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各色人物富有意味的话语，呈现非常年代个性鲜明的叙述

抗战时期发表的漫画：“一个老百姓所拟的媾和条件———将他们所有的武器熔化，铸成总理遗像立在富士山上。”　张乐平作

抗战期间，美洲华侨肃丕居之女结婚，将收入的贺礼1.8万多元全部捐献，支援抗战

【性情　第一】

　　1937年7月8日，记者刘尊棋乘坐“长崎丸”客轮从日本门司到塘沽。“我买了船票，随着大批客人陆续上船。我注意到一大批穿学生制服的日本学生手持××观光团的白布小旗上船，另外也看见不少中国学生上船。

　　“甲板上空空荡荡，但船舷高处悬挂着一个扩音器，白天有时播出流行歌曲，但隔不久播出了新闻。新闻广播一开始，甲板上突然上来大批人，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各自站在一边，互不打招呼，十分严肃地聆听着广播。

　　“‘同盟社下午3时10分急电，日本军已经完成对宛平县城的包围，并且从12时起开炮轰击城门楼的观察哨所……’”

　　‘Banzai！Banzai！’（万岁！万岁！）日本学生一齐喊叫起来。

　　“‘宋哲元将军率领的一个师已进驻北平南郊军事要地南宛……’”

　　‘万岁！万岁！’中国学生这方面也喊起来了。

　　“这样，随着新闻广播声而此起彼伏的喊声一直到7时左右。”

　　戏剧家洪深在一次会上讲到过：“中大”学生剧团有一次演出时，请了一位当地驻军的年轻司号兵在后台吹号作“效果”。戏演到高潮，我军被逼退出驻地营房时，他吹奏降旗号，国旗渐渐落下；接着，日军进驻我营房时，他吹升旗号，日军旗急速升起……这青年军人吹完号，扶住墙哭了，呜咽跺脚，说：“这是我军我民的奇耻大辱！”司幕人员也哭着忘了闭幕；台上演我军连长与战士的演员们泣不成声；台下观众凝沉得寂然无声；导演十分着急；台上一位扮演新闻记者的演员突然快步到台口，同时哼出《义勇军进行曲》的前奏，台下台上顿时一片歌声，幕才闭落。

　　参谋部次长熊斌告诉冯玉祥，他的大公子冯洪国正和一位日本女子热恋，不断有书信往来，恐生意外，特报先生，并把书信的原件给冯玉祥看。当天，在副委员长办公厅，冯令手枪排长把冯洪国抓来，捆到柱子上要打，并严厉训斥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的国家，你的民族，正在遭受日本强盗的欺凌，你难道不感到痛心吗？可是你却和一个日本女人勾勾搭搭，你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后经鹿钟麟、邓鉴三等人求情，冯洪国写了悔改书才算完事。

　　抗战时期，历史学家陈垣身处沦陷区，八年间，考史证古，阐发爱国思想。一有机会，便借古骂贼，痛斥日伪汉奸。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次元旦团拜会上，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以接收大员的口吻说：“抗战期间，北平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民族意识。”陈垣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反问道：“陈部长，你过去来过这里没有？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进行斗争，你知道吗？可惜你来得太晚了。”遂起身扬长而去。

　　下面是一位日本新娘写的一封信中的几句话，而信的后面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我的夫君，现在的我正满怀高兴之情。我都不知如何表达我的高兴之情了，我将在您明天出征之前快乐地离去。不管如何，请您不必担心往后的事情……”

　　1931年冬天，日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此时，侵华日军中的步兵第37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新婚燕尔，正在度蜜月。可归期已至，井上清一在最后两天落落寡欢，这一切，新娘千代子看在眼里。

　　就在井上清一行将出征中国的前夜，21岁的井上千代子躺在丈夫身边悄悄地用小刀切开了自己的喉管。由于她不谙此举，这个残酷的举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始终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鲜血溢满了榻榻米。次日清晨井上清一才发现身边妻子仍有余温的尸体以及千代子留下的“军人妻子之鉴”的长长的遗书。阅毕遗书，井上清一未掉一滴眼泪，收拾起行装，头也不回地登上驶往中国的军舰。

　　事件发生后，日本媒介极力渲染，井上千代子被尊崇为“昭和之烈女”，其事被拍成电影在侵华战争的前线军人中上映。受此感染，千代子的媒人安田夫人发起组织了“国防妇人会”，协助日本军队进行侵略战争。而千代子的丈夫井上清一成为中国战场上最凶残的日军指挥官。“平顶山惨案”3000多冤魂就是他的“杰作”。

