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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联”作家谈聂耳在日本 | |||||
| 作者：陈长平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3 | |||||
| 人民音乐家聂耳在日本的那段历史知道的人不多，对此我们由衷地感到有些遗憾，近日阅读了一些“左联”作家回忆聂耳在日本的情况，有必要将它公诸于世，让更多的人了解聂耳。 林焕平作的《从上海到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活动杂记》中谈到：“由于客观的原因，从１９３４年初到１９３５年上半年，左翼人士到东京去的多起来了。魏猛克、杜宣、蒲风、吴天、聂耳、任白戈等，是从上海去的。”“聂耳到东京，先找到黄新波（按：黄系鲁迅培养的新人，木刻一八艺社的同人——笔者注），他即刻来找我，说聂耳来了，上海的同志介绍来的。我便立即同新波去看他。他很年轻，精神焕发，朝气蓬勃；他一见如故，便给我们拉了几支曲子，使我们听得很入神。我告诉他，我们这里有‘左联’的组织，没有‘音联’的组织，请他以后参加‘左联’的活动好了，后来我便病倒了。当我的病很沉重，卧床不起的时候，有一天的早晨，我翻开报纸，突然看到聂耳的小照，定睛一看，天呀！一代的音乐天才聂耳在洗海水浴中被淹死了！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三日（按：日期有误，应为七月十七日——笔者注），地点在藤泽市的鹄沼。我的病房骤然间昏暗了起来，我的眼眶渗出了泪水。我的耳边嗡嗡地响彻着《义勇军进行曲》……脑海里又荡起微波：溺死？果真是确实的吗？……” 蔡北华作的《回忆东京左联活动》中谈到：“有一次，聂耳刚从国内来，作了《中国国内新时代诗歌》的报告，从《孟姜女哭长城》谈到《渔光曲》，以致发展到《大路歌》。报告时结合演唱，生动活泼，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八月间，突然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聂耳同志在神奈川鹄之岛海边游泳，为海浪卷走而逝世。聂耳身体强健，而又擅长游泳，开始大家还不大相信。后来张天虚同志（聂耳的同乡和幼年同学）去料理聂耳后事才证实了。在丘东平家里，召开了左联盟员会议，张天虚同志报告了聂耳不幸死亡经过，讨论了追悼事宜。原来聂耳和日本朋友组成歌舞团到各地演出，去海水浴时，正值海潮浪大而被卷走。大家都为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革命音乐家过早逝世而难过。为了扩大左翼文化的影响，化悲痛为力量，发起组织了聂耳追悼会。大家纷纷写诗歌、挽联、悼词，以志哀思。丘东平、杜宣、官亦民、林为梁、冷枫写了挽联，蒲风、林蒂、高秋写了悼诗，陈学诗画了聂耳的像，新波作木刻。在两天之内，就把追悼会会场布置好了。经向当地警察局报告允许后，召开了追悼大会。张天虚同志报告了聂耳革命的一生。不少同志致了悼词，大家都表示要以实际行动纪念他。在异国的海滨（按：这是离东京不远的千叶县房洲地区，是个海边市镇——笔者注）追怀这位年轻革命家，会场气氛显得格外隆重肃穆。当时到场的有二、三百人，凡到海边的中国学生都来了。后来回到东京，还发动大家写纪念文章，编成了一本《聂耳逝世纪念集》。” 林林作的《“左联”东京分盟及其三个刊物——回顾文学路上的脚印》中谈到：“聂耳同志到东京后，召开过一个有日本朋友参加的座谈会，请他讲中国新音乐的发展情况。记得提到任光同志的《渔光曲》，是脱胎自《孟姜女》的，他带着一个小提琴，自拉自唱说明了问题，令人信服。他为着学日语，随日本朋友到神奈川市鹄沼海滨去，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溺死之后，我们派他的同乡和知交张天虚同志去处理后事，准备带聂耳的骨灰回昆明交给聂耳的母亲，并在房洲海滨开追悼会。又在《诗歌》第四期出版一个纪念聂耳的专辑，写纪念诗的有郭沫若、蒲风、天虚和洪遒同志。黄新波也刻了聂耳的木刻像。顺便说一下，聂耳要到东京，不知上海是谁把我介绍给他。到东京后一见面，就诙谐地说：‘我四个耳朵在打听你四个木头呢。’” 周伯勋作的《从“左联”到“剧联”——回忆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５年上海戏剧电影的部分活动》中谈到：“电通公司从开办到停业，也就（是）从一九三四年三月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这个短短时间，日期不长，但对左翼电影事业却起了较大影响，四部电影（按：即《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都市风光》——笔者注）给人们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毕业歌》，至今仍脍炙人口。而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曾长期作为新中国的代国歌（按：作者在写作此文时尚未将《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定为国歌——笔者注），至今还在鼓舞我们胜利前进。”“《义勇军进行曲》在创作中，还有一段动人的经过：一九三四年的三四月间，田汉被国民党逮捕，而这时正值《风云儿女》即将全片完成之际。按原订计划，这个影片主题歌的歌词，是请田汉写作（词）、由聂耳谱曲的。到了正当需要的时候，田汉却被捕了，大家非常焦急这个歌词怎么办。没过多久，田汉却把歌词写好并带出了监狱。《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是写在香烟盒子反面的（按：这里有误。据说是写在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电影《聂耳》中也是用的衬纸——笔者注），家属探望时，设法交家属带出来的。家属就送给了电通公司。接到这个歌词，大家都非常感动，田汉在狱中还是如此关心革命事业，关心着进步电影事业。他从狱中送出的不仅是一首歌词，而是鼓舞中国革命前进的进行曲呵！”