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引渡”彭德怀

    段德昌（1904——1933），字裕厚，湖南省南县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赴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后转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公安县年关暴动，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湖区、平原游击战争，创造了一套水上游击战争的战术原则。先后担任鄂西游击大队中队长、鄂西总队参谋长、鄂西独立师师长、红六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在反“围剿”斗争中屡建奇功。1934年5月1日，在湖北巴东金果坪被错杀，年仅二十九岁。他是共和国三十六位军事家享受第一号烈士证的一位。
    段德昌有“火龙将军”的美誉，原因有三：

    他是贺龙手下头号战将，用兵深得孙子兵法中“掠疾似火，不动如山”的精髓，红二军团几乎所有大捷都闪烁着他的智慧。他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水上、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创者之一；

    他擅长火攻，在古赤壁的旧战场上，利用洪湖地区天然柴山、芦林，指挥过多次火烧连营的著名战例；

    他疾恶如仇，在党内斗争中，对于“左”倾错误展开了不留情面的批驳，把真理的大炮对准了不可一世的“老鸡婆”（机会主义者），最后他也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公审处决。

    他的军旅生涯既辉煌又坎坷，处处遇劫，处处破劫，在劫争中现风骨，在劫难时见情操……

    玉泉山，关帝庙，段德昌与彭德怀彻夜长谈，谈武圣关羽，谈人生理想，谈时事政治，相见恨晚，结为生死之交。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低谷时期，有两位日后共和国的元帅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都与段德昌有关。彭德怀称段德昌为自己的革命引路人。

    忠勇坦荡、正道直行，是段德昌的性格特点。正是把理想和道德视为灵魂，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赢得了正直人士的拥戴。

    五卅惨案爆发后，在湖南南县第一小学执教的段德昌与县城进步师生发起成立雪耻会，亲自担任纠察队长，指挥学生开展查禁日货运动。南县一些乡绅攻击他误人子弟，校方斥责道：“当教员不拿教鞭拿铁尺，在街上转来转去，不雅观，有失体统。”

    “日本帝国主义枪杀工人顾正红，你看文明不文明？奸商想方设法贩卖日货，甘当亡国奴，难道就雅观？”段德昌宁可被校方解聘，也要将日货查禁到底。

    1925年夏，段德昌受中共南县党组织派遣，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黄埔军校既是培养国共两党军事将领的摇篮，又是左、右派斗争最为激烈的战场。当时，在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指使下，国民党右派学生组成了“孙文主义学会”；在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两个团体围绕争夺军校领导权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段德昌理论功底深，知识广博，能言善辩，词锋犀利，常常驳得右派分子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还领着部分青年军人求见蒋介石，当面指责他身为校长，处事不公，偏袒一派，打击一派。在黄埔军校，从来都是校长给学生训话，何曾见过学生叱斥校长？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将段德昌关进禁闭室。

    一天后，蒋介石来到禁闭室，温言相劝：“你各科成绩都很优异，是可造之材，要专注学业，志存高远。如果你能承认错误还是有前途的，校长也不会怪你。如果你坚持己见，不公开认错，我就要开除你的学籍。”

    “我为国民革命来军校学习，向校长提意见是为革命快点成功，何罪之有？”段德昌强硬地回答：“关禁闭就关禁闭，开除学籍就开除学籍，我决不认罪！”

    一句话呛得蒋介石脸色发紫：“禁闭室你也别呆了，马上卷铺盖走人。”

    被开除学籍后，周恩来推荐段德昌到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6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任营长，不久调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五团任党代表，由于在醴陵、平江、汀泗桥、武昌等战役中宣传、鼓动得力，先后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主任兼《北伐周刊》主编。段德昌的才能和工作多次得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通报表扬。蒋介石在签署通报时，曾经很不情愿地对“孙文主义学会”头目缪斌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像段德昌这样有才能的人都跟着共产党跑？”

    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段德昌像一团灼热的火焰，不仅无情地焚烧一切枯枝腐叶，还将一些向往光明的同志聚集到自己身边，团结他们一道前进。

     在攻打武昌的战役中，段德昌与彭德怀第一次相见。彭德怀当时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担任营长。两人在性格上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有一腔热血，都有一身傲骨，都重信义、轻生死，都被人讥刺　为炮筒子脾气，至死不改。两人相见恨晚，相谈越亲。在交谈中，段德昌发现彭德怀虽然出身行伍，长期混迹于旧军队，但洁身自好，保持着正直、善良的品质，更为可贵的是，他始终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并在自己的队伍中建立了救贫会组织。段德昌决心“引渡”这位求道者。

     1926年10月，正是秋高气爽、丹桂飘香的季节。为追击吴佩孚残部，段德昌与彭德怀率部进驻当阳。当晚，在玉泉山关帝庙宿营。

     玉泉山素有“三楚名山”和“荆楚丛林之冠”的美誉。山下有泉，终年喷珠漱玉，称为玉泉，山上古木参天，层峦叠翠。这里相传是关羽显灵的地方。关羽兵败被斩后，每夜在玉泉山半空中怒吼：“还我头来！还我头来！”玉泉山百姓、牲畜夜夜惊恐，难以安宁。一位道长劝喻曰：“君无头则冤，然则颜良、文丑之头何在？”关羽顿悟，遂入土为安。宋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均在玉泉山增修关陵。关陵占地百亩，规模宏大，除关羽墓外，还有祭亭、正殿、圣像殿、马殿等建筑物。

    段德昌与彭德怀在关羽塑像前，铺了一层稻草，秉烛夜谈。对于这段对话，彭德怀几十年还记忆犹新：

    段问我对关云长有何感想。我说：“关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被统治阶级利用作工具，没有意思。”段问：“你要怎样才有意思呢？”我说：“为工人农民服务才有意思。”段问：“你以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答：“现在不是每天都在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当耕者有其田，而不应当停留在二五减租上。”段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奋斗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终身。”段问我：“加入了国民党吗？”我说：“没有加入，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段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这些人，如唐生智、何键等等，都是军阀大地主，还以信佛骗人；何键、刘铏等还卖鸦片烟，同帝国主义勾结。这些人连二五减租都反对，哪里会革命呢？”段未答。我问：“国民党中央党部情形如何？”段告：蒋介石、胡汉民、孙科、宋子文、戴季陶等都是些假革命、反革命。

    彼此高兴地畅谈了约两个小时，使我受益不少，当时表示了对他的感谢及内心的敬佩。到现在，有时还回忆起这次谈话。

    段德昌的一席话点亮了彭德怀心中的明灯。他不仅按照中共统一战线纲领和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修改了救贫会章程，创办启蒙夜校，还几次向段德昌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由于当时正是国共关系的敏感时期，中共决定暂不在唐生智所辖的部队中发展党员，他的要求没有得到批准。
第10节 公安暴动

    1927年5月，何键等人发动反共的“马日事变”，下令通缉段德昌。段德昌按照党的指示，离开第一师，不久前往鄂中发动秋收暴动，在起义中受伤，秘密潜回南县养伤。事有凑巧，彭德怀也于此时率部进驻南县县城。
    段德昌对彭德怀在大革命失败后不同流合污、始终站在工农群众立场上极为佩服，向中共南（县）华（容）安（乡）特委建议吸收彭德怀入党。1927年10月，特委派代表找到彭德怀：“段德昌同志介绍你加入共产党，现在特委已经讨论通过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报告省委批准后，再行通知你。”彭德怀十分激动，听说段德昌受伤了，主动派军医前去治疗。

    几天后，两位知交进行了第二次畅谈。段德昌主要谈了两层意思：一是对形势的看法，二是对他发动兵变的建议。他说：“这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失败了，现在的革命形势是低潮。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是杀不尽的，取得了这次经验，今后会干得更好。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点是不容易的，要以工作条件较好的第一营为基础，逐步发展到全团，以至于全师。不要急于举旗，等条件成熟时，将来再起大的作用。”

    段德昌送给彭德怀两本书，一本是通俗资本论，一本是无产阶级哲学说。他有针对性地提醒道：“共产党永远是要革命的，但如果把每个共产党员都理想化，那也是不合实际的。看到个别坏现象，也不要失望。”

    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在共产党面临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低潮时期，在革命前途仿佛变得十分黯淡的艰难时刻，有两位身居高位的国民党将军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彭德怀和贺龙，后来他们都成为了共和国的元帅。他们的精神令人感佩，同样令人难以忘怀的是用自己的言行接引他们入党的使者。

    对于段德昌这位播火者，彭德怀终生难忘。他始终把段德昌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写在履历表上，多次深情地回忆起段德昌：“听了他的谈话，觉得身上增加了不少力量，改变了‘马日事变后’的孤立感；觉得同共产党取得了联系，就是同人民群众取得了联系，也就有了依靠感似的。”

    千里洪湖，烟波浩渺。贺龙视之为兵家绝地，弃之而去；段德昌倚为绝妙宝地，据之崛起，写下摇曳多姿的华彩乐章。他是中共军事史上最早从事水上游击战争和平原游击战争的将军。

    水泊洪湖，是段德昌军事生涯的发祥地。

    洪湖位于江汉平原的东南部，南临长江，北濒汉水，总面积近一千平方公里。在这一地区，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港汊交错，沟渠纵横，水上交通便利。滨湖各县均为平原，土地肥沃，人烟稠密，人口和物资资源非常丰富。

    这里既有湖泊可作军事屏障，又有丰富的物资和兵员保障，加上天灾频繁、阶级矛盾激烈，非常适合开展土地革命。可是，这块兵家宝地最初却被贺龙忽视。

    1928年春节前后，贺龙、周逸群组织荆江二十余县发动了大规模的年关暴动。在攻打监利县城受挫后，领导人在石首焦山河开会，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会上出现上山与下湖两种尖锐对立的意见。