　　由此事显露出的日本极端的国民性可悲可叹。

【英风　第二】

　　1939年，杨靖宇率警卫旅转战东北，最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他被人称为是“真正的钢铁战士”，是“用特殊材料铸成的”。渴了，抓一把雪吃，饿了，吞一口树皮或棉絮。他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坚持到最后，直至弹尽。当日军将其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此前，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8年7月30日，老舍乘船离开武汉，前往重庆。看到“一位军人，带着紧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船上不答应在那里停泊。他耽误了军机，就碰死在绕锚绳的铁柱上”！

　　在抗战期间担任营长的仵德厚回忆说：

　　战斗中战友被炸飞的人头落在我怀里一次、飞舞来的肠子挂在我军帽上一次、炸断的大腿砸在我身上一次。15天里阵地上是枪炮声滚到一起，震耳欲聋、飞沙走石、血雨腥风。战友们一个个光荣牺牲了，在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面前，我们全营官兵没有一个是孬种！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左权就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和前线指挥参谋长，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他是文武双全的军事家，既有理论修养，又有实践经验，朱德赞誉为“中国军事界不可多得的人才”。左权曾在苏联留学，回国后，他丰富的学识和引经据典、由浅入深的教学方法，深受军校学员欢迎。有一次上课讲射击原理，说到弹道的弧形原理时，不少学员理解不了，总觉得子弹打出去应该是一条“直道道”。左权便举例子：“你们都看过顽童撒尿吧。他那个‘弹道’是一条直线呢，还是弧形的呢？”通俗的例子把学员们逗得哈哈大笑。

【自变　第三】

　　1938年，钱玄同恢复早年间用过的“钱夏”之名，表示是“华夏”之“夏”，而不是“夷”，即不做顺民之意。

　　有一天傅斯年对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叫他仁轨。”罗家伦问他：“为什么？”傅斯年说：“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张恨水小说《太平花》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旨原是反对内战，但连载开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都要求武装救国，张恨水感到小说表现的非战的和平思想有些不合时宜，报社的编辑也有同感，写信来问他：何以善其后？张恨水考虑有两个办法，一是改写，二是腰斩，另写一部。商量的结果，双方都同意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八回起，张恨水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该作全部写完。1945年，有出版社欲将此作印刷成书，这时张恨水认为，我们一方面要追述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一方面也不可忘记了当年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当年内战、削弱国本上。《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两次大转折，令人深思。

【政事　第四】

　　抗战时期，史迪威被选派为蒋介石的参谋长，但两人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互不喜欢。史迪威把蒋介石视为“一个无知、专横、顽固不化的人”，他把国民政府与纳粹德国的独裁和强盗行径等同起来，在朋友中间轻蔑地称蒋介石为“花生米”。

　　罗斯福后来要求蒋介石授权史迪威“不受限制地指挥您的全部军队”。史迪威亲自送达这份电报后，在他的日记里记载：“我把这包红辣椒面交给花生米，然后叹了一口气往后一靠坐下来。投枪击中了这个小人物的太阳穴，并且穿透了他。真干净利索，他除了脸色发青，说不出一句话来以外，眼睛一眨不眨。”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暂的。蒋懂得有史迪威来指挥作战，中国的政治权力也许将缓慢地然而却确定无疑地从他的掌握中滑落。他不屈不挠劝说罗斯福召回史迪威。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魏德迈将军被任命为蒋的参谋长和在华美军司令。

　　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三三制”。根据这个方案，政权机关由1／3共产党员，1／3非党的左翼进步人士和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组成”。如彭真指出的那样，“当我们提出并执行三三制，并且严格保证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权力时，最后地主也会出来支持并参加抗日政权”。一份国民党情报机关的机密报告（1944年4月）证实了中共的统一战线往往很有效，“过去对中共不满的士绅也满天赞誉，觉得（中共）政府毕竟并不太坏，它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要求批评……中央政府与他们差的太远了”。