“‘电通’收到这个歌词时，音乐家聂耳也因上海时局的逼迫（按：１９３５年４月１日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笔者注），不得不去日本。于是又立刻以快函将歌词寄给在日本的聂耳（按：这件事有两种说法：一是在国内聂耳就将此歌谱好，到日本后又作了些修改后寄回国内；二是此文说的在日本写好后才寄回国内——笔者注），请他谱曲。很快，聂耳便寄来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曲，《风云儿女》才得以圆满完成。聂耳在谱曲的过程中，为了作曲的需要，给原歌词末尾“前进”二字之后，又加了“进、进、进”三个字，使得歌曲唱起来更为激动人心！” 田汉作的《〈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中谈到：“《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模糊了。” “《义勇军进行曲》跟后来唱的略有出入，显然是作曲者加了工。原文是这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原文重复了一段，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别的没有什么不同，而‘冒着炮火’和‘冒着飞机大炮’差不多，没有重复的必要，因此把两节合成一节是完全对的。也可以知道当时执笔一定是十分匆促。记得原是要把这主题歌写得很长的，却因没有时间，写完这两节就丢下了。感谢聂耳同志的作曲，把这短短的几句话处理得非常豪壮明快和坚决有力。他的曲子充满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在全国人民忍无可忍，迫切要求反帝抗日的时候，这几个简单的音节恰恰表达了千万人的心声。” 田汉作的《聂耳与〈聂耳〉影片》中谈到：“一九三五年疯狂的白色恐怖使许多同志被捕，聂耳也是国民党反动派欲得而甘心的对象。党为了保存这一艺术实力，并为了进一步培养他，批准了他到日本去，一来避难，二来让他更好地学习。他在日本学习中也没丢下工作。《义勇军进行曲》的定谱就是他从日本寄回来的。党和人民对他寄以无限期待，万不料这一年七月十七日他就在日本千叶鹄沼海滨成为不归之客！”“聂耳和我们都生活在反帝反封建的战斗环境中，常年不断地和政治上、社会生活上、艺术上的反动势力做斗争。最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向中国人民进攻，逼迫着中国人民选择‘战’或是‘降’，也逼迫着文艺工作者敲起隆隆的战鼓，催促人民勇士们踊跃向前，也用自己的枪刺揭穿投降派的丑恶面皮，使他们无所遁形，因此新音乐作品几乎绝大部分是战歌。最近于伶等同志写的《聂耳》（按：即电影剧本《聂耳》——笔者注）概括了他的战斗的一生，据说也有我和聂耳同访战地的一段（按：即《聂耳》电影中‘五花歌舞班’慰劳十九路军在‘一·二八’战斗中的受伤将士——笔者注）。我们的新音乐的确很富于火药气和战斗气氛。”“我们必须安不忘危，对黎明前的黑暗保持高度的警惕。聂耳和我在《风云儿女》影片中合作了一支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光荣地被采用为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但决定作代国歌当时是有异议的，有的同志说：‘现在全国解放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赶出大陆了，怎么还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呢？’主张至少改掉这一句。总理周恩来同志却驳他们说：‘我们前面还有帝国主义敌人，我们建设越进展，帝国主义越加妒恨我们，破坏我们，进攻我们，你能说我们就不危险了吗？还不如留下这句话经常保持警惕的好。’总理的话无疑是正确的。”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聂耳、冼星海学会编《永生的海燕——聂耳、冼星海纪念文集》一书中向延生作《聂耳年谱》“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５日（二十二岁——二十三岁）……本年春季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加剧，２月１９日中共江苏省委与文总均被破坏，田汉、阳翰笙、赵铭彝等革命文艺家相继被捕，４月１日传来了国民党政府将要逮捕聂耳的消息。 ……党组织为了保护这位奋发有为的青年战士，批准他经日本去欧洲、苏联学习、考察，暂时去躲避一段时间。聂耳假借去日本大阪找做牛皮生意的三哥为名（实际其兄１９３０年即已返回昆明），４月１５日乘‘长崎丸’离开上海东渡。”“聂耳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初稿，试唱后同志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修改意见。聂耳因行期在即，事物（务）繁忙，无暇仔细斟酌，只得将曲谱带到日本去进行加工（后来聂耳最迟于５月初将此曲的定稿由日本寄回，收件人为孙师毅、司徒慧敏）。” “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６日——７月１７日（二十三岁）……７月１７日下午，聂耳与友人去鹄沼海滨游泳时，汹涌的海浪无情地夺去了聂耳年轻的生命。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天才的人民音乐家聂耳逝世时年仅二十三岁。”“７月１８日，聂耳的同乡好友、左联作家张鹤（字天虚）闻信赶到鹄沼海滨。聂耳的尸体已经打捞上来，经医生检验为溺水窒息而死，由藤泽町町长签发了死亡认许证。张鹤打开棺木确认无误之后，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当晚并请聂耳住处的房东写了‘聂耳遇难的经过’。”“同年秋聂耳的骨灰由亲友张鹤、郑子平护送回上海。１９３６年由其三哥迎取回乡，１９３７年安葬在昆明，面对滇池的西山美人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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