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2日，易俗社剧院被炸成残垣断壁。

被轰炸后的大华纱厂粗纱、细纱车间。（资料）

1938年11月18日前，张永禄家是一个有十多口人的完整的家。（左二怀中的男孩为张永禄），后排左站立者为张永禄父亲张寿芝。（张永禄提供）

日机轰炸西安及周边地区航线图。（资料）

我市保存有大量日机轰炸历史资料。记者金石摄

　　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到来之际，本报记者耗时月余，翻阅档案目录数百本，摘录档案目录近2万字，采访十几位老人，写成了这篇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日本轰炸西安的最完整的报道。

　　日本轰炸西安，是我们西安人的伤疤，每当提起，我们都会有无尽的痛苦。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园真正成为一个“长久平安”之地，我们不能不再提起。

　　我们在8月15日这个狂欢的日子，向读者奉献这么一道新闻“忆苦大餐”，意义正在于此：铭记历史，把握现实，开拓未来。

　　60年前，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他们铁蹄经过的中国潼关以东省份烧杀掠抢，而且在未能到达的、具有“长久平安”之誉的西安，欠下了血债，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惨剧。为了达到亡我中华的企图，日本侵略者穷凶极恶地派飞机轰炸远离战场前线、位于关中中部的西安。

　　翻开无数已经发黄的文图资料，打开已经尘封了60多年的老人记忆，看到的是惨不忍睹的屠杀，听到的是撕心裂肺的哀鸣，嗅到的是冤魂不散的血腥，令人触目惊心，使人痛心疾首，叫人怒不可遏。

　　这是国仇家恨，这是血海深仇。咀嚼日本侵略者制造的这些罪恶史实，令人咬牙切齿。

　　惊人的数字

　　根据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的《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一书记载，日本飞机轰炸西安市城郊，首次为1937年11月13日，1944年12月4日为最后一次，长达7年之久。在此期间，日机共轰炸145次，出动飞机1106架次，投弹3440枚。

　　据《西安市志》记载：西安因日机空袭轰炸而致伤致亡人数累计达3489人以上，炸毁房屋累计6781间以上。

　　当年日机轰炸西安次数之多、造成的人员伤亡之众，是我们今日一般市民所想不到的。

　　起先，在日机轰炸前，防空演习都能放到报纸头条，可后来由于日机频繁空袭，人们屡见不鲜，造成重大伤亡也难上头条。

　　当年的《益世报》（西北版）于1945年10月22日和25日两天，连载了日本飞机66次轰炸西安市城郊的时间和地点。

　　当时的《西京日报》于1937年11月14日报道了西安市城郊首次遭日机轰炸的情况。全文如下：

　　敌单翼轻轰炸机两架，昨（十三日）上午十一时，由晋方侵陕，经韩城一带，窜入本市上空。防空司令部发出警报，全市实行交通管制，宪警、童军、壮丁沿街巷维持秩序，消防救护人员，亦同时出动。敌机飞行达二千五百公尺以上，盘旋约二十分钟，在郊外投小型炸弹九枚，我幸无损失。经我机驱逐，及高射炮、高射机关枪同时射击，敌机乃仓皇向东北逃去。至下午一时，解除警报。中央社记者目睹市民在发出空袭警报时，均分别避入避难室，或躲避室内，人心均极镇静，秩序良好。

　　郊外到城内

　　1938年11月15日以前，日机主要是在人口稀少的郊区轰炸，重点是西郊军民两用的机场。从1938年11月16日开始，日寇开始肆无忌惮地轰炸人口稠密的市区。16日这天，首先轰炸了火车站一带。次日的《西京日报》报道如下：

　　敌机十九架，昨（十六）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由晋窜入陕境，经朝邑、大荔、渭南西飞。省防空司令部立即发出警报，严为戒备。十一时四十分，十三架（敌机）分两批飞至西安上空，一批六架，一批七架，余均飞往渭北各地窥伺。敌机到达本市上空时，我高射枪炮，均猛烈射击。敌机仓皇在中正门（即今解放门）外车站一带投弹四十余枚后，即分批向东北遁去。……（敌机）共约投弹四十余枚，计中正门外东西护城壕落十余枚，震塌小土窑四座，因窑内居住难民甚多，附近各摊贩亦入窑躲避，以致压毙者十余人，尸体均经掘出掩埋。又伤者十余人，情形凄惨。车站票房前后及第一月台、第二月台附近，落十余枚，车站玻璃全被震碎，月台上并炸有两洞，宽约丈余。路轨被炸毁数段，弹之重量，约在百磅以内，附近电话、电灯线亦被震断甚多，已经电政局派连课长督工立即修复。第二月台附近停留之空车皮六辆，被炸起火，经宪兵率领路工灭救，一面由警察局消防队扑灭，余无损失。童家巷、张家巷、寿康里一带，亦落弹十余枚，炸毁民房二十余间，死伤十余人，均经被难家属收殓，残肢破体，惨不忍睹，号哭之声，闻者酸鼻。查敌机虽不时窜陕肆扰，均在西郊空野投弹，而轰炸我人烟稠密之区，尚为首次。情形之惨，亦向所未有。