    主张上山的多是贺龙在北伐军时的旧部。他们认为湘鄂边境山高林密，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属于三不管的地带，有广大的空间便于与敌周旋。

    主张下湖的多是荆江两岸的地方干部。他们认为滨湖地区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而且密如蛛网的千里洪湖更是兵家大显身手的疆场，其活动空间并不逊色于湘，鄂边山区。

    争论双方请求贺龙裁决。

    贺龙沉吟许久，然后说：“从上海出发时，周恩来同志一再嘱咐我，要依山建军，然后向平原发展。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办，我们先上山，然后向山下发展。”

    根据焦山河会议的决定，贺龙、周逸群带领旧部按原定计划前往湘西（1928年春桑植起义失败后，周逸群与贺龙失散，返回鄂西担任特委书记），荆江两岸暴动武装由各县县委指挥就地坚持斗争。贺龙、周逸群走后，荆江地区武装力量失去领导重心，各县武装力量不仅没有发展壮大，反而被敌军各个击破，洪湖地区革命形势跌入低潮。

    荆江年关暴动期间，段德昌由于养伤，没有参加焦山河会议。他听到传达会议内容后，非常惋惜地说：“贺胡子这下看走眼了。如果讲发展潜力，也许武陵山脉还不及水泊洪湖。”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百丈之台，起于垒土。段德昌决心做名翻江倒海的蛟龙。

    当时，洪湖周围揭竿而起的游击队有十余支，远近闻名的暴动首领也不少，如石首的李兆龙、华容的刘革非、公安的杨荣祥、江陵的陈香波、监利的彭国才、鄂中的肖仁鹄，这些都是胆色过人、智勇兼备的好汉，但是，他们最后都纷纷汇集到段德昌的旗下。原因很简单，强中更有强中手，段德昌的军事才能和远见卓识超过了当时这些草莽英雄，成为统一洪湖武装力量的最佳人选。

    机变百出而又举重若轻，这是各路英雄最钦佩段德昌的地方了。再复杂的形势，再大的困难，再重的任务，到了他那里，都仿佛早有答案，一切都那样信手拈来，水到渠成。

    1927年冬，段德昌奉命担任中共公安县委书记。到任时，发现公安党组织正发动党员变卖家产，准备筹钱购买枪支。

    “除了变卖家产，你们就没有别的办法？”段德昌嫌他们笨。

    “你脑壳灵光，有什么妙策？”有些负责人不服气地问。

    段德昌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现在停止变卖家产，转入进行模拟训练，到时候只要会开枪就行了。”

    众人半信半疑。此后一段时间内，大家发现段德昌整天在县城里转来转去，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有人嘀咕道：“该不是一个扯白算数的书记吧？”

    半个月后，段德昌通知游击队：“准备领枪。”按照他的安排，游击队员化装成渔民、商贩、叫花子夜里潜入县城，天亮后分头赶到县团防局操场。操场上，团防局士兵在教官的指挥下做早操。看到围观的人特别多，士兵们做得很认真。他们的枪械集中堆放在操场的一角，由两个士兵看护。

    段德昌带着几个人悄悄地走近枪械堆放地点，突然发动袭击，挥拳打倒看护的士兵，高喊道：“抢枪！”游击队员一拥而上，夺过枪支，将枪口瞄准乱作一团的团防士兵。

    到了这个时候，游击队员才明白段德昌整天游逛原来动的是空手套白狼的主意。

    解决县团防局后，段德昌指挥队伍乘势占领县城，处决一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释放在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将没收的钱物分给贫苦农民，这就是著名的公安暴动。

    兵不血刃的公安暴动打出了段德昌的声威，游击队员心悦诚服地说：“洪湖出了能人。”暴动胜利后，公安县游击大队成立了，段德昌兼任大队长。1928年春，段德昌率部挺进洪湖腹地，与彭国才、刘革非领导的游击队会合，组建洪湖游击队，后扩编为洪湖游击大队，创建了以瞿家湾、柳集为中心的小块割据区域。
第11节 《红军纪律歌》

    1929年3月，中共沔阳党组织遭到国民党严重破坏，段德昌奉调到沔阳担任县委书记。面对气焰张狂的地方保安团，他提出“硬碰硬”的策略，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当时实力最强的张泽厚身上。
    张泽厚是沙口镇著名的豪绅，拥有良田千顷，他效仿曾国藩，从训练家丁入手，招集地痞、流氓和惯匪，组编了一支五百余人的沔阳保安团，逐步控制了峰口、府场一带，成为沔阳实力最强的地主武装。张泽厚心狠手辣，凡是落入他手中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一律凌迟处死，他常用的刑法是五马分尸、开膛破肚、点天灯。当地人称他为“活阎王”，哪家小孩夜啼不止，只要有人在耳边轻声嘀咕一句“活阎王来了”，小孩吓得不敢再吱声。

    “张泽厚号称打遍沔阳无敌手，我这次要他倾家荡产，血本无归。”战前，段德昌做政治动员。为了鼓舞士气，他教唱了一首歌曲：

    “老子本姓天，家住洪湖边。

    有人要捉我，除非是神仙。

    枪口对枪口，刀尖对刀尖，

    有我就没你，你死我见天。”

    其实打张泽厚根本不用动员，游击队员对他恨之入骨，情愿与之俱亡。但是，张泽厚老谋深算，兵强马壮，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能战胜他吗？游击队员普遍感到担心。

    段德昌说到做到。他先是派出小分队突袭沙口镇，活捉张泽厚的父亲，批斗、游街，斩首、示众，再把他的大管家一顿大棍，打得皮开肉绽，然后开释。大管家跑到峰口哭诉，张泽厚气急败坏，连夜带着保安团直扑沙口，一头撞进段德昌预设的伏击圈，被打得七零八落，张泽厚只身逃往峰口。

    接着，段德昌兵指峰口镇。由于沔阳保安团被歼，国民党紧急调派正规部队一个营进驻防守。该营在镇外抢挖了一道深达数米的水壕，又在水壕与城防工事之间铺设了铁丝网、梅花桩和鹿寨。敌营长忙活一阵后，自信万无一失，遂把兵力集中在进出峰口的要道、路口。张泽厚刚吃过段德昌的亏，一再劝说营长加强纵深防备：“营座，段德昌奸猾过人，尤其善用奇谋，经常兵走偏锋，出人意料。只注意镇口恐怕还不够。”

    “瞧你一副熊包样！你几时见过游击队敢强攻成营的正规军？借段德昌一个胆，他也不敢！你不懂游击队的策略，他们从来不打攻坚战。”敌营长训斥道。

    也是这个营长晦气，偏偏段德昌不按常理用兵。他绕过敌人重兵设防的镇口工事，把突破口选在镇外背面。半夜时分，他亲率三百余名游击队员，用梯子和木板搭桥，爬过水壕，剪破铁丝网，绕过梅花桩，搬开鹿寨，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敌营，向睡梦中的敌人发起攻击，敌营长、张泽厚等少数顽抗者被打死，大部分士兵束手就擒。峰口之役，消灭敌军一个整营，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数百支以及其他物资，游击队声威大振。

    在此前后，段德昌还率队向江陵、石首、监利等县出击，十七天，二十一仗，全部获得胜利。1929年春，原鄂西特委军委书记邹资生在战斗中牺牲，段德昌接任军委书记一职，协助周逸群统筹全区军事工作。

    1929年7月，鄂西特委将监利、沔阳游击大队和江陵、石首、华容游击大队合组为鄂西游击大队，由周逸群兼任大队长，段德昌担任参谋长。不久，周逸群为充分发挥段德昌的军事才能，令他接任大队长一职。

    段德昌是理论与实战兼长的军事家，他与周逸群一起，创造和总结了一整套水上、平原游击战术，如“分散游击，集中指挥”；“避其锋芒，击其无备”；“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分兵发动群众，集中应付敌人”；“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人多则跑，（敌）人少则搞。”

    他们在战略原则上也有重大建树。鄂西特委在《鄂西农村工作》中提出进退两种策略，即当敌人合力进攻赤区时，我军应取“保存实力的原则，埋伏于群众之中，看清敌人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后方，使其疲于奔命，士兵发生动摇，甚至引起兵变”；当敌军内部发生冲突时，我军则应主动出击，傍着苏区向外扩张。鄂西特委这里所说的两种策略，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主张的波浪式发展的思想。

    鄂西特委在报告中还写道：“鄂西游击队的区域，没有高山掩护，而且交通便利，敌军调遣进攻非常容易。若无群众拥护，则非常危险。当我们初发动的时候，实在没有好多把握，以为武装发动多了，目标必大，易被敌人包围。其实只要有好的群众组织，武装虽多，敌人在军事上也不易包围。” 这里所提到的在没有高山掩护的交通便利地区利用群众组织保护和发展武装力量的观点，在抗日战争时期被八路军总结为“人山”的思想。

    为了把这支主要由农民、渔民和猎户组成的游击队训练成为正规的人民军队，段德昌十分注重军纪训练。他编写《红军战士纪律歌》，亲自到连队教唱。歌词写道：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行动听指挥，

    团结又友爱；

    官兵同甘苦，

    平等来互助；

    吃苦抢在前，

    享受放后头。

    大马刀，红缨枪，

    我到红军把兵当，

    革命纪律要遵守，

    共产党教导记心头。

    爱护老百姓，

    到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一针和一线，

    不损半毫分。

    通俗的语言，亲切的教诲，简明的节奏，优美的韵律，《红军纪律歌》不胫而走，不翼而飞。这首歌不仅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纪律意识，而且还让苏区人民认识到了红军才是自己的部队。
第12节 攻打长沙

