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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张地契引出的一段抗日史话 | |||||
| 作者:刘汉承 文章来源:收藏拍卖导报 2004年8月21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3-10 | |||||
| 在笔者收藏的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等几十份地契、卖契、典当、租契中,有两张“补契”不仅是土地所有权的凭据,同时还载有日寇“扫荡”罪行、农村抗日救国组织大量信息等。 1.来自革命老区、伟人的身边脚下。一张是河北省涉县赤岸村,另一张是赤岸村附近的龙耳村。涉县在抗日战争时期属晋冀鲁豫边区直属的太行区,赤岸村是八路军129师司令部所在地,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在此指挥着晋冀鲁豫边区广大军民对侵华日军进行艰苦卓越的战斗。 2.在日寇大“扫荡”中诞生。两张“补契”签发日期是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1月和12月。1941年至1942年是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派集团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侵华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是抗日根据地最艰难时期。 3.记录了日寇“扫荡”罪行。“补契”顾名思义,是原契丢失后,通过一定的程序,以所属权力机关补办的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在陈述原契丢失原因时,龙耳村的关炳辰说:“此文藏在炕洞内,刘贵岳住我家烧炕损失……。赤岸村的张天堂说:“原契因本年四月(农历)间,敌寇扫荡时埋藏被刨去……”。文字简练地记述了当时的“历史画面”,针对日寇“三光”政策,我抗日军民采取了“空舍清野”策略,在撤离、疏散时把粮食、牲畜等能带走的带走,不能带的隐藏起来。“扫荡”过后,关炳辰的亲戚或邻居刘贵岳的房子被烧了,住到关家,不知道炕洞内有地契,烧炕时烧掉了。张天堂回家后,发现埋藏的地契被刨走了,真实地记录了日寇对抗日根据地不仅是“三光”,还穷凶恶极地“挖地三尺”。 4.填补了“晋冀鲁豫边区”地契史中的一段空白。《中国收藏》2002年9月号发表了《地契以外的史实》,在“晋冀鲁豫边区行署契纸”一节中指出:“在行署的契纸上设有村长、农会主任栏目,1944年以前的契纸,因根据地的不稳定和斗争的残酷性,党在农村的基层政权大部分处于‘地下’未公开,因此契纸上的这些栏目也多未填写”。武先生在此用了“大部分”字样,一般讲这种判断是比较客观的,但笔者收藏的上述在此期间的两张地契,均有抗日村公所、“农民协会”印章和村长、农会主席的署名,说明在抗日根据地老区,即使在日军反复扫荡中,农村抗日政权也一直公开地发挥作用,党在群众中的基础是牢固的。 武先生的推断,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两张补契”的珍稀性。说明它填补了“边区”地契史上”一段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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