　　事隔一天，日机轰炸到老城内。根据《益世报》（西北版）报道，1938年11月18日上午8点，日机轰炸了革命公园、体育场、南城一带，此次又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仅在老城内东南角一处就炸死一行政人员训练班人员15人。

　　西安市档案馆所藏1938年12月24日《陕西省建设厅第1758号训令》上称：“本省战时行政人员训练所本年十一月？日呈报：本月十八日午前八时，敌机空袭时，本所学员正在早操之际，当有各大队各级官长率领，赶赴东城根防空壕及地下室避难，不幸防空壕中弹，当时被炸弹碎片击伤要害，及因土崩压毙者，计有张寿芝等十三员，兵夫郭宪福等二名……”。

　　飘浮物遮天

　　日机1938年11月中旬两次空袭西安人烟稠密处后，成了丧心病狂的疯狗，当月23日，阴历十月初二，再次轰炸西安老城。

　　次日的《西京日报》报道如下：昨（二十三）晨，敌机二十架，由晋袭陕，九时十分先后在朝邑上空发现，分批西犯。省防空司令部即发出警报，严为戒备。九时四十五分，（敌机）先后分两批窜入我市上空，计六架环近郊窥视，十四架在我高射枪炮猛烈射击中，以市中心及西北隅平民区为目标，滥施轰炸，投弹八十余枚，至十时零五分分批向东北逸去。十时二十分解除警报。省城各救护团体，均在警报中施救被难同胞。

　　中央社记者前往各被炸区域视察，其状之惨，目不忍睹，到处发现血迹及血肉模糊之尸体。残垣断壁，处处皆是。……统计敌机轰炸平民区死者七十余人，伤者一百八十余人，炸毁房屋一百五十余间，内有小皮院回民乌某全家五口遇难。……敌机昨（二十三）日狂炸市区时，所投炸弹多落西羊市、大小皮院等处，我无辜回民同胞被炸伤毙命者极多……

　　回坊一带的老人，都记着“那年十月初二”的那场灾难。

　　家住化觉巷的77岁老人马培亮告诉记者，在那次轰炸中，他熟知的几个人丧生。在他家南面住着一个给人看病的孙先生，因年龄大，警报响后没有躲避，未料炸弹落到他们家院子，房屋被炸塌，老两口被炸死。落在孙家的炸弹弹皮还炸到马培亮家对门的墙上。和马培亮经常在民乐园骡马市场上玩的一个叫“根娃”的小伙伴，同日在北广济街清真寺被炸死。这天下午，马培亮听说香米园附近的嗉子坑菜窑口被日机炸塌，闷死了人，他骑上自行车赶到现场。当时人们正在用手拼命地刨土找人，已经挖出了两具尸体，还有一具尸体已经刨出上半截身体，是位老汉。场景十分凄惨，马培亮感到揪心的痛苦，看不下去走了。

　　83岁的马凤珍老人说，那时，她的娘家住在北院门北口东边，警报响后，担心位于自家东边的省医院大楼目标大，会成为轰炸的目标，不安全，马凤珍就随家人躲到了路西的一户人家。没有想到，路东没有被炸，日本飞机投下的炸弹，有两颗落在她躲藏人家附近院落里，当时炸弹炸起的树叶、布片、尘土等将天遮严了，十分恐怖。事后多年她才知道，她的一个婶娘的两个儿媳和三个孙子，被炸死在嗉子坑菜窑里。婶娘到解放后还为此哭泣，嘴里总念叨着：“一家六口呀！”马凤珍担心婶娘伤心，从不敢当面提及此事。

