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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 | |||||
| 作者：冯玉祥 文章来源：冯玉祥:《我的抗战生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6-27 | |||||
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我正住在庐山。在这以前看日本人的情形，就知道要有大规模的侵略动作，尤其是要在北方发动。当时的形势，是宋哲元、张自忠、刘汝明、冯治安、赵登禹几位将军，驻守在北平、天津、保定、察哈尔各地(刘汝明驻察哈尔、张自忠驻天津、冯治安驻保定、宋哲元驻北平)。日本人看着这一部分军队，就如同眼中钉一 在将打未打的时候，这几位将军外面体谅国家的困难，对日本人表面敷衍，而内里是加紧爱国抗日的精神教育，充实军队的力量，秘密地购买了许多新式武器。全军节衣缩食，省下钱来买了很多子弹，这没有别的，就是为了准备跟日本人死拼。 谁都知道的，抗战的炮火第一声是响在吉星文（注：时任第二一九团团长。）长驻守的卢沟桥。卢沟桥筑在无定河上。无定河可以说是很古的一道河，它的源头是在山西地区。洪水泛滥的时候，拖沙带石，汹涌澎湃，忽南忽北，滚来滚去，河身无定。到清朝的时候，才给它起个名字，叫永定河。流至宛平县，上边筑这一道桥，宽大坚固，这是通往南方许多省的一条要道。桥的建筑，雄伟壮丽，俗语说“卢沟桥上狮子数不清”，即言其多的意思。桥北头有一座城，那是专为守桥的军队和地方官吏预备的，后来，就变成收税的地方了。卢沟桥南岸不很远就是长辛店，东边不很远就是丰台，西边就是潭柘寺，可见这个地方形势之重要了。这一天，日本人就在这个地方挑起了衅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这些官兵不待命令就敢对抗起来。一方面是宋、张、冯、刘、赵等将领平素爱国教育的认真贯彻；另一方面，就是吉星文团长有血性，有良心，有决心，硬骨头，说干就干，他不顾一切，真的对日本鬼子拼起死命来啦。 “七七”战事一发生，我即从庐山返回南京。宋哲元请梁式堂（注：冯玉祥的顾问。）为他的代表，到南京来向蒋先生（注：指蒋介石。）报告。梁先生一下车就病了，住在中央饭店。他对我说，他在北平就患痢疾，宋哲元找他来南京，他家里的人说：“不能去，你有病怎么能去呢?”梁先生回答说：“是自己的命要紧啊，还是国家要紧啊?”决定非去不可。到了车上，天气太热，热得没有办法，车顶子都晒烫了，就把车厢窗户全都敞开，窗户里进来的风也是热的。本来就有很厉害的痢疾病，又加上热风一闷，昼夜不歇，下车就头痛。他把北方的情形对我说了，我马上给他们写了几封信，主要的意思就是对日抗战，非抗到底不可。什么叫“到底”呢?就是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复回来，这就叫“到底”。梁式堂笑着说，他们一定能做得到。 没有几天，梁式堂先生的病转为脑膜炎，就死在中央医院里了。实在可以说，式堂先生不到南京来，他不会死，他为什么来呢?就是为了献身救国，这真是一个正经的读书人! 北方战起，鹿瑞伯马上到保定，去找宋哲元，找不到，说他回了老家——山东乐陵去了。忽然我又听到说，日本鬼子袭击南苑，用飞机轰炸得很厉害，佟麟阁副军长、赵登禹师长同时阵亡。我听了这个话，判断官兵一定死了很多，我一面痛哭，一面很高兴。哭的是佟麟阁、赵登禹都从十五六岁就跟着我，那些官兵也都是跟着我同生死共患难的好兄弟，他们一旦死了，如何不难过?我一睁眼一闭眼就看见佟、赵在我的眼前；高兴的是他们为国捐躯，忠勇赴义，死有重于泰山。我作了一首白话诗，抄在这里： 佟是二十六年的同志， 赵是二十三年的弟兄。 我们艰苦共尝， 我们患难相从。 论学问：佟入高教团， 用过一年功； 赵入教导团， 八个月后即回营。 论体格：同样强壮， 但赵比佟更伟雄。 佟善练兵，心极细； 赵长杀敌，夜袭营。 佟极俭朴， 而信教甚诚； 赵极孝义， 而尤能笃行； 二人是一样的忠， 二人是一样的勇。 如今同为抗敌阵亡， 使我何等的悲伤! 但我替他们二位想想， 又觉得庆幸非常。 食人民脂膏， 受国家培养， 必须这样的死， 方是良好下场。 后死者奋力抗战， 都奉你们为榜样。 我们全民族已在怒吼， 不怕敌焰如何猖狂。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最后胜利必在我方! 你们二位在前面等我， 我要不久把你们赶上。 在军委会里，把这个情形向蒋委员长说明，当日就发表了命令： “佟麟阁、赵登禹追加上将。” 当天又听说，我的大孩子冯洪国在南苑教导团当大队长，也阵亡了（注：传闻非实，冯洪国未死。）。几 儿在河北， 父在江南， 抗日救国， 责任一般； 收复失地， 保我主权， 谁先战死， 谁先心安； 牺牲小我， 求民族之大全， 奋勇杀敌， 方是中国儿男。 天职所在， 不可让人占先。 父要慈、子要孝， 都须为国把身捐。 不多几天，听到说，日本鬼子把北平完全占了。有一位团长，叫刘汝珍（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一三二师副旅长，后升任暂编三十六师师长、第六十八军军长。），是刘汝明的兄弟，我曾送他到苏联留学，学的是修理飞机，回国之后，就跟我当卫队团长。这一次在北平，他看见他们的旅长同日本人勾搭，马上带了他这一个团，冲出北平，一直奔南口跑了。这一旅共有两团人，他这一团跑了，那另一团也跟着他跑了两营多。他们在前头跑，日本人就在后边追，一面走着，一面打着，到底日本人也没打着他们。 为什么一个团长不听旅长的命令?说起这一点来，真是中国特有的文明。从前晋国魏临死以前，有两段话跟他的儿子讲，前一段是说，他若死了，需要把他的爱妾另嫁出去，不要殉葬。后来，他的病一天重似一天，快要死时，他又说，他的这个爱妾一定要跟他一块死，要殉葬。魏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商议说，父亲以前说的话是“治命”，临死的时候说的话是“乱命”，“治命”可从，“乱命”不可从。刘汝珍团长有这种是非之辨，认定他的旅长投降日本，这是“乱命”，不是“治命”，所以不可从，就带着队伍走了。他连年对日打了许多光荣的烈仗，已经升做了军长。 在北平负着责任的人，看到长辛店、丰台都不能走了，他们下了很大的决心，走三家店、门头沟、潭柘寺，绕道长辛店以南，才同队伍合到一起，这总算是侥幸的事。 看《列国》上秦孟明氏挂帅来袭击郑国，因为郑国的弦高去西周经商，在街上见前面秦军来袭，就假托君命宰牛，说是来犒劳秦师，孟明氏白乙丙以为郑国知道他们来了，一定早有了准备。不敢向郑国前进，就唏哗而归。《列国志》对于这件事批评说：“大军压境，不知戒备，该袭!”以这桩事来看，就知道日本鬼子驻了很多的兵在平津一带，应该是每一分钟、每十分钟都有发动袭击我们的可能。若以为是他不会这么着，他不会那么着。那就是自趋灭亡。幸而有这些爱国的将士，不论成败，不计利害，敢同倭寇拼死命到底。什么叫武器万能?什么叫机械化万能?他一概不懂，而只知道用自己的血肉，拿自己的性命来保护国土，这种忠勇无比的精神，实在是至高至贵的瑰宝。
到了十五号，我从南京出发，就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出发以前，我写了一个遗嘱，交给我家里的人，放在我箱子里头。主要的话如下： “同日本鬼子打仗，是为了雪国耻、收失地，上可以对得住祖先，下可以对得住子孙，成功是成功，失败也是成功。不论到什么时候，我的子孙决不能同日本鬼子妥协。我有几间房子，都交给李德全就完了。” 出发的时候，参谋长是熊斌代理，刘骥（注：字菊村，冯玉祥的部下，时任军事委员会总参议。）６为总参议，后来参谋长换了鹿钟麟。从陵园寓所出发，过了宜兴就遇见日本鬼子的六架飞机，飞得很低，看见飞机上边日本鬼子的太阳徽很真切。当时若是轰炸，那我们马上就完了。看那样子，和后来的证明，知道他是炸陵园和南京去了。我到了苏州张治中的司令部，知道张治中正在前头打仗，并且打得非常激烈。我同他的副官长谈了不过三分钟的话，我说： “我要到上海附近去看看。” 出了他的司令部，离开苏州也不过五里就听见苏州附近有大的轰炸。后来知道，就是炸了那个司令部的外边和里边。由此可见，日本人在京、沪、苏州一带，布满了间谍侦探。 后来听说，有一户人家在苏州车站附近开了一个茶馆，在楼底下设有无线电台，他在车站附近看见什么情况，听见什么消息，就马上给日本人报告。不多几天，他的一个独子竟在外面被敌机炸死。他的太太骂他： “你这个人，没有良心，不能得好报应，你看你给日本鬼子报告消息，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连你的儿子都炸死了，你这不是报应是什么呢?” 夫妇俩越吵越厉害，打起来了。他的女人就去告发了，被地方上的人捉住，问实了才枪决的。苏州出的这样事情，不止二三十起。 日本鬼子想出的害人法子，非常之多，一个是下象棋，一个是下围棋。他完全是为了勾搭中国人，收买中国人，稍一不慎，就被他们诳骗了。他特别注意的就是地方上这些破落户，没有正经职业，而有酸不溜丢的蹲茶馆的能耐，既不会做工，又不会种田，游手好闲，坐吃山空，没有别的办法，最容易被日本人收买。若是真正读书的青年，或是工人，或是农民，日本人也没有法子接近，他也不敢接近。他知道这些青年和真正的老百姓是有良心有血性的，他一说坏话，这些人就去打他，他怎么敢同这些人接近呢? 我到了昆山车站附近，我的一个副官不认识路，急急忙忙地把引路的小汽车开到昆山车站上去了。这是个死葫芦头，汽车路不通上海，又转回来。刚出车站还没有二百步，敌人的十二架飞机就到了，在车站附近俯冲式轰炸，把车站上的队伍炸死了很多。我是下了汽车在一个破房子里，带几个传令副官站在那房子底下，叫汽车开出去二三百步，借着道边上的树木隐蔽起来。敌人轰炸完了，飞机走了，我出来一看，熊哲民参谋长蹲在稻田里，只露出个脑袋来，幸而没有伤着他。这时的谷子刚刚秀齐，水是很深的。 到了上海附近张治中先生的司令部，张发奎同志、顾祝同同志、张治中同志、陈诚同志，他们都是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另外有杨虎同志，他是上海警备司令。我把在这个司令部里头所见的情形写在下面： 一、很有一种作战的精神，紧张沉着，各司其事。 二、电话、电报十分忙碌，看出战斗的激烈。 三、李印泉先生、张一先生、江问渔先生，还有别的几位，从苏州来慰劳军队。他们在大轰炸之下，不顾一切地来慰劳将士，为什么?他们就是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爱护国家的一种真诚，一种热烈的感情。 四、我们大家在一起照了一张相，这张相是很宝贵的，值得纪念的。 今天回溯往事，也就想起张一老先生一九四三年在嘉陵宾馆聘他的女儿。一九四五年他就死了，这老先生没有亲眼看见日本鬼子完全投降，真是可惜得很。 李印泉先生前几年在他云南的家乡带着许多家乡子弟，跟日本人拼过多少次的死命，真是老当益壮，越老越坚强，实在不愧是民众的楷模。 江问渔先生住在重庆乡间，吐血很厉害，这实在是一位忧国忧民的教育家。 我记不清，我想黄炎培先生当时也许在场。黄炎培先生这些年来，为抗战，为救国，东奔西走，历尽辛苦，真是到处大声疾呼。胜利之后，他为了民主，为了和平，也努了很大的力。后来还有人去搜查他的家，拿枪对着他家人的胸口，问有枪没有枪，这都是历年以来真诚爱国的人所遭遇的意外的侮辱。最近他到上海去了，还不知道光景怎么样呢! 在张治中的司令部里，同几位朋友开了会议之后，我就回到苏州西边的一个大庙里。这一路上，敌机时而在前面轰炸，时而又在后面轰炸。到苏州附近，就将要黑天了，遇着敌机十几架低飞扫射。我同周参谋（注：指周茂藩。）几个人下了车伏到一个坟地里，从地上向上看飞机，看不十分清楚，我想他向下看也是看不清楚。 敌机过去之后，不到五分钟，苏州城里就有一阵很大的爆炸声音。 这天晚上，我住在苏州附近山上的大庙里。这个庙里边，情形很特别，还有些个古迹。分别记述如下： 一、客厅非常的大，能坐几十桌客人。 二、挂单的和尚也很多，可怜得很。 三、三更半夜里就起来打坐念经，看那一碗饭真不容易吃。 四、我想已经开始抗战，这般人都是我们的同胞，也都是中华民国的主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抵抗敌人?