政权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对原地方精英进行了打击，就这些共产党人主观愿望而言，其实不少人严重地存在排斥地主乡绅或者说有钱人的倾向，这种倾向自然会在政权建设和其它工作中表现出来，稍有不慎，更容易滑向左边而不是右边。在苏中根据地做地方工作的陈丕显在回忆录中提到过，政府推行减租减息，根据地许多地方，只要群众一发动起来，往往会有许多农民涌到地主家里，"不分黑白一律采取斗争方式"，还有将地主捉来游街的，还有在农民集合场所"悬挂红旗、斧头、镰刀，唱国际歌"的。看来，在政权的运转中，过去苏维埃的情结总是阴魂难散，搞得不好就会旧梦重现。这里挂镰刀斧头旗，唱国际歌的，大概不会是农民，而是那些主持基层政府的共产党人。），成立了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及区、县抗日民主政权。选举管文蔚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通过了陈毅的政治报告。 刘少奇在闭幕时代表中共中央讲话。他说：“实行民主政治，是中国百年来革命流血的目的。今天要的民主，是真民主，不是假民主，假民主是欺骗民众的圈套，是会失败的，是反革命的”他阐述了《施政纲领》的主要精神，就是全国各族人民、各党各派要团结一致抗战，要施行民主政治，给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要实行三三制政权，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加强根据地内军事建设，做好抗日军人家属的优抚工作，发展生产，保障部队的供给，肃清贪污盗窃的行为，提倡廉洁奉公。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参政员们的热烈欢迎，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爱国民主人士韩国钧“极关心中共土地政策认为减租减息早应该作。”[91] 苏北临时参政会后各县纷纷要求成立县参政会，并要求新四军立即组织省政府。 苏北临时行政委员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此在苏北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扩建地方武装6000余人，主力部队也扩大到1.2万人。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 刘少奇、陈毅在海安筹组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期间，如皋的日伪军经常出来骚扰。如皋距海安仅20余公里，日伪军挑衅对华中总指挥部的安全是明显的威胁。陈毅、粟裕等决定狠煞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打个胜仗向即将诞生的华中总指挥部献礼。粟裕亲自到三纵，与陶勇等制订了歼敌方案。 11月中旬，如皋城出来200多日伪军向新四军挑衅，三纵前沿部队按陈、粟首长部署，故意派出少量人员与敌周旋，将骄横的日伪军一步步引诱到如皋北边的戴庄、油坊头四叉河口，日伪军以为我新四军人少，枪声也越打越稀，认为新四军顶不住了，放心大胆冲过河来。 这时，新四军预先设伏的部队突然猛烈开火，当场打死打伤日伪军30余人，其中还有一个日军中队长，其余日伪军仓皇逃窜。 战利品很快送到海安。陈毅代表参战部队向刘少奇赠送1件日本军用大衣，并将指挥刀送给刘少奇作纪念。刘少奇连连称赞指战员打得好。刘少奇笑着说：“天天照这样打，小鬼子连老本都要赔光哩！” 11月17日，在华中的党政军领导数百人云聚海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简称华指)成立大会在海安西寺(即祗树禅林)广场举行。刘少奇在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决定，陈毅在会上作《关于当前形势及华中我军任务的报告》。海安一度成为华中抗战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为全国人民关注的地方。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统一了华中各部队的指挥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中抗战中心的形成，对于巩固和壮大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开展人民战争，严厉打击亲日派策动的投降妥协分裂运动，打击侵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具有重要意义。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使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武装形成一个整体。中共中央规定总指挥部的指挥范围，跟中原局的指挥范围不同，去掉了“长江以北”的限制，也就是包括对江南部队的指挥。这就便于从战略上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统一策略，有利于避免因分散不集中而遭日伪顽各个击破的危险。