    在段德昌的指挥下，鄂西游击大队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三次质的飞跃。1929年秋，组建不久的鄂西游击大队扩编为鄂西游击总队，拥有一千余人枪；1929年12月，鄂西游击总队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一师”（又称中央独立师），部队增到四、五千人；1930年2月，根据中央指示，独一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下辖三个纵队共计七千余人。随着部队的飞速发展，段德昌的军事职务也出现“三级跳”，由大队长、总队长晋升为红六军副军长。
    1930年春，段德昌奉命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开会期间，他撰写了《鄂西游击的经过及其现状》，系统地总结了洪湖地区游击战争的经验。他与各苏区军事负责人广泛交流，比较得出了红六军的三个显著特点：

    一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没有旧式军队的坏习气；二是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并保持了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易于与群众打成一片；三是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怕牺牲，长于夜行军。

    返回洪湖苏区后，段德昌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致力于部队由分散到集中、由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并利用1930年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之机，指挥红六军大举向外扩张，迅速将江陵、石首、沔阳、监利、潜江以及华容等县红色区域联成一片，最终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纵横数百里的根据地。

    对于周逸群、段德昌创造的水上、平原工农武装割据经验，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

    1930年6月，根据中央指示，贺龙率红二军从湘鄂边区东下，7月初在公安与前来迎接的段德昌等人会师。一见面，贺龙就兴奋地擂了段德昌一拳，说：“行啊，德昌，你与逸群白手起家，不到三年也拉起了六七千人的部队。”

    段德昌说：“胡子，洪湖是块宝地，这次来了就不要走了。”

    “不走了，我们要在这里组建军团，把湘鄂边和洪湖连接起来，创建版图更大的湘鄂西根据地。”贺龙点头道。

    红二、六军会师后，合组红二军团，由贺龙任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周逸群任政治委员，段德昌任红六军第十七师师长。

    两军会师为根据地，也为段德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当时，处在昂奋之中的人们，都没有想到一片灿烂的前途会像昙花一样，刚露出笑靥，便逝如轻烟。

    面对邓中夏的强迫命令，段德昌负气立下军令状：“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你负责。”他说到做到，以地方武装与伤病员为骨干，重建新六军，取得了洪湖苏区第一、二次反“围剿”的胜利；而拒绝他建议的邓中夏却在南征中损兵折将，使红二军团锐减一半。

    作为一个高明的军事家，段德昌反对在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强攻大中城市，反对脱离根据地的攻城掠地。他形象地把前者称为“叫花子与龙王比宝——必输无疑”，把后者称为“猴子搬包谷——掰一个丢一个。”

    他曾经为南征问题与邓中夏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被削职为兵，赶出红二军团。

    1930年夏，红二军团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选择。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执行立三冒险主义，要求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蓝图虽然宏伟，可惜做不到。”段德昌把制订计划的人叫做“图上作业家”，认为以红二军团的实力连沙市都没有把握攻克，根本谈不上会师武汉。他主张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四出，歼灭反动的白极会，拔去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使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

    对于攻打沙市，贺龙顾虑重重：“二、六军会师，虽然力量有所加强，可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缺乏协同作战的经验，贸然强攻沙市这样的重镇，恐怕会力不从心。”

    周逸群采纳大家的意见，决定以三个月为期，首先拔除洪湖苏区的白色据点，计划由贺龙率领二军向荆门、钟祥、潜江、天门出击；周逸群、段德昌率六军先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然后与红二军会师潜江，经荆（门）当（阳）远（安）向襄河以北地区发展。

    这是一个非常切合实际、进退自如的发展战略。如果红二军团全力实行这个计划，不仅可以将洪湖苏区与湘鄂边、荆当远、巴（东）兴（归）（姊）归等红色区域联成一个整体，而且还可以形成一个横跨长江、汉水的战略根据地。可惜，这个计划在执行过程遭到湖北省委的严厉指责：

    现在的前委本身很右倾，当二、六军团会师时，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尤其是沙市市面恐慌已极，而当时敌驻军也仅一师，且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情绪异常高涨。此时红军应当立即攻占沙市，而你们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攻监利，监利不克，又提出拔除数县内的“白点儿”，游击于潜（江）、天（门）一带。攻下潜江、岳口后，又经江陵返洪湖。省委两次督促你们进攻荆、沙，均不见回音，中央的方针是集中进攻，而你们是只集中不进攻。

    随后，中共中央长江局巡视员柳直荀和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赶至军中，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最新指示，要求红二军团立即从沔阳西返，准备攻打沙市。

    贺龙委婉地说：“中央提出要在一省或数省内首先取得胜利，气魄很大。我对于全局不太了解，但对于红二军团的实力却很清楚。二、六军加在一起也不过万余人，远不如我北伐时期的二十军，而且缺少重武器，硬打一定会吃亏。”

    段德昌介绍沙市守敌的情况后，强调：“扼守沙市之敌为李虎臣师。李虎城野战不济，可他是守城专家。他当年曾与杨虎城一起创造困守孤城八个月的奇迹，人称他俩为西北军中的‘两城’。”

    “你们的毛病就出在这里。”周小康板着脸，批评道：“把敌人看得过于强大，把自己力量估计过低，彼长此消，就失去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勇气。”

    9月4日，红二军团强攻沙市，激战一昼夜，受挫于坚城之下。红二军四师十团团长张一鸣等干部牺牲，伤亡达一千余人。军团被迫撤回潜江一带。

    这时，邓中夏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洪湖，当即飞调红二军团集中于洪湖西岸待命。

    邓中夏在党内地位极高。他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参与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共北方党组织；他是中国工人运动著名的领导人之一，领导过二七罢工、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他还是共产党早期重要的活动家，长期担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中共中央派他来湘鄂西接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政委和湘鄂西特委书记，其主要使命就是指挥红二军团渡江南下，截断武（汉）长（沙）铁路，配合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

    南下之前，红二军团决定攻打阻碍洪湖根据地南北交通的最大白色据点——监利县城。此前，红军曾经先后两次扑城，都未能攻克。贺龙这次把主攻的担子压在了段德昌肩上。

    监利县城面江而立，城池坚固，守敌为装备精良的新编第三师主力――教导团和全部由惯匪兵痞组成的监利保卫团（十六个连）。由于连续取得两次守城的胜利，他们气焰嚣张。

    在战斗中，邓中夏见识到了段德昌疾掠如火的指挥风格。当时，红军分三路，从北门、小东门和黄高桥扑城。22日拂晓，战斗打响后，段德昌指挥红六军第十七师锐不可当，首先突破黄高桥防线，涉渡后河，炸开城垣，一举攻入城内，然后通过巷战把守敌往城南江堤上逼。这时，潜伏在敌军中的共产党员杨嘉瑞率领两个连火线起义，敌阵军心动摇，分作两股逃跑，悉数被歼。在整个行动中，段德昌率领的部队像一股红色旋风，接敌隐蔽，攻击突然，进展神速，并且他指挥作战很有层次，部队均成纵深配备，遇到突然情况能够灵活变阵，似乎所有变化早在预料之中。

    攻克监利县城，是红二军团成立后取得的最大胜利，军团扩大到二万余人。战后，红六军军长旷继勋调鄂豫皖苏区，由段德昌接任军长之职。
第13节 离不开德昌！

    9月28日，中央派汤慕禹、刘鸣先到红二军团工作。邓中夏找贺龙商量：“汤慕禹在苏联是学军事的，经过正规培训，很有水平，段德昌虽然有勇有谋，但毕竟是打游击出身，我想让汤慕禹担任红六军军长。”
    “你可别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德昌文武兼备，是难得的将才，有常胜将军的名声。洪湖子弟参军，都争着往他的部队里钻，可见影响之大。再说他才接任军长没几天就换人，恐怕于军心不利。”贺龙虽然对邓中夏非常尊重，但在任用段德昌的问题丝毫不让步。

    邓中夏强调：“中央的意见是要汤慕禹任军长，违背上级的命令总不好吧。”

    贺龙想一想也是，于是说：“如果中央一定要汤慕禹任军长，段德昌不要换，我让出二军军长之职，由孙德清接任，腾出军团参谋长之职，让汤慕禹担任。”

    10月中旬，红一、三军团已经从长沙撤离，退往湘东醴陵。邓中夏决定实行南征，渡过长江，向江南进军，伺机夺取常德，直驱长沙，希望以此激起红一、三军团返攻长沙。这时，蒋介石已经取得了中原军阀混乱的胜利，正在部署对各根据地的第一次统一“围剿”，而一、三军团已经放弃攻打长沙，红二军团孤军独出，失去了任何战略意义。

    其实，邓中夏自己也对夺取长沙缺乏信心。他曾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渡江截断武长路及占领岳州，据我观察，第二军团能否担此重任，尚是问题，战斗能力实属有限。”但是，为了执行中央的命令，他还是机械地挥军南下了。

    红军不合常理的突然在江南出现，出乎国民党的意料。红军很快攻占南县、华容、公安县城，开辟了江南根据地。这时理应开展地方工作，巩固新区。可是，邓中夏命令继续向南攻打津市、澧县。

    “邓中夏说不能像太平天国那样攻城略地，随得随丢，又说不能学猢狲抓板栗的样子，抓一个丢一个，可是我们现在的行动方针与长毛和猴子有什么差别？”段德昌敏锐地意识到军事战略出了问题，认为这次军事行动未能与巩固政权结合起来，前方与后方完全脱节，建议前委撤至公安或返回洪湖中心区，主力转入以恢复和巩固根据地、进行反“围剿”准备为主。邓中夏不予理睬，继续向湘西北之石门、临澧用兵。

