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建川收藏的抗战题材木刻作品

纪念抗战胜利55周年，四川收藏家樊建川的抗日文物收藏札记《一个人的抗战》深受社会关注。

北大新学年刚刚开始，就对学生进行“爱国、爱校、爱专业”的教育。他们与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起召开《一个人的抗战》读书座谈会。对于这本书，同学们早已十分熟知了，后来当出版社送去几十本书时，被他们一抢而空。历史系师生与樊建川进行一次别致的学术交流，还有许多等在会场外的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想参加座谈。思想活跃的学生们不满足于作者和编辑一般性的对于收藏行为、藏品来由以及出书成因的客观介绍，向樊建川不断发问一个个问题，樊建川一一作答。听到那么多同学对于抗战史实研究的各种观点和就今天中日关系相互间展开的激烈争论，樊建川感到十分欣慰。他说：《一个人的抗战》这个名字有这么几个意思：其一是代表一种个人行为，书中的观点、藏品全部是他个人的；其二，就是他的孤独感，抗战这事越来越被人淡忘了。但是今天在北大，他有了这么多关注研究抗战的战友，真是太高兴了！

在9月北京的“图书节”上，樊建川签名售书，专程而来、慕名而来的人很多。其中一位老者，早晨8时多就到签售地点等候樊建川，正式签售的时间要到10时才开始。见到樊建川，他痛哭着诉说起来：“我的父亲被日本人杀了……你干了件好事呀！”一位北京电视台收藏节目的主持人，也特地赶来买书：“您是樊建川，我们想邀请您参加我们的节目”；一群80中的高中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来了，问他们为什么对这本书感兴趣，他们翻动着书页回答：“光说抗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本书有那么多真实的实物、生动的故事，我们爱看”……在签售活动中，樊建川还不断地向围在四周的读者讲述书中藏品的来历以及它们的意义。人们看到他多年辛勤收集来的日本侵华的各种证据和中国抗日军民抗敌的宝贵文物，对他表示十分的钦佩，同时也受到一次感性的历史教育。

樊建川对当年面对面在战场上与日寇拼杀的抗日勇士十分敬佩，他特别拜见了八路军著名抗日将领吕正操，向老将军报到，并将他所收藏的一张吕将军抗战时期的照片，当面送给了他。97岁高龄的吕正操将军精神很好，耳不聋，戴上眼镜还能看东西。他一页一页翻着《一个人的抗战》，说：“这都是些宝贵的资料呀！”“努力向前，抗战到底……”当樊建川向他介绍到一幅日本绘制的把中国分成七块的地图时，吕正操将军忿忿地脱口而出：“李登辉！什么七块论、中国威胁论，都是贼心不死。我们不去侵略别人，也绝不能受别人侵略！”令在场的人深受感染。最后吕老对樊建川说：“谢谢你谢谢你，送我照片和书，干得好，干得好，不容易呀……”受到自己崇敬的抗日老将军的鼓励，樊建川心情十分激动，走出客厅，仍然心绪难平，对大家说：“我这辈子干得最有意义的两件事就是———收藏抗日文物和‘文革’文物，中国的内忧外患一定要记住。”

此次来京，樊建川实在是不虚此行。签名售书后，他硬是挤出两小时时间，跑到他常去的旧货市场上“淘”抗日文物。除了一把抗日名将熊式辉的刀剑和几张日本侵华地图，他特别满意的是发现了日本侵华的新证据：一册罕见的、完整的日本陆军恤兵部昭和十六年为纪念“支那事变四周年”而制作的名为《回顾》的明信片集，100多张彩色明信片，每张的画面无一重复，出自100多日本人之手，记录了日军侵略中国各座城市乡村的景况及其军队的状况。这次在北京，樊建川还意外得“宝”，从《北京青年报》记者李彦春处，得到一封署名“西安一老叟”的抗日老兵的来信，这位老人是看了李彦春关于樊建川的报道后写信给樊建川的。这是一封催人泪下的来信，老人诉说了当年打日本的事迹和对樊建川的敬佩，然后极为郑重地将自己保存了60年的、他自己亲手从日本兵尸体上找到的三个红黄白颜色的护身符夹在信中送给了樊建川。他说：“这些东西放在你那里是最好的归宿，能够发挥教育人民的作用，请不要找我，也找不到我。”信的末尾没有署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