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的夜里，毛泽东没有在延安东郊的桥儿沟留宿，当天，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第一天开会，从前线回来的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从战火中的武汉回来的周恩来、王明都住在了会议召开地桥儿沟。桥儿沟有一所20年代修建的教堂，到现在为止，这所有着彩色 玻璃的教堂还是很醒目地突出在陕北特有的窑洞风景中。当年，这所教堂是当地的豪华建筑，最要紧的是，教堂边有一排石筑的窑洞，正可以当作招待所，安排这批从各地返回开会但在延安城没有住所的中共高级官员。

　　“当年这种石筑窑洞是最高级的住宅了，比土窑清洁、安全。”延安杨家岭革命遗址的讲解员在介绍当年延安的住宅时说。在杨家岭，石头窑洞是给50岁的朱德住的，他年纪大，受特殊照顾。

　　毛泽东骑着自己长征时期的那匹四川矮腿马，向城内住宅稳当地走去，这匹花马1941年老死在延安。现在从延安城内到桥儿沟只需15分钟的车程，当年他却要骑马花近一小时，住在路旁迟睡的居民当时肯定听见了那马蹄声。1938年的延安是安定而富足的，由于八路军军饷充足，老百姓当时甚至不用交公粮。

　　当年城墙还在，延河水也很宽阔。毛泽东走到河边，拉过来无人摆渡的渡船，人和马一起站上去，回到了他那时尚在延安城内凤凰山的住宅。此地离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址只有5分钟的行程，他经常从住所走过去作报告——这里汇集着来自祖国各地甚至海外的热血青年。毛之所以要赶回城内，一是石窑洞的“高级宾馆”不敷分配，二是他和当时尚在抗大学习的江青的恋爱关系已经经过了1938年8月份的“组织审查”。

　　会议之争

　　教堂并不是开会地点，“当时是搭棚子在旁边开会的”，教堂边陕西艺术学校延安分校70多岁的看门人说，现在教堂却被当成了当时的会场遗址，大概是该建筑被保留下来的缘故。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米世同说:当时搭棚子开会，一是因为人多，有57个人，还没加上工作人员;二是为了安全，防备日本飞机轰炸。

　　当时日本军队确实得到情报，说共产党有一高级干部会议要在延安召开，但是他们的情报不准确，对会议时间的报告完全错误，所以直到11月20日才来延安轰炸。当时延安城被炸掉一半，毛在凤凰山的住宅旁的山坡上也丢下了炸弹。1951年米世同他们整修遗址时还从那里挖出一个一米多长未爆炸的炸弹，“毛泽东真是命大”。日军的轰炸让中共各机关搬到了延安城外。

　　当年教堂的坡下面就是一个军用飞机场，“那时候机场简单，用石碾子压出一块空地就能当机场。延安先后有好几个这样的机场。”米世同说。不少从前线回来的指战员就是坐军用飞机降落在这小机场上的。会议结束后的傍晚，他们到机场上散步休息，朱德、邓小平、徐海东、贺龙、关向应、滕代远、罗荣桓等人留下了在机场的一张大笑着的合影。

　　当时这些指战员们在前线指挥战斗已经一年多，与日军的血战使他们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提出建立敌后根据地的重要性。一年前八路军初改编时，即使是朱德，也和毛泽东的想法不尽相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说:“刚开始毛泽东的游击战观点几乎是孤立的。”但是毛泽东的农民出身和过去的经历都使他成为一个实际的人，“他就是要保存实力去争取胜利。”国民党希望八路军能担负一部分战线的防守任务，正面和日军作战，这样的观点无论在军队在党内都很有市场。