　　随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召开，国民党中央颁布了许多限制进步文化事业的文件或法规，其中一个突出事例，是制定《抗战时期宣传名词正误表》，该正误表列入“谬误名词应改正者”共40余个，如“拥护抗日的政府”改为“拥护国民政府”，“拥护抗日的领袖”、“拥护革命的领袖”改为“拥护领袖”，“共同领导”改为“服从最高领袖的领导”；列入“谬误名词不用者”有中国共产党常用名词20余个，如“制造摩擦”、“抗日政权”、“争取民主”、“抗日的八路军”、“亲日派”、“民族失败主义”等。

　　台儿庄大战后，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著作，白崇禧从周恩来那里得到这篇著作的原文，看后深表赞同。他又怕一般官兵理解不了，当下将此文的基本精神摘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拿去给蒋介石看，蒋氏也十分赞赏，即以此两语由军事委员会令发全军，作为抗日战争的最高战略方针。

　　1940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从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时说：不习惯蹲窑洞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战争。蒋介石现在比我们住得阔气，可是全国人民不听他的。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都寄托在延安的土窑洞里。

　　抗战结束，国民党接收开始。当时沦陷区流传不少关于接收民谣，“河里漂来的（乘轮船前往的）不如地里滚来的（附近坐汽车去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乘飞机去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原来就在那里与汉奸打成一片的特务），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指摇身一变的汉奸自接自收比什么都快）。”

【矫言　第五】

　　日军占领南京以后的情况，日本的报纸几乎没有登载，同时却想把南京粉饰为太平安定的地方。请看1938年1月8日上海《新申报》（日本人主办的中文报纸）的以下报道：

　　“南京市的街道依然平静，慈爱的阳光照耀着西北角的难民区。死里逃生的南京难民，现已受到皇军的抚慰。他们跪拜在路旁，流下感激的泪水。皇军入城之前，他们受到中国反日军队的压迫，生病的人没有医药上的帮助，饥饿的人不能得到一米一粟。市民们的痛苦已不能再忍受。

　　“幸而皇军现已入城，伸出慈悲的手，散播恩惠的甘露。在日本大使馆西面，数千人的难民放弃了以前无聊的反日态度，因为生活有保障，群相额手称庆。男女老少跪迎皇军，表示忠诚。在难民区内，日本兵向难民们分发面包、饼干及香烟，难民们无不充满感激之情。”

　　1944年3月，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对于长沙、衡阳两地报纸揭露湘省暴政不满，“手令”两地国民党政府查禁。原令“绝妙”，其文如下：“战时报纸油墨应积极节约，以供军需民用，近有不肖之徒，未奉政府批准，擅以宣传为名，在长、衡各地乱办书报，乱办杂志，胡说八道，颓风败俗，其浪费物力，扰乱社会之罪，实无法恕。特令饬所属严予查禁，以挽颓风。如有上项犯法书报杂志，应随时勒令停刊，并按情节轻重，究办其主办人。”

　　日本兵冈崎茂回忆道：在南京，我砍了5个人的头。那感觉就跟杀苍蝇一样。诀窍是留着脖子前面的皮不要切断。我们让他们盘腿坐着，双臂交叉在胸前，所以头被砍掉的时候人就往前倒了。他们是朝着紫金山的方向倒下去的，这等于在日本朝着皇宫倒下去。我们在杀中国人的时候比杀一只鸟还要轻松愉快。

【神伤　第六】

　　安徽蒙城曾进行过一场激战。日军伤亡很重，中国军队士兵的尸体也倒了一地，鲜血把土地染红了。守城的周副师长曾率领一团官兵，奋勇抵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有一位当地的老乡这样说：“死得太惨了，灵魂不散，夜深人静，常听见喊口令、唱歌、冲锋的声音，可是走到跟前，什么也没有了。”

　　1938年8月24日的《大公报》报道：

　　昨今两天本报“战线”栏登载的“第三百零三个”一篇文章，十足的说明了日本的民族性，并悲凉的使人预感这个国家的毁灭。

　　“第三百零三个”是产生在扬州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吉田别了老母娇妻幼女而出征，他在中国战场上，奸淫了302个妇女。就在扬州，当他去逛军部为他们特备的慰劳所寻欢时，却发现他久别的妻———蕙子，正供另一个“皇军”淫乐，并在诉说，她怎样被军部征为营妓，送到中国来“慰劳”“皇军”，她的幼女病死了，婆母远留在祖国。当她供人淫乐时，她还关切着就在咫尺间正目睹耳听这悲剧的她的丈夫吉田！天啊！这是什么事！这是吉田的第三百零三个！这悲剧的主角吉田与蕙子双双拥抱碰死在“皇军慰劳所”！