    这时，洪湖根据地告急，由于主力红军远离中心区，国民党大军步步进逼，根据地兵力空虚。中共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周逸群派人送来急信：

    邓、贺、汤、段、孙：

    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

    逸群、万涛、小康

    贺龙、段德昌同意中共湘鄂西特委的意见，再次建议讨论回师洪湖的问题，邓中夏运用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坚持在占领石门、临澧后攻打津市、澧州，向常德方向前进。

    12月上旬，红二军团强攻澧县达七天七夜，付出重大伤亡，仍然不能取得进展。二军团被迫退至松滋杨林寺。12日，在杨林寺一个大庙内，二军团前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还用讨论吗？当然是回洪湖解围！”段德昌第一个发言，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现在回洪湖，等于送死！”邓中夏把头摆得像拨浪鼓：“洪湖是水网地带，河流纵横，湖泊棋布，不适宜大部队行动。它好比是一个深井。现在深井里有人落水，进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我们不能下湖，我们应当上山，红二军团向武陵山进发，凭借五峰、鹤峰、石门、长阳等山区有利地形，创造像井冈山那样的第二中央苏区。”

    邓中夏咬文嚼字的话激怒了段德昌，他忍了多时的怒火一下喷发出来：“你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军事常识，而且还有负人民的厚望。洪湖人民养育了红军，养育了你我，现在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我们怎么能够因为救人有危险就袖手旁观，不管不理呢？这样做，对得起洪湖人民吗？不错，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行动确实不如平地方便，但是这一点正好可以供我们利用呀！我们的战士，多是渔民子弟，是水中蛟龙，识水性，通民情，熟悉湖中的一草一木，而敌人一进湖便成了瞎子、聋子、傻子，便成了活靶子，那有什么不好！”

    贺龙也不同意邓中夏关于创立第二中央苏区的提法：“创立新苏区我同意，但是第二中央苏区这个词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是一个，我们不能另立中央。”

    会上唇枪舌剑，展开长时间的辩论。邓中夏仅有汤慕禹、刘鸣先两人支持，成为绝对的少数派。几乎所有的红军将领都支持段德昌的观点，要求立即返回洪湖。

    “大家的意见不尽相同，容我考虑考虑再说。”邓中夏宣布散会。

    会后，他对段德昌恼火透了，这门大炮不仅火力惊人，而且从来不分对象、场合和分寸，把段德昌留在身边，无异是坐在火炮上。

    几天后，湘鄂西特委又来信告急，邓中夏顺水推舟地对贺龙说：“段德昌不是坚决要求回洪湖吗？特委那边又来信了，我看就让他先带伤员回去吧！”

    “那怎么行？现在大敌当前，离不开德昌！”贺龙一向把段德昌视为左右手。

    “开会征求大家意见吧。”邓中夏再次召开前委会议，作出两条决定，一是在松滋刘家场选择阵地与敌作战，二是让段德昌回洪湖，由汤慕禹接任六军军长。

    他的决定引起一片哗然。

    贺龙出于对邓中夏的尊重，后退一步：“德昌若回洪湖，建议把六军带走。”红六军主要由洪湖根据地地方武装扩建而成，要求返回的呼声最强烈。

    孙德清提出异议：“强敌当前，二、六军不宜分开，要走就一起走。”

    “不行！二军不能走，六军也不能走，段德昌可以带些伤病员走，部队要留下来作战。”邓中夏态度强硬地说。

    段德昌热血直冲脑门，拍案而起，眼睛逼视邓中夏，一字一顿地说：“好，我明天就回洪湖。洪湖若丢失，我提头来见！红二军团若遭损失，由谁负责？”

    邓中夏应声而起：“我是前委书记兼政委，当然由我负责！”

    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天拂晓，段德昌赶往洪湖，贺龙送至十里开外。分手前，段德昌郁闷地说：“胡子，邓中夏这不是撤我吗？他不懂军事，家长作风又严重，怎么办？我担心的不是洪湖，而是红二军团的安危。现在红二、六军团战线拉得过长，作战采取阵地战的方法，这是战略性的错误，你要注意纠正呀！”

    贺龙长吸一口烟，徐徐地说：“德昌，安心回去，洪湖需要你，再拉一支队伍。”

    贺龙说得不错，洪湖确实需要段德昌。
第14节 没有子弹也行

    1930年冬，国民党纠集十万兵力对洪湖苏区连续发动两次“围剿”。由于红二军团南征时带走了大批地方武装，苏区当时“所留之枪，好坏共八十余支，集中各地武装一共三百上下”， 处境十分艰难。很快，监利、沔阳、潜江等江北中心区失陷，敌人直逼江南之石首、华容。如果江南再陷，根据地就丧失了与敌周旋的战略支点。
    正在危急时候，段德昌带着手枪队护送部分伤病员回到洪湖，接着，在杨林寺战斗中与主力红军失掉联系的红六军十七师五十一团陈光明、陈华山两个营，四十九团杨嘉瑞一个营也相继回到洪湖。这些都是段德昌的老部下，他们一路尾追段德昌赶到洪湖。这样一来，成建制的武装部队增至一千余人枪。

    周逸群见到段德昌，高兴地称：“救星来了！”两人合计后，决定以回来的红军部队为骨干，吸纳地方游击队，扩建新六军，由段德昌任军长。新六军下辖四十八、五十一两个团和一个特务营，成为根据地反“围剿”的主力军。

    新六军成立后，指挥员请求今后作战方针。段德昌说了三句话：“敌来我隐蔽，敌多我撤退，敌少我包围。”就是利用这种游击战术，新六军迅速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

    ——1931年1月上旬，段德昌率军佯攻华容高基庙，诱敌十一师主力来援，然后趁虚奔向鲇鱼须，歼其留守部队一个营，占领华容县城。

    ——1931年2月初，江北之敌南侵石首北部苏区，破坏苏区兵工厂、医院，由于未受抵抗，十分骄狂。段德昌率部从江陵奔袭石首北部，在拖茅铺歼敌四十八师补充第二团数百人，大获全胜。

    ——1931年3月，集结于江北苏区的敌军全部南渡，围攻以石首为中心的江南苏区。根据特委的指示，段德昌率部挺进江北，一路打回洪湖。抵达朱河附近的陶家渡时，远见前面人嚣马嘶，灰尘四起。前哨来报，国民党新二旅一个营马上将进入陶家渡。这时，新六军经过连续激战，子弹已经告尽。作战参谋不等段德昌下令，便吩咐部队：“赶快后撤！”

    “为什么后撤？后撤来得及吗？”段德昌问。

    “没有子弹能打吗？”作战参谋不解，反问道。

    “会打仗，没有子弹也行！”段德昌命令全体士兵退出子弹，上刺刀，迅速埋伏到大路两旁的庄稼地里，只留小股部队迎敌。

    小股部队与敌接触，自然抵挡不住，调头就逃，引来敌人进入伏击圈。段德昌一声令下，红军战士端着明晃晃的刺刀从庄稼地里踊出，将敌人截为数段，干净彻底地予以全歼，一举收复朱河。

    此后，新六军接连占领柳关、瞿家湾、峰口、周老嘴、新沟等重镇，基本恢复江北苏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联县政府及其他领导机关北迁到瞿家湾，瞿家湾成为洪湖根据地新的中心。

    ——1931年4月中旬，敌新三旅集结一、三团，分两路合围周老嘴，寻找新六军作战。在讨论作战计划时，大多数人都主张避敌锋芒，因为新六军还没有消灭过整团的正规军。

    “没有消灭整团的敌人，是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好的战机。好的战机就是敌人的麻痹心理。他们以为我们会等着挨打或者会先行躲开，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一定能打他个措手不及。”段德昌说服大家后，于20日半夜带领部队从周老嘴出发，主动向余家埠迎击，在东港口及四家湖遭遇敌第一团。果然如段德昌所料，敌第一团既不放警戒哨，也没有保持战斗队形，而是排着四路纵队行军，被红军一顿猛揍便乱了阵脚，结果悉数被歼。段德昌留小部队收拾战场，又率主力向北进军，击溃敌第三团大部。这次战斗共歼敌五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五百余支。敌旅长徐德佐只身逃回武汉，新三旅完全丧失战斗力。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段德昌就拉起一支部队，独立承担了保卫苏区的任务。这支几乎是在伤员和失散部队基础上创建的新六军，打出了军威，其名声甚至超过了游荡于边远山区的红二军团。武汉国民党报纸发出阵阵惊呼：“江汉平原，匪患日甚，匪首段德昌东山再起，彼用兵如神。我军不支，一再败北。”

    围攻洪湖苏区的国民党部队惊怖于新三旅遭挫，不敢冒进，纷纷转入守势。1931年5月，两广爆发反蒋事件，“围剿”苏区的敌四十八师等部相继撤出洪湖，红军乘势发起反攻，收复江北全部、江南大部，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段德昌用胜利实现了军令状。新六军改编为红三军第九师，发展到五千余人。而与此同时，红二军团在邓中夏的领导下屡遭挫折，部队损失近一半，最后被迫缩编为红三军（下辖七、八两师），全军仅剩五千三百余人。

    数字为段德昌与邓中夏的争论划上了句号。

    段德昌忠实地执行湘鄂西省委决议，开辟襄北新区，拯救面临解体的红三军，犒赏他的竟是“违犯纪律”的罪名和撤职、警告的处分。江南失守，责任在谁？根据地领导层强烈批评夏曦争功诿过。贺龙指着夏曦的鼻子问：“你到根据地来，哪一件事对得起人？”

