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兵在开展“麻雀战”

　　1938年8月4日凌晨2时50分，山西同蒲路日军驻守的榆林车站突然遭到八路军约1000人的包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编纂的《中国事变大陆建设手记》详细地记 载了日军对八路军此次突然袭击的细节:“哨兵三部上等兵及野口一等兵发现敌情时，敌已积聚在车站房舍四周约50米处悄悄逼近。三部上等兵得知敌人袭击，立即开枪报警。车站房舍四周垒有沙袋，全体人员准备凭此依托应战时，此时敌军迫击炮、机枪及步枪早已对准车站房舍一起猛烈射击，发出可怕的呼啸声。”
　　
　　4时50分，另一个车站准备完毕的日军救援列车刚出发没多久，机车也突然全部出轨。日本方面记载，出轨列车周围的伏兵“从右、前、左三个方向，一起用迫击炮、机枪、步枪猛烈射击，轰炸机车，转瞬之间机车成了蜂窝，玻璃窗碎片飞向四面八方”。“八路军的迫击炮弹打穿了煤水车铁板，发出可怕的响声。”火车上的日军被迫依靠铁路两侧的土堤仓促应战，等待另一批日军的救援。“敌人看到我兵少力微，以惊人的勇敢逼近我方，50米、30米、10米，有的冲到5～6米的地方，双方面对面地展开白刃格斗，手榴弹的弹片横飞，凄惨景象简直成了凶神的战场。”
　　
　　这是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主动发动的成千上万次破袭战中的一次。在成功地破坏了铁路设施并杀伤了大量日军后，八路军的部队迅速撤退得无影无踪。虽然日军宣称最终守住了车站并救出了被伏击的部队，但对于日军来说，受到严密封锁防卫的同蒲路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受到如此可怕的袭击，是“近来少有的大事件”。
　　
　　敌后游击战和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
　　
　　1938年8月22日，日本首相在致蒋介石亲笔信中写道:“坚信板蒋（板垣征四郎、蒋介石）会谈必将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战后日本官方战史《大本营陆军部》记载，近来，我陆海航空部队猛烈轰炸重庆，迫使重庆方面和平气势高涨，只有中国共产党军坚持反对议和。一向谋求保存和扩大自己实力的中共军，竟于8月20日夜，在华北断然发动了号称“百团大战”的大反攻。日军《华北方面军作战记录》写道: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

　　日军从未想到八路军的力量从1937年8月渡过黄河后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达到如此程度。日军《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载了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泉可畏翁参谋的回忆:“遭受共军‘百团攻势’的日军，从各地的兵团指导各军、方面军，均由痛苦的经验中取得了宝贵的教训，改变了对共产党的认识……”日军认识到，在国民党军队失去了在华北的存在后，“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

　　1938年8月正是武汉会战最激烈的时期。日军主力从华北转移到华中，正期待以一场决定性的会战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自一年前“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以来，1937年11月8日，山西首府太原也迅速告失，宣告国民政府正规部队在华北的抵抗全面完结。国民党晋绥军并非没有进行大规模抵抗，但与此前的淞沪和徐州会战一样，国民党正面战场消耗性战法的失败在山西再度上演。以山西抗战中的忻口之战为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记载，国民党晋绥军十余万人在忻口以北宽大正面一线布防，日军实施中央突破，对我阵地狂轰滥炸。10月18日一天，敌人的炮火摧垮了国民党军11个步兵团的建制。经过二十余日激战，我军阵地中央守军“战斗员伤亡2/3以上”，“日耗两团以下”。

　　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大规模地被损耗，八路军如何能在敌后生存并短时间迅速发展壮大？军事科学院军史部姚有志少将指出，国民党政府主张的持久消耗战略具有明显缺陷，这主要表现为战略指导上的拼死防御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性，没有认识到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巨大力量。这个战略直接导致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英勇抵抗在付出惨重代价后，往往却是丧师失地。

　　对1937年日军以西进和由华北南下之主力合击中国军队主力的企图，毛泽东曾向国民党当局提出采取“攻势防御”的建议，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毛泽东所说的“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正是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

　　八路军出征前蒋介石曾明令，八路军在抗日战场的作用是配合华北战场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侧翼支援作战。然而毛泽东及时准确地把握了局势的变化。自太原失守后，河北和山西的主要地区已经全部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就在太原失守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明确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正规部队在山西全面溃败的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解，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平型关之战后，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率领115师部分干部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交界地带建立了八路军第一个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中，再次叮嘱各路即将出发创建根据地的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他进一步强调，“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在7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他更是提出，应该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而“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