　　这故事太悲惨残酷了，但在日本民族性里，的确有构成这种悲剧的元素。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伤亡率是日军的10倍左右，抗战后期约为3倍左右。抗战的延长和高伤亡率使得军队无法靠募兵来补充，只有征兵一途。而国民党部队的负责军官往往与地方乡绅、乡镇保甲长相勾结，造成强拉壮丁的悲剧。有人记叙了当时新兵的悲惨命运：“曾有从云南到湖南前线去的新兵，一路上一丝不挂，只弄些草遮一遮羞，见到老百姓的东西，就拿到嘴里吃。捆来的新兵在送补训处之前都是关在小屋子里，既无草，又无铺，热天闷得要死，冬天冻得要死，吃喝大小便都在那里，生病的很多。新兵能到达前线的，达到50％就算是最好的，经常只能保持30％……新兵在路上死去的很多。”

　　在1930年代，《何日君再来》、《夜来香》等风靡一时的歌曲，由当时家喻户晓的“超级巨星”李香兰演唱。李香兰是生长在中国的日本人，她自称是中国和日本的“精神混血儿”，在其自传中提到，1937年她以中国人身份无意中参加了一次抗日集会，当时没有人知道她是日本人。每个人都表态：“假如日本军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李香兰不知怎样说好，只能说：“我要站在北京的城墙上！”接着，她写道：“我只能这样说，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日军为了维持占领区的统治，费尽心思。上图1为日军为恐遭民众袭击而规定的所谓“良民注意”，图中文字为“良民行近日本军时，起立，高举两手。潜伏于丛林岩洞中者，会被射击都说不定，速出而高举两手吧！”上图2为日军发放的“良民证”，图中文字为“一、你们的良兵若逢日军来，要弃枪或硋枪，以表示来服从。二、良民的房屋，贴张此证，人人眼望可知到，日军对此的房屋，就特别的来保护。”

【苦乐　第七】

　　广州沦陷之后，夏衍和《救亡日报》同人来到柳州东南的象县，当时物价还很便宜，可是象县市上烧熟了的鸡腿实在便宜得使人觉得奇怪，花几毛钱，可以买到一对，大家饱食之余，不免有点纳罕。直到走到县衙门壁上看到一张煌煌县长老爷的告示，方才恍然大悟。原来是因为敌机来袭，不免会有鸡鸣犬吠之声，所以县政府便下了一道命令，限令三日内杀尽所有鸡犬，命令上有“须知一鸡之鸣，一犬之吠，在在足以威胁市民之安全”的名句。夏衍说：“鸡犬何辜，遭此浩劫，至今思之，犹有啼笑皆非之感。”

　　蒋经国在自述里回忆：在我们的想象中，在前线一定是很悲惨的，但是事实上有时却是两样，潼关虽则被打光了，但是潼关依旧是欢乐的。离潼关五里的难民村，许多人都是住在窑洞里。我去的那天，正是清明，许多妇女都穿了红衣服绿裤子，在外面走，对于敌人大炮飞机的威胁，毫不理会，甚至许多人想吃猪肉的时候，反而希望敌人开大炮，据他们说，敌人的大炮永远打不中的，但是他每开一次大炮，炮弹的碎片捡起来，就可以换钱去买猪肉吃。

　　对于空袭警报，夏衍有过有趣的描述：

　　抗战初期，一般人没有防空常识，空袭时老百姓不理警报，在街头熙攘往来，毫不介意，后来炸得厉害了，一片血肉横飞，这才知道了防空的重要，当然，物极必反，为了“厉行防空”，在各地就闹了不少笑话。

　　在这个时候广东颁布了许多条例，其中有一项，就是为了避免给敌机发现目标，空袭时间不得穿白色衣服在街上走路，广东天气热，冬天也穿单衣，因此这一条平淡无奇的规定也就很难办到，记者有一次途经三华附近，看见路上负责防空的警宪手里都拿着一个喷筒，正纳闷时候，忽然警报长鸣，市民走避，过了一些时候，机声响了，路上人也少了，而警士还是提着喷筒，等在路上。忽然，一个穿白短衫的农民仓皇过路，说时迟，那时快，那位警士立即拿起喷筒，往他那件白短衫上喷射出鲜红的墨水！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对穿白衣服的一种惩处办法！