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使共产党在华中的抗日武装指挥中心脱离了国民党统治区，摆脱了国民党的监视和控制。实现了中共中央早就提出的关于新四军“领导中心”北移的要求，有利于独立自主地发挥指挥职能。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调整了共产党在华中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出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要“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这有利于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华中地区的顺利贯彻落实。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成立，为后来新四军新军部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当皖南军部在突然事变中遭灭顶之灾的严重情况下，新四军并未因此而失去指挥中心，并能在很短时间内重建军部，全赖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这个机构。 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后，新任总指挥部政治委员的刘少奇同志，当时化名胡服，身边还少一名警卫员。正在苏北干校一大队学习的老红军战士徐承连，被通知到大队部开会。会后大队长亲自同他谈话，说：“徐承连同志，你是红军战士，我们知道你曾经当过警卫员，机警灵活，业务熟悉，因此组织上决定调你到胡服首长处当警卫员，今天就去报到。” 徐承连奉命急匆匆来到了海安西寺的总指挥部。保卫负责人周林亲自跟他谈话，特别提到给胡服首长当警卫员必须严守纪律，有“三个不准”：一不准擅离职守；二不准随意翻阅首长的文件；三不准向外人传说首长情况；徐承连表示坚决照办。 在同一时期，胡服首长的警卫员共计三人，除了徐承连外，还有温帮国、刘金林。根据保卫部长周林的安排，刘金林负责首长的进餐和接待，徐承连和温帮国负责首长的日常勤务和安全保卫。 日伪面对华中苏北总根据地的建立，胆颤心惊，除在军事上进行“扫荡”外，在经济上对我根据地严密封锁，并发行大量的日本军用券、华兴银行券等伪币到根据地掠夺。国民党政府又停发了新四军粮饷，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发行的江苏省农民银行的钞票，在抗日根据地流通。 1940年5月4日，党中央指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独立自主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敌后根据地内财政经济工作建立与加强，对于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巩固敌后统一战线，发扬人民抗日积极性及在财政经济上打击敌人等，均具有决定意义。 1940年11月，在刘少奇和陈毅的领导下，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调整与新的规划。 为了在经济上粉碎日伪的封锁和掠夺阴谋，抵制敌伪币入侵，调剂苏北农村金融，推进苏北生产建设，建立独立的金融制度，维护根据地资源，巩固和发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194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根据地的指示》：“实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制，设立银行。”刘少奇和陈毅指示，立即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调整与新的规划。他们在海安召集朱毅、李人俊等人研究，决定迅速筹建苏北(后改苏中)根据地银行和印钞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发展根据地经济。接着由刘少奇定名的“江淮银行”，在海安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财政经济部正副部长朱毅、李人俊分别任正副行长。 根据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的老领导李人俊等同志回忆，新四军领导人对当时银行名称的选择，是有一段很值得回忆的情景的。1940年初，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用名胡服），到淮南路东“江北指挥部”指导工作时曾讲：“日本侵略军和汪精卫汉奸政府都用他们发行的伪币到我拉锯区攫取物资。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们。”“抗日局面打开后，我们也要成立根据地银行，发行我们的钞票，同他们开展经济斗争。”接着他发问道：“建立这个银行叫什幺名字好？”有的同志讲叫：“淮南银行”。