　　几场血战使朱德、彭德怀等前线指挥员认识到毛泽东战略决策的伟大:即使是平型关大捷这样的伏击站，八路军也损失了600多人，八路军的人员和装备都与日军无法相比。杨奎松说，毛泽东一直要保存军队实力，致力于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想法在一年前的洛川会议上提出没有得到普遍回应。随着武汉会战的深入，局势使得保存实力、敌后根据地的建立尤其迫切。就在开会前的9月26日，毛泽东还和朱德、刘少奇一起致电聂荣臻等人和冀东特委，“创造冀热察边区根据地，创造相当大的军队，是有可能的，但环境是严重的，工作是困难的，必须以高度的布尔什维克精神克服斗争中的一切困难，坚持统一战线的原则，建立坚持持久抗战胜利的信心。”自始至终，毛泽东坚持着他游击战想法，一直不断通过电报向前线的指战员们传达他的想法。

　　针对日军在武汉的进攻，毛泽东认为八路军应该创造并巩固华北根据地，“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和削弱敌人，发动广泛的抗日活动”。9月29日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最急于说服大家的，是他的关于统一战线中保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而他最难于也最需要面对的对手，是半年前刚从共产国际回来的王明。

　　按照1942年起在延安工作了3年的苏联塔斯社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的印象，王明是个个子不高的人，“有双聪明的眼睛”。而毛泽东是“态度自然、慢慢地发问，背有点驼。穿着补着补丁的军服”。根据斯诺的记载，毛甚至一面和他谈话一面抓虱子。彼得把他对中共这批高级官员的印象写在他的《延安日记》里面。

　　王明是从武汉长江局回到延安开会的，他依然喜欢引用马列主义著作，一开口就引经据典，和他1937年11月29日从苏联回来时一样。当时，他和康生等人一起飞到延安，毛泽东在机场欢迎他们时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

　　王明不遗余力推行的是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当时共产国际想把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改造成法国的人民战线模式，由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毛泽东的观点和他的军事思想一样，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他的态度是，既然大家不同意，那我们走着瞧。”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说。在1937年的12月会议上，王明针对毛的主张，明确提出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次会议因此没有形成决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既同意王明批评自己“对国民党的转变没有充分认识”，也强调“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要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持久战、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

　　这次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王明提出要在武汉开会。“一切都要服从保卫大武汉。”尽管遭到几乎所有中央委员的反对，但他始终坚持要在武汉开会，并且要刚从苏联回来，带着共产国际指示的王稼祥去武汉向他汇报。王稼祥当时给他的回电不很客气:“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后来，在得到会议由他做政治报告的承诺后，他才到延安开会。

　　到延安后，王稼祥告诉王明，季米特洛夫的一句话是:毛泽东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

　　共产国际选择了毛泽东

　　王稼祥在9月29日的会议上首先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这位“瘦个子，比一般人略高”的政治局委员是在1938年3月去苏联养病的，现在他的病态还是很明显，非常消瘦，但是他的话却非常有力。除了报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看法外，他还口头带来了季米特洛夫的话:“要服从党的领导，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事实上，王稼祥早在长征期间就和毛泽东多次打过交道，他知道毛对战争有自己的想法。在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王稼祥被炸弹炸伤，躺在担架上行军，而腿有毛病的毛泽东也在担架上度过，两个人经常交流关于战争失败的原因，毛曾经说服当时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同意改变红军行进的方向。

　　“当时和共产国际联系紧密的人中，任弼时、王稼祥其实都和毛泽东没什么私人交情，但是他们党性都很强，总是有什么说什么。康生就不同，他是看风头的，看谁得势就跟谁。所以陈云说康生‘是鬼不是人。’”延安革命纪念馆研究员刘煜说。这样，与王明私交不错的王稼祥毫无顾忌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已经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八路军也执行了党的新政策，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在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王稼祥当时还传达了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特意嘱咐的话: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共产国际在武汉会战的关键时刻选择毛泽东并不是无因之果。按照北京大学教授杨奎松的研究，所谓的共产国际一直打击毛泽东的说法是错误的。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展现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被共产国际看中，1934年以后，苏联的各种刊物上就特别推崇毛泽东。在苏联翻看文献时杨奎松发现:“当时报刊说他是中国最主要的军事领袖。”1935年，苏联报刊开始发表毛的著作，而且在报纸上介绍他的生平，在共产国际的第七次会议上，毛被推举为共产主义的旗手之一，共产国际已然认为毛是中共的领袖人物。