　　1938年，随着日军的迫近，广州的沦陷迫在眉睫，当时主持广东省市军政大计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要员完全束手无策，以致小报上曾出现了这样的笑话：“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无谱。”

【离叛　第八】

　　1945年8月16日下午5时，南京伪政府部长以上的要员全部聚集在一起，开了伪政府最后一次政治会议。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宣读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念完后，除有一个人指出几个字要修正外，接着就举手通过了。陈公博对周佛海说，“是不是让诸位分组讨论一下会议精神？”此时已另外寻找靠山的周佛海说：“还讨论什么？反正就是那么回事了。”说完一拂袖，扬长而去。

　　南京有一家报纸载日本公使有吉归国，汪精卫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登了两首诗，讥讽汪精卫，其中有两句是“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伪送我情”。

　　1939年12月，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的妻子因病死亡。其后不久，他去戈登路寺院烧香。

　　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傅筱庵两眼微闭跪在蒲团之上。突然，一个小和尚手握杀猪刀，向傅猛扑过来，举手就刺。保镖眼明手快，飞起一脚，把刀踢落。

　　傅筱庵把佛堂当刑堂，严加审讯，厉声骂道：“佛门弟子，应以慈悲为本，我与秃驴无怨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

　　小和尚破口大骂：“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出卖祖宗，为东洋鬼子效命。我为国除奸，死得其所，必能早成正果！”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璧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汪伪第四号汉奸褚民谊，是民国史上难得的“活宝”。此公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因此，人称“兔阴博士”。

　　汪伪政权中，汪妻陈璧君为制衡周佛海一派，在政府中大量安插自己的亲朋故旧，褚民谊被内定为“海军部长”。周佛海闻讯，拉上陈公博向汪进谏，说此人“唱大花脸，打太极拳，拉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而有如此行径，太过滑稽”。“拉马车”事，是指战前他身为中央委员，主动给有“美人鱼”之称的香港泳将杨秀琼当马夫，招摇过市。

　　汪觉察出问题，但碍不过老婆的强悍，许褚民谊“外交部长”。周佛海语人言：“外交部长”，就是办日本一国之外交，由他去。

【时景　第九】

　　 1937年6月底，冰心在欧美周游了一年之后回到国内。一个星期之后，“七七”事变爆发了！她在《默庐试笔》中，有这样的记述：

　　“晴空下的天安门，饱看过千万青年摇旗呐喊，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如今只镇定地在看一队一队零落的中小学生的队列。他们拖着太阳旗、五色旗，红着眼、低着头，来‘庆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后面有日本的机关枪队紧紧地跟随监视着。”

　　黄仁宇在《黄河青山》写道：我还在《抗战日报》工作时，就声称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我的一些朋友虽然不见得是共产党员，却建议我改去延安；当时是毛泽东的根据地。他们设立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林彪是校长。我有一些朋友和同学在那里，因此我对当地的情况多少有些了解。在抗日军政大学，他们显然唱很多歌。有起床歌，有早餐歌，有演讲前唱的歌，有演讲后唱的歌。铺路挖坑时有歌，连上厕所都有歌可以唱。

　　中国自古重文轻武，社会上流传着“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谚语。英国女记者阿特丽注意到：军队在街道上走过时，有时没有什么人注意他们，没有乐队或鼓手来鼓舞他们，没有女子向他们掷花或给他们香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在抗战之初与中国军队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以后，这样评价中国的士兵：“给予中国士兵以精神的鼓励和足够的粮食之后，那就没有一种困难不能安然度过。他们的毅力是无可超越的，他们的忍耐是举世无双的。”

　　钱穆在北大任教时，常有日本学生四五人前来旁听。课后发问，始知此辈在中国已多年。“有一人，在西安邮局服务已逾十年，并往来北平西安，遍历山西河南各地。乃知此辈皆日本刻意侵华前之先遣分子。并常至琉璃厂、隆福寺，各大旧书肆，访问北平各大学教授购书情形，熟悉诸教授治学所偏好，以备一旦不时之需。其处心积虑之深细无不至，可惊，亦可叹。”