李人俊同志随口回答：“我们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两淮银行’怎幺样？”刘少奇同志先是嗯了一声，然后用商量的口气微笑着说：“叫‘两淮’？面太窄，也不够气派。新四军还要向东发展，继续挺进，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两岸，叫‘江淮银行’如何呢？刘少奇同志话音刚落，李人俊等几位同志异口同声，连连称赞，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后来刘少奇到苏北海安又要成立银行，他和陈毅商量就用了刘少奇早先起的这个名字──江淮银行。 1940年11月23日夜，刘少奇、陈毅离开海安。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于11月24日中午移至盐城文庙。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把抗战坚持到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一切阴谋，决定在苏北盐城以华中总指挥部为基础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1941年2月13日李长江不顾新四军与韩国钧劝阻，与日、汪达成卖国交易，率所部6个纵队1万人公开投敌。2月17日，陈毅和粟裕、刘炎在曲塘东面的王家楼召开军事会议，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治委员刘先胜；“联抗”司令黄逸峰、副司令周至堃等出席会议。陈毅、粟裕要求各部队按照讨李作战的部署，充分做好准备，一声令下，立即出动。18日,李长江在泰州通电换旗,就任伪军第1集团军总司令。李长江是国民党在华中第一个公开投敌的高级将领，对抗战产生了极坏的影响，重庆当局对此噤若寒蝉。刘少奇、陈毅为顺应民心，坚持抗战，决心予以打击。陈毅、刘少奇于2月18日发布了《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要求他们“迅速所部，歼灭李逆” 。2月18日晚，讨逆指挥部按照预定部署，发起讨逆战役。19日，参战部队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横扫，进展神速，先攻克姜堰、白马庙、塘湾等据点，接着扫清泰州外围；20日晨攻克泰州城，捣李长江的伪总司令部，俘其官兵4000余人。李长江仅率残部数百人弃城向西逃窜。此役由于部署周密，行动迅速，指挥果断，战斗勇敢坚决，取得了重大战果，共俘李长江部官兵5000人，并争取了两个支队战场反正。新四军第１师因预定的讨伐李逆作战目的已经达成，即于21日撤出战斗，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作战。当日，新四军军部发表通告，申明新四军毅然讨逆的行动，“证明本军绝不因重庆当局取消本军番号之无理命令，而稍变更本军抗战保卫人民之初衷。”[92] 1941年2月，日军再次侵入海安镇，爱国老人韩国钧在抗日民主政府的帮助下，悲愤地带领全家撤离海安，到海安北边的徐家庄隐居。 韩国钧在徐家庄隐居中不忘抗日救国，曾亲笔书写一首七律诗，抒发心情，全诗为：
晨光忽尔渐熹微，一舸随风任指挥。 再度出亡天莫问，万方多难我安归？ 彻桑敢说予谁侮，绕树几无枝可依。 黑白未分棋未了，鸟囚至死不忘飞。
韩国钧时刻不忘国破蒙耻之痛，怀着“鸟囚至死不忘飞”的强烈愿望，显示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和渴求民族的早日自由解放。 1941年春，韩国钧至仇湖清泉浴室沐浴，仇湖名医颜小楼趋前候教，与韩国钧共叙国忧民难，并即席赋五律一首后托人抄录呈韩紫老：
人皆尊此老，齿德并兼之。 沂水逢春日，汤盘浴德时。 干戈平内外，骨肉免流离。 胞与为怀切，安危乞主持。
这首五律诗，表达了颜小楼对苏北耋宿韩国钧的无比崇敬，对日伪统治下灾难深重的人民的无限同情。 五天后，颜小楼即接到韩国钧的回札曰：
小楼先生有道，清泉沐浴，辛抱谦光，时已夕照青山，舟子催促南返。本想拜访尊斋，未能如愿以偿，歉歉！一昨翟仲龙世兄转来诗札，大有忧国忧民之感，改日和成，即就正可。谨此奉覆，敬颂近安。 韩国钧 顿首
韩国钧人虽然在徐家庄避难，但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动民众团结抗日活动积极参加，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苏北反扫荡胜利声中，1941年4月自苏北行政委员会命令将泰县、泰兴、靖江、如西、江都五县划为第三行政区并任命朱克靖氏为专员后，五县各界代表，即热烈筹备庆祝。专员公署为广泛征询民意扩大行政效能计，决定于泰县某地举行成立大会。韩国钧特向大会表示祝贺，并派王伯康代表他参加专署成立大会。 1941年秋，苏北行政委员会以紫石先生为抗战遗老，功在国家，决议年拨公粮若干，作家属赡养费。韩国钧复函致谢。于政府馈遗，或全收或半收。 韩国钧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甚为赞佩，特地致函陈毅说：“前年徐州撤退之际，敌寇及溃兵肆虐，地方无宁日，今者大军进退，乡里不惊，村居安谧，足堪告慰，大军能临危不乱，老悖所深谢者也。” 陈毅担心韩国钧徐家庄避难住处不适宜老人静养，致函韩国钧请向北迁居。