为什么不用他们去做生产事业?为什么叫他们在这里坐吃山空? 五、我觉得这是革命政府的耻辱，也表现了我们社会的落后。 六、有人说吴王夫差原来的宫殿就在那院子西边里，有一位四十多岁的和尚不慌不忙的，如数家珍一样，说出多少古迹来，我听他的话，有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 次日一早，敌人的飞机就到庙顶上，转了一个圈走了，我们用过早饭就到上海去，看汽车路上，各种车辆太多了，军队也很多，把这路堵塞得喘不过气来，大家都不能通过，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到了前方。 上海的战场，在一百里以外看着，半边天都是红的，远远地听见炮声昼夜不停。敌人企图先把上海给打开，因为他们扬言三个星期要把中国打投降了。又说，最多用不了三个月。所以才集中力量海陆空齐进，对着上海全力攻击。我们也是尽力地把所有能打的队伍都调了来，一师一师的，一军一军的，简直是用最大的力量拼死命。 有一天晚上，蒋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到前方来开个会议。这天午后九点钟，我们在距张治中总司令部不远的地方开会(看那光景也不过四里)，蒋夫人宋美龄女士也来了。先是大家报告敌人的情形，后是决定怎么个打法。当时报告最详细和陈述意见最有意思的，就是张治中先生。他主张抄袭敌人的背后，从敌人的腰里头截击，我很赞同他这话。后来，蒋先生又详细地指示了一番，就散了。蒋先生坐汽车到苏州，在一个旅馆里停了一下，不到十分钟就上了火车回南京去了。火车刚开，敌人的飞机来了，把旅馆马上炸平。可见敌人的间谍在苏州是如何之多。 有一天，我在无锡梅园的一个地方住着，倭寇的飞机来了，就在那太湖里头扔了炸弹，把鱼炸死了好几百条。我有一首《二百条鱼》的白话诗，记述着这件事。 又有一天，敌机把太湖边上的一个大桥作为目标轰炸起来了。那周围五里路，连一家人家也没有，它跟发了疯一样，冲着那里轰炸起来，岂不是活见鬼了吗?这样劳民伤财，不但不能威吓我们的同胞，却使我们更加仇视日本鬼子。我们的队伍每天一师一师地、两师两师地加入前线，有的一师人加上之后三个钟头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了五个钟头，就死了三分之二。有许多人说，这个战场就是个大洪炉，填进去就熔化了。 空军比着日本的数目相差很远，可是我们忠勇无比的空军将士们，也把日本鬼子打得不轻。不过数目相差太远，有的将领们打电话要飞机，他们不知道，哪里还有飞机呀!他们再三再四地要，又不好意思跟他们说没有，只得说等着吧，过一会飞机就来了。可怜哪!我们前线的官兵，被敌人的飞机用机关枪扫射得抬不起头来，而我们的飞机又被敌人毁坏了十分之九，全面抗战，哪里不要飞机呢!哪里有那么多飞机呢! 到今天，我们痛定思痛，觉得太危险了，自己不能制造飞机，简直就如同徒手跟猛虎搏斗一样。现在有很多人说建国建军，我看最要紧的还是建机器，建工厂。如果我们建立起来大量的电气工厂，大量的机器工厂，大量地提炼铝、铀……，那么，飞机能自己造，汽车能自己造，不但能造，而且能多造，当然没人敢欺侮我们。若是有人欺侮我们，他必定要吃很大的苦头。空口说建国建军，那是没用的。 昆山有一位曹亚伯先生，他随从孙总理（注：指孙中山。）革命很多年，总理最看得起他，也最信服他，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我一到昆山就去找他，他是黑天白日都在努力抗战工作。为了抗战，有时他一天都吃不上饭，并且是万分热诚而有义气。有一次，夜间一点钟，我到了他那里，他领我到跟前一个山上去，那里有个大塔，并且有几间房子，他说： “不轰炸的时候，可以在这房子里办事，轰炸的时候，就在塔底下。” 我说：“当司令长官还能见了敌人的飞机来了藏藏躲躲吗?那不太笑话了?” 他说：“不对，司令长官不叫敌人伤着，这才是真正为国的司令长官，也就是真正爱护官兵的司令长官。若是随随便便叫敌人炸伤了，或是炸死了，那能算是拥护政府吗?那能算是爱护官兵吗?” 我觉得他这话很对。曹亚伯先生是“武昌革命日知会”的发起人，武昌起义可以说曹先生出过很大力的，他是创建中华民国的一位革命英雄，是我们大多数人的最好的模范人物。又有一天夜间，我同白健生先生一路去看曹亚伯先生，他马上给我们预备好了地方，让我们在一个屋里讨论事情，他在外边警戒着，这种情形太难得了。过了没几个月，上海沦陷了，昆山也沦陷了，曹先生得了病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把我们宝贵无比的曹亚伯先生给害死了，真是可惜到万分! 在昆山，有一天夜间两点钟去看陈诚，他正在那里伏在桌子上研究地图，我同他谈了一会儿前方作战的事情。我知道陈先生到了深夜还在那里苦心研究，真是一位抗战的好将军。他能吃苦耐劳，能实干，敢说话，不怕得罪人，这是他最大的长处，有些人故意跟他为难，我觉得不大妥当。我常常说几句公道话，也有人不痛快，我是不管那个，应当说的我还是说。 日本的间谍布置到各处。有一天夜间十一点多钟，敌人的飞机来到昆山附近，马上就有人放红灯，一个一个地起来了，当然敌人轰炸很容易。像这一类的事他们布置得很多，把我们的人坑害得很厉害。 上海到苏州的一条公路，一运起兵来，觉得太窄了。军队行军占去了一半，一辆汽车又占去一半，对面再来一辆汽车，这就没办法了。若是对面再来一部分军队，那就挤成酱了，这还说的是步兵行军。若是炮车呢，就挤在一起，谁也不要走了。交通在各方面都关系很大，对于军事来说那简直是重要到万分。挤在那里过不去，差五分钟都不得了，何况是几个钟头过不去呢。特别困难的是路上没有交通警察，没有人指挥，这样一来，彼此在那里对峙，谁也不让谁，敌人的飞机来了，很厉害地轰炸，就这样死的人很多。 有一天，蒋先生给我一个电报说，据夏楚中（注：时任第九十八师师长，后升七十九军军长。）报告，他有一营人守宝山，全营覆没，所有的官兵都为国牺牲了。这个消息，我向将领们说了之后，人人都很悲痛，各个都愿意效法他们，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真的，此一壮烈的事迹，鼓励士气很大。可见人生世上，都是互相影响的。 在作战的时候，伤兵伤官很不好往下运，运到苏州、无锡，各地临时医院里也有。 伤兵是吃了大亏，一个是事前没有预备那么些医务人才，还有一个是没有预备那么些药品，再一个是交通太不便，担架队太少，运不下来。有一次，有个伤兵到了医院门口，大哭大骂，哭骂完了就死了。那是因为他路上流血太多，没有水喝，没有人照护，他觉得还不如死在前方好。又有一次，几个受伤的连长，运到南京火车站，也是大声地骂起来，说：“你们把我枪决了好了!”这都是流血太多，没有包扎，太痛苦的缘故。 到了医院的人，本来地方上的父老绅士们，各界的同胞们，都愿意有点表示，送些礼物和钱，可是有些特务人员夹杂在医院里，不准人们去看，不准人们送东西，就这样一闹，弄得大家莫明其妙，只好不闻不问了。这样冷淡下来，伤兵们受苦，士气也吃亏很大。 前方打仗的军队，指挥的权限不一，最高统帅，连一连炮兵他都指挥着。电话是通的，一会儿叫这个，一会儿叫那个。因此，有些官长躲在后方，手里拿着电话，一叫他就在了，问他在哪里，他说我在最前线上什么什么地方，其实不然，他在离开战线很远的地方，就单抱着个电话机等着打电话呢!狡猾的是这样，不狡猾的在前方死拼，叫不到他，这实在是大可研究的事。 说到炮兵、工兵，临时拨归某部队指挥，平时并不归他统辖，这样一来，人生面不熟，彼此不相了解，叫他把炮队在什么地方进入阵地，他就自己打起如意算盘来了。有一次，一个炮兵连长对我说，他那一连是四门炮，叫他进入阵地，他就拉一门炮上去了，其余的留一门在后方，而把另两门炮藏到后方很远的地方。我问他： “你为什么这样办?” 他说：“我看前方的光景不好。不久要退却的时候，指挥官的队伍说走就走了，我这炮要退多艰难啊，他到时若不给我信，那就更糟了。” 这些炮兵的官长，都存着这种心理，前方的炮火威力怎样能增大呢?若是这个制度不改革，恐怕将来还有很大的乱子。 军队里头吃饭是一件大事，“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就心慌。”俗语说得好，“人是官的，肚子不是官的。”这是说非吃饭不可。我们事前对于携带干粮毫无准备，饼干没有，罐头没有，那就不要说了，就连面包也没有的。吃什么东西呢?还是吃大米饭。怎么做法?散兵线后头，近了不能做，远了做好送到前方全都凉了，凉饭一吃就病。今天的飞机，敌人全是低飞，除了轰炸就是用机关枪扫射，他看见你哪里一冒烟他就轰炸，哪里一冒火他就来扫射，伙夫没有办法做饭，若打死几个那就更没办法了。实在说起来，前头的队伍，连官带兵，有一多半是饿得不能打仗，并不是敌人多么厉害。我确实知道，官兵们吃饭的事到如今还没有办法，为什么呢?有些人，他们就不愿意注重这类根本问题，完全是自己骗自己，怎么会不糟糕呢? 说到运输问题，以连为单位来说，谁担子弹，谁送饭，谁送粮秣，谁送伤兵，每连上哪几个兵，除一除这个，除一除那个，七折八扣，剩了很少很少的在前头打仗。为什么这样办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注重性命根本的大事。 看看吧，拉炮的骡子和驮机关枪的骡马，真是骨瘦如柴，那可以说是“窈窕淑骡”了，它还能拉炮?它还能驮机关枪?它走路都走不动!为什么这个样子?因为炮兵直属军政部，军长、师长、旅长都管不着他，而军政部又有那么多的事，他怎么照顾得了呢?因此，骡马的事就糟得不成个东西了。骡马是军中的活动武器，克扣骡马的麸料，就像损坏枪炮一样。他们会说，不会去看；他们会坐在屋里等报告，不敢去实地察考。还有一个病根，他们不敢切切实实地惩办哪一个不好的，奖赏哪一个好的，不论什么事，得马虎就马虎了，有什么事情不坏到底呢? 军队本是大家同生死共患难的地方，不能用什么特务在里头，但哪晓得，也是有特务的。他奉的命令是专作报告，这样一来，他没有报告就不能领津贴，逼得他就无枝而添叶地来干，小报告一天几个，弄得很麻烦。好在我是满不在乎，我的遗嘱是写好了的，我就是要死在敌人手里，日本鬼子要打不死我，我一定要收复失地，至于旁的，你报告什么不报告什么，我全不在乎。 有一天，新买了两辆摩托车，一个叫李正义的，他骑着到宜兴那边一个山洞里去，到宜兴拐弯没拐好，摔了个半死，就送入医院了。本来他是在交辎学校学的，谁晓得他一大意便出了一个大岔子。若不是摔坏了他，我还不知道。 有一个姓孙的，山东人，在英国读过书，看他那个样子，就是不紧不慢的，不拿着事情当事情。有一天夜间十二点，我在无锡那个湖边上住着，忽听到飞机轰炸声，我马上就叫姓孙的去看，并且叫他去打听打听百姓，谁晓得他马马虎虎，一直到了午后三点也没报告，他真是拿着事情不当事情。后来他跟着鹿瑞伯先生到河北去了，弄得怎么样，不大清楚。鹿先生当兵役部长的时候，我看见他跟着鹿部长，不久就听到说，他因为贪污下了监狱，定了十年还是八年的监禁。可见自己看不起自己，拿着事情不当事情，不真正负责任，不听人的话，是自己害了自己。未下监禁以前，他从英国留学回来，我没看见他拿过书，不但英文不看，中文也不看，一个人不看书，不自己教育自己，管自己。怎么能进步呢? 廊坊，日本鬼子也来袭击，也是双方互有死伤。天津守军是张自忠将军部刘振三（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旅长，后升任一八○师师长、第五十九军军长。）旅长，日本鬼子想要把刘吃掉，但碰到刘的队伍，倭寇却被打死很多。几进几出，前仆后继，不说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可是一堆一堆死的都是日本人。几天之后，因众寡悬殊，刘旅才退到马厂收容整顿，预备再行抵抗。 平汉路日本人用了三种方法：一种是利用侦探，就是用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装成中国人，到处活动，侦察我们的秘密。第二，是利用轰炸。河北省秘书长魏兰田先生讲，有一个防空洞里面都是省政府的重要人员，隐藏在里头。有一次飞机投弹正扔在洞顶上，一下子全炸塌了，幸而魏兰田那天没在洞里，不然也就完了。从这件事情看，就知道日本鬼子是利用侦探同飞机轰炸配合起来，坑害我们。魏兰田家里有个防空洞，就侦察得这么清楚，还用说别的东西吗?第三，是用炮火集中攻击我们。我们的炮少，炮弹少，当然打不过他们。以这三件事来说，侦探算是第一件法宝，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高贵人之间都有他们的侦探，很贫穷的人里头也有他们很多的侦探。他们用第五纵队来造谣惑众，那真够得上是指白为黑，视无为有。难民里头，一面跑一面听到说：“日本人有五万人，在背后追着呢。”又有人说：“还有十万日本人在前面，把桥破坏了。”为什么说这是谣言?那真是天兵天将都不会有这么快。这就是日本人对我们作战使用的最厉害的一种方法。( 第三章 津浦前线 有一天白健生来对我说，宋哲元的队伍退到了马厂，蒋先生叫他跟我商量，问我到河北去，指挥他这一路的队伍好不好。我说： “在抗战的时候，只有唯命是听，统帅有什么命令，我都是遵从。”