    许多湘鄂西老红军都把夏曦看作“灾星”，认为他是造成根据地最终丧失的“罪魁祸首”。但是，在一开始，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多数干部都以真诚的态度迎接这位“中央代表”。

    夏曦，字蔓白，湖南益阳人氏，在党内也算资格较老的早期活动家。早年加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学会和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大革命时期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8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增补为中央委员。1931年3月，王明等人为推行“左”倾路线，分别派代表团和“中央代表”到各大苏区改造领导机关。夏曦奉命来到洪湖担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

    夏曦到洪湖后，所有工作都进展得十分顺利，惟有一件事始终令他愁眉紧锁，这就是红三军拒绝分局指令，坚决不返回洪湖苏区。

    1931年4月，夏曦以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出第一封指示信，宣布：“兹遵照中央决定，撤销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同志去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彻底改变红二军团（即红三军）的政治路线” 。指示信还要求红三军迅速从五峰、鹤峰东下洪湖。

    5月，夏曦连续几次派人赶往军中，责令邓中夏立即班师，如果违犯命令，将开除其党籍。

    6月，夏曦专门致信贺龙，把督令主力回师的希望寄托在老朋友身上：

    云卿：

    上海一别。又有两年。你在湘西的奋斗，我每每闻之兴奋。在3月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团工作，代替中夏同志职务。哪知到了洪湖，离你的部队有千里之远，本想前来，但因此间工作还没有整顿妥当。前次派人到你那里来，尚未打通联系，真是十分遗憾。现在军阀战争爆发，革命大有发展。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按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这是中国革命所加于你的任务，而且这是一个光荣胜利的前途。我坚信你一定能担负这个伟大的使命。

    从3月到7月，送出的信，派出去的人，如同泥牛入海，全无消息。绝望之中，夏曦想到派一位能力强、威望高、对红三军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干部前往执行“劝驾”的任务。放眼苏区，具备这三个条件的惟有段德昌一人而已。
第15节 忠而被谤

    1931年7月，国民党集结二三十个团对洪湖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适于此时，长江发生全流域百年未遇的大水灾，整个苏区变成了一片水乡泽国，苏区群众有近百万群众流离失所，红军给养十分困难。湘鄂西军委主席团开会讨论南下与北上两个方案。
    段德昌主张北上，他的理由是：红九师南下过江，必须攻克并巩固调关和焦山河两个渡江据点，否则遇到敌军压迫，就无法返回江北，只有走红三军的老路，向湘鄂边转移，苏区将再次出现兵力空虚的现象。如果红九师向北挺进，攻打荆门沙洋之敌，渡襄河占天门，一则可以开辟襄北苏区，解决给养问题，二则可以就近向鄂北靠拢，争取将红三军接回洪湖。

    夏曦闻言大喜，亲自找段德昌谈话：“省军委同意你的建议，立即整顿队伍向襄北进发，一边开辟新区，一边打听红三军的消息，一定要将他们接回洪湖。”

    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通过《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留红二十五团巩固后方，派红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等襄北地区发展。3日，中共湘鄂西临时省委和军委召开联席会议，考虑到红九师北上很可能与红三军取得联系，遂作出补充决定：“在能与三军取得联系时，则须与之取得联系，但这是次要任务。为要执行这一任务，派万涛随军出发，领导九师行动，责成万涛转变三军政治路线，接任三军政委。”

    经过短暂休整，8月10日，段德昌、万涛带领九师二十六团和教导营北进，协助红二十五团占领潜江，然后趁夜袭击沙洋镇，消灭敌新编第三旅第二团和旅部特务营，击毙敌旅长徐德佐以下大批官兵。至此，主要担任襄北“剿匪”任务的国民党新三旅全部被歼。

    沙洋战斗后，段德昌用缴获的精良装备组建了第二十七团。接着，向荆门挺进。同时派出多股侦察分队，远伸至鄂西北一带，希望能够传递接应信息。

    他的苦心终于被贺龙获悉。

    9月中旬，红三军在房县青峰镇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三军将领听说段德昌率部沿襄河北上，前来接应他们，高兴地嗷嗷直叫，要求南下会师。

    邓中夏思想上转不过弯来，问：“如果红九师接不到，新开辟的均（县）房（县）苏区又失陷了，怎么办？谁负这个责？”

    “我负这个责。”贺龙对邓中夏顶着中央的命令不办早就有意见，说话也硬：“坚决去碰红九师，在刘猴集碰不到，就去沙洋。再找不到，就去潜江。实在找不到，均房苏区又失陷了，我们再恢复也不迟。”

    在贺龙与邓中夏争论时，战士们按捺不住，动手在墙上写标语：“长胡子要上山，短胡子要下湖。我们跟短胡子走。”

    邓中夏、贺龙都留胡须。邓中夏一髯长须，垂至胸部；贺龙短须浓密，煞是漂亮。邓中夏走出指挥部，看到标语，知道军心所向，不再说什么。

    9月28日，红三军七、八两师与红九师会合于荆门刘猴集（现属宜城）。次日，部队召开团长以上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邓中夏同志错误领导的决议》。

    在会上，邓中夏对段德昌说：“洪湖苏区被摧残，红二军团被削弱，都应由我负责。”他在随后给中央的报告中满怀愧疚地写道：“对于湘鄂西苏区，特别是对二军团政治领导的错误，无疑应由我负主要责任……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党按照我所犯错误的程度，给我任何处罚（除开除党籍外）我都能接受。” 不久，邓中夏便离开部队，返回上海，两年后被国民党逮捕，遇害于南京雨花台，终年三十九岁。

    对于邓中夏，贺龙作过一段客观的评价：“中夏很有学问，为人正派，不打击别人，能照顾团结。我和中夏争论很多，可是和他这个政治委员相处，同志关系还是好的。”

    会师后，红九师归还三军建制。10月上旬，红三军返回潜江。

    在一个多月时间内，段德昌、万涛顺利完成了开辟新区和接应主力两大任务，迎接他们的应当是鲜花和笑容。但是，他们得到的犒赏却是处分。

    问题出在江南失守上。

    原来，红九师进击鄂北期间，江南苏区在国民党优势兵力围攻下，除石首七区外，几乎全部失守。这在敌强我弱和洪水滔天的情况下，本来是难于避免的，即使红九师不出鄂北，甚至红三军主力留守江南，失陷也是必然的结果。对于这一点，夏曦在8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九师原来渡江右，因水势增长，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加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可是，当中央严厉追问“江南失守，原因何在”时，他没有表现出政治家的勇气承担责任，说明真相，而是诿过于段德昌、万涛。

    他亲自起草报告，痛心疾首地怒斥红九师，并且还把遵照他的命令南下的红三军也捎带了一笔：

    中央：

    江南苏区的丢失，我很痛心。在接到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将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巩固苏维埃政权，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实质的具体表现。

    10月8日，湘鄂西省军委会发出对三军的训令，指责万涛等攻占沙洋后去接应红三军主力，是违背军委决议，是抛弃主要任务执行了次要任务，决定：“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处分”，同时由夏曦兼任红三军政委。

    信而遭屈，忠而被谤，有功不赏，反遇横祸。夏曦的行为引起全军将士的不满。

    中共湘鄂西省委连续召开两次谈话，试图平息愤怒。10月11日，万涛对夏曦说：“九师出沙洋，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但要与红三军主力取得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当时，既有与三军主力联系的条件，又有联系的可能，如果九师不去联系，三军主力也不可能回来，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军有解体的危险。你们怎么能说九师违抗军委命令呢？”

    10月19日，在第二次谈话会，段德昌质问夏曦：“江南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

    夏曦不做声。

    段德昌又问：“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从周老嘴到刘猴集一共三百华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顺河而下，朝发夕至，同时刘猴集又没有敌人，你不是可以叫九师回去吗？能调你不调，怎么反而怪我们？”

    夏曦脸色发红，紧闭嘴唇。

    段德昌眼睛直冒火，拿出湘鄂西省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伸到夏曦面前，说：“这个决议恐怕你不会忘记吧？让九师出襄北接三军，是你当面向我交待的任务，有省军委的决议为证，你怎么能叫你老婆（谭国甫负责电台）向中央发假报告！”

    夏曦索性闭上眼睛。
第16节 无段不胜

    几天后，夏曦又来一招，并且把火直接点在了贺龙屁股底下。他指使湘鄂西省军委作出决议，取消师级建制，将全军分为五个团，大团七千余人，小团五千余人，由以他为主席的省军委直接指挥。这样重大的决定，他事前既不征求贺龙等军队干部的意见，也不给他们打招呼。取消师部后，段德昌等一批师长、师政委被变相罢官，贺龙也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贺龙气极了，骂上门去：“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分会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决议都不征求我的意见？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凭什么用省委的决定取消各师？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请你开一个党员大会，大家来投票。如果都赞成你的主张，我离开这里，回中央去。”

    夏曦一时语塞。

    “我们认识八年多，也算是老朋友了，我说几句心里话。”贺龙放缓语调，好心地劝道：“派九师出去，是你亲自交付的任务，怎么又反过头来怪九师？你组织红三军前委，不要当政委的万涛参加，这不是非驴非马的组织吗？你处分了段德昌，又不敢通知他，纸能包得住火吗？你办的几件事，哪一件事是站得住脚的？你来洪湖才几天，对情况不熟，对红军不熟，与群众不熟，可你随便处罚干部，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