　　《老百姓》报在1938年12月5日也作了报道：

　　二十三日上午来了二十几架，又在城内发凶，回坊投弹八十余枚，死平民七十余人，伤一百八十余人。尤其凶的（应为“得”）不能说了。只有回坊受灾最大，回民同胞死伤了一百二十几人。因为这一天（23日）是回民开斋的一天，大家都到清真寺里拜主，所以死伤最多……西安市内，十大清真寺，炸了四五个……

　　难忘1939年

　　1939年是日本飞机轰炸最严重的一年，西安一次次遭到日机空前的轰炸。

　　首先是3月7日，一次造成600人伤亡。1939年3月8日的《西京日报》报道如下：

　　敌机十四架，昨日下午四时狂轰西安市区，投弹约百枚，死伤平民达600人，毁房千余幢，实为长安古城之空前浩劫。土地庙什字街天主堂与唐（糖）坊街天主北堂，均被炸毁。……记者于解除警报后，视察各灾区时，东城某商业区大火仍在焚烧，救护人员与消防队络绎于途，可异者担架之上，大多为垂毙之妇女，沿途呻吟，亲属儿女，随步护送，非忍泪目击者，不能道其惨状。按关中习惯，多为丑时进餐。此前久未逃炸，故家庭妇女，多仍继续炊食，至罹难者，以妇女为大多数。此为“三八”节前夕不可泯忘之血史云。

　　同日的《西京日报》另一篇文章是以这样的标题报道轰炸的：《本市东大街被炸区域长达一华里》

　　最严重的是1939年5月24日发生的西大街桥梓口防空洞被炸塌悲剧。据《西安市志》记载：“1939年5月24日，日军飞机空袭西安，炸塌西大街桥梓口防空洞洞口，千余平民被活活闷死在洞内。这是抗战时期西安最大的一次惨案。”

　　陕西师大退休教师杨清源告诉记者，被闷死在防空洞里的多为跑不动的老人、妇女、儿童。

　　此次轰炸未过一周，日寇又制造了“六卅”惨案。

　　当时的《防空月刊》上刊登的一篇署名幼民的文章，详细地描述了当天的情状。

　　《西安市志》载：“6月30日午后1时，日机36架飞袭四川未成折返，突袭西安，投掷大批炸弹及部分毒气弹，5所寺院被毁，死伤平民400余人。”

　　《西安市志》的《八年抗战期间日军空袭西安及造成损失统计表》显示，1939年全年，日机共空袭西安城郊42次，出动飞机463架次，投弹1147枚，炸死1437人，炸伤655人，毁房2403间。

　　薄弱的空防

　　根据《西安市志》记载：1937年抗战初期，西安及陕西防空司令部相继成立后，便着手组织西安军防民防事宜和协调驻西安各部队组建防空网，其中包括空军部队、陆军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部队，但装备差、数量少，实力极其有限。1937年冬至1938年春夏，驻西安的空军驱逐机队，曾多次升空作战，每次都尽力将入侵日机赶跑。可是，该部队很快被调离西安。其后，由苏联志愿援华飞行员驾驶的一小批作战飞机一度奉派进驻西安机场，协防西安空域。但欧战爆发后，苏联为加强其西线战备而缩短东部防线，该批作战飞机即全部西撤，重点保卫兰州、新疆等地的空军基地。抗战初期，西安也曾有陆军高射炮队（不足一个团）驻防，但时隔不久也被调走。直到1942年，重庆当局才调派一个陆军防空高炮团，拨归省防空司令部指挥，其主要任务是保卫西安西关机场。自1943年秋冬起，美国空军驻华第十四航空大队和中美空军混合团的小批作战飞机，进驻西安西关机场和户县机场，并逐步对日军后方基地展开战略性轰炸。

　　由于部队调动属于军事机密，当时的报纸上未发现有报道，但在1938年夏之前的报道中，每次日机来轰炸，都有我方飞机驱逐和高射炮、高射机关枪射击的描述，此后的报道，就不见提我方飞机驱逐，而且笼统说高射枪炮射击。

　　洋旗也挨炸

　　日机在轰炸西安时，为了打垮中国经济，消减中国的抗日力量，把中国的民族工业作为一个重要的袭击目标。当时的大华纱厂和西京电厂，就曾被日机轰炸。

　　大华纱厂，现名陕西大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曾用名国营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始建于1934年，由河北石家庄大兴纺织厂出资兴建，1936年建成投产，是西北最早最大的机器纺织企业。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华纺织厂产品全部供应军需。