“为了打仗，到哪里去都可以。只是有一句话，王聘卿（注：即王士珍。）和段芝泉（注：即段祺瑞。）他们两人是好朋友。王当国务总理，段接他的事，当中必须有一个人接替一会儿，他才能接。况且，宋哲元是我的旧部，无论如何，我不能接他的事，若命我指挥他几天，倒无不可，这是我预先要声明的。” 蒋先生很以为然。我预备了火车，马上就走。日本鬼子散布侦探间谍太多了，我由浦口开车，出去不过四站，鹿瑞伯的车子在后方还没开车，当中有一列车，铁路坏了，车也歪倒了，可见日本鬼子是怎样暗中对付我了。我很高兴，日本人总算看得起我，他能这么用功夫对付我。去蚌埠一路上都是轰炸，日本人的飞机，不在前便在后，用机关枪扫射。走到两下店，这个车站上树木很多，很茂盛，我把车停在这里，跟着我的人都下车出去离开铁路几里路。日本的飞机来往轰炸，把从南边新来的车炸坏了，我这个车呢?到底没有炸着，就是占了树林子茂盛的好处。 到了济南府，我对韩复榘说： “你要用所有的力量来听政府的命令，对日本人作战就是最正大最光明的道路，千万不可听坏人的话。” 正在这个时候，张自忠来见我，在车站上，韩复榘说： “求先生为张自忠写一封信给蒋先生。” 我说：“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 我马上给蒋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主要是说赦免人的罪过到多少次，圣经上说，七十个七次。 我坐火车到了景县的桑园，下了车，知道前头的军队在马厂打着，并且打得很激烈。这就调后边的队伍，来了一支原系东北的队伍，是姓刘的带着，对他们的将领勉励了几句，就开上前方去了。还有几部归我指挥的东北的队伍，用无线电找怎么也叫不应他们，命令发不下去，多么令人着急呀!我这几年都没有管军事，万想不到这救国救民的军事坏到这步田地!这是谁的责任?一天到晚都是糊弄，“李铁拐，把眼挤，你哄我，我哄你。”这叫什么国家大事!有些身为将领的，一天到晚打麻将，完全是赌博鬼，要想用他，就送他钱，十万、二十万随便送，以为这就是办法。到了真正有事了，除了几个有良心的以外，跑的跑了，溜的溜了，藏的藏了，哪一个也不肯出力真干，像这样子怎么能救国家呢! 千言万语，军事是最科学最实在的东西，不能有一点欺哄骗人。现在看一看，半点实在也没有，可怕不可怕?有一天，冯治安、陈继淹同一个姓肖（注：指肖振瀛。）的来见我，言谈之下，姓肖的说政府对不起他们，我马上把脸沉下来，对他们说： “政府现在抗日，无论是谁，不能再说政府不对。” 我又切实地重复了一次，并且又特别地对冯治安叮嘱一番，我说： “无论如何，不能有一点受人挑拨，说政府的不对。” 冯治安非常领略这话，说一定切实遵守。 冯治安是河北省主席兼师长，他跟我当过伙夫，也是我的模范连的学生，很勇敢，很坚强，并且对人很谦和。陈继淹是河北人，自从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由陕西督军署来跟着我，在南苑入了军官高级教导团，后来入了陆军大学。他人很聪明，很知道是非，对于抗战很努力。姓肖的是东北人，完全是政客，有官有钱他卖国都干。中央有许多人被他骗了。他常说，无论是谁，只要同他谈个半点钟的话，无论你有多大本事，他都可以拿着你当泥球儿一样玩。他说起话来，可以叫人爹，可以叫人爷，可以叫人祖宗，什么好听他说什么。可是他脚直动，你问他那是怎么的?他说脚直动就是说“不算，不算”。遇见这样的人，你不倒霉说什么!同这种人打伙计，没有不失败的，同这种人做生意买卖，也一定要失败。他在重庆用汽油有人供给，用车有人供给，这两位先生都是政府的人，也闹了好几年，才晓得是被他骗了。中国的俗话说：“不知其人，观其友。”你这家里老有个卖国贼跑出跑进，别人怎么看呢?后来他做了个大买卖把所有认识的人都坑了，这还不可以证明吗?秦绍文对一个人说，又有人告诉我，肖与雷继尚（注：冯玉祥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与何应钦勾结，为何去香港找日本特务。冯玉祥对雷很不满。）飞香港与日本贺知商量，何（注：指何应钦。）要广田三原则（注：“广田三原则”是当时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的所谓“对华三原则”，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所说的一切，肖两面来回说诳头。别人问他，他说： “做媒人的没有不说诳的，非说点诳头不可。”且劝秦先生出去。 秦说：“我不能去，我们有个姓秦的本家，弄得我们已经不能抬头了。” 他问：“是谁?” 秦说：“是秦桧。” 我在常会报告过这事，说这是最危险的事。我记得在察哈尔抗战回到泰山，他去见我说：“再不敢做卖国的勾当了，我母亲叫我来的。”他给我跪倒不起来。又记得吴鼎昌曾有一天见到他，回来讲，肖同他说：“我跟蒋先生闹了一点别扭，只把国卖了一半。” 马厂退下来，前面的队伍到了泊头，我找鹿先生同李某（注：指李文田。）、黄师长，还有几个人，拿着我画的图下命令给他们，从侧面分四段抄击敌人，二十里或三十里一段。这种抄击的办法，敌人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这是“抄其背，截其腰”的办法。后来鹿先生回来说，黄维纲对他说，队伍走了十几里路就回来了，问他怎么的呢?他说李某对他说的，老先生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能不出去走一走，敷衍敷衍面子，真打仗是至死也不干的。我听了这话，就打电话告诉白健生先生说，请他报告蒋先生，军队坏到什么程度了，竟坏到这个样子，谁能想得到?谁把他们养成的?无论如何，管军政的人不能不负责任。 有一天，冯治安从前方给我打电话说，士兵们都在水里泡着，没有鞋、袜子，痛苦得很，我就给何敬之打电话，请他买四万双鞋、四万双袜子。他说： “国家的章程上没有说发这个东西。” 我说：“你查一查，国家章程上是不是说叫官兵在水里泡着，有没有这一条?要没有这一条，官兵也不要在那里泡着，可以不可以?” 他没有话说了，他说：“这样子吧，一样买一万双，可以不可以?” 我说：“前方打仗，官兵受伤的一千两千地往下抬，死了的还不算，政府给人买双鞋，买双袜子，这是应当的，你还说四个人一双，那谁穿谁不穿呢?” 为了官兵的事情，总算把这位先生得罪不轻。我深知道，在里头为了士兵的事得罪了何先生，在外边为了不许他们说政府的不好，得罪了姓肖的。他们二位内外合起来在南京对付我，还仗着蒋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当时还没有出岔子。 前方的队伍渐渐地向后退，我的长官部也移到了德州。在未移到德州以前，白天敌机轰炸得很厉害，只可利用夜间集合部队加以训练。宋哲元带的学兵团，有一两千人，每天晚上在加紧训练。我特别注重的就是精神教育。若说有形的精神那还在次，最主要的就是无形的精神教育。什么叫无形的精神教育呢?就是一种自我牺牲、死而无悔的士气之造成，牺牲自己的性命，保存最大多数人的性命，流自己的血，使最大多数的人不流血，也可以说是“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真义的阐发。此外，随时告诉他们实行作业的办法，若是夜间住在哪里，没有深沟高垒，随时都有被倭寇骑兵袭击的可能。常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换一句话对他们说：“一懒惰成千古恨。”有铁锹自己不用，不肯把沟挖深挖宽，不肯把墙加高加厚，想着只是一夜怕什么呢?哪晓得许多军队就吃了这一点的大亏。这样经过阐发和指点，他们都能实行起来。后来到了武昌的时候，这些学兵二三百人入了军官学校，他们来见我，还提这一件事，还提到那夜间的训练，就是下着雨也没停止过。他们深深地觉得，那才真是抗战的训练呢!那才真是收复失地的训练呢! 我在德州，觉得韩复榘应当把所有的他能指挥的军队都带到前方来。可是他说话和态度都很犹豫，我知道他左右有坏人，有卖国贼挑拨他。我很不客气地对他说： “今天下一个高尚的决心，就是四个字‘为国死义’，机会不到，也许不叫我们死。反过来说，没有这个决心，犹犹豫豫，失地辱国，到了那个时候，全国的国民和政府要我们的命，到那个时候后悔就晚了。” 我怕他记不得，我对他连说了三遍，他是含含糊糊地从德州就开车走了。 不两天，就有命令调我到新乡、邯郸一带，整理刘汝明的队伍。这个时候，我知道肖某等所营谋的发生了效力。我到了邯郸，正是谣言很多的时候，说刘汝明的队伍不能打仗，不敢打仗。待我详细地一查考，知道李心田旅长受了伤，刘、田他们几个团长都阵亡了。这几员将校，都是非常勇猛忠实的，为国牺牲了。那下边的官兵，好几千死的死了，伤的伤了。结果呢?一位报馆的先生硬说他们没有打仗，不敢打仗，这真是丧尽天良的话。 我在邯郸城里头，对刘汝明部讲了好几次话，看见官兵的精神非常饱满，纪律也很不错，只有少数的察哈尔各县来的民团有些长短不齐，那个将官就是支应遴。他也觉得这些民团很难带，可是大致都很不错。刘汝明本来是一个很勇猛很诚实很廉洁的将官，因为受了这一次报纸的攻击，他很难过。 有一天，白健生先生给我打电话说，张自忠没有回军队，委员长的意思要放李文田当军长，问我意思怎么样。我说不成，我就把在桑园派鹿钟麟叫他们带着命令抄击敌人的事说了一遍。李文田不服从命令，他敷衍命令，黄维纲报告他，说他不按着命令去做，并且说敷衍敷衍老长官的面子就得了。不久的工夫，白健生又打电话来说：“委员长说的，尊重先生的意思，还叫张自忠回军队来。” 在这个时候，听说前方的军队，有的对程颂云先生也是躲避命令，他们知道长官部在哪里，他们就躲开长官部，从两翼绕过去。这样一来，程颂云先生几乎吃了大亏。现在是完全胜利了，若是真的整饬军纪的话，确实应当把这一笔一笔的旧账清算清算才对。想不到现在连一个人也没有提这桩事，好像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一样，这样怎么能建起军来呢?我觉得这是很可怕一件事。回顾和检讨是进步的要紧方法，美国胜利之后，他们检讨珍珠港的失败，一个人一个人地问，就连马歇尔参谋总长，也得问当时的情形。看看人家是如何检讨过去，我们则一点不提，是最不妥当的事。 从景县向西南退，那里有两道河，我顾虑到冯治安和张自忠的队伍退却的时候不能过河，预先派了几个得力的副官会同县政府，在几个重要的地方都搭了浮桥。后来听到说，军队走到那里退过来，一点亏也没吃。可见预先侦察地形，做种种的事前准备，是多么重要! 德州以东，一直到海边的情形，各县是怎么个光景，不十分明了。就派了一位姓王的，还有一位姓陆的，两位都是蒙城县人，骑着脚踏车去侦察。想不到一去就没回来，后来听说，是被人杀害了，是土匪还是什么人?都不很清楚。因为我从津浦路又调到平汉路去，隔得远了，好久没得到实在的消息。后来，接到他们家的信，说是被某人给害死了。这是奉命出差，为了抗战遇害的，到而今还没有给他们抚恤金，这是一件良心上最不安的事。我想领抚恤金的事，一定要办到，不这样不但对不住死的，也对不住活的。 我们在济南府，出了一份《抗日早报》，每天一张，也出到几千份，就为了把实在作战的情形报告给民众们，因为当时说真话的报纸太少了。 过了没几天，何敬之打电话说有要紧的事找我到南京去商量，没有几个钟头我就上车出发了。我到了南京听到说，第六战区和第一战区在一条线上，都在平汉路，没有法子指挥队伍，就把我负责的第六战区取消了，我说这个办法好极了。这样我就把已经印出来的各种抗日小册子，叫长官部的人们分发各部队，其中有几本非常重要，并且是一目了然，官兵看了就能懂得。 在三战区的时候，我住在无锡，编过一册短短的《抗战十问》，发到各军队里，为官兵应用。说是有大效力也未必，小效力一定是有的。 打仗是要紧的事，但是若没有自信心，是没有法子打胜仗的，况且我们打的是持久战，越久越能胜利，越短越不能胜利。要想持久，就要有一种信心的训练。信心要增加，必须拿出事实来证明，方才能成。什么事实为最好?一个就是敌人内部要崩溃，大家都知道敌人要崩溃了，自然胜利的信心就增加了，这本《倭寇内部的危机》的小书就是为做这个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许多国家都要跟日本作仇敌，也就是都要跟日本人打仗，这样一来，当然敌人离着失败不远了，这一本《对在华外人之暴行》的小书，是为着这个用的；还有《伟大的抗日民众》，是为了使大家认识我们同胞的力量，唤醒人人对敌人敢拼死命，把这伟大的力量组织起来，发挥出来，就一定能打胜仗，这样信心自然就增加了；还有《抗日的模范军人》一本，是说明许多有血性有良心有硬骨头的武装同志，在那里不屈不挠、很坚贞地向着敌人作决死战，这样可以使大家更把精神奋发起来，振作起来；还有一本就是《敌人在我国的暴行》，为的是使每一个同胞看了这本书，都能咬牙切齿，摩拳擦掌，来与敌寇拼命。(未完待续)