　　1944年，从桂林逃到贵阳这一线，在时隔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学者这样回忆：

　　那次，因为火车、汽车的运输能力锐减，我方几十万军民只好扶老携幼、沿公路徒步撤退。难民们饥寒交迫，疾病加疲劳，死伤无数。

　　有的难民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乘人之危。我父亲的一辆自行车，当时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就被人偷走。还有一个单位的几十口人为了逃避后面追赶的日军，离开公路，走小路上山寨躲避，被当地百姓收留。不料一个恶霸看中了一家人的女儿，非要逼她成亲，否则几十人性命难保，患难之中被人逼得骨肉分离。当时沿黔贵线撤退的百姓估计有几十万之众，而日军从柳州进犯的部队仅仅3000名骑兵，既无重型作战装备，甚至缺乏粮草辎重，却造成了如此结局。为什么？我想起孙中山先生形容中国四万万人是“一盘散沙”。

　　学者蒋百里说到，50年前，骂八股先生的无用，就是因为他们的线装书里，虽满装着“修齐治平”，但是他们只须经过书房、考棚、衙门，就可以负责担当国家的大事。三十年来，线装书换了蝴蝶装（里面也有主义，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经过寄宿舍、轮船火车、宫殿式的洋房这三个关门。他们没有吃过杂粮，没有住过猪圈，总之他们没有与民众共同生活过。五四运动以后，已经有“到民间去”的一个口号，但是实际上能有几个？可是抗战以来，沿海各学校的教授学生，事实上不能不向内地走。战地紧张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难，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读书不可能了，于是给知识青年一种实际经验。而这一种经验，在一种悲愤兴奋状态之下体验着，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是客观的社会测验。

　　所以蒋百里说：“这一次抗战最大的成果，是为社会，替理想与实际造了一条沟渠；为个人，是在纯朴的心灵与敏活的官能间造了一条桥梁。前者见之于东北学生之南投，后者见之于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轰雷掣电地给予了将来负大任的人们一个动心忍性的大锻炼。”

【文气　第十】

　　陈寅恪正在怀念往事，只听到尖利的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昆明城里的市民们都乱成一团。只见刘文典带着几个学生，急匆匆地跑了过来。原来，刘文典一听到空袭警报，就往外跑，跑到中途，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地佩服的陈寅恪，想起他身体羸弱，且目力在慢慢衰竭，行动更为不便。于是，便折回来。

　　当下，刘文典率领几个学生，搀扶着陈寅恪往城外跑去。刘文典自恃自己的身体还算可以，因此强撑着不让学生扶他，大声叫嚷着：“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们搀着陈寅恪先走。

　　这时，只见沈从文也在人流中，刘文典顾不得自己气喘如牛，转身骂道：“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么跑啊！你干么跑啊！”

　　沈从文乍闻此声，不由又惊讶又气愤，抬头一看，见是刘文典，他也就懒得反驳了。原来刘文典一门心思扑在国学上，加上他乃狷介之人，因此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当沈从文被联大当局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陶希圣是国民党学者、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代笔之人，一次其学生何兹全问他：“有人说汪和蒋是唱双簧。蒋在这里抗战，汪去谈和，是这样的吗？”陶希圣说：“不是。好比这里有一碗毒药，我喝了一口，发现是毒药，死了半截，不喝了。汪发现是毒药，索性喝下去。”

　　又一次何兹全对陶希圣说：“在这侍从室做什么。找一个大学去教书不好吗，可以创立个学派。”陶希圣摇摇头说：“离开这个门，人人会骂我，打我，指着我背后说‘莽大夫’（指扬雄，曾作王莽大夫）。我在这里（指蒋介石侍从室），背后可以骂我，当面却要奉承我，笑脸对我说话。”

　　1939年，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滞留越南谅山休养，当胡愈之来访时，马先生仍期期以抗日救国为重，沉痛地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胡愈之听了，亦感慨唏嘘，无以为言。

　　抗战时，四大家族发财成为风气，吴晗非常不满。他说：“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他讲历史时，一抓到题目就指桑骂槐，转弯抹角地指控蒋介石政权。一次，讲了一个南宋亡国宰相贾似道的故事，他说，孔祥熙用飞机抢运他家的几条狗，“我们可以称他为”飞狗院长“。

　　梁实秋在抗日高潮中仍大写悠闲文字，被很多人批评为“抗战无关论”。他自我辩解说，人情急时固然可以操起菜刀杀人，但杀人毕竟不是菜刀的使命。梁一直坚持自己的态度，译完《莎士比亚全集》。

　　正在欧洲游说的胡适，连续接到蒋介石的电话，催请他出任驻美大使。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考虑，他复电蒋介石：“现在国家是战时，战时政府对我的征调，我不敢推辞。”