　　西京电厂筹建于1934年，由陕西省政府与中央建设委员会合股30万元合资创办，位于西安城墙东北角外，即现西安市供电局所在地，于1935年12月17日开始供电，是西安和陕西第一家公营电厂。解放后因设备落后等原因关闭。

　　1988年编写的《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志》记载：“为了战时安全，厂曾在抗战之初，通过意大利教会，悬挂意大利国旗，以保护工厂免遭轰炸。而后，从1939年到1942年，工厂曾先后三次遭受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

　　实际上大华纱厂不止被轰炸了3次。

　　陕西大华纺织有限责任公司退休职工赵玉山今年84岁，他告诉记者，“西安事变”后他就到了大华纱厂，在并粗车间担任保全工。起初老板认为日机不会轰炸大华纱厂，所以每次日机来时，只是让工人关闭机器，不允许工人走出车间。日机走后立即开车生产。没有料到，到了1939年，意大利国旗不管用了。这一天上午，车间上下班的红灯突然亮了，工人知道日本飞机又来了，和往常一样关闭了机器，在车间里静静等候。没有想到，日机这次给大华纱厂投掷了炸弹，炸了堆放棉花包的东花站。

　　据《西安市志》记载：1939年“10月4日上午8时40分日机36架分三批轰炸城外东北角的西京电厂、大华纱厂等重要工厂，共投弹数十枚，各工厂损失严重……”

　　赵玉山说，从此，日机再来，车间大门便敞开，以便工人到厂外躲避。

　　《西安市志》记载：当年“10月11日上午，日机36架又分三批空袭西安，并集中轰炸大华纱厂，共投弹50余枚。纱厂几乎全部被炸，焚烧棉花2.5万担，另有不少房屋遭炸，工人死伤40余人，仅物资损失就将近1400万元（法币）。”

　　次日飞机来时，赵玉山躲到了八府庄，看到齐头并进4架日机，飞得很低，看着只有二三十米高，“呜”地一声从头顶飞过。等解除警报后，他回到厂里，才知道纱厂（纺纱车间）被炸了，而且着了火，厂房全倒了。赵玉山参与了拆卸纺纱机工作，将机器搬到了西厂的库房，大约一年后恢复生产。

　　《陕西第十一棉纺织厂志》上除1939年10月11日被炸一事，还记载了1941年的两次被炸情况：“5月6日，晨8时许，遭受日本飞机轰炸，投弹20余枚，清花场被炸中，炸毁拆包机1部，工人食堂1幢，烧毁棉花包5000余（市）斤……

　　“12月2日晨6时许，日本飞机来袭，投燃烧弹4枚，击穿棉花仓库房顶，烧毁库存棉花1465包，损失约计百余万元。”

　　记者从陕西省档案馆查到一份1941年6月赈济委员会第五赈济区快邮代电（第四一三号）：“奉派调查五月六日上午九时余，敌机九架空袭本市，查长安（即西安）车站投弹十六枚，炸死人十余名，伤七名，炸死骡子四匹，炸伤骡马八匹，（炸毁）房数间。中正门里新亚公司（即酒精厂旧址）院内空地投弹两枚，无损失。大华纱厂内投弹四枚，闭门拒绝进厂，损失不详。大华纱厂门首投一弹，炸死人一名，伤二名……”

　　74岁的老人暴德毅告诉记者，当年他家住在西京电厂北边的郭上村，1939年的那次轰炸，炸毁了西京电厂南面的附属车间，看着非常凄惨。

　　郊县无幸免

　　日本飞机轰炸西安城郊的同时，还轰炸了周边的各县，目前西安所属的各县，都被轰炸过。

　　1999年9月出版的《长安县志》记载：1939年“5月14日，为避日本飞机轰炸，长安县政府由西安城内迁至大兆镇。”当年“农历八月三十日，日本12架飞机在王曲北堡寨投掷了炸弹，炸死当地农民6人、军校学生20余人。”1940年“12月，日本飞机轰炸王曲河西土地庙。”

　　2000年8月出版的《高陵县志》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十月十三，清晨11时许，8架侵华日机向县城狂轰滥炸。炸死27人，炸伤28人，炸毁学校、商店、民房287间。全城恐慌，商民外逃，学校停课。”

　　1993年8月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周至县志》载：1939年3月“11日，日机3架在县城东门外投弹4枚，数人受伤。”1941年“7月6日，日机27架轰炸上阳化，1人受伤。”1942年4月“6日，日机3架轰炸干干河，投弹3枚，炸毁房屋10余间，炸伤牲畜数头。”

