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胜利，新四军研究会合唱团正在厉兵秣马地加紧排练节目，准备公演。

    每当我唱到《黄水谣》中：“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时，我的心犹如刀割似的悲恨交加，六十几年前那段沉重的历史，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尽管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幼儿，但镌刻在脑海里的前尘往事，萦绕心头，挥之不去，历历在目。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一个布满阴霾的晌午，我和姐姐们正在庭院玩耍，突然一阵空前强烈的捣门声令我胆战心惊，奶奶怕砸坏大门，便出来开门。这时闯进两个日本鬼子，穿着黄色的军服，戴日本军帽，还有两个耳罩，像猪耳朵似的摇晃着，每人手里都有一支三八枪，刚才捣门用的就是枪把子，所以这么吓人。这两个鬼子东张西望贼头贼脑，嘴里大口嚼着牛皮糖，两个口袋装满刚刚抢来的糖果。我和姐姐以及邻居的阿淳哥哥、阿媚姐姐四人不知所措地并排站立在上间桌子前面，邻居的阿淳哥哥（后来是天津市建筑设计院的总工）那时才十一二岁，我只有五六岁。鬼子狰狞地笑了一下，给我们每人一颗糖，我太熟悉这种牛皮糖了，是李大同茶食店里抢来的，是用白底蓝格子花的糖纸裹着的那一种。鬼子盯住阿淳哥哥不断地用中国话问：“母亲！母亲！”阿淳哥哥机智地把他带到鸡窝边，给鬼子递上一个鸡蛋说：“我家没有母鸡。”鬼子摇摇头，表示不要这个，就转身向卧室、厨房乱窜，他们打开柜子和抽屉，寻找值钱的金银首饰，并把不要的衣物、书本遍地乱扔。这时邻居的大妈正在厨房准备烧午饭，柴刚点燃便马上熄灭，人却无处可逃，她退到厨房后面的柴间，这里黑洞洞的，既没有门窗可逃，也没有地方可藏，在万般无奈之下，用鸡罩把自己罩住。鬼子进来擦亮一根火柴，看看屋里空空地什么也没有，就退了出来。两个鬼子又来到我家，我妈妈闻声往阁楼上跑，阁楼是祖母居住的地方，只有一张床、一张桌，旁边一个小房间里，有六七只装稻谷的空箩筐，母亲机智地用空箩筐把自己罩起来，鬼子用脚踢了其中一只，发现是空的也就悠悠地下楼，接着又四处搜查，才从后门走到另一家抢劫去了。鬼子走了以后，阿淳哥哥要走每个小孩手中的牛皮糖，并一起把它们抛到房顶瓦背上去，我清楚地记得，他说：“我们不吃日本人的东西。”此时，大妈和我妈妈忙着整理被扔在地上的东西，奶奶则不断地在水井里汲水，冲洗无耻之徒在厨房里留下的尿液。

    眼看在城关呆不下去了，爸爸妈妈决定逃难到乡下去，仅留奶奶一人在家看屋。我家只有一位乡下亲戚，是祖母的内侄女，住在东山中埠，于是把家中好一点的衣物装在皮箱里往东山逃。东山紧靠海边，是日本鬼子登陆的据点，可我的家人却一点也不知情，正是往虎口里送。表姑妈家是贫苦农民，早年丧夫，表哥表姐尚未成年，靠表姑妈一个人辛勤耕作，省吃俭用过着十分清贫的日子。表姑妈家的房子低矮，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厨房。我们突然到来给她们增加负担，表姑妈把唯一的老木床让出来给我们睡。仅过了一夜平静的生活，第二天晌午来了两个日本鬼子，表姑妈把我和姐姐先藏在老木床的角落里，为了保护我母亲的安全，她老人家奋不顾身地跑出房门，跪在地上又哭又拜，可是毫无人性的鬼子根本不予理睬，继续往屋子里搜刮财物。母亲在极度惊慌中，竟然一跃跳过一公尺多高的小窗，把身体深藏在荆棘丛中。这两个鬼子脱下自己的军装，穿着父亲的衬衫和米黄色的毛料中山装叽叽咕咕地私语，见父亲坐在柴仓凳上，就一把拉起父亲去充当他们的挑夫，当他发现父亲患疟疾正在发高烧时，才松手不要。鬼子发现床角有两个小孩，就拿着刺刀在我面前晃了一下，阴险地笑着，吓得我不敢抬头。鬼子一走，我便不时地喊着：“妈妈，妈妈。”母亲总是轻轻地说：“我在这里，不要喊，不要讲话。”我百思不得其解，只闻妈妈声，不见妈妈人，不知妈妈究竟藏在何处。后来，母亲乘日本人不注意时，在大哥的陪同下往水田里跑，农田泥泞不堪，弄得浑身是泥，日本兵见有人逃跑，就举起枪喊他们回来，母亲和哥哥仍拼命地往前跑，日本兵大概是舍不得浪费子弹竟没有开枪，瞪着眼让母亲和哥哥逃过一劫。

    爸爸觉得东山不是久留之地，比城里更不安全，便连夜带着我们往不知名的地方逃跑。苍茫的夜色，笼罩着稻田，在死一般沉寂的田野里，我被一位不认识的叔叔背着逃命。左一脚右一脚走的不是一条平坦的路，也不知究竟流亡到何方，不知不觉中我居然睡着了。接下去还有许多逃难时期的零星记忆，却没有再撞见这些在中国领土上留下滔天罪恶的可怕又可恨的日本鬼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