到了徐州的南边叫李坝集，孟昭进来见我，说他要回山东原籍去，发动他们本县的人打游击。我看他很有勇气，知道他是很有硬骨头的军人。他是一个纯粹爱国者，我把我编好了的《游击战术问答》送给他几本，盼望他实实在在地照着这个本子去做，一定能打胜仗的。我记得我另外还送给他四十块钱作为旅费，这一位洁白无疵的爱国志士，很高兴地就走了。几个月后，忽然听到说，他带了三四千本县的爱国同胞，拿着枪械打进了山东省城，把济南府占据了几天，并且把日本鬼子打死了很多。这样一个赤手空拳的人，回家去不到几个月就做出来了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真是可喜!他在南京是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中校咨议，在那里谁也看不出他会做出这样为民族尽孝、为国家尽忠的事业来。 我走到郑州，跟我的一位是魏凤楼（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第一战区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同志，是军委会中将参议，带着两连卫队。他上车对我说，他愿意回家去发动本县的父老兄弟去同日本鬼子拼命。我说很好，也送给他一些《游击战术问答》之类的小册子。一二年后，他就在豫东跟日本鬼子拼了几年的死命。有一次他受了重伤，几乎要死，我报告了委员长，委员长派飞机接他到医院里去治疗，并且还发给他医药费，还觉得很对不住他，大家都佩服他为国牺牲的精神。 魏凤楼没有读多少书，但很努力学习，为人极其忠诚，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对朋友，真是言忠信、行笃敬，确乎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既不避劳，又不避怨，能与士卒同甘共苦。每逢作战，总是身先士卒，决没有一点敷衍塞责的情况，可以说是一位爱民爱国的军官。若是平素不得民心，他怎么会回到家乡马上带起几千人来，同他一起去拼命呢?这不要说就明白了。我永远记着孟昭进和魏凤楼，他们这种志士仁人的做法，才是真正自己看得起自己的英雄豪杰。 我走到郾城县，就接着报告说，有朋友挂了一辆车到了汉口，一个星期还没有找到一间旅馆，那是因为下游来的人太多了，使武汉三镇没有闲房子。我听见这样说真着急，赶紧打一个电报给汉口的一个朋友沈文卿先生，请他给我找房子，我又马上派了副官去接洽。隔了一天，电报回来了，说给我预备了一个大院子，里头有七座大楼，请我去住，当然我很高兴了。 我在郑州的时候，到碧沙岗为烈士祠后的坟添了一回土，在祠堂周围看了一遍。祠堂里有许多金制册子，上面登着历年阵亡的好弟兄们的名字，墙上挂有瓷屏，还有银盾、旗子、横匾等等，我将这些一起装进箱子，装在火车上，载到汉口来了。 这个三民主义烈士祠，是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花了二十万块钱修盖的。有人说不坚固，还有许多不妥当，我说盖起来总比不盖好。历年阵亡的弟兄们的坟，都由各地迁到这个地方来，托靠一位叫葛心田的看管。总算好，快十年了，还是那样，若能长久保持下去，这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到了信阳州，为了看看这里的地形，就住在一个信义会学校里。第二天一早看见学生们正上学，几十分钟一堂课，下课后就看见大学生打小学生，强壮的学生打弱小的学生，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问。我想这个坑人的教育，实在太坏，为什么先生们不出来看看呢?假如说有一位肯管事的先生站在那里看看，也不至于有这么坏的情形。孩子们被打得鬼哭狼嚎，无论是谁也看不下去，可是他们习以为常，满不在意，这就是那个中学里头附属的一个小学的实在情形。 根本来说，教育是这样松懈不认真，这是毁害人家的子弟，并且也毁害了民族。今天的小弟弟、小妹妹都是将来的主人翁，从小的时候就是这样，长大了怎么能好呢?我细想这个原因，全部由于有些人不配做先生。这种制度若不真正改革，那管保是越来越糟糕。从小就是乱打乱闹，连偷带拿，谁也不管，这种恶习惯久了再想改掉，就很不容易了。 我到了武汉，就过江住在黄土坡，在循道会的福音堂里头，院里的几座大楼又坚固又好，楼上楼下的廊檐有一丈二尺宽。这是英国式的房子，他们讲究大的廊檐，人们住着很舒服，楼梯又宽又缓，上下的时候，走路方便，不费力气。院子里有许多树木，人行道的两边有白的、红的各色花草，非常美丽。这里住着就有一桩坏处，房子旁边是很大的无线电台，是敌人飞机轰炸的最好目标。 我在院里找葛营长效先（注：冯玉祥的部下，时任冯玉祥的卫队营长。），用二寸直径的木头，一根挨一根地钉了一个框子，八十生地宽，一面六尺拐一个弯，横面是一丈二，高六尺，就这样埋在土里，做成防空洞。有一天，敌人来了十二架飞机，就在洞的周围轰炸，周围炸死了好多人，房子也炸坏了两幢。我在这个防空洞里，就觉着这个洞向前一歪，向后一歪。有朱牧师的一个亲戚，是个老太婆，唉呀的一声就晕过去了，飞机走了之后，过了好久才醒过来。 在武昌，敌人的飞机轰炸得非常厉害，有些人躲在我住房后门外头，在树底下站着，飞机一轰炸，大的弹片向外纷飞，把人的脑袋炸掉了六七个，身子还靠着树站着呢! 又有一天，湖北省政府忽然着了火，把一幢新盖的房子烧光了，后来听说是电线走火了，这是多么危险啊!房子盖得好，电线用的是坏的，它会给你烧光了的，光注重房子不注重电线，也是了不得的事情。 马相伯老先生在武昌住，敌人轰炸得很厉害，老先生年纪大了，经不起这个轰炸，我就劝他离开武昌，他说很好。我问他喜欢上哪儿去呢?要看风景，就到四川；要为人和呢，还是到广西，请他老先生自己决定。他决定到广西，我就同李（注：指李宗仁。）、白（注：指白崇禧。）两位先生商量，他们说欢迎极了，在火车上，有我负责任，一下火车，连房子带吃的等等事情，都由他们负责任，我说好极了。老先生就这样平平安安到了桂林。 若拿马老先生到桂林来说，什么他都不操心，都给他预备好了。以我到武昌来说，人家找不着房子，我就有七座大楼来住。这是什么缘故呢?完全是朋友的关系，有朋友什么事情都好办，没有朋友，你有钱也不成。先圣先贤，把朋友列到五伦之一，实在是有道理在里头。平时多交好朋友，有事方能相助，若是临时抱佛脚，那是万万不成! 这个时候，蒋先生在一所靠洞门的房子里住。我和孔庸之先生去看他，孔先生从腰里掏个电报出来，说王克敏到了北平，就了日本人委任他的什么职务。蒋先生说： “不会的，不会的!” 孔庸之说：“这个人靠不住。” 蒋先生说：“靠得住，这个人决不会。” 我在旁边听了，觉得蒋先生是“君子可欺”，他是被蒙骗了。在前十年，或者说前十五年，我就知道王克敏自私自利，是个坏小子，只要对他个人有好处，什么坏事他都做得出来。 我记得林主席（注：指林森。）离开南京的那天晚上，是开国防最高会议，蒋先生主持，林主席站起来向大家说： “现在九点钟了，我要上船去，趁着深夜好一点。” 他那脸上是满面的愁容，比什么都难过的样子。接着又有一位起来，撒着双手，也是很难过的样子说道： “他们要抗日嘛!”接着又连说了两声，“他们要抗日嘛!他们要抗日嘛!把大局弄成这个样子，有什么办法呢?” 看他那脸上青一块红一块，那真是“如丧考妣”的样子。到了今天，想到那时候的事，可以说一句，真是危险万分了。 陕西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死了，临死的时候他嘱咐要用耶稣教的礼节殡葬，这一句话引起于右任先生还有别的好朋友的热心，要特别研究耶稣教到底怎么回事。有一位王子元先生对我说这件事，我就买了两本金字皮面的大本圣经送给于右任先生和李协和先生。另外又有一位张祖绅先生和杨文卿先生，我们大家组织了一个查经班，很有意思。 李协和先生从江西武宁来到武昌，他去见蒋先生，说有很重要的话要对他说，就恐怕他不听。蒋先生说： “我一定听。” 协和先生站起来就走，说：“我不说了。”就是这样的一连三次。 蒋先生不让他走，请他说，他说了四件事情： “第一，要抗日到底，不论怎么困难，必须苦争到底，就是失败，也是成功。第二，既然抗战到底，就应把亲日派、投降派驱逐出去，不应让他们盘踞在你的左右。第三，你应当坐飞机到莫斯科，同斯大林仔细商量商量共同抗日的办法。第四，要精诚团结，各党各派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不应当再分彼此。” 蒋先生对他这番话很以为然。协和回到我住的地方，马上又把上面谈的四项写了一封亲笔信，上头还画了许多圈，给蒋先生送去了。看协和先生谋国之忠，对友之诚，可以说是“言人之所不敢言，道人之所不敢道”，真不愧为大丈夫、大英雄! 有一天，我到东湖疗养院去看李德邻先生，看见那医院很大，就在东湖边上。那里的院长是个美国人，中国姓姓米，大家都叫他米大夫，治病非常好。这个医院里是吃素，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德邻先生住了没有几天就好了。李任潮先生也住了几天医院，我也看过他。后来我在东湖边上刘菊村（注：即刘骥。）先生的家里住着，因为那个地方蚊子太多，我被蚊子咬了，得了恶性疟疾，烧起来热度就不退。蔡善德大夫跟着我，连看了几天，他说非得入院不可，我也就到东湖疗养院去，找米大夫给我看病。他先抽出血来验，确实是恶性疟疾。不大的工夫，就在臂部打了一针，这一针下去，果然就好多了。隔了一天，又打了一针，两针就把病完全治好了。 在我病得厉害的时候，蒋先生去看我。正是武昌城被轰炸刚完了，米大夫自己开着车，在炸坏了的一个破房子里头挖出来一个女人、一个小孩，用车载到医院里来。我对蒋先生说： “你看外国人多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哪!人家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看看我们中国人，你再看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假基督徒啊!这样我们何以对总理?何以对国民?” 蒋先生说：“咱们要做真基督徒，咱们要携起手来做真基督徒，救我们的国家，救我们的同胞，救世界人类!” 六合村附近有一个卓刀泉，是关夫子（注：指关羽，字云长，三国时蜀汉大将。）拿刀在那里一戳就成了的一个泉，这种迷信话是不足为凭的。这附近许多人家都用白布包着头，愁眉苦脸，好像人人都在那里发疟疾，唉声叹气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我想，非用政府的力量大灭蚊虫，就不能解除人民的痛苦。这件事情并不难办，若不是政府的力量，只靠着穷苦百姓自己挣扎，可以说永远不会把蚊虫灭尽。 有一天蒋先生请李任潮、李德邻和我三个人吃饭，有林文蔚陪着。菜并不多，其中有一盘肉，蒋先生说： “我们的兵每一个星期要吃一回肉，是很要紧的事。” 找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军队照办。有一块肉上带着毛，蒋先生说： “肉上带着毛，士兵们吃了一定要生病的，请林先生记下来，要告诉各军队，毛要拔净，拔不净要拿火筷子烫。” 在碗里头捡出一块姜来，蒋先生说： “姜这个东西可以杀菌，炖肉的时候，是不可少的。” 