　　然而，中共中央到陕北和莫斯科联系上之后，共产国际发现当时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任务没有抓住，而是在反蒋，于是派王明回国帮助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王明就是带着这使命而来的。

　　按照中央党文献研究室科技部图书室编辑的《毛泽东与中共党史重大事件》来看，王明和季米特洛夫的私交很好:王的女儿是季的养女，但是季米特洛夫对于王明的想法还是看得很透彻，在王明回国前还是提醒他:回国后要和国内同志搞好关系，即使推举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当。要建立党的集体领导，不要自封领袖。

　　莫斯科要求王明搞集体分工，所以毛泽东负责的统战工作分到王明手中，毛泽东负责军事。但当时统战工作是抗战中最主要的工作，所以一时间，王明权力大为集中，也导致了他的种种做法——“长江局简直是另一个中央。”刘煜说。矛盾在中共内部形成，但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派王明回国夺权的意思，所以王明和毛泽东的问题出现之后，共产国际站在毛这边，“他们很明确地希望推举毛泽东当党的领袖。”杨奎松说。王稼祥正是忠实地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另外一个原因是，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后台——米夫在苏联的肃反运动中已经身败名裂，王明的坚决支持者已经没有了。

　　在会议上，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他关于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主张，这种思想也和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分属不同阶级的坚定看法分不开，他说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做不到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就根据《抗战建国纲领》去做即可；我们不能自己束缚手脚，要在统一战线中有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他的观点非常有说服力。”杨奎松说。

　　毛泽东并没有尖锐批评王明，后来他自己说:“在六届六中全会的记录上，我们并没有尖锐批评什么东西，而是从正面肯定一些问题，在实际中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在那个阶段说话相当谨慎，从来不是给人定性。”刘煜说。
　　当天，主席团还决定，毛泽东负责起草给蒋介石的一封信，给正在武汉战场上的蒋介石表明共产党的态度:“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更加困难，然一方面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并说因武汉局势紧张而让周恩来立即返回，向蒋转达共产党中央意见，商议一切。此信由周恩来在返回武汉后的10月4日当面交给了蒋。
　　其实，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早就被周恩来介绍给了白崇禧。白很是认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说法和毛的观点异曲同工。”刘煜说。武汉会战的紧张时刻，毛起草的信件无异于给蒋介石一些定心丸。
　　虽然这次会议上，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思想被否定了，但是他并不服气，在他自己的回忆录中，事后他又多次和毛争论，而且每次一争吵就不可开交。每次都是吵到吃饭时间，已经成为毛的妻子的江青会站出来说:“这两只老公鸡真是厉害得不得了，一见面就斗，一斗起来就没个完。”然后和王明的妻子叫各人的丈夫回家吃饭。