    由于夏曦拒绝接受不同意见，万涛两次向中央写出申诉报告；以段德昌为首的前方将领写信，反对夏曦担任军政委，对省军委提出六条改进工作的意见，即军委会要充实军事、政治人才，军委会决定大的行动原则和作战方针，不能代替军部的具体指挥，军委会发出训令要审慎，等等；以苏区“四大文豪”（江陵县委书记侯文尉、监利县委书记孙之楚、沔阳县委书记栩栩、石首县委书记许斌）为首的地方干部对夏曦执行的“左”倾干部政策、土地政策、经济政策提出全面的批评。双方争执不下，无法调和矛盾，只好决定派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尉士钧到中央反映分歧意见，请中央裁决。

    如果讲政治智慧，段德昌、万涛和“四大文豪”都不是夏曦的对手。反对派把宝押在中央秉公裁决上。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反对派所指斥的错误政策其根源都来源于“左”倾中央，中央怎么会支持他们呢？夏曦洞若观火，静如老僧。

    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洪湖瞿家湾召开，贺龙、段德昌从前线赶回来参加会议。夏曦首先作政治报告，说在他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会上有七十多位代表发言，反对他所作的政治报告，异口同声批评夏曦执行过火政策给根据地带来的严重恶果。段德昌还与众多的代表一起签名，要求撤换夏曦的领导职务。夏曦的处境空前孤立。

    可是到了第四天，中央派关向应随尉士钧来到洪湖，宣布夏曦代表的是“正确路线”，万涛等人对夏曦的批评则是“对中央进行的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路线的小组织活动”。

    尉士钧在会上作了揭发：“我去中央是万涛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涛暗嘱我务必告倒夏曦。我把万涛的话告诉了中央，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

    会议以夏曦压倒性的胜利而告终。

    会后，段德昌痛苦地问贺龙：“党内还有讲道理的地方吗？”

    段德昌是韩信式的军事家，将兵宜多，布阵尚奇，作战飘忽，常有惊人之举。他曾经创造三个月歼敌三个旅的辉煌战绩，把湘鄂西根据地推向鼎盛。但是，在夏曦“两个拳头打人”战略指导下，贺龙、段德昌苦心积攒的家当被丢失得干干净净，红军由大胜转入大败。

    “有贺不倒，无段不胜。”

    这是湘鄂西的一句民谚。

    贺龙是红二军团、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他能维系军心，鼓舞士气，只要他在军中，无论遭受什么样打击，面临何种艰难险境，部队都能败而不溃，屡挫屡奋。

    段德昌是湘鄂西根据地最主要的战将和战役组织者，洪湖苏区所有的胜仗几乎都有他的功劳。

    他统率的部队被称为常胜军，苏区青年参加红军点名要到红九师。在频繁的战争中，兵员补充历来都是最头疼的事情。对于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来说，这不是难事。官兵们自豪地编成顺口溜来唱：“杀我一百，只要一息；杀我一千，只要一天；杀我一万，只要一转。” 意思是说无论受到多大伤亡，红九师只需在苏区转上一圈，立刻兵员补充足额。

    1932年春，段德昌的军事生涯绽放出炫目的光彩，他创造月歼一旅的奇迹令人叹为观止。

    这年1月，红三军恢复师级编制，下辖七、九两师和独立团。1月中旬，红九师奉命出击襄河北岸，寻找战机。19日，袭占皂市，计划围点打援。皂市位于京山与应城之间，是国民党安在襄北苏区的战略枢纽。敌四十八师与段德昌交手多次，从未讨到便宜，他们判断红军攻皂市意在诱敌，拒不出战。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段德昌乘胜兵指应城。红九师在汉川独立团的配合下，分割包围应城西南的陈家河与龙王集两个制高点，攻势甚急。如果这两个据点丢失，应城将无险可守，应城侧后便是武汉。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主席、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浚急调孝感花园之四师十二旅张联华部前往解围。张联华不知深浅，督军急行军，赶往战场，几千人的部队被拉成一条长龙。

    26日，段德昌率部攻克陈家河，解除后顾之忧，然后乘夜埋伏于龙王集至应城的公路两侧。埋伏地点设在毛家河与张家庙的山坡树丛间。

    27日拂晓，张联华率部进至毛家河边缘。时值冬晨，大雾弥漫，前面山冈上矮树灌木，模糊难辨。参谋长心中生疑，提醒道：“旅座，谨防伏兵。”

    “公路两厢，共匪纵有天大的胆，也不敢设伏。”张联华不以为然，驱动部队前行。前行不到十五分钟，便听到半空中一声“开火”，山坡上飞下无数的手榴弹，轰隆隆炸倒一片。接着，红军指战员从树林中冲下，将公路上的敌军压缩成一团。仅仅用了一个小时，红军全歼敌十二旅，生俘张联华，歼俘敌军四千余人。这次战斗缴获的战利品堆积如山，其中步枪三千余支、迫击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八十余挺，军装一万多套。段德昌把轻重机枪全部集中到机枪连，还用缴获的战马装备了骑兵团。

    龙王集战斗后，贺龙率七师渡过襄河，襄北红军兵威大盛，当地的地主、豪绅纷纷外逃武汉。何成浚重新调整兵力部署，从洪湖中心区抽调十一个团组成三路纵队，限令在半个月内肃清襄北红匪。他还把段德昌的首级赏格提高到八万元。
第17节 杀出军威

    2月下旬，敌军以天（门）汉（川）苏区为重点发动清剿。敌一一四旅在旅长韩昌俊的带领下，由皂市出发沿汉（口）宜（昌）公路向灰埠头进剿，敌徐继武旅同时由天门、张截港向灰埠头移动，互取呼应之势。3月初，大雨如注，公路泥泞难行，韩旅遇阻于文家墩，徐旅也退回天门。何成浚见韩旅孤军独处，急令韩旅撤回皂市。韩昌浚接电后，犹豫不决，既担心部队辎重难运，又害怕雨中受袭，于是采取“拖”字诀，想等到雨停后再移动。这一动向被红军查知，段德昌带领九师冒着滂沱大雨，经过一夜的急行军，在3月4日拂晓赶到文家墩，向敌人发起突然进攻。韩旅官兵都在蒙头大睡，外围手榴弹响成一片，还以为在打雷。等到红军冲进帐篷，才仓促应战。很快，全旅四千余人被歼，韩昌俊被擒。敌四十八师驰援韩旅，被贺龙阻于皂市以北，敌师长张振汉受伤。
    段德昌在襄北连捷遵循的是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原则，在战术上做到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夏曦不满意，他认为段德昌崇拜的游击战术已经过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创造的十六字诀不过是童谣。他提出了三打三不打要求：“只准打仗，不准休整；只准打大仗、打硬仗，不准打游击战、运动战；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等中心城市，不准打小据点。” 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为此发出《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指出红三军存在两大弱点，第一是军阀制度的残余；第二是游击主义，游击主义表现为“不转变到大规模作战的各种准备，如城市战、堡垒战、大规模平地战、射击飞机等。”

    根据夏曦“正规化建设”和阵地战的命令，红三军连续组织了瓦庙集、张家场两场硬仗。

    瓦庙集打的是一场遭遇战。当时，国民党集中了四十一师、四十四师、四十八师和若干特种兵共二万余人，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红三军第七师尚在控制襄河渡口，七、八两师向京山运动。两军在京山瓦庙集以西地区相遇，发生激战。

    “胡子，我们可不能跟敌人拼‘车’呀！”段德昌觉得不妙，建议撤出战斗。

    贺龙苦笑：“夏曦代表中央，他是金口玉言，违抗不得。”

    战斗打了七天七夜，结果只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红军伤亡在一千四百人以上，伤亡人员均为部队连排级干部和老兵骨干。

    张家场打的也是一场消耗战。红三军集中主力在天门张家场猛扑敌一三二旅及补充第二团，未能一举歼敌，形成拉锯，激战八天八夜，毙伤敌人八百余人，自己却付出了二千余人的伤亡。

    瓦庙集、张家场两次战斗打的都是得不偿失的阵地战，红军伤亡过大，更严重的是，在拼消耗中，根据地多年积攒的武器弹药全部用光。敌前敌总指挥徐源泉向何成浚报捷：“赤匪历年来得之于国军弹药兵器耗于斯役殆尽，而肃清鄂中区匪患之成功，实基于此役！”

    夏曦根本觉察不到正在逼近的危险，到处作报告，口沫四溅地说：“像这样七天七夜、八天八夜持久剧烈之战斗，是在中夏路线领导下二军团所没有的。这是中央分局在执行国际路线上的重大转变和成功。”

    红军陈兵襄北，洪湖后方空虚。6月初，徐源泉分兵三路奔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监利周老嘴。其中，范绍增所率第四师进展迅猛，连破老新口、龙湾、张金河、谷港防线，湘鄂西警卫师抵挡不住，夏曦惊出一身冷汗，急令红三军主力不惜一切代价回援洪湖。

    从襄北到洪湖，不仅有襄河和众多湖泊阻隔，仅路程就有二百多里，哪怕是按照急行军的速度，红军也赶不及。

    远水一定要解近火。贺龙把驰援的任务交给段德昌。

    段德昌临危受命，表情仍然是举重若轻。他把部队所有马匹都集中到骑兵团，亲率八百余名骑兵作前锋，奔驰一天一夜，赶到新沟，立即抢修工事。随后，三个步兵团也赶到预防阵地。

    13日，范绍增第四师大摇大摆地朝新沟开进，走在最前面的是神兵团。范绍增是四川袍哥中的著名首领，处事怪诞，人称“范哈儿”。他将袍哥兄弟全部编为神兵，一律红褂红裤，手执大刀，上阵之前，先喝咒水，吸鸦片烟，然后发起冲锋，状如疯虎，战斗力不可小视。有鉴于此，段德昌吩咐部队：“没有命令不准放枪。”