1940年“三八”节，晋察冀边区妇女自卫队军事科目表演 　　毛泽东游击战理论的发展: 从平原到山地 　　徐州失守后，对于未来战局的发展 和八路军的下一步发展方向，党内再次出现不同认识。日军在占领徐州打通津浦路后，到底是会继续南下，从而给八路军提供更有利的敌后发展空间，还是会将主力回师华北，肃清后方，给游击战争造成更大的困难？对这一局势的判断，将决定着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否能抓住根据地发展的时机，决定敌后抗日战争的未来发展。 　　早在1937年11月13日，毛泽东在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中就指出，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而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对于未来日军的进攻，毛泽东预见，“八路军在敌后发动群众、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的规模和程度，将直接影响着未来抵抗日军进攻的能力”。在1938年日军南下的历史关头，毛泽东的判断是，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因此“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利用日军主力南下，国民党正规军对他们牵制的这个空当，果断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重大决策。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其实早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八路军应该采取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中，就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意识到，山区虽然有适合游击战的地形优势，但物产和人口均不如平原地区;而平原地区虽然地形不利于游击战，但在物质上拥有比山区大得多的优势。并且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这是八路军壮大和发展的新的有利空间。 　　轻信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只是一场冒险。早在1937年12月中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他立刻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129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进行试探性的游击作战。其时已经是共产党员的吕正操在此前两个月率驻冀中的原东北军53军一个团脱离原建制，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此后毛泽东先后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冀东、山东开辟新的游击试验区。所有这些小型试探性行动的成功，为毛泽东在1938年华北日军主力南下时果断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游击战、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决策依据。

　　敌后在游击战中颤抖
　　
　　当国民党主力部队通过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一系列规模空前的正面会战对日军节节抵抗时，八路军来无影去无踪的游击战能够在敌后起到多大的实际作用呢？日本战后官方战史《华北的治安战及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中国派遣军第1科高级参谋真田一郎大佐在1940年11月28日，就当时的局势和日军未来的作战方针进行的汇报， 反映了日军对八路军游击战的看法:“占领区的治安现状，按优劣顺序为:蒙疆、三角地带（长三角）、武汉地区、华北，其中以华北最差。”
　　
　　全面抗战后最早沦陷的华北作为当时日军大后方，却成为“治安”最差的地区。真田一郎大佐写道:“方面军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令人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军队群众的地下工作正在不断深入扩大。因此决定以对共施策为重点。”
　　
　　这正是毛泽东人民战争和游击战战略实施后迅速获得的成效。1937年三个师的八路军在1938年,已经能够组织超过100个团的部队（尚不包括在山东等地的部队）对日军发动了百团大战,及时振奋了全国人民对抗战的信心和士气。日军战史《华北治安史》在总结其1941年开始为期3年的“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时说:“治安良好的只有7个县，有137个县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295个县属中间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他们不得不承认:“对面的控制已不可能，只能考虑保点线。”
　　
　　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不仅仅只是在敌后的华北地区。在华东敌占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非常活跃。伪南京国民政府在1941年5月16日公布了由汪精卫签发的《清乡委员会临时组织大纲》中写道:“被指定为第一期清乡地区的江南一带，为连接新政权（汪伪政权）的心脏上海和首都南京的铁路沿线要地，是中国屈指可数的谷仓地带，又是新政权势力达不到的敌性地区。此地自1937年末以来，已成中共及重庆方面游击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的游击根据地。前者以常熟、江阴地区为根据地，积极建设解放区;后者在苏州、无锡、常州地区尽力进行恐怖和破坏活动。”
　　
　　共产党游击队的作战控制能力如此之强，以至于战后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这样形容当时伪政府的处境:“1941年春，重新建起的新四军第6师（师长谭震林）占据此地，解放区的政权组织甚至渗透到乡镇基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汪伪政权）苦心设置的县政府，与其说是行使地方政府的机关，莫如说不过是税收机关而已。”

　　日军开始将共产党八路军作为主要对手

　　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他们新的挑战，来自于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游击战。日军战史《作战日志中的中国事变》中显示，日本华北方面军在1940年已经将共产党游击队作为“最大癌患”，并编辑《剿共指南》通报全军。

　　华北方面军作战主任参谋、计划起草人岛贯武治大佐在对八路军游击战进行所谓深入调 查后得出结论:“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在最初对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扫荡中，日本方面所谓最了解中共实际情况的第2科（情报）参谋认为:“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在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仅将其驱散，并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极微。因此，主张招抚分散各地的灰色败残部队（国民党溃军和投降部队），给与占领地区，使其防止共军的渗透，日军只宜作其后盾。”

　　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积极推进招抚阎锡山的“伯工作”。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华北治安战》记载，双方“进行得非常密切，事实上双方的联络已成公开的秘密”，并曾两次缔结停战合约，进行多次物资交易。日军对晋军进行的分化瓦解工作中，“获得很多俘虏和投降部队，以之改编成山西剿共军两个师”。