抗大歌声 　　“当时的延安城，半个城里面都是抗大的歌声。”米世同说。9月29日的夜晚，抗大的歌声也没有停止，这里是当时延安最有活力的所在。常唱的是抗大的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承担。” 　　抗大是在红军大学的基础上成立的，主要目的是为抗战培养急需的军事政治人才， 每期学员培训不过几个月，思想政治课为主。实行教育委员会领导下的首长负责制，教育委员会主席就是毛泽东。按照道理，他是只需要在典礼上露面就可以了，但是，认识到通过学习启蒙思想、统一思想重要性的毛泽东习惯来抗大做各种报告，在这里定期开设了《辩证法唯物论》的课程。“他就是觉得党内不团结，而这样的局面应该通过学习，开阔眼界、提高辩证唯物主义觉悟来改变。”刘煜说。 　　“他很会演说，给那些来延安的革命青年讲课不拿课本，比如说他第一个报告的名字就是‘革命与恋爱问题’。”米世同说。再者，他能够就小事联系到大事，比如一些学生不爱做操，他就从作战需要讲起，提出对抗日军就要靠经常爬山，以提高战斗力。并且说红军长征就是爬山快，才甩掉了敌人，应该继承这光荣传统。“他讲课方式很独特，从来不强迫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而是教大家对遇到的问题拿出办法，出主意，考虑如何解决。”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说。 　　现在，崭新的抗大纪念馆办在当年的旧址之上，前面就是延安最繁华的二道街，所以纪念馆的一部分尾楼也租给了商场，正在热闹地进行“上海服装展销”。据说在日军第一次轰炸延安时抗大校舍就已不存在了，何况对于大多数抗大学生而言，本来校舍也不重要，几间狭小的平房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学生。全国的进步青年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涌来，海外华侨也为数不少:先后招收了74人，女生有45人。他们的课堂在延河边上居多，晴朗的天气里，搬起几块石头就是课桌。 　　毛泽东给他们的几大任务就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一切，也是为了在敌后建立广泛的根据地培养扎实、充足的人才。 　　1938年8月底，大批爱国青年的涌入使抗大连住宿也成为问题，于是开始了建校劳动，第三期学员半个月突击下来，挖了175孔窑洞，修了3000米长的抗大公路。9月29日的夜里，那些新窑洞刚刚使用，很多就在毛泽东的凤凰山住宅附近，这些窑洞到毛的住所也只有五六分钟路程。他给他们的新校舍写下的题词是:“听说你们建筑校舍的劳动热忱很高，开始表现了成绩，这是很好的。这将给你们一个证明，在共产党和红军面前，一切普通所谓困难是不存在的。” 　　当时抗大条件艰苦，被人形容为“军事共产主义”。对于大多数南方来的学员来说，要把吃大米的习惯改成吃小米杂粮，就很难忍受。三期学员刘大年回忆:“饿了宁愿喝白水，也不接受面汤。”住窑洞更是头遭，十几个人住一孔窑洞，睡觉、吃饭、学习讨论都在里面。“四体不勤”的知识分子到延安来，艰苦的生活和劳动是第一课，这课程为抗大的学员们如何与劳动人民结合，担负一定的责任打下了基础。所以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精神饱满，“驻地的抗日歌声彼落此起，洋洋乎盈耳”。 　　在女学员中，江青是引人注目的。“按照条件，她应该进陕北公学，因为并没有过硬的党组织介绍。但是照顾她是上海来的电影明星，所以也和其他组织介绍来的青年一起进了抗大。毛泽东从前没有注意她，直到她在中央大礼堂演出《打渔杀家》的萧桂英后才知道她。”米世同说。当时城内的另一座教堂被改为中央大礼堂，江青的演出使她迅速出名。其时，贺子珍已经到苏联养病，江青从7月中旬起，经常到毛的住所来请教问题。 　　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组织部完成了对江青的历史调查，这个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的经历被查得一清二楚，不仅包括她的革命历程，还包括她曾经的爱情与婚姻。调查结束后，张闻天代表党组织找毛泽东谈话，并且把结论给他看，并不赞成他与江青交往，毛当时勃然大怒。 　　康生早年认识江青，他代表社会部给江青一份书面证明:“她历史上清白，政治上无问题。”毛泽东将康生的书面证明交给中共中央办公厅，然后上交书记处，从此，他们的往来没有受到干涉。9月29日，正是毛泽东与江青热恋期中的一天，这时距他们结婚仅一个月。 　　1942年来到延安的彼得·弗拉基米洛夫看到的江青已经是毛泽东的私人秘书，掌管毛的一切机要通讯，了解他的一切计划。“她总是那么健谈、和蔼。”身材苗条、有双“黑而机灵”的眼睛的她给彼得的印象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是她突出的特点。她清楚一切障碍，盯着社会的显要地位顽强地往上爬。 　　等11月初，毛泽东和江青住在一起，“请大家抽烟吃糖，成仿吾也是他们的客人。他回延安时告诉我这件事。”米世同说。由于当时没有结婚登记这么回事情，所以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婚日期就此湮没不可记，“她待他非常温柔，想方设法讨他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