　　消息一传出，日本方面便感到压力很大，代表日本舆论的东京《日本评论》曾建议：“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住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枯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古。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胡适曾经发愿20年不入政界，20年不谈政治。20年来，政治是早就谈了，“不入政界”一句话，总算不曾放弃；如今国家到了这步，调兵调到他，他无法逃避。

【识见　第十一】

　　1940年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成立大会，推选了毛泽东、陈绍禹、王稼祥、林伯渠等47人为理事，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头等大事，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不好办。把独立和民主合起来，就是抗日的民主，或叫民主的抗日，没有民主，抗日是要失败的。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

　　罗隆基写道，有人或者还要赤条条地说：“今日中国老百姓不要什么宪政，只要打赢日本。打赢了日本，中国恢复君主都可以；打不赢，宪政亦无所用了。”这是极端痛快的议论，这又是似是而非的议论。假使我们反问一句：“怎样打得赢日本？”当然是靠精良的武器，忠勇的士兵。怎样能具备这些条件？当然靠老百姓出钱出命。怎样能使老百姓甘心情愿出钱出命？问题逼来逼去又落到“大家的事只好请大家来负责”一句话了。试问，这不靠宪政靠什么？试问，谁又能怀疑宪政在抗战上的效用？

　　1937深秋，学者蒋百里写成了他最著名的抗战论文《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群伟大的戏角，正在那里表演一场比哈姆雷特更悲的悲剧。古代的悲剧是不可知的命运所注定的，而现代的悲剧是主人翁性格的反映，是自造的，而目前的这个大悲剧，却是两者兼而有之。”此文给了投降议和派以沉重打击，被誉为“纸弹”。

　　蒋百里说：“抗战就是替我们造成了一个有目共赏、公平无私的分别贤奸的天平架。敌人是最公平不过的，在那里考试我们。”

　　他说，这次抗战还有一种特别的排泄的妙用。大家知道人类有一种病，名曰癌，这不是外来的一种微菌，而是自己变坏的细胞。这种细胞如果停顿在身体里面，必定成一种不治之症。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有了坏细胞，没法排泄出去，是最危险不过的。如今天敌人却送我们一种妙药，替我们分别贤奸，将那种毒细胞尽量吸收去了，使我们民族的血液，加一层的干净健康（指伪组织中的汉奸）。我们试一回想，如果没有这抗战，那真多么危险！

　　1946年，《大公报》的王芸生到日本游历后，对国人发出警告：“今天中国是战胜国，却并不强；日本是战败了，但到它国内看看，尽管困穷，尽管残破，但无形中总是你感觉到它有一股子气。”

　　“日本人是不会忘情于中国的。我们所见到的日本人，差不多都曾到达过中国。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台湾，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的东北。中日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

【懿行　第十二】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继东北沦陷以后，华北名存实亡。何香凝极为愤慨，拿了自己的一条裙子，在上面抄了自己写的一首诗，寄给了蒋介石，诗曰：“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江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傅雷于中国太微不足道，于二次大战烽火覆盖的大片世界更是芥尘弗如。傅雷惟一能表现他大勇的地方就是与战火下的上海城共存，虽然他曾试图避到云南或什么地方，不过最后他还是留在了那个繁华的孤岛，在日寇的铁蹄下，从自己的小屋把他的那些英雄们———贝多芬、克里斯朵夫一一推到中国大众的面前。“现在阴霾遮盖了整个天空，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他几乎足不出户，用傅雷的话说是“闭门不出去，东不至黄浦江，北不至白渡桥”，为的是“避免向日本宪兵行礼”。

　　按照一位评论者的说法，傅雷没有武器，他憎恨武器，他有的是翻译出的作品，他有的是译作中那些伟大的人格以及他们不朽的思想。八年时间他在自己的斗室里开辟了一个比中国，比亚洲，比欧洲，甚至比整个世界都广阔的战场。他的军队是从人类道德精神最深处调集出来的善的力量，那力量始终蕴藏在一切人的心底，不论是好人、坏人、强盗、娼妓、野心家、乞丐、政客、军人、商业人员还是艺术家。

　　当抗战已经进行1年多的时候，汪精卫大谈“和平”，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因事未到重庆），以参政员身份，向参政会二次会议从新加坡发了一个“电报提案”，提案只有11个字：“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邹韬奋认为，这是“内容极简，而意义极大”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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