　　户县甘亭镇西羊村的86岁老人高崇仁回忆说，政府曾在他们村旁边修了一个机场，跑道还是土的，长期闲置。大约1940年的一天，他刚放下手里的木匠活，准备吃晌午饭，来了7架日本飞机。村民都跑出来看。日机投下七八颗炸弹，落到闲置的机场上。村民见状东躲西藏。日机飞走后，高崇仁去看，发现弹坑有两三米宽，多半人深。

　　据蓝田县一些老人回忆，蓝田县湖镇漫道村和华胥镇拾旗寨村分别被日机轰炸过，前者一个芦苇园被炸，后者一个竹园被炸。

　　恶毒至极

　　日寇在空袭西安时，恶毒到无所不尽其极的程度，不仅使用了各种重量的炸弹，而且使用了燃烧弹、毒气弹。

　　为防毒，当时棉业统制委员会下文要求群众制作简易马骡防毒口罩并介绍了制作方法，摘录如下：

　　“现在时局紧急，防毒事宜极为重要。惟我国各部队及一般民众，对于马骡及各种牲畜之防毒设备尚未周全，如将来敌机散布毒气之时，各种兽畜势必难免遭受损害。是以不能不亟谋防范之方法。但完善之防毒器具，所费实属不赀，若广事制备，在目前情形力所不逮。现战机已起，缓不济急，爰特参照各项防毒原理，制成简易马骡防毒口罩……”文后附了该口罩的制作图样。

　　除前面提到的1939年6月30日投掷毒气弹，1941年12月2日轰炸大华纱厂投放4枚燃烧弹外，还多次投放燃烧弹和毒气弹。

　　1938年8月6日《西京日报》有如下报道：

　　敌侦察机及轰炸机三十八架，……于十一时五十分分四批由东北、西北、西南三方面侵入本市上空，高度达三千余公尺。我高射枪炮于敌机飞至上空时，即猛烈集中射击。敌知我有备，在西郊外及东郊外仓皇投弹百余枚，内有烧夷弹（即燃烧弹）十余枚。十二时四十分始东窜向晋方逸去。……

　　昨（五）日敌机三十八架，在本市近郊投弹后，复在城东二十里许之江村投炸弹及燃夷弹数枚，炸毙女孩一人，炸伤农民一人，妇女二人，现已送省立医院医治，并烧毁草堆数处。

　　1939年4月2日，日机又在西安投下燃烧弹。《西京日报》翌日予以报道。

　　留下遗患

　　在日机投下的炸弹中，许多没有当即爆炸，严重威胁到市民的人身、财产安全。记者在西安市档案馆就查到许多当时没有爆炸炸弹的情况。其中一份为1941年5月20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给省政府、警察局、防护团、防空司令部请求挖掘未爆炸弹的公文：“谨签者查，北院门水沟现已被敌机炸毁，据左右居人报告，弹未炸开，不敢修理，理合先行呈报……”

　　解放后，我市多次有报道发现当年日机投下的未爆炸弹的报道。《西安晚报》1995年8月4日刊登一则消息如下：

　　本报讯一枚54年前日本帝国主义遗留的重磅航空炸弹，日前由市公安局治安处和灞桥分局安全引爆。

　　7月下旬，灞桥区新筑乡灞河北舍沙场民工挖沙时，从沙滩地表下5米处挖出一枚航空炸弹。据当地老人刘年娃回忆，1941年冬，日本法西斯先后多次对西安和窑村机场轰炸，这枚炸弹很可能是当时投下的。市公安局治安处接到报告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经勘察，这是一枚日制杀伤爆破弹，弹长1100毫米，直径250毫米，弹重400磅，内装炸药50公斤。为了排除炸弹隐患，干警们将航弹安全运到销毁点，成功引爆。

　　西安铁路局70岁的退休干部宋世保告诉记者，上世纪70年代，在火车东站西侧约600米处，有个“家庭五七连”在那里垒了个炼钢炉。大约在1973年，由于火炉温度太高，引爆了埋在地下30多年的日寇飞机投下的未爆炸弹，在场的6名女工全被炸死。宋世保去观看时，现场景象惨不忍睹。

　　可耻汉奸

　　日寇飞机轰炸西安时，在西安安插了许多汉奸发信号，以引导日机轰炸。

　　西安市电子机械局退休干部董国祥说，当时汉奸主要是当日机夜间轰炸西安时发信号弹。暴德毅说，汉奸的信号弹五颜六色。他少年时，曾躲在暗处捉汉奸，但没有逮住一个。后来听说，有的信号弹是为了扰乱汉奸的信号弹，我方发的。