秋天，又与黄炎培商定，请老人移家香港，尚未成行，由于某方公布于报端，遂泄事机。9月13日黎明，敌寇突包围韩国钧避难住处，韩国钧不幸遂陷敌手。敌寇强迫韩国钧出任伪职，韩国钧坚决不答应；敌寇拿出手枪手铐威胁，韩国钧怒斥：“吾八十余老翁，本欲求死，即枪毙，我决不畏！”敌寇乃监视韩国钧，限制其自由。隔了几天，敌酋南浦旅团长，伪国府秘书长李士群，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等，找到徐家庄，直入韩宅，企图逼降。韩国钧再次严拒。他痛斥说：“老朽是中国人，宁死不当一天忘国奴。”敌酋气丧色沮，伪官亦腆颜自惭，乃请韩国钧移家海安，想用软化政策，妄图玷污韩国钧清名。韩国钧厉声答曰：“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经过20多天的纠缠，敌伪的“劝驾”、“逼宫”均告失败，无可奈何而去，但武装软禁之势乃更强烈。 得知韩国钧被敌陷困，新四军陶勇部队和“联抗”部队开到了徐家庄附近，准备以武力营救韩国钧。韩国钧知道这一消息，赶忙密派家人给新四军送信，希望不要为他一人而轻动干戈，致使部队和老百姓蒙受损失。 1941年，韩国钧不顾85岁高龄，自编《止叟年谱》和《永忆录》各一卷。《永忆录》中详述了他一生经历及其政治见解，通篇文字朴质，并无谥美之词，《永忆录》脱稿后邮寄上海，嘱其弟子庞树森跋后并俟其身后付印。 1942年1月初，朱克靖奉命为韩国钧祝嘏到徐家庄。由于韩国钧老人事先得知朱克靖要去拜寿，老人非常想念新四军，欣然远候于庄外半里许的一丛青松翠柏下面，等待苏北临时参政会副议长、苏北行政委员会第三行政区朱克靖专员。朱克靖向韩国钧说明来意，韩国钧详细询问了各方情况，并问陈毅军长好。当时，韩国钧有这样坚决的表示和笑话：“非等到把鬼子赶出中国，收复海安后，我是决不做寿的。喂！幸而好我还活着，没有死呢！假若是死了的话，我还可以得到重庆三万元的抚恤费啊！” 原来在1941年底，重庆《中央日报》大肆鼓吹韩国钧老人被新四军逼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假意下令抚恤褒扬，着将其生平事绩编入国史馆，并给丧费三万元。其实，韩国钧老人那时每天还能吃一只鸡的汤，早餐吃一大盆淮山药，中午吃两小碗白米饭，晚上吃一碗半粥，每天还能著述五千字，一点病的影子也没有。 据韩国钧孙女韩忠云回忆：南浦曾用软化手段乞赐墨宝，老人借文抒怀，表明自己誓死不从的决心，给其写下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诗句：“日月尽陏天北转，古今谁见水西流。” 另据韩国钧孙婿仲兆栋先生回忆，韩国钧老人虽身卧病榻，仍念念不亡苏北大局。临危前，还分别给陈毅、黄逸峰、李明扬等各方写信，要求联合抗日。又嘱家人拟一电稿发重庆全国参政会，希国民党以大局为重。记得全文为：“国钧风烛残年，不幸堕日寇包围之中，命垂旦夕。八十老翁，死无足惜，唯念大敌当前，神州陆沉，希两党团结御侮，收复河山。黄河不塞，下游其鱼，苏皖两省天灾人祸，杼轴已空，希大军砥定之日，应宽舒民困。临终上电，区区之诚，希祈采纳。”其言词感人至深。 韩国钧之病遂笃，终于不起。易箦之前三日，展转以手书致新四军陈毅代军长，仅通知近状，无他语。新四军陈毅代军长亦日夕以健康为祝。 1942年1月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闻韩紫翁陷敌不屈宛诗以赞之
赤县神州坐沉沦，几人沉[93]醉几人醒， 彪炳大义持晚节，浩然正气励后生。 不问党籍攘外寇，相期国是息内争， 海陵胜地多风物，文信南归又见君。
在这首诗中陈毅将宋朝文天祥信国公抗敌南归经海安与韩国钧殉节两贤足相比，是对韩国钧先生民族抗战精神的高度评价。 韩国钧易箦时，韩国钧嘱咐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予开吊，违此者不孝。”言毕气绝。呜呼！此寥寥数语，是坚持中华民族崇高气节的最终表示，可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1942年1月23日晚，韩国钧先生在日伪武装的软禁下，坚贞不屈，忧愤中与世长辞，终年85岁。假如最后不是南浦一再迫韩国钧老人出做苏北的大汉奸，一气成疾的话，韩国钧老人真能活到一百岁。 硕望韩国钧（紫石）先生抗敌不屈殉国的消息传出以后。新四军陈毅、粟裕、管文蔚、朱克靖等莫不哀悼，朱克靖代表陈毅、粟裕、管文蔚在韩国钧老人灵前参吊。国民党、汪伪政府方面也到徐庄韩国钧老人灵前参吊。 1942年2月4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 《蒋委员长电唁韩国钧家属》的消息“（中央社讯）蒋委员长顷电唁韩国钧家属云：紫石先生高年矍铄，盖世耆贤，斥寇氛于海隅，伸大节于暮齿，腾霄正气，举国钦崇，远闻溘逝，悼惜殊深，尚希节哀善承遗志，特电致唁。中正□江侍秘。” 苏北《盐阜报》于1942年2月6日以《前江苏省省长、苏北硕望韩国钧先生逝世》为题也发了消息。其中说“两个月前海安敌酋山下等曾率兵对韩寓严行监视，胁迫韩氏出任伪职，复遭韩氏严词拒绝。韩氏民族气节之高尚，实为楷模，苏北各界纷函其家属吊唁。” 消息传出之后，苏北各界闻讯莫不同声哀悼，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和苏北地方政府及地方名流士绅等发起召开追悼会，由于在战争环境而延数月。 19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