    红军小股部队与神兵团略作抵抗，便被砍翻数人，迅速后退。范师分成数路纵队，沿东荆河河堤冲至红军预设的障碍物面前。段德昌一声暴喝“打”，几十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射出几十条火龙，顿时人仰马翻，敌人死亡枕藉。神兵团虽然骁勇，但没等近身肉搏便伤亡过半。红九师发起反冲锋，将敌人压缩至阵地后围。范绍增亲自带领督战队，连斩十余名后退的官兵才稳住阵脚。正当他组织火力准备反击时，按照段德昌的命令，迂回到敌后的骑兵团突然冲击敌阵。

    八百匹战马，八百名勇士，从天而降，马蹄声、呐喊声、马刀斩击声响成一片。在腹背两面夹击下，敌第四师全线溃逃，范绍增受伤落马，趁着战场混乱，骑一头水牛渡过东荆河方才捡得性命。他的部队三千余人非伤即俘。

    新沟大捷，稳定了洪湖中心区极其危急的形势，也拯救了惶惶无计的夏曦。战后，中共湘鄂西省委、省政府联合举行庆功大会。贺龙发表热情的讲话：

    “九师师长段德昌真是个好同志呀！他当机立断，杀出了红军的军威。这下子给范哈儿沉重的一击。这是毁灭性的一击呀！范哈儿的魂都吓掉了。湘鄂西省党、政府和人民的处境在逼迫之际是多么的危险呀！如果不是段德昌同志赶得快，我们的同志就全部会逼到洪湖吃水！”

    贺龙这番话是说给夏曦听的。夏曦照例闭着眼睛听会，面无表情。

    1931年8月，蒋介石亲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指挥五十万人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发起第四次“围剿”。其中，对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由左路军负责。8月18日，左路军十万人马潮水般涌进洪湖地区，各路敌军采取密集阵形，齐头并进，同时派海军军舰游弋于长江、汉水配合行动。根据地空间被压缩，回旋余地极小。在这种情况下，贺龙、段德昌、段玉林等红三军将领提出，目前在内线击破敌人已经没有可能，应该集中至少十个团的兵力转到外线，挺进国民党布防薄弱的武汉外围，迫使左路军后撤，然后集中主力在敌人后撤过程中寻找战机。这个建议被夏曦一口拒绝，他提出“不使苏区一寸土地被敌人蹂躏”的口号，命令红军各部和各级党委修筑工事，坚守市镇，坚决进行苏区保卫战。

    段德昌心里藏不住话，嚷着找“老鸡婆”（老机会主义分子）论理。贺龙善意地提醒他：“德昌，夏曦现在视你为眼中钉！你以后说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场合，注意方式。”

    于是，段德昌把不满闷在心里，修建工事时，不时发出冷笑。情况被反映上去后，夏曦马上给段德昌一个党内“最后警告”的处分。

    一个多月的苦战，伤亡惨重。分兵把口，口口被破。节节抵抗，节节败退。危急时刻，红三军领导人再次提出转入外线作战。夏曦有条件地接受这个建议，命令贺龙带领八、九两师出击襄北敌后，牵敌回援，自己率七师坚守内线。

    贺龙毫不客气地说：“你这种安排一定失败！为什么呢？分兵不对头，指挥不统一。你现在手上的兵力比较雄厚，除七师、警卫师一部分、军委警卫营外，留在苏区的还有各县警卫团、警卫营，都是能打的队伍，关键问题是要将他们拧成一股绳。你现在搞寸土必争，实际上是使他们分散挨打。”

    “你的任务是完成外线牵制任务，内线不用你操心。”夏曦拍着胸脯说：“洪湖苏区要是丢了，我夏某人的性命也不要了。”

    8月，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八、九师转渡襄河，夏曦则与红七师师长王一鸣坚守内线。9月初，敌军突入瞿家湾后方机关，红军后方医院三千余伤病员落入敌手，惨遭杀害，红军兵工厂、被服厂等所有后勤机关悉被焚毁。

    又过了二十多天，夏曦带领七师残部一千余人在鄂北赶上红三军主力，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洪湖苏区失陷了。”
第18节 反夏不反贺

    “共产党一生都要讲真话，心中想着人民。”段德昌不肯说假话，始终把收复洪湖苏区挂在心中，为此埋下了杀身之祸。贺龙高呼刀下留人，三次力保爱将，终不能免其一死。奇特的公审，奇特的刑场，全军将士哭泣着为“火龙”送行。段德昌临死提出三条要求，有一条是“用刀杀我，留下子弹打敌人”。
    “洪湖苏区丢失，原因何在？”段德昌代表广大将士尖锐地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提出这一问题。从夏曦进入苏区执行“左”倾路线开始，段德昌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抵制、反对的立场上，坚定地支持以贺龙为代表的正确主张，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反夏不反贺”。

    湘鄂西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斗争所以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左”倾政策、错误的军事策略和严重的“肃反”扩大化，尤其是内部“肃反”极大地削弱了党、政府和红军的战斗力。大多数老同志都说，湘鄂西根据地是被“夏曦杀垮的”。但是，夏曦完全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洪湖失败的原因是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大批反革命、“改组派”破坏的结果，因此，到达大洪山后，就开始了第二次肃反，并且把肃反与段德昌挂起钩来。

    贺龙回忆说：“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很多老红军都用“阴狠”来形容夏曦。在洪湖苏区，尽管段德昌公开反夏，除了给予党内处分外，夏曦还能保持几分忍耐。一出洪湖，他就露出杀心，并且毫无顾虑地把目标锁定在段德昌身上。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一位当年与夏曦、贺龙、段德昌共同战斗过的老将军这样分析道：

    夏曦来到湘鄂西，除了杀自己的同志外，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的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有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凭国民党进行“围剿”是打不垮我们的。夏曦并不傻，只是太阴狠。如果没有撤出洪湖苏区，夏曦可能杀掉贺龙，留下段德昌，因为段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洪湖与敌人斗争，凭夏曦是不行的，所以他不敢杀段德昌。到了湘鄂边，贺龙是那块苏区和红军的创始人，威望高，群众基础好，夏曦要想保住自己的命也不敢杀掉贺龙。那个时候，分局书记一句话，说杀谁就杀谁，他真要杀贺龙，别人也没有办法。我看，他想杀贺龙，又不敢杀。

    在大洪山一带，夏曦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犹豫不决。一方面。他对恢复洪湖苏区失去了信心，想一走了之，另一方面又有所顾忌，因为贺龙、段德昌等人都坚决主张打回洪湖，同时还怕中央会追究脱离苏区的责任。直到有一天，他见到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向川陕转移的布告，才下定决心：“红四方面军可以离开苏区，我们也可以离开，我们到湘鄂边还不是离开，从那里还可收复洪湖。”

    在向湘鄂边转进的过程中，夏曦加紧实施第二次“肃反”，先后捕杀二百四十一名干部，遭到株连的战士更多，红三军由出发时的一万四、五千人锐减到九千余人，而且思想混乱、士气低落、人人自危，战斗力极其薄弱。

    1933年1月13日，在经历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后，红三军来到贺龙的家乡－－湖南桑植，占领县城。在这里，红军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喘息机会。

    “湘西王”、国民党新编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与贺龙是一对老“朋友”。他们共过事，打过仗，交过手，留下了数不清的恩怨。陈渠珍忌惮贺龙的指挥才能和红三军的威名，主动写信议和，提出可以让出桑植、大庸等相邻几县，双方签订互不侵犯协议。

    陈渠珍主动伸出橄榄枝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在当时，红军也急需休整。

    贺龙将信递给夏曦，说：“陈渠珍是个玻璃猴子，对他的话不能全信，但是，达成暂时的妥协有利于我们争取一个休整和发展的时间，哪怕是先拿下桑植全县也好。”

    夏曦不屑一顾：“陈渠珍在玩手腕！这种浅薄的伎俩，你们看不出来，还由他摆布？”

    两人争执不下，于是把九师师长段德昌、政委宋盘铭找来商量。

    “这是个好机会。”段德昌脱口而出：“我们的部队长途行军，体质下减，因伤、因病减员严重，给养困难，现在已是寒冬，战士们还是穿单衣、草鞋，战斗力已非当年。如果能够利用敌人的矛盾，先站稳脚跟，对于将来的作战和争取战场主动权很有帮助。”

    夏曦窝了一肚子火，不敢对贺龙发，便全部倾泻到段德昌头上：“你们思想的出发点很成问题，宁愿听信陈渠珍的鬼话，也不相信红军的实力，想靠投机取巧，这是右倾和革命不彻底的办法。我以分局书记的名义，命令红军立即进攻周燮卿。”

    陈部周燮卿的第三旅驻桑植泥湖塔、永顺桃子溪一带，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以逸待劳，一战击溃红军。经过作战，他们觑破了红军子弹严重不足、人员不整、战斗力下降的弱点，立即转守为攻，夺取桑植县城，将红三军逐回湖北鹤峰毛坝的大山中，从此处于流荡状态，部队总数下降到五千余人。

    夏曦将桑植战役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红三军七、九两师将士作战不力和“改组派”的阴谋破坏，在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异想天开地提出清党的“主张”。

    “综合政治保卫局肃反的情况，在我们的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潜藏着大批的国民党特务，我们的党政军组织往往成为反革命的特务组织，因此，现有的所有组织都不能相信，都必须打散重建。目前首先解散红三军中党团组织及政治机关。”夏曦还举出了莫斯科支部局先解散清理然后重新建立的例子。

    “解散党组织，我不同意。我在军阀部队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时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贺龙首先发言。由于文化水平有限，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读得不多，他当时确实说不出更多的“道道”。