也要林先生记下来，告诉各官长照办。 以上这三件事，可见蒋先生对于士兵的生活多么关心。不过下边一级一级的官长，有的关心，有的不关心，结果就大不同了，因此，我想起宣传部的重要。宣传工作，一个是有事实，一个是无事实，无事实的宣传那是说空话。前方打仗，后方的大元帅，每一吃饭，每一动筷子，就想到士兵，这实在应当宣传到每一个士兵那里去。而且，这是实际的，更应该宣传出去。可惜没有这样做，你看痛心不痛心。 苏联潘友新大使来到武汉，我跟他谈了几次话。他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我们作战，要什么家伙给什么家伙。说好八九成的时候，我就请蒋先生跟他接头，不必经我的手。几个月后听说这位大使回到苏联，坐汽车由山上一下子撞到山下去，连开车的和大使夫人一齐都摔死了（注：讹传潘友新遇车祸身亡。），这是多么可惜的事! 在武汉的时候，李任潮先生住在银行公会，我有时候也住在那里。任潮先生时时刻刻地打算怎么样增加战斗的力量。他对于朋友，对于国家，万分热诚。他在大陆当过多年教授，又带了多年的兵，对于国家，他真是一个最理想的参谋长。可是，后来却只任命为党政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说起来这“主任”两个字的制度，太不妥当。为什么有这样的名称?军队里有班长管十三个人，这是谁都知道的，可是“班主任”可以管五千人、六千人，这怎么讲呢?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制度的错误。又如同“侍从室”三个字一样，侍者立也，从者随也，那就是说这屋里头，都是在旁边站立着跟从人家走路的。活着好看不好看，好听不好听，不必说了，若是死了，他的子孙出个讣文，还得要说他的祖宗跟着人家站着，跟着人家在后头走着，这露脸不露脸，体面不体面?替人家想一想，就知道这是顶不妥当的名词。 汉口有个朋友叫黄文植，我在武穴驻兵的时候，他当会长，到常德，帮他忙运些东西到下面卖，很赚了点钱，日久就成了朋友，无话不谈。他办一个纱厂在武昌，因为他那里有一个澡盆，我找不着很干净的地方洗澡，就找到他那里，是个很好的地方。有一天，天刚要黑，我到了他们纱厂的大门口，看见一个老头抱着挺小的小孩，风刮得很大，孩子哭着，我问是做什么的，他说： “孩子的妈妈在工厂里做工，抱着孩子来等着吃奶的。” 我看了这种情形，真是痛苦到万分，我对黄先生说： “你可不可以在这门口盖三间房，摆上些个座位，烧点米汤，给这些老头喝，也省得使这些老头这样难过。”
他们说：“是德国顾问团几位高等顾问指示的。” 我问：“你们的炮能打多远?” 他说：“五千米。” 我说：“日本海军的炮能打多远?” 他说：“打七千米或八千米。” 我说：“你们这样不是白白送命吗?只许他打你，不许你打他，为什么这样选择阵地呢?” 我马上在地上给他画了个图，说： “你在这山头旁边，劈一块下来，把炮放在新劈的这个地方，看准了前头四千八百米或者是四千五百米的地方，敌人一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开炮打他，若是在四千八百米以外，他看不见你他没法子打你，这样的阵地，才是好阵地。” 他们说：“这都是用洋灰铁筋做的，怎么办呢?” 我说：“你照着我那个样子改，你们就活命，不照着我那个样子改，就送命，改不改由你们。” 听德国顾问的话，完全是上当，德、意、日同盟，侵略世界，他怎么会有好心对待我们呢?他出的方法都是坑害我们，都是使我们打败仗的。我不懂得，为什么到了今天还要用他们当顾问!是不是自己找不着死路了，非他们不能送我们到死路上去! 我到了武穴一带野外山上看了一遍，阵地做得太差，一点都不坚固。最大的毛病是工作器具太差了。应当是钢制铁锹，现在发的铁锹是煤铺里用的那种铁片的，三戳两戳就断掉了，外表看着怪不错，用起来一点都不成。 我到了九江东里，看下边堵塞的长江，用了许多木筏，还沉了些船，我看那真是儿戏，那对于敌人的兵舰，一点用也没有。我在一个山顶上，同这些参谋、副官还有别的朋友吃野餐。因为我奉命出差，无论是带文的或者武的，首先告诉他们说，不许喝人家的茶，不许吃人家的东西，不许借人家的钱，不许受人家的礼物。自己带的有厨子，无论上山或者涉水，自己把饭担着，不过若是干饭也就不成，全是馍馍烙饼，煮些鸡蛋、肉，再有点咸菜就行了。我在这里看完之后，又到鄂省的东北去看。先到黄陂，看见作“云淡风轻近午天”那一首诗的那个地方和过那个川的情形。可怜，许多载重汽车在那里来回过，纪律很坏。用木船摆来摆去，非常慢。当然，开汽车的先生们等得不耐烦，骂的骂，吵的吵，并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经管，真是不应该的。我每逢看到这类事情，就马上打电报呈蒋先生，希望他饬令赶快改善。 在这里看县志，有花木兰的故事。在唐朝的时候，国家征兵去打仗，花木兰的父亲应当去，她就替了她父亲去。一个女孩子扮成男的，去了十几年，打了胜仗回来了，唐朝的皇帝要封她的官，她不愿意，她愿意回家侍奉她的父母。她的故里就在黄陂县城正北的一个高山底下，山上有个大庙，每年春天，周围的百姓，有的从三四百里以外来烧香礼拜，很是热闹。迷信的说法，说木兰女的这个庙非常灵验，求什么准什么，因为这缘故，烧香的就很多，当然这都是多年的神话了。我觉得，在抵抗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时候，把这个木兰女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妇女们应当起来，效法木兰女执戈卫国，男子们听了也知道自己惭愧。假如每一县里都有这样一个木兰女的庙，说起抗战救国来，不必费什么事就成了。可惜，这种庙太少了。假如，国家为了使男女同胞们都知道爱国起见，每一县的县城当中，或者盖一个庙，或者是立一个铜像或石像，把这件事实用大字写在下边，那样不但是男子都起来了，女子也一定起来，这个国家还有不强的吗?把那些神话去掉，把事实简明地写出来，人人一看都懂，这是多么有力的宣传呢! 再往前走就到麻城，这里出一种羽扇，是用各种飞禽的羽毛做成的扇子，有粗有细，有的很美观。羽扇是我早就看见过的，但是不知道是哪里生产出来的。这个地方生产的很多很多，并且很美观，真有诸葛亮拿的那样扇子。我买了许多把，一个是为送给一些老朋友，还有一些是预备送给抗战出力的将士们。 在这个地方有个教会，因为我没地方住，有个朋友给我借好了教会的房子，就住在那里。外国牧师热情招待，记得他做的有枇杷汤，吃起来觉得很好。向来看见吃枇杷的都是生着吃，很少见煮熟了吃的，哪晓得煮熟了，把皮去了，核去了，放上糖，很好吃，那还是很有营养的东西。《大公报》上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说是年前开花，年后结果，当中有很长的时间，别的果子没有这样。也许将来我们研究食品的人，把这种东西做成罐头，到作战的时候，送给将士们吃，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我在吃的时候这样想。 后来到了黄山岗，在这个地方见到王修身（注：时任第三十二师师长。）师长。抗战以来，他带着他这一师的官兵，为国家出力很大，日本鬼子被他这一师打死的很多，他们真够得上是自我牺牲的忠勇将士。我们在阵地边上谈了话，又照了相。这个地方的阵地太难做了，因为水太多。王修身是跟我当过兵的，他来的时候不过十六岁，好读书，体操又好，穷家孩子出身，凡事都能吃苦耐劳，人人都看得起他，这一次在这里遇见。跟我去的陈天秩（注：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议及冯玉祥督练长官部政治组组长。），是他的同学，我怕他应酬，我预先告诉说： “讲交情讲朋友都可，不许预备吃的，若一骚扰人，那就把好意思弄没有了。” 大家都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没有叫他花什么钱。 转回来到了鸡公山，这个地方光听说过，没有来过，看了看很好。看见朱浩然牧师，他是信阳州的牧师，他们正联合许多的教友，预备打游击。有一位老朋友，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来，他住在山底下汽车路边上，叫个什么白莲村，这个人真诚极了，他带着一两千爱国青年，准备和日本鬼子拼死命。过了一年多，后来听说，他就为跟日本人打仗打死了。 我看着附近汽车路以东和汽车路以西的阵地，多半净是石头，有的一半石头，做工的人非常困难。有几部分，找了些石匠帮忙，做的还好，没有石匠做的阵地，可真是不能用。有几处尽从山顶上走，也有几处尽在山沟里钻，这些地方若是有机器的话，把阵地做好，那简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有的地方有些死角，我对他们说： “都把它铲了去。” 到了信阳州城外边，这里有用洋灰铁筋做的一些堡垒，坚固是很坚固，只是交通壕太坏。有的交通壕里，没有流水沟，或者没有流水孔，一下起雨来就灌满了，这是一件很不妥当的事。因为水灌满了一泡，沟垒就塌陷了，这多么可惜呀!对于流水沟孔没有弄好的事，我觉得有许多人在书本上很用功，实际做起来就有些不妥。水若进来三尺深，一泡就把工事泡塌了，我认为以后官长应学土木工程学才好。 到了信阳州跟前的一个二里沟，因为雨下得太大，车辆都不能走，只好住在这里。我住的地方是关了门的药铺。这个村庄真是穷得很，苦得很，家家户户都没有一点新的气象。最大的原因，就是旧而又旧，光是地皮上生产一点东西，许多人不知道改良，都在那里得过且过。房子是窄小简陋，泥巴墙，泥顶子。说起道路来，一下大雨就是二三尺深的烂泥，什么车也不能走，不但事情都耽误了，那些骡马受多大的罪!我住的这一家，有一个男孩，十九岁，弯着腰，瘸着腿，我问他是什么缘故，这位房东张先生说： “这个孩子两三岁的时候，在热天里，就在一个四尺长、二尺宽的大板凳上，冲着前门后门的过堂风睡着了。两个钟头以后，这孩子醒来就哭，他动不得了，胳膊腿弯着，不能伸开。请了许多人看，吃了多少药，花了很多钱，到底还是没有治好，就成了这个样子。”言谈之下，他是很难过的。 我觉得受风着凉的事，恐怕社会上还有许多人不懂得。到了热天的时候，谁都喜欢凉快，可是凉快太过了，一定要得大病。这样的事情，应当在小学教科书上或是报纸上，时常宣传才好。不然的话，像这个青年，不能作为有用的人，反倒变成一个废物，这够多么伤心! 在这里看见刘汝明那一军的排尾车辆从这里过，他是要到泌阳去。这样深的烂泥，那怎么能走?看那官兵和牛车受的罪真是和地狱一样。我们的交通不发达，车辆不改革，一旦有事一定会坏的。再坏没有的就是牛车，一个车上装不了几百斤，啊呀!走的真是稳当极了，半会儿一步。常说的“铁打房梁磨绣针”，就是教育人要有耐性。我看不必用那个说法，简直就叫他赶这个牛车，什么性子都可以磨没有了。这只是说平时，一到了战时，那只有完全失败。有人说交通救国，我看这话一点都不错。因为交通办不好，不但浪费时间，运输也就很困难。好多人说，铁路在一个国家里，就同人身上的血脉一样，血脉不通，人不但得病，还要死亡，这是真的。我们尽是泥土路，人家一天运到的，我们一个月还运不到。人家一个人开火车就办成事了，若是一个车头挂四十辆车的话，一个车上装四十吨，一吨就是一千六百八十斤(现在一吨为二千斤)。我们两个牛，一个人，拉不了四百斤，这样一比，差了多少倍呀!我们应当什么都不办，赶紧把交通办起来，这是万万分重要的事。 到了泌阳，在一个小山上看见集拢了很多的八九尺长，一尺多口径的好木头，一堆一堆地架在那里，都是预备挖沟垒用的。有负责的人指挥着他们，一段步兵沟，就有一段机关枪或是山炮的沟垒。有的外壕做得太浅，或是太坡，不能挡住坦克车和战车，我就随时随地给他们改正。 这一天午间两点钟，正在山坡上看阵地，忽然来了两位老先生，一人拿着一个篮子，篮子里头盛着几十条黄瓜，走上山坡来说： “您是冯先生啊?您这几年跑哪里去了?可苦了我们啦!” 一面说着，一面哭起来了。我请他们坐在地上，跟他们谈了一大会儿话。他们的黄瓜是送给我的，我费了很大劲给了他们钱，吃了他们几根。 河南人是最纯良的，忠诚勇敢，勤劳朴实。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我在郾城县招兵，像田金凯、马式彬他们，都是那年招来的。