　　汉奸在白天亦有为日机做引导的标志。记者在西安市档案馆找到当时一份“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工务方队训令第20号”文件，上称：“南昌敌伪正训练间谍六十余人，分赴内地刺探我军情，并以红色雨伞为指挥敌机信号等。”

　　1939年9月4日的《西京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防空司令部劝告民众防缉汉奸拟定防缉常识盼各特别注意”报道，大意为：空袭警报发出时，人都是争先恐后、扶老携幼进入地下室中，但是汉奸鼠头鼠尾不愿见众，常常孑然独居一隅。日机夜袭时，汉奸活动更甚，弄出光芒高射的灯光或火光。防空司令部要求大家要随时随地留神，一旦发现汉奸，及时向宪警报告，或直接扭送有关部门。

　　在日机第二次轰炸西安市时，即1937年11月27日，军警就捕获一名嫌疑汉奸，而且是名女子。次日《西京日报》在报道中称：“本市昨发警报时，军警捕获女汉奸一名，装束摩登，旋解警备部法办。”

　　75岁的陕西师大退休教师杨清源告诉记者，当时市民对汉奸恨之入骨，人们最解恨的是看到汉奸被押赴刑场枪毙。当时刑场设在玉祥门外，行刑的队伍前面有四五名号兵引队，然后是人力车拉的汉奸，监斩官骑马随后，末尾是行刑的卫队。

　　背井离乡

　　1937年日机轰炸西安时，因主要在郊外人烟稀少处，少有伤人现象，市民还曾追着看飞机。1937年12月1日《西京日报》一篇报道称：“仍有少数人，往往于紧急警报后，竟然任意在街行走，不受管制人员之管制，或高登屋顶，仰首观望者……”

　　然而到了1938年11月，日机连续轰炸城内人烟稠密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人们开始惊慌，纷纷到外地避难。

　　马培亮老人说，起初日本飞机来时，人们还像看稀罕一样看。日本飞机飞得很低，机身下的“红坨坨”（日本国旗）都能看见。1938年11月23日遭到日机轰炸后，人们纷纷到外地躲难。当天晚上，他们家就收拾行李，次日凌晨，他们第一个赶到西门，当时天还没有亮，城门也没有开，马培亮就靠着大门闩等。到天刚亮时，西门里已经有许多人等着逃难。人们迫不及待地一起拉开了闩西门的木杠，像水流一样蜂拥而出。他们家到了木塔寨。

　　马凤珍老人说，轰炸当天，他们家就逃出了南门，在黄雁村找到一个马圈，铺上麦秸，将就住下。当时她的大姐有身孕，在马圈住了两天就生了。由于惊吓，缺乏营养，环境差，大姐生育后一直身体虚弱、患病，20多天后，丢下未满月的儿子，与世长辞。他们家后来又到甘肃平凉一个叫善家沟的村庄避难，结果平凉也遭到日本飞机轰炸，震得窑洞窗户响。他们在平凉艰难度过一两年后回到西安，日本飞机轰炸又厉害了，他们又在东郊田家湾住了一两年。

　　鉴于当时西安防空能力有限，地方政府也号召人们疏散到外地。《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载，据当时省会警察局于1941年5月28日估计，到次月20日，全市三分之一人口能疏散到附近农村或外地。

　　警报响后

　　家住西羊市的77岁老人米玉莲说，到外地躲难，得需要钱，没钱的人，只能在城里呆着。就是有钱人，也只是把老人、妇女、孩子送到外地，

　　男人还要在城里做买卖养活全家。在城里就要跑警报。日本飞机来了，担心日机听见声音，就是把娃闷的不行了，也不敢让娃哭。大家随时准备跑警报，衣服挂在门闩上，钥匙随身带着，警报一响，拎起衣服就跑。有时一天跑四五趟。他们经常到小北门外躲警报，但过铁路桥要上下坡，她的母亲缠小脚跑不动，只能躲在城墙洞里。日机夜间相对来轰炸的少，后来妇女嫌跑来跑去麻烦，白天就在城墙边纳鞋底、缝补衣服，有了警报就钻进防空洞，到天快黑回家。那时生活非常艰苦，买炭、面都是称几斤，有句话叫“斤斤面、簸箕炭”。就是做面食生意的，一次也只称一两公斤面，卖了钱，第二天才给人家农民面粉钱。