　　1942年12月19日，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官在兵团长集会上训示“伯工作”的意义，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虽然日军对阎锡山诱降的“伯工作”最终失败，但据曾任日本第一军参谋回忆:“……让无害的山西军存在，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但另一位参谋土田穰大佐也承认:“日军打击了共军，然后让山西军进驻共军力量已被削弱的地区，使之担当剿共建设的任务，果能如此则甚为理想。但是，山西军非常软弱，缺乏战斗力，即使同少数共军作战也只有失败。因此，把山西交给山西军，不能指望能起到防共壁垒的作用。”

　　1943年，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更为频繁。仅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一地，一年遭到12次“扫荡”，最大的一次“毁灭扫荡”历时3个月，日军用兵高达4万余人，并动员了所有的汉奸特务组织。

　　日军战略目标的转变使八路军游击队在1942至1943年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在人民群众的坚强支持下，八路军和游击队不但顽强坚持下来，并在暗中逐步恢复。日军战史记载，在大扫荡后，“表面上尚未达到恶化的华北地区，从1943年后半年起，由于中共军的活动突然增多，治安开始急剧混乱。”“1943年中期，分驻各地的日军部队，铁路警护队、华北绥靖军部队等，几乎都被封锁在各地的驻地，有的附近就有共产党恐怖横行之处。至同年末，治安更加混乱，不仅小队、中队，就连大队部有时也成为了中共军夜袭的目标。”“对河北、山西敌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共作战，虽然取得了很多战果，但终究同以往几十次反复剿共讨伐作战一样枉费心机，未能取得决定性的持续效果。”

　　“兵民乃胜利之本”: 并非“怪魔”的游击战争

　　共产党的华北敌后抗战是在与后方完全断绝、毫无接济的情形下进行的。日本人长野朗写的《游击队与游击战》一书展现了八路军在抗战期间的装备状况:“共军原是步兵枪也不多的军队，改编为第八路军后并无多大变化，虽不断向蒋介石方面申请补给，蒋介石方面似乎给的不多，飞机、坦克和重炮共军当然没有， 据说只有少量野山炮和迫击炮，基本上普及了步枪和机枪。由于武器弹药不足，有专门担当窥探日军辎重队的部门。当友军失败时，迅速前去打扫战场，搜集武器弹药，收容残兵，从而得到人员、武器和弹药。所以他们非常珍惜子弹，一颗子弹也不能随意发射。有称为特别狙击手的，并制定了如下严格的射击规定:见到敌人时才开枪;瞄准后再开枪;有命中把握时才开枪。”

　　这样装备原始的部队为什么能够在敌后坚持下来，而国民党军队主力从山东、河北、山西和察哈尔的广大华北地区撤退后留下进行游击作战的部队（他们有飞机运送，还多少有些后方的接济），竟没有一支能够在敌后生存下来？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中甚至曾提到一位国民党将领不解地问他，同样是分散突围，为什么国军部队就此崩溃，而独共产党游击队能够迅速重新集中？

　　1943年敌上海《朝日新闻之友》半月刊上刊载了一篇《中共军内幕析》的文章，称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有超乎寻常以外的坚强意志和严密组织……”汪伪政权出版的一本杂志上更是刊载过一篇《八路军怪魔的游击战争》，用妖魔化的描写解释八路军的英勇和顽强:

　　“……不用枪，只肉搏，见到了对方的机关枪，那可红了眼，不管火力多么硬，不管火网多么紧，他们常硬着头皮冲上去……如果命令一下，干起来，向敌人冲去，即所谓‘光荣’的躯干倒在地上，也不要紧。后面马上实行‘同志爱’，为保护这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遗体，也要保护着枪，使用绳子把他拉下火线，先是你拿枪，我解子弹，然后再把尸首背回去……在攻碉堡的时候，是使用肉弹。在攻城夺寨的时候，没有飞机，没有大炮，就索性搬出几千年几百年前的办法来，几个木梯接到一起，多少个勇士扛着一个梯子，运到碉堡根底，很快竖立起来。他们穿枪林、冒弹雨地跑上去，死的伤的掉下来，后面的又接着爬上去，这办法虽然愚笨，有的时候血多肉多，也会得到胜利。”