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在归德府商丘县招兵，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在河南当督军，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在河南当政治分会主席，又是河南省政府主席。多少次都同河南人在一起，可以说我除了在保定府住的年头久，其次就是河南了。河南的父老兄弟们，知道我最深，我知道他们也最深。这两位老人家，他们见了我说的话，真是如同哥哥见了弟弟说的话一样，亲切极了!我被他们感动了，也不知不觉地落了几滴泪下来。安抚了他们一会儿，说明非抗日不能活，非抗日对不住自己的祖先，非抗日对不住自己的子子孙孙。并且把亡国奴还不如丧家犬的话对两位老先生讲了，说得他们摩拳擦掌、咬牙切齿。他们说道： “哎呀!我们老了，不能跟您去，只能让我们的儿子、孙子、侄子、外甥跟您去，同日本鬼子拼命，为我们的国家来报仇雪耻。” 这天的晚上，我就住在附近的一个什么镇上的大庙里。叫过往的军队糟蹋得乱七八糟，好多人都被军队吓跑了，藏到山里头去了。第二天，他们听说我来了，街上不大的工夫就站满了人，都是来看我的。 这里也有教会，教友不很多，我就把信阳州组织游击队的事告诉他们，他们倒觉得很兴奋的。 第二天我到了赤水关，这里是很重要的地方。有一个学校，我说起抗日的事来，不但一些男青年要当兵去，还有些女孩子，十五六岁的都要去当兵，那位校长极端赞成。附近有个村庄叫冯庄，姓冯的多，也来了许多人，要跟着去当兵。我对他们说： “我是来察看阵地的，不是来招兵的，你们跟我去，我有啥办法?” 大家说不成，一定要跟去，并且是非跟去不可，闹得没办法，我只好叫张公干（注：冯玉祥的参谋。）把他们带着去找张自忠将军。次日一早我们就走了，路上哩哩啦啦一二百位年轻孩子都跟来了。他们有一颗纯洁的心，要把他们的性命献给国家，他们这种自觉的精神，真是可佩服到万分!正走着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人拿着个小包袱赶了来，说是送她的丈夫从军，从军的人很喜欢，他的妻子也很高兴，这种爱国的热诚，叫谁看见都会感动得鼻子发酸。他们俩分手的时候，彼此拱拱手，笑了一笑，就一个向南、一个向北走了。 有一天，走到舞阳县的一个镇上，这里有个邮政局，邮政局的先生特别地招待了我，亲热极了。他把他的儿子、侄子、孙子、侄孙、外甥叫到我跟前交给我，叫跟我去当兵。还有几位乡下的老先生，也把他的儿子领了来。这一天，我在这镇上的一个戏台上跟他们讲话，到的人很多，也是说非抗日不可，要对得住祖先，要对得住子孙，只有拼命去抗日。说着说着台底下喊起来了，都愿意去。跟我去的人，看见这种事都觉得非常稀奇，怎么有这个事呢?有人告诉我说，离这里不远的一个镇上，那个村里有二十几个跟我当过排长，当营长的、当连长的也有好几个。百姓们都知道，跟着我不识字的可以识字了，不会写信的可以会写信，有许多在家里不守本分的，到军队里几年以后，变成很守规矩的人，并且是一个忠于国家、孝于父母的人。这样一年一年地相传久了，他们都知道当兵可以救国家，并可以救自己，所以来得非常踊跃。我就叫张公干把他们都编起来，带到张自忠将军那里去。 一天，到了舞阳县，正是庞炳勋的队伍由前方撤到这里，他的人员损失很大，在这里招了两个星期的兵，只招到了几个人。我知道了这个情形，就在舞阳城里发动了一个军民联欢大会，那天讲话的时候，到的有一两万老百姓，我事先预备了许多板凳，让老先生们和老太太们都坐在板凳上，然后再讲。这次话讲完了，一个星期庞炳勋就补充了八千多人。他们都觉得这特别的怪哪!怎么两个星期才招了几个人，这一个星期就这么踊跃呢?实在说，一个是人不说不知，木不钻不透，你不跟他说，他怎么晓得呢?还有一个那就是历史的关系，人的关系，人与人不同就在这一点。后来庞炳勋在武昌看见了我，说了许多千谢万谢的话。他自己知道，我在察哈尔抗日的时候，他受了别人的怂恿，要到察哈尔去当主席，要领着头去打我，他的旅长陈春荣反对他，领着许多官长对他说： “你要去打冯先生啊!你去打可以，我们不去!” 他气恼了，他打了陈春荣两个耳光，并且把陈春荣免了职，他这队伍也去不成了。是有这么一段经过的。他以为我一定是很恨他，他想不到在舞阳县我帮了他这么大的忙。真的，多少年来我是不知道恨人的，我总觉得对不住他人，没有觉得谁对不住我的。 在这里跟他们营长以上的官长和地方绅士在一块儿吃了一顿抗日饭。怎么叫抗日饭呢?就是一饭一菜一粥，菜就是猪肉熬白菜一大碗，饭就是蒸馍馍，粥呢?熬红豆稀饭。一面吃着一面说着，自从徐州方面退下来，这也算是得到了一点温暖。 从舞阳到叶县。这里的县长拿获了敌人的几个侦探，我看见了一个女的，一个男的，两个都穿的是很破烂的衣服，看去就像个讨饭的，可是都不会说中国话。他们装傻装哑巴，女的样子约有三十岁，男的有个十八九岁。那个男的见了我，听说我是冯某人，他跟个小狼一样，从脚上就使起劲来，一直到腿上，到小肚子上，到胸脯子上，尔后把眼一瞪，发出了很强的光。不论问他什么，都是笑一笑。看他那样子，主要还是侦察地形、道路和各地兵力等等的事情，日本人的这种坏主意是很有研究的。 我在叶县周围看一看，觉得各处的空地闲地实在多，要同四川比是差远了。四川的坡坡上、地埂子上，都种着胡豆、豌豆或是别的东西，既整齐又美观。若是河南都能把这些闲地和四川一样种上东西的话，那每年收成不能增加三成，也能增加一成。 从叶县到宝丰，这个地方是常出英雄豪杰的地方。城里有汉光武时代的一员大将死在这里，有他的坟墓，我还到坟墓那里瞻拜了瞻拜。我把这一县的志书找来看，知道光武中元的时候，这一带出的人物不少。 从宝丰到临汝，这里有一种“汝帖”，种类很多，非常整齐，在别的地方很不容易看见。以前有个县长，他把很好的帖收集起来复刻在石头上，有几十套，这对于发展文化很有好处。 我以为应当把许多好东西，如《礼运》（注：即《礼记》篇。）及世界上的好文字，都刻出来，这对于发展文化是个很大的贡献。 像陵园旁的三民主义石刻，就是我由河南浚县运来的石头刻的字，我开了一个头，后来林主席给完成的。我觉得若是把三民主义写成真、草、隶、篆，刻在石头上，人们可以学习写字，也可以传播主义。看什么“多宝塔”（注：即多宝塔感应碑，唐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立，岑勋撰，颜真卿所书，徐浩隶书题额，史华刻。现存陕西西安碑林中.）、“多心经”（注：佛教经名，全称“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东西，都是宣传佛教的，那么三民主义的信徒，不应当有一种新的办法吗? 从临汝到禹县之间有一道干河，有点水不多，河身太浅了。人们说，一发起水来就出槽，水一出槽就把人民的地给淹了。这真应当用一种最新的机器把这个河身重新挖得深深的、宽宽的，叫它发水的时候不至于淹了老百姓的地，这样生产就一定会增加。在汽车路两旁，一棵树也没有，假如每边栽上十行树，日子久了不但木材可以用，而且也调节了空气。最可惜的是没有人办，为什么没人办呢?我细细地看，中国的官只坐在屋里等事干，外国朋友，他是跑出去到实地里去看，他是找事干，这当然结果就大不同了。我一县一县地看，凡是县官好往外跑的，那个地方就好一点，凡是一天天坐在衙门里不出城的，情形就坏得多。 我在这几县，到了乡镇上，好多次都是住在药铺里，因为乡间差不多都有个中药铺。有的那个药橱子，三五十年也没打扫一次，尘土真多!一个抽屉一个抽屉打开看看，那些药恐怕二三十年的陈货都有。这样看来，不要说那个先生不好，就说药方开好了，那药都陈旧了，是过了时的，吃下去还能有效吗?还有，我住的这药铺已经算是最好的一个铺子了，可是极端矮小，屋里被烟熏得乌黑，一到屋里就闻到那个叶子烟味，好像在烟袋里坐着一样，熏得你头痛眼眩。北方的乡村，真是可怜。这也许是几十年来，政治不上轨道，农村经济破产的缘故。禹县就是小禹州，是河南一个药材荟萃的地方，每年各省的人都到这里来买卖药材。近些年来，西药发达，这个地方的药材也受了点影响。不过拿人数作比例，穷苦同胞们总还是吃中药的多。若真是科学发达，将来中医中药跟西医西药能合而为一那就好了。若是药都吃外国的，自己不注重科学，那就更穷无所归了。 从禹县出来到郏县。这个地方有一位赵凤林同志来见我，我对他说： “一个是对地方上的父老要谦恭，要帮忙；一个是要预备地方打游击，抗日保家乡；再就是要抚缉流亡，对伤兵伤官要送茶送水送饭，对逃难来的要招待安顿。” “我一定这么办。”他说，显得很高兴的样子。 我还拿了名片问候他的老人，他当过师长，以前跟我当过兵，在地方上办了许多公益的事情，本地的老百姓都说他为人不错。我住在一个学校里，听见一位先生说，在这附近各县住着很多河北省保定府一带的难民。本地的人民对于他们，有的是分开到各人家里住，管他们饭吃，也有的是分住在几个大庙里，或者公共的地方，本地人给他们送米送面送柴草。当然这个办法不能持久，但是，这种不分彼此，隆情厚意，爱人如己的精神，除了河南，别的地方我还没看见过呢! 再走到襄城，苗中秀同志在那里住，他种地又做买卖，还办了一个很好的中学。他是我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招的兵，因为很努力读书，在桑梓很努力做与人民地方有利益的事情，由于尽说实话，也得罪了一回地方官，把他押起来。自那一次出来之后，他知道锅是铁打的，对谁都变得谦和了。沿路上经过各县各镇，我都集合父老兄弟们讲话，主要是宣传抗战，有时候一天讲三次，至少也讲一次，每一次都是一两个钟头。有许多老百姓听了我的讲话，大受感动。每逢讲话的时候，第一件事是搬些座位给老先生、老太太们坐；第二件事就是预备一棵五六尺长的丫杈在那里，放上一个小草帽，草帽里搁点草，搁几个鸡蛋，以此为标本。讲人家砍你的树，你不管，只知道保护你的窝和蛋，可知道树一倒了，窝也完了，蛋也完了。这样说法惊心触目，人人容易懂，人人容易明白。我又把“战阵无勇非孝也”一句话，很通俗地解释给他们听，我觉得他们很能了解这话的深意。 想不到这里有个门洞，车夫老海开着我的汽车穿过，撞在中间的一块圆石头上，碰破了油箱，汽油哗啦哗啦地往外流，用脸盆接着。后来找了焊匠，费了好几个钟头的时间才能开车。这些门洞和这些路，本不是为走汽车预备的，硬要走汽车，一定少不了麻烦。我们要有远大的眼光，最要紧的是合乎最新的潮流，处处以最新的工具为对象作标准，那自然就好了。不然的话，凡是旧的东西都好，全都在那里保存着，拿几件新东西来使用，那是没法配合起来的。我见这个石头把我的汽车油箱碰破，我就想到几百年、几千年都不改变的这个老古董摆在那里，跟今天这个最新的东西碰在一起，一定要出乱子。我们书上不是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话吗?可是细想一想，行的实是苟日旧，日日旧，周虽旧邦，其命维旧，而且是旧而又旧。 这块石头谁都以为应该打掉，可是谁也不敢打，是怕破了“风水”。今天中国各地像这样的大石头不知有多少，应当毫不留情地打掉! 从这里到许昌，知道张自忠将军的队伍是从徐州、陈州这一路退下来的。开始退却的时候，他率部作后卫，他自己又在部队的最后，把汽车让给伤兵坐，把他自己的马让给伤兵骑，他自己手里拿着个小棍，在一切官兵的最后边走，敌人追来了，他不慌不忙地布置，他有必死的决心，所以他什么危险都不害怕。我在这里看见他的部队，有的还没到齐。