　　马凤珍老人说，那时害怕的很，有的人跑警报，急得把被子里裹的娃掉了都不知道。日本鬼子把人整扎咧。

　　宋世保老人说，当时他家住在西八路东口，离火车站近，日机多次去轰炸。由于祖母双目失明，父亲在院子里的南墙下挖了能容一人的防空坑，专供祖母使用。每次警报响了，先安排好祖母，然后再往中正门两边的城墙洞里钻。有一次警报响后，宋世保的母亲有事没有来得及跑，结果一颗炸弹落在隔壁房上，他们家的房屋也被炸塌，母亲被埋在里面。后抢救出来，没有大的外伤，但母亲的精神受到刺激，从此只要听到飞机声，就大小便失禁。为了躲避城市里的飞机声，上世纪50年代他和父亲一起回了河南农村老家。

　　因起初防空设施不足，城门洞、钟楼、鼓楼，都成为人们躲避的地方。市档案馆有份1939年4月17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工程处给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的公函，内称：“查日来本市迭受敌机扰乱，关于防空设置力求完善。加固公共地下室，开辟城墙窑洞，既由贵部主持进行，不久当可兴修。兹查各城门洞及方城墙下，似可利用，加固小规模防空洞。钟楼下，亦可设法将四门洞口用短墙或沙包堆掩，洞道加柱，即可成极好防空处。鼓楼亦可照城门洞加固小洞办法。如是所费工无几，而收效颇大……”

　　然而，不久，鼓楼就被日机炸伤。1939年9月9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训令令字第156号文称：“鼓楼、钟楼为本市名胜古迹，鼓楼屋顶前被轰炸，钟楼四周扶板污朽，亟应修理……”

　　据《西安市志》记载，1937年以前，西安城区仅东厅门、甜水门、大莲花池、桥梓口有地下室四处，共可容纳160人，日机轰炸西安后，西安当局和广大民众被迫加紧构筑防空避难室、防空土壕、防空地下室等设施。1942年底，西安市区已有军事堡垒8个，大小各类地下室2428个，防空壕2100处，城墙防空洞732个，郊外防空壕总长35515米，防空坑2191个，全市防空工事总面积达14.9万平方米，可容纳29.8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人口20万左右）。为方便城内居民及时向城外疏散，当局还在城墙四周打开豁口数个。

　　击落日机

　　根据《西安市志》载，1937年11月27日成立了西安防空司令部，1938年6月1日，陕西全省防空司令部成立。同年10月组建西安防空情报所。1939年7月，省、市防空司令部以西安为中心，沿陇海铁路和渭河流域，在方圆150至200公里范围内，设立防空情报监视队队部50个，对空监视哨所81个。省防空司令部在遭空袭之前及时使用警报器、警钟、汽笛、警报旗、警报气球（灯）等工具，发出空袭预备警报和紧急警报。

　　尽管能及时报警，但西安反击敌机能力很弱，据暴德毅、冯振华等老人们反映，当时在城墙上、含元殿、火车站附近，零星布置了一些高射炮，每处只有一两座，而且从不迎面射击日机，等日机飞过头顶，才从后面射击。有人推测是怕提前射击，被日机发现，受到攻击。

　　在抗日战争的最后几年，西安驻军才多次击落日机。

　　1994年出版的《蓝田县志》载：1943年“春，日军一架飞机坠毁于冯家村，飞行员跳伞着陆后自杀。”

　　蓝田县73岁的老人罗静远说，当时他正在氵曳湖小学上学，日机飞行员的尸体被群众用耱抬到镇上。后又送到县城。

　　记者找到一份1944年9月23日“西安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代电（空总字第29号）”有以下内容：“本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应为凌晨）三时十五分，敌机三架侵入市空，在西郊外投弹四枚，并无损失。又五时十分，敌机二架侵入市空机场。我机当起飞迎敌。有四九号我机一架，因机件发生障碍，油箱起火，致被燃烧同时，空中我机四架，随将敌机一架当场击落，人机俱毁。余机一架逸去。……”

　　这次击落日机当日，《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就作了报道：

　　（本报访讯）据某某航空站消息：今晨拂晓，敌机数架，由晋窜入我市上空，我机英勇迎击，当即发生空战，被我击落一架，残骸坠落本市西郊云。

　　次日，该报又作了详细报道。

　　一个月后，又一架日机被击落。1987年出版的《户县志》载：1944年“秋，一天下午，日本侵华飞机一架被击伤，在县城东南小丰村附近坠落。”