　　“我们既不是‘怪魔’，也不是‘愚笨’。”彭德怀在1944年对前往延安的美军观察组说，“而是因为缺乏武器弹药，不能不以血肉之躯与敌寇拼殴。”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早已作出了伟大的预言:“兵民乃胜利之本！”离开了人民支持的游击队，就像鱼离开了水。事实上，对八路军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日军，远比国民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八路军在敌后成功的内在原因。日军“北特警第1期作战战斗详报”载称:“中共仍以党、政、军民四位一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目标，团结各种战斗力量，扩大并推进党的势力，采取各种积极顽强的措施……对其动向，不可等闲视之。”日本华北方面军第2科参谋山崎重三郎少佐深入比较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敌后抗战结果的巨大差异:“蒋系中央军在中条山脉的扰乱治安基地，已受到严重打击。但所谓‘扰乱治安基地’徒有其名，较之共产系的活动则微不足道。然而蒋系军遭受毁灭性打击失去根据地，窥伺机会的共产党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代替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华北游击战遂为共产党军所独占。”

　　“中共方面党政军虽受到相当打击，当由于巧妙地避开日军锋芒，其势力依然继续增长。而中国方面（指伪军）没有积极的活动，其基层行政机关，由于中共的武力打击和政治攻势，陷于萎靡不振状态，治安军叛变事件屡屡发生。”日军的记载透露出敌我力量在缓慢变化。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要求日军做到的在“剿共”战争“使敌人感到‘日军真可怕’，使民众感到‘日军真可仰赖’”的目标不但没有出现，反而随着战争的长期化，日军内部军纪日益恶化。冈村宁次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在过去日清、日俄战争年代，日本兵没有主动投敌的，即使负伤后被俘，也不会在敌人恐吓下供出我军情况。现在情况变了，被俘虏后很多人供出我军军情，并有叛逃敌者，实为可叹。”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战争的伟大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面前，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发动人民建立根据地，是根本无法在敌人的心脏生存和发展。

　　日本陆军自卫队第80团师团长本政登士在战后所著《自卫队在前进》中，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当年与八路军游击队作战的见闻。自1940年6月至1945年2月，本政登士在华北方面军第4科任参谋。对于“装备上有问题，几乎没有火炮，有时使用缴获日军或蒋军的山炮和迫击炮，但此种情况极少”的八路军，本政登士承认，日军对共军发动了千次大大小小的讨伐作战，几乎都未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

　　“共军的灵活机动和利用夜间行动，几乎可以说是神出鬼没。在谋略方面，共军同样有创造性的发展，使我们不得不甘拜下风的事例很多。日军部队为了讨伐共军，一到基地，居民手拿太阳旗在城门外列队欢迎。如果看不到居民，日军就要警戒，但军民如此热烈的欢迎，使日军疏忽大意进入城内。于是在城内同时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造成极大损失。这种事例在山西省发生过多起。”

　　本政登士在回忆时仍表示，自己未能看透消耗战略巨大威力之实质。其实他的所见所写已经道出了一切，那就是日本面对的不仅仅是神出鬼没的共产党游击队，还有孕育并隐藏游击队的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本政登士回忆说:“有时，中国人送葬队伍在日军的碉堡前面通过，正当日军守备士兵以好奇的眼光看得入迷的时候，送葬的中国人从孝服里拿出步枪，从棺材里取出机枪，一起向堡垒开火。又如在堡垒或据点里干活的中国人或设法给守备士兵下毒药，或从里头锁住大门，使守备士兵全部被消灭在大门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日军拂晓出发讨伐，一出基地大门，村民立即追随日军的行动发出信号。一部分民众组织与日军同时并进，随时监视日军动静。共军命令他们在日军到达之前把情报送给共军。通常有一部分群众在道路上埋设地雷、破坏桥梁，以妨碍日军的行动。日军一接近共军根据地时，几乎每一个民众都可看作共军的哨兵和侦察员。可以肯定，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会用铁锹示意的方式传达情报。”

　　7年的敌后艰苦斗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华北敌后巩固地建立了五大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华北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人民达5000多万，占全华北人口60%左右;有组织的群众为1600多万，占根据地人口30%以上;不脱离生产的民兵有158万，占根据地人口的3%强。

　　平原游击战也许是最能体现这一伟大力量存在和抵抗的史诗。吕正操将军在《冀中回忆录》中写到，为了不让日军获得良好的据点工事，八路军领导群众拆毁了河北全境几乎各县所有的城墙;为了利于对日军据点的偷袭，河北军民在4个月内打死河北全境数十万条狗。彭德怀向美军观察组介绍，为了在平原地区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抗日根据地军民一边破坏敌人的“交通建设”，一边挖掘反封锁的道沟。“在1940年，河北平原已经纵横皆是此种道沟，据冀中第八行政区统计，已挖成的此类道沟占所有道路的82%。有了道沟，我方可在沟中隐蔽活动，人民也可经由道沟行走，而敌方则遭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汽车装甲车不能畅行，速率降为与步兵相等，平均每小时只能走4～6公里。这样就使敌人失去了快速部队的优点，迫其像步兵一样与我们作战。”人民群众的力量，彻底改变了河北大平原的地形地貌，也改变了抗战力量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