蒋先生有电报来，找我回武汉，我就开车回汉口了。这一次出去，几十天的光景，我把在阵地里所看到的，在民间所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送给蒋委员长。这个时候，汪精卫还是党国的第一等的要人呢!他看见我回来，真是两眼分外红，他已在用种种方法破坏抗战。有一天，在政治会议上，他又在那里害了恐日病了，谁一说抗日到 这个时候，河北省完全沦陷，政府已经迁到了郑州，接着又到洛阳。我跟蒋先生说： “河北要派一员大将去，予以专权、专责，管保有个样子。” 结果蒋先生就定下了叫鹿钟麟去。这个事情本来很难办，鹿钟麟不愿意去，怕办不好，对不住国家。我对鹿说： “先贤有‘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话，今天我们的国家，是不是败军之际，是不是危难之间?是的，我觉得你不应该推辞，不应该畏难苟安。” 后来他毅然就任了冀察战区总司令的职。走的时候，把关防包到小包袱里背着，到了洛阳，后来就过了黄河。他真有急公好义、奋不顾身的精神。到了河北省，就收了三四十万游击队，都是不愿做亡国奴的忠勇将士。不久，日本人知道了，就在河北省跟鹿瑞伯打起来了，血战好多次，几乎丧了性命，好多次几乎被俘虏。我们一个兵只发六块钱，实在说，六块钱买咸菜还不够，那怎么叫他打仗呢?今天要检讨这件事，实在应当有一个负责任的人，那才好。若那时候能拨点正式的队伍给鹿瑞伯带去，或者是能拨给他两三千万现款，冀察决不会变成那个样子。若我们不检讨呢，永远是马马虎虎地过下去，那还有什么说的；若不愿意醉生梦死地过，那就不能不检讨检讨以往的错误，尤其是冀察的事情弄到今天这样子，是谁造成的?应当仔细追究追究，找出一个谁应负责任的出来才对。后来饿了冻了，鹿瑞伯不能在河北呆了，回到重庆。二年多的光景，共计用了六百多万块钱，还不给他批准报销，急得鹿先生没办法。有一天在国防会上，我说： “为什么鹿先生的报销不给他报呢?就是有毛病也应当告诉他，拖着搁着总不是事。” 何敬之说：“六百多万块钱，只要他有点儿草底子单据也给他报销了。” 我说：“鹿瑞伯之去河北，是用小包袱背着个关防去的，收了几十万的游击队，打了几年的仗，几次没有把性命丧掉。他真算厉害，什么都丢光了，还有什么草底带着呢。简直地说，你要枪决他，把他枪决就完了，不必拐搭着玩。” 过了几天，委员长把他的报销批了，并且格外批了五万块钱，说是送给鹿先生，叫他解散他那随从的。想不到有个某参谋长，说是这五万块钱不必送了，留在部里买双鞋穿吧，买杯茶喝吧。于是干没了，不发，这真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事。那时的五万块钱，合现在两万万五千万。鹿先生是从军法总监派出去做冀察总司令的，如今回来了，当然还是国家大员，可是竟有人敢干没他!这样的大胆贪污，不法到什么程度，真是痛心万分的事!国家大员尚且受此侵凌，那些小官们怎么得了?百姓们怎么得活!别人说，我们还可以不信，这是每天见面的人，都遇见这种敲诈，这完全是蒙蔽欺骗，这该当谁负责任呢? 我这一次从湖北的东边到东北，由东北又到西北，从河南的南部到西部，由西部又到中部。一两个月的光景，每天讲两三次话，每次都是两三个钟头，时间用得太多，每次都是一两万人，叫喊得太厉害，我的血压是一百二十，回来的时候就到一百六十左右。 主要的意思，总是讲抗战非成功不可，总是讲战阵无勇非孝也，特别提出来的是男女老少能从军的都要去从军。所看见的事就是老百姓太痛苦了，相连的就是农村的教育太不发达了，其次就是士兵的生活真是困苦万分。老百姓不管军人的事，后方不管前方的事，都是两张脸皮。所谓党的活动，更看不见一点。每到一个地方，都看见人们交头接耳，不敢说真话。为什么这个样子?就是特务太多，造假报告的人太多。以上这些痛苦和不妥当的地方，若不改革，一定造成人民和政府对立，那可就不得了。 徐州一撤退，战局更紧急了。武汉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呢?有一天，蒋先生问我说： “徐州撤退的时候，张自忠带的队伍在后卫，并且张自忠自己在队伍的最后头，这话是真是假?” 我说：“一点不假，他的汽车装了伤兵前头走，他的马匹都让给病员骑着，他自己走起了满脚的泡，他从从容容地在后面押着大队，连一个落队的都不准有。有一次他集合官兵讲话，勉励他们要咬牙苦撑。他把自己的鞋袜子脱下来，叫士兵们看，满脚上都是大泡，他咬紧了牙，用很大的力量往地下一跺，噗嗤的一声，脚底板子立刻冒出血来了。这一来，官兵们再走路，无不精神百倍，不再歪歪倒倒，都能咬紧牙关、挺胸腆肚地走起来了。” 我又说：“刘汝明的队伍在张家口附近同日本鬼子打仗，伤亡很重。” 蒋先生说：“我听说刘汝明没有打仗，哪有什么伤亡呢?” 我说：“这是谣言，有一位李心田旅长就受了重伤的；有一位叫刘田的团长，湖南人，阵亡了；还有一个叫张振武的河南人，也是很好的团长，也阵亡了。其余一二十位团、营长，都是精明干练，受伤的受伤，阵亡的阵亡，人人都知道的。他这一部分队伍，对敌作殊死战，怎么会有人说他没有打仗呢?我知道刘汝明平日不好说话，也不好应酬，一定是得罪了人。” 蒋先生听了我的话，很以为然。 快开党全大会了。每天在汉口有中央委员谈话会，说长说短都有。一天谈话会的题目是“民主运动”，有一位李同志，河南人，他说： “我们还是用我们国民党的老办法，就是包而不办，我们不办，也不许别人办，谁办就打谁。”说得洋洋得意。 接着有一位贵州的刘同志说：“我们还是用打狗棒主义好，关于民众运动我们定他多少条，多少款，叫他左挂号，右立案，再审查，总是说他不合格，从一个星期推到两个星期，从两个星期推到一个月，慢慢地就推过去了。我们这章程、规则、条例，就叫打狗棒，若把这个不要了，那狗都上来了，那还得了!” 这两位先生说完了话，没有人哼。只有邵力子先生站起来说： “我本不预备讲话的，我在哪里也不愿意多说话，今天听到两位同志说的话太不成话了，我不能不说几句。一位说包而不办，我问你国民党在哪一条上说着包而不办呢?这简直是污辱国民党，不应当这样说话。有一位同志说是打狗棒主义，民众都是狗子吗?我们家里老的少的，亲戚朋友都是民众，怎么把民众当狗呢?” 邵先生的声音越说越大，正言厉色地教训了他们两人一大顿。我心里很痛快，觉得国民党里真是有人。哪晓得，过了还没有一个星期，就开大会了，这一开会，就把邵先生的宣传部长给撤掉了。从那时候起，我就认识了暗无天日的景况，可是我对于邵力子先生，就格外地敬佩。我知道他是正人君子，不屈不挠，见得到，说得出。 这一次开大会，是在珞珈山武汉大学里头。那屋子太小，人太多，空气不好，为时又太久，因此我就闹嗓子痛。从西药铺买一种丸子药吃，吃了三四天都不见效。后来邓鉴三（注：字长耀。冯玉祥任第六镇督队官时，邓任军医官。曾教冯玉祥古文。）先生告诉我，六神丸对于喉病最有特效，我赶紧买来吃，一次十丸，吃了两次，仍不见效。我一问邓先生何故，他问是不是化开吃的?我说没有。拿出仿单来一看，上面说着，必须化开吃，否则没效验。我马上按照所说的把丸子化开，吃了一副，不到两个钟头，果然觉得好了三分之二；又吃了一副，就完全好了，可见中国药真有好的。 “你可以常到中训团去讲讲话。” 可见他们两位是讲真话的，说真话的。有些人就不同，戴着有色眼镜，尽报告假话。万、王二位见到什么说什么，我看是真诚拥护蒋先生的人。现在他们一位是湖南省主席，一位是湖北省主席，可见主席认人的真切。这两个人表里如一，文武全才，必恭必敬，纯洁真诚，是难得的人才。 有一次，蒋先生在那个地方讲了三个钟头的话，在时局紧张的阶段，费了这样多的时间讲话，真是太劳苦了。我把这件事对于右任先生说了，于先生说： “他不是讲话的人哪!他应该是用讲话人的人，他只要会任用人，就够了。” 我觉得右任先生这个话，正是合乎先贤所说的“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道理，非常的平正。 有一天赵老太太来了，她弄些手枪、子弹往前方送，我们也凑了几支枪给她，并且开了一个欢送会。看她是一位几十岁的老太太，不慌不忙，真是有能耐，敢作敢为，实在令人敬佩。 这时陶行知先生介绍一个旅行团，尽是十三四岁的小孩，到处唱歌表演，谁一听见都是鼻子发酸要掉眼泪。有一天我在银行公会请他们来唱歌，大家听了感动极了。像这样的孩子多得很，怎么他们能训练这样好呢?后来他们到了重庆宣传抗战，没有一个人不感动，他们唱的歌没有一个白废的，都是宣传抗战的歌。 有一天武汉三镇开献金大会，黄土坡的朋友大家都把现洋献了，我与李德全结婚的戒指也献上了，小孩子们的现洋也献了，他们回来分外高兴，如释重负似的。
刚一天亮，就到了一个官塘驿小车站，我马上就催着大家快下车，有的人看着露水很大，一走把鞋袜子都(足堂)湿了，感到不方便。我说不管，只催着大家快下车，快快地走开。果然不到二十分钟，日本鬼子的飞机来了十八架。十二架在前头，六架在后头，摆成了两线式，先把后面的铁路炸毁了，又把前面的桥梁炸毁了，然后就一来一往地对着火车轰炸。那些炸弹扔在火车的两旁，就像道旁种的树一样，一个窝一个窝子摆得很均匀，把田里的泥炸起来，把我的汽车打了两个大坑，火车两边的窗户上都溅满了污泥，可是却恰好没炸着火车。炸弹扔完了之后，就一来一往地用机关枪扫射，飞机飞得很低。正好这附近七八百步的地方有一个小山坡，山坡两沿尽是小的机关枪堡垒，我们一家子都躲在那堡垒里头。晓达（注：冯玉祥的小女儿。）惊慌得很，用手掐人，掐得很厉害，小洪（注：冯玉祥的小儿子。）像不知不觉的样子。这一次简直到了绝地了，那是汪精卫之徒谍报日本人，蓄意消灭我们。可是我们这一列车，约有八九百人，这一天一个人也没伤着。若不是这些机关枪堡垒早就做好的，那低飞扫射，是没有法子不受伤的。五六个钟头轰炸和扫射过去了，天黑了，桥坏了。跟铁路上的人一商量，说到明天正午十二点才能修好。我说：“那不成。”找彭国政他们再去跟铁路上的人商议，铁路上的工程处有两位好朋友，都非常热心，愿意努力修一修看，他们真算是特别出力，辛苦了大半夜，到了三点钟来报告，说桥修好了。我说：“很好!”向他们道了谢，马上就开车了。又走出去一二百里路，天亮了，找了个小车站停住，又跟昨天一样，敌人飞机来了，可是没有昨天厉害，我想他不知道我这一列车停在什么地方了。我在这个地方同老百姓谈话，他们说家里的男人都上山做沟垒去了。老太婆、老先生和孩子们对我们亲热极了，招待很热情，可是吃的喝的用的我们自己带的都有，只是临时买了他们些青菜，再三再四地说不要钱，可见我们的老百姓真是天真纯良，最有良心，最和善的，这真是一种伟大的美德。 在不断轰炸之下，火车开到了长沙，张文伯先生热情招待，诚恳谦和。更有一件不能忘的事，那就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在敌人昼夜轰炸之下，同我住的几位老先生，像陈哲甫（注：教冯玉祥古文的老先生。）先生、刘聿新先生、邓鉴三先生，因为炸得厉害，我就给张主席打了个电报，请他在长沙给找一处房子。他马上回了电说给找好了一处，在银行公会，这样，这几位老先生就住在那里。有警报的时候，他们就过江去。我很感谢张先生的帮助。 在长沙看队伍，在城周围一处一处地看，并且仔细讲解《打胜仗的方法》，这是我新近完成的一本书。 我到岳麓山，看见许多好地方都被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毁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一天我去祭蔡松坡先生，又去祭黄克强先生，都读了祭文，献了花圈，照了相。觉得这两位先生真是革命的英雄豪杰，他们创建中华民国，历尽千辛万苦，今天来祭他们，真觉得他们是无比的伟大，真是敬佩之至。 我又过江去看了赵炎午先生，是一位湖南的大革命党，他为了救国救民，受过多少次的苦，冒过多少次的险，到现在当一个老百姓，不但是湖南人敬佩他，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不敬佩他的。 赵先生一位兄弟，是德国留学生呢，还是法国留学生?很勇敢。听说，有一次几个外国人在那里渡河，欺侮河边上的百姓，打河边上乘船的人。这位赵先生看不下去，动了手，那个外国人向着他跟饿虎扑食一样，奔着他来，被他一摆手，把那个人打倒了。后来又上来了两个，也被他打倒了。几个外国人被他打得乌眼青，莫名其妙，看的人很多，到底外国人不打了，算完了。这种爱同胞爱国家的精神，真值得佩服!长的个子不大，若按旧话说，身体有“通天贯日”四个字的说法，他这短小精悍的身体很像个日字，精神非常饱满，将来是国家有用人才。 我到了益阳看军队，也对民众讲了话，也把几本书送给他们。又到附近的一个基督教学校，他们很有精神，我在该校也讲了抗战哲学，后来这本书在重庆印了出来。 到了常德，有几个文武官吏来欢迎我，我对他们谢了一谢。第二天正集中训练的一些保甲长及民众有几千人在一起，我对他们讲了话。听到说刘聿新老先生生病在常德医院里，我去看他，他的痢疾好一点。恰巧这个医院的护士学校举行毕业典礼，他们请了五桌客，硬拉着我也算个客人，我很乐意地应允了。在吃饭的时候，客人里头有两个是校长，他们对我说，民国七八年的时候，他们在中学当学生，我教过他们军事操练，因此对我非常亲热。有几位低声对我说： “我们常德人，都想看先生，可是不敢来看，因为本地一个官有命令，在常德谁要看冯先生就枪决谁。” 我听了这话才明白，我说怎么的呢，我来到这里，怎么看不见许多老友呢?怎么看不见许多常德人呢?是这个原因。这真是奇怪的事!后来没有过几个月，大火烧长沙，就是这个人干的。他由常德警备司令调去，不知为什么跟得了神经病一样，一把大火烧了长沙的百姓，许多人被他害死了，他也被委员长枪决了。常说的话，天躁有雨，人躁有祸，这个人就是在那里作躁，完全是胆大妄为，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结果怎么样呢?