    与贺龙不同，段德昌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他一针见血地提出：“红军失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苏区坍台是谁造成的？除了敌人的进攻外，有没有你夏曦个人的责任？”

    会场顿时一片静寂，夏曦闭口不答。

    段德昌拍案而起，指着夏曦质问道：“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又要搞垮党，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你有什么权力解散党组织？中央让你来当分局书记是要你解散党组织的吗？湘鄂西的党被你解散了，你这个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还当什么？”

    夏曦闭上眼睛，不说话。

    宋盘铭是留苏干部，详细讲解了莫斯科支部局改组的缘由，提出这与根据地解散党是两回事，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

    由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夏曦没有办法作结论。但是在一个月后，他还是运用所谓书记的“最后决定权”，悍然作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解散党组织、停止党的活动后，整个红三军只剩下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个党员。随后，他又将清党与“肃反”结合起来，掀起第三次“肃反”狂澜，其高潮就是逮捕段德昌。

    1933年春，红三军在以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区游击，经常被国民党撵得东奔西跑，战斗伤亡和非战斗减员特别多。而且，鹤峰地区山高沟深，地瘠民贫，人口稀少，经常数十里不见人烟，兵源补充和物资给养非常困难。缺粮、缺衣、缺弹、缺药的情况更加严重。原来洪湖苏区参军的红九师战士都迫切希望打回洪湖去。

    一天，段德昌找到贺龙，要求带兵回师洪湖。贺龙劝他暂时不要提这个意见，因为夏曦已经对恢复老苏区丧失了信心。段德昌不听，写信给夏曦，提出应该把恢复洪湖苏区作为目前红三军的行动方向。

    3月25日，夏曦接到信后，立即通知段德昌到鹤峰邬阳关红三军军部开会。段德昌当时正在宣恩、鹤峰边境指挥作战，得到通知后立即带警卫排赶回邬阳关，当即被肃反委员会逮捕。
第19节 留下子弹打敌人

    逮捕段德昌的经过，老红军朱达声记得很清楚：
    我于1931年10月参加红军，刚开始在红三军九师二十五团当勤务兵。过了一段时间，被调到师部警卫排当战士。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给段德昌师长当警卫战士，直到1933年3月，段德昌同志被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逮捕。

    1933年3月，我们向津市、澧州（今澧县）开进。段师长的意图，是想在这一带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与洪湖根据地隔江相望，尔后再派一支游击队去洪湖，打开局面，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当我们向津市、澧州发展时，接到军部电令，让立即返回。这样，我们警卫排随师长、政委一起到了邬阳关军部。刚一到，段师长就被保卫队捆了起来，戴上了手铐脚镣。我们警卫人员眼睁睁看到段师长蒙难，束手无策，只得回师部。第二天，湘鄂边政治保卫局局长姜琪来到师部，警卫排的人员也遭到和师长同样的命运，都被看管起来了。

    “段德昌被抓了！”消息很快在军中传开。贺龙知道大事不好，日夜兼程地从前线赶回军部。

    “你为什么要抓段德昌？”贺龙见到夏曦，劈头便问。

    夏曦给段德昌扣了两顶帽子：“他分裂红军，企图逃跑。”

    “你有什么根据？”

    夏曦底气很足地拿出一封信，朝贺龙一扬：“他从前方带信回来，要求带部队回洪湖，这就是他拖枪逃跑、企图叛变的证据。”

    贺龙悲愤地说：“真是莫须有的罪名！德昌写信是向你提出建议。他要是真的拖部队去洪湖，大可一走了之，又何必写信给你？又何必应召回军部来？我担保德昌决不是叛逃，应该马上放人。”

    夏曦认为铁证如山，坚决不放人。

    关押期间，贺龙去看望段德昌，给他带上一些营养品。段德昌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但是精神还好。

    段德昌说：“胡子，我是反夏不反贺。”

    贺龙心酸地点点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段德昌又说：“胡子，给我一个连，我愿立军令状，保证恢复洪湖苏区。”

    贺龙只好说：“我知道，我知道。”

    段德昌要求贺龙尽快把他救出去，说：“洪湖人民还等着我们打回去呢！”

    贺龙探狱回来后，又找到关向应，做他的工作，希望能联名具保段德昌。关向应说先审审看。贺龙感觉得出来，夏曦已经同关向应打了招呼。眼睁睁地看着患难与共的战友要遭毒手，自己枉为一军之长竟然无能为力，贺龙心如刀绞，情绪恶劣。他的警卫员谭友林回忆道：“全军都知道，那时，他鱼也很少钓，棋也很少下，跟周围同志开玩笑的朗朗笑声也很久听不到了。一天到晚，老是一股劲地抽烟。”

    夏曦决定公审处决段德昌。在分局会议上，他说：“今天的会，主要是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情况，段德昌、陈协平、王炳南是‘改组派’，他们分裂红军，攻击中央分局，说什么苞谷饭不好吃，尤其是段德昌，公然向中央分局写信，要回洪湖拖队伍。这三个人极其顽固，段德昌被打得昏死数次，王炳南一条腿被打断，陈协平十指打折，可他们什么都不招。对他们，还要用重刑。我看，也不一定要等什么口供，现在就可以进行公审。”

    贺龙反对：“德昌有大功，杀不得。我愿以颈上人头担保他不是反革命！”

    夏曦硬碰硬：“段德昌是‘改组派’，要严厉打击！”

    他们争论时，都动了气，把桌子拍得山响。特别是贺龙，激动得不能自制，喊叫的声音传出几十米远。整个军部工作人员和警卫员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当意见争执不下时，举手表决。夏曦、关向应对贺龙，二比一。

    夏曦一拍桌子狠狠地说：“好，决定了，杀！”

    对于被捕后的遭遇，段德昌早有清醒的认识。他把明朝诗人于谦的《石灰吟》用石块刻在牢房的墙壁上：“千锤百凿出深山，烈火焚烧只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他最喜爱的诗句，也是他一生行为的准则。

    公审大会在巴东金果坪一块打谷场召开。时值5月，山坡上的油菜花开得金黄，山畦间的水田刚刚插上嫩绿的秧苗。许多插秧的农民跑来看热闹。

    夏曦在会上宣布段德昌有三大罪：一是参加了一个十三人的反夏曦小组；二是指挥攻打桑植黄金台时故意打败仗，牺牲了几位战士；三是企图分裂红军。

    段德昌双手反绑着，被押在台上。

    在夏曦宣布判处段德昌死刑后，贺龙匆匆赶来，警卫员端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一碗酒和几样小菜。贺龙端起酒，送到段德昌面前，说：“德昌，军长无能，不能保住你的性命。一碗包谷酒，算是为你饯行。”他喝令卫兵为段德昌松绑。

    段德昌接过酒碗，一饮而尽。他眼含泪花对贺龙说：“胡子，我不怪你。”

    贺龙问：“德昌，你还有什么要求？”

    段德昌镇定地对贺龙和指战员说：“我说三句话。第一，共产党人砍脑壳也要讲真话。我相信中国革命一定会胜利，将来历史会对我作出公正的结论。第二，红三军已濒临绝境，这里地瘠民稀，没有粮食，必须回洪湖。第三，红军已经没有弹药了，用刀杀我吧，子弹宝贵，留下子弹打敌人。”

    夏曦紧皱眉头，示意快开枪。

    随着一声枪响，名震遐迩的洪湖名将猝然倒地。

    段德昌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

    他的才华、战绩和情操，给世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他的上级、战友无不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扼腕叹息。同时，他的冤屈、遭遇过于离奇，过于典型，使他成为整个湘鄂西数以万计在内部“肃反”中蒙难者的代表。

    尸体可以入土为安，但冤魂却不能随肉身飘然远逝。包括段德昌在内的无数冤灵需要用公正来昭雪和抚慰。

    湘鄂西“肃反”是中共历史最为悲惨的一页，也是红军老战士痛心疾首、始终不能忘怀的心结。红二方面军战史曾经总结了湘鄂西内部“肃反”的四个特点：

    湘鄂西的肃反，虽然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总的指导下进行的，但有其显著特点。一是打击面宽。湘鄂西各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和人民群众中无一例外都开展了肃反运动，“左”倾统治所及之处，无不深受其害。二是时间长。大规模“肃反”持续了两年多的时间，虽然区分为四次，但间隙都很短，或者没有间隙。三是由“肃反”发展到解散党、团组织和苏维埃机关，大大削弱了党的领导，导致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大倒退。四是革命的骨干力量损失惨重。大批领导干部被错杀，而且以反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十分紧张频繁的时候捕杀的数量最大。军队的领导机关被严重削弱；地方党委、政权机构几乎全被摧毁。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完全没有力量进行有组织的动员、率领群众进行反“围剿”，失败之后则更少有领导群众做恢复工作的，以致苏区全部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很少坚持下来。这当然也同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仓促撤退、缺少坚持斗争的有力措施有关，但为害最烈、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摧残革命骨干，整垮了党的组织。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比较少见的，是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惨痛的教训。

    1945年，党中央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任弼时详细介绍了段德昌忠于革命、坚贞不屈的事迹，闻者无不潸然落泪。同年，党的七大正式为段德昌恢复名誉。1952年，毛泽东给段德昌签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号烈士证。

    段德昌虽然英灵早逝，但他的音容笑貌并未随着岁月而泯灭，湘鄂西苏区的百姓，特别是洪湖老区人民一直追思缅怀“火龙将军”的事迹。龚家墩的渔民为段德昌盖起了小庙，供奉着他的牌位。小庙香火旺盛，前来烧香祭奠的人络绎不绝。他的牌位两旁抱柱上刻着一副对联：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灵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