　　《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当年10月31日对此作了报道。

　　据杨清源回忆，后有日机残骸被运到“民众教育馆”展览。猖狂的日寇飞机也有如此下场，人们非常开心，观者如云。

　　义务救援

　　日机轰炸西安，造成大量伤亡。当时西安成立有赈济组织，给予救助。

　　记者从省档案馆查到当时一救济办法：“凡被炸死亡者，应立即报殓掩埋，不得逾次日，伤者立即送医院医疗。所需费用，悉在空袭紧急救济费内开交。……被炸死亡者，得按每名发给抚恤费国币叁拾元……凡受重伤者，得按（每）名发给赈济费贰拾元……受轻伤者，得按（每）名发给拾元……关于房屋被炸赈济办法，除别有规定外，其贫困之难民全毁者，每户发给叁拾元，炸毁一幢者贰拾元，震塌者拾元……”

　　这些救助非常的少，不能根本解决受害者问题。令人感动的是市民组织起来，冒着飞机空袭的危险，义务救助被炸人员。

　　西安不垮

　　西安，这一具有1000多年建都历史的古城，在民国时期仍为西北重镇，系西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而且被民国政府定为陪都。在抗战时期，成为支援抗日前线最有力的后方，被人们誉为“前方的后方，后方的前方”。正因如此，成为日本最恨的地方，也成为西北受到日本飞机轰炸最严重的地方。

　　日机越轰炸，市民们抗击日寇的决心越大。

　　为了抗击日机的轰炸，市民们出钱出力。当时，我市市民还积极捐款参加“一元捐机”活动。记者从西安市档案馆看到陕西省立高级中学1941年10月7日和20日“青年教师号飞机”捐款单，一张为134元，一张为1184元。还有一份，是全校595名师生为“青年教师号”飞机的1190元捐款清单。另有一张为该校学生1942年4月17日为“陕西教育号飞机”的611元捐款单。

　　此外，市民节俭生活开支，为前线捐钱、捐物。我市各县为抗日前线筹备了大量军粮、车马。

　　国仇家恨

　　西北大学历史学教授张永禄说，他当年学历史，就是要记住日寇欠下的血债。前面提到的1938年11月18日被日本飞机炸死的战时行政人员训练班成员张寿芝，就是他的父亲。当时他们家住南油巷19号。父亲是当年10月29日去参加训练班的，不到20天就遇害了。那时他才两岁，弟弟刚过百天。由于爷爷、奶奶身体不好，支撑一家十几口人生活的重担一下都落在大伯身上，劳累加上忧伤，大伯在一年后就病故了。从

　　此，家里除了妇女，不是老的，就是小的，陷入极端困境。为了生活，家里装了一个磨子，给人家磨面。因没有劳力，母亲起早贪黑磨面，在张永禄10岁，就累得得了肺病去世。张永禄靠年迈的祖父母拉扯大。由于家境贫困，1950年张永禄小学毕业后，就到一私人的皮货店学徒。到1952年生活好起来，他才又去上学。为了记住日寇的罪行，张永禄决心学历史。当时他的一个从事医务工作的亲戚说，如果他去学医，就供他上大学。但张永禄决心已定，最终考上了西北大学历史系。至今，张永禄还保留着父亲的灵位牌……

　　记者采访中，得到了西安市档案馆、省档案馆等单位和省人防办退休干部肖银章、市地方志干部王民权等人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声讨当年日寇轰炸西安的罪行，当然要支持。西安市档案馆保管利用处副处长赵勇说，市档案馆藏有大量日本轰炸西安的罪证资料，一定要让全市人都知道。

　　家住大莲花池街的铁志平听说记者要采写庆祝抗日胜利60周年的稿件，放下手中的生意，领记者到处寻找当年的老人。

　　肖银章告诉记者，1995年省上有关单位举办一个抗战50周年的展览，竟然没有一点日本轰炸陕西的资料，而且许多年轻人不知道陕西曾被日寇飞机轰炸过，以为日本没有过潼关，就没有在陕西欠下血债。为了让陕西人世世代代记住日寇的罪行，他从重庆、北京等地收集到大量民国时期有关日机轰炸陕西的资料，编写了《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一书。

　　75岁的马世恂老人说，日本轰炸西安，这是血泪仇，让人不能不痛恨的事，但日本极右势力竟然不认账。我们不能忘记这一深仇大恨，避免再发生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