把人家害了，把自己也害了。 临澧县的一位姓侯的来看我，住在旅馆里。有人给我说，他是想着在东关外地方，我曾修过一座石头桥，他们要在那里为我立个碑，以为纪念。哪晓得有命令，谁见我就枪决谁，他只有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就赶紧回家去了。我听了这几方面的消息很纳闷，他们这葫芦里头是卖的什么药?可以说到底也不清楚。 第二天到陬市看军队，也讲了话。听到说过了桃源，到贵州的汽车路有几段很窄，必须先打电话通知那边来的车在那头等着，这边的车过去了，那个车才能开。若是电话说不好，两车在当中碰上，要让也让不开，那就麻烦了。我听了这个话，就决定由湘南到广西，由广西到贵州。归途到益阳，听说刘聿新老先生的病重，我就找赵力钧（注：冯玉祥的参谋。）同志带着钱去看他，并且为他办了身后的事情。后来力钧回来报告，说老先生的痢疾本来好了，吃什么东西吃坏了，就这样死的。衣服、棺材装殓好了，埋在一个地方，并且还立了一个小石碑。辛亥革命的时候，刘聿新先生首先攻破南京，打走张大辫子张勋，可说是创建中华民国的老英雄。后来他做江北护军使，袁世凯因为他是革命英雄就把他调到北京住闲，不给他事做。这老先生学问品行都是第一等，字也写得极好。后来我本着这些事迹报告常会，政府颁有明令褒扬。 走到宁乡，听说周道腴先生住的地方离着汽车站不很远，我买了些礼物找人给他送去，问候问候。周先生接着来看我，说军纪甚坏，百姓受害不浅，有些军队把塘里的水放掉，把养的鱼捉个完，除了自己吃，还拿去卖钱。老百姓们对这样的军队，痛恨极了。吃了鱼还不要紧，明年栽秧的水也没有了，这是很大的事情。周道腴先生真是忧国忧民的一位革命老同志。 就在这路上看见贵州送过来的新兵，饿得面黄肌瘦。这种情形，有什么好枪好炮也不能打仗。为什么军政办得这么糟呢?就是因为他们不治兵，他们自己以为满肚子学问，在纸片上拿起笔杆来，好像有千条妙计似的，到了实际上一看，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还不喜欢听别人的话，把无数万的新兵饿得骨瘦如柴，路都走不动。到底也没有一个人负责任，说是我办的不对，想法子改革，而只是在那里推诿过错。有好处大家争，说这是我办的，有坏处大家推，谁都不负责任。这是抗战里头一条最根本的事，偏偏没有人管，可叹不可叹!可哭不可哭! 抗战吃大亏的是关于兵的事。后边练的队伍送到前边去补充，后边的军官也都是受过教育的军官，都是年轻力壮，叫他把兵训练好了，送到前方，交给前方的军官，他自己给自己起个名叫奶妈子，精神上就不好过。有的说我们不配打仗吗?为什么叫我们把兵送到前方，叫我们空着手回来? 由四川隆昌送新兵到云南这是几千里，内中还有伙夫、马夫等等。八百人送两千人，因此路上跑了很多，送到了，回来又是两三千里路，来回两三个月，劳民伤财，物质精神都吃了大亏。 为什么不谁练的兵就让谁带到前方?人是有感情的，训练时期熟了，带去正好。把新兵交去不管了，新兵新官，人生面不熟，名字都叫不上，怎么能打仗呢?一打就散，这是许多人都看到的大错误，为什么不改正呢?我怕是有人跟汪精卫勾结，有心跟委员长捣乱。 由长沙转到宝庆过湘乡，打听打听曾文正公（注：即曾国藩。）的家乡。听说曾文正公的后人，大多是读书人，这真是难得得很!读书才能明理，不读书的人决不能明理，注重读书比注重给孩子们留下产业是更要紧的事。 到了宝庆，这里有一个司令，我也不写他是谁，他告诉我说，他们军队里应领的东西，就是不发给他，要发给他，还得花多少钱去运动。他生性痛恨这种腐败行为，所以东西老领不下来。一面说着，一面难过。我听见别人说，他跟某人当过参谋长，可是还受这样的黑暗待遇!我就照他所说的话，给委员长打了个电报去，这电报有人看见了一定会感到不痛快，可是我既肯发那电报，我就不怕人家不痛快。军事的败坏全从这里来的，这一件事若不能革除，军队怎么会好呢? 这里有一个招待空军人员的地方，是新生活办事处的朋友们办的。被招待的都是苏联的空军人员，身体非常健壮，跟他们谈起话来，都是说要为中国的独立自由牺牲自己的性命，慷慨激昂，真诚勇敢，真是使人感激佩服! 这里有教会的朋友不少，我也给他们谈过一次话，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亲热得很。他们受过圣经的训练，见了人总是亲热而谦和，使人们觉得特别舒服，不是那种冷冰冰的样子。从这里到衡山，张文伯先生在等着我。他在这里训练了五六千中学生，都是预备做保甲长或区长的，年岁都是二十岁上下，体格好，精神饱满。我对他们讲了一个半钟头的话，题目是“献身给国家”，讲得他们眉飞色舞，一会儿悲痛起来了，一会儿高兴起来了，一会儿摩拳擦掌，竖起脊骨来。这些青年热血赤心，真是最有作为的人物。后来听说张主席离开湖南，他们就被解散了，你说可惜不可惜? 在这里本来有人劝我到广东去看一看，因为我受的命令没有说到广东去，所以不便去。我在衡阳看了军队之后，就到零陵，正遇着李协和先生在那里，很痛快地谈了一两天。他就是忧郁，武汉要不守，可怎么得了，若守不住，可怎么得了?这些爱国忧民的老同志，在他每一句话里头，都站在救国家、救百姓的立场上来说的，来行的。他找我写四个大字，是“身心健康”，他又说唐孟潇先生的家就住在这附近。 在武汉的时候，石筱山送了我几十幅他自己写的小挂屏，都是写的战史上的东西，非常有意思。我坐着车，一面走着一面读，越读越高兴，简直地把四十九段读了个透熟。沿路上看见有某机关，正在衡阳以北、衡阳以南大盖房屋。我想这些办法真是不妥，敌人要来到这里，盖那么些房子有什么用呢?有这些钱，都应该在官兵身上去花，不应该扔在水里头。这个毛病就是因为亲自出来看的人太少的缘故。执政掌权的人坐飞机，飞到这里，飞到那里，路上有许多实在的情形都看不见，这是一件顶不得了的事。 到了广西界，慢慢地看见一座山一座山都与北方的山不同，好像是一座大山埋在土里，只露出一个山尖来一样，这真是特别得很，峻峭美观，这样的山在桂林一带很多。当中过两道河，汽车上木船，用小汽划子带过河去。有的船上没有人，半会儿才叫了人来，有的船上没有油，得现去找油去，耽误工夫不少，添出麻烦不少。到了桂林，黄主席（注：指黄旭初，广西省主席。）等好多老朋友，非常亲热，看他们上上下下真有一种苦干的精神，充满了朝气和乡气。 我住在他们的一个招待所里，遇见蒋百里先生，那时他是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前几天在长沙陆军大学特三期毕业的时候，好多先生和同学硬把我叫了去，也去跟着行毕业礼。因为在南京的时候，我在特三期旁听很久，所以好多同学来拉我去参加盛典。我记得那天行毕业礼，蒋百里、张文伯都在场，很有意思。当天晚上，许多同学恭请蒋百里吃饭，这个人过来敬三杯，那个人也过来敬三杯。百里先生说： “都来呀，死都不怕还怕喝酒吗?” 我看那个样子很不好，怕他会吃了喝酒的亏，我劝他不要喝多了，对身体有妨碍。他说他的身体很康健，不要紧。在桂林招待所里又遇见了他，约我在一个屋子里谈谈话。我说：“很好。”他首先说到汽车路上冒出许多的石头，这样汽车轮胎一定坏得很快，这不是把外国货都损坏了吗?不又得用自己的金钱去买吗?国宝外流是最不好的，若是用石灰和土，把这路修一修，钱都花在中国人身上，而汽车轮胎又不坏，为什么没有人办这个事呢?他很焦急。后来又说： “国事危险万分!盼望冯先生多多地向蒋先生讲话，因为蒋先生不明白各地实在的情形，也是有人故意地欺蒙他。” 我说：“咱们携起手来，说实话，说真话，盼望你在路上，把所见所闻的随时给蒋先生打电报才好。” 他说：“应当，应当。” 这一次谈论真是肺腑相见，谁晓得几天之后，他竟在河池县死了。这一次谈话就算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了，你说可叹不可叹? 这里有巢县同乡开垦的团体，因为许静仁（注：即许世英。）先生的帮忙，还有一位董志诚（注：冯玉祥研究室人员。）先生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和幸福来帮助这些难民。我同这些男女同胞们谈了一回话，勉励他们：我们在后方，一定要努力生产，好帮助打走日本鬼子。这里就是缺乏一个领袖人物，多数是不识字的，容易被人欺骗。这是一件可虑的事。 桂林城区特别为老百姓便利，开了好几个门，一拉警报，哪个门都可以出去，我看这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有一天我过河看见一个很长很大的浮桥，过来过去的人很多，很稳当，这个桥给人们的便利不少。 这里有几个大洞，有朋友点了蜡灯领着我去看。里头宽大得很，有警报的时候，许多人都到里头去，这给躲警报的人很大方便，洞上头石头还厚得很，我看它用什么样的炸弹也不要紧。 一天午后一点，在招待所看见协和先生从零陵来了，在客厅里坐着，他诚恳热烈地对我说： “最要紧的事，就是武汉失守了，恐怕有些人包围、动摇蒋先生，又加上汪精卫在重庆正在胡说八道。现在听说蒋先生到了衡山，你赶紧到衡山去，对他痛陈利害，说明全国有知识的人，有革命性的人，都一定拥护他抗战到底。”说得非常恳切。 我说：“你的话很好，我一定去。” 协和先生说：“这就去才好。” 我说：“好吧，我就把房子让给你住，我就上车。” 决定后就上车动身了。赶到衡山，蒋先生到长沙去了，我就马上往长沙赶。走到夜半，太晚了，只好住在一个汽车站上，站长帮忙给我们买了铺草，就在他那地上铺草睡了一宵。第二天赶到长沙，在何键先生的房子里见到蒋先生。那时正是十一点多钟，有唐孟潇在座，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吃午饭，吃饭的时候蒋先生问我： “武汉失守后，我们该当怎么办?” 我对他说：“您记得鲁子敬对孙仲谋说的话吗?那几句可要紧。” 蒋先生说：“什么话?什么话?我记不得。” 我说：“曹操带着八十三万人来到长江北岸，写了一封信给孙权，约他会猎。张昭、顾雍一般人见大军压境，非常害怕，都说非投降不可。鲁子敬趁着孙权更衣的时候，对孙权说，张昭、顾雍这般人说的话，完全是为自己谋富贵保妻子打算。今天的事，谁都可以说降，惟主公不可。孙权说，怎么讲呢?鲁子敬说，像我这样的人，投降了也能做一个刺史，将军投降，不但自己完了，东吴也完了。这一段话，很是要紧。汪精卫一般人为了富贵，什么坏事都敢做。委员长您只有抗战这一条路，失败也是成功，成功也是成功。” 蒋先生说：“很好!很好!我们至死也不投降。” 我说：“但是还不够。” 蒋先生说：“怎么样呢?” 我说：“孙权把周瑜调回来，因为有诸葛亮的痛陈利害，孙权下了决心之后，周瑜还怕有人从中说长道短，请孙权把已下的决心当着大众表示出来。孙权乃抽出宝剑把桌子砍掉一角，尔后把宝剑递给周瑜说，谁敢再说投降的话，就拿他当桌子对待，一定砍掉他的头!今天委员长不用宝剑，可以用大刀，砍掉桌子的一角，叫这些亲日派投降派都知道，不敢再说投降，动摇人心，那局面自然好了。” 蒋先生说：“很对，很对，我们就这样办。” 散了之后，晚上就叫我在长沙广播。我特别地对着汪精卫说： “你要再说投降，可要砍你的脑袋了。” 这一回真是教训了汪精卫，这些卖国贼知道蒋先生有决心，知道抗战派的人是要抗战到底，他们只好打算逃跑了。 当天晚上，开军事会议，本来是个要紧的会，有几个人在那里说，要焦土抗战，要退却的时候，一定把房子烧光，把火车烧完，不可以给敌人留着。散了会，蒋先生跟大家在一块儿吃了饭。 那天晚上，白健生先生写了一封很长的亲笔信，完全说的是抗战必须到底的事情，说得有条有理。到半夜里，蒋先生和蒋夫人上南昌去，健生先生把这封信交给他。这也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与抗战很有关系。 第二天早晨，我又回到衡山，由衡山又到桂林，见了协和先生，把对蒋先生说的话详详细细地跟他说了，协和先生很兴奋地鼓起掌来。 有许多跟着我走的人员家眷，没有办法，从桂林向河池运，一趟又一趟，有人就说我的怪话，我都装没听见。为什么呢?在这大乱的时候，无论如何，我忍不得叫我的亲戚朋友刚刚从敌人的铁蹄之下逃出来，又扔在半路上不管，那样良心怎么得安呢?所以无论怎样受指责，我还是把他们都运出来了。 从桂林到柳州，在路上看见宋明轩来接我。他身体有点不大好，我对他说： “不着急，不生气，写字读书，多走路，一天能出三身透汗，什么病也没有了。” 到了柳州，看见兵工厂在山洞里头，地方太好了。又靠着一条大河，运输也不算困难。到了河池，沿路上有熟朋友的地方，都拉拉手，还是实行那几个原则，不喝人家的水，不吃人家的饭，不受人家的礼物，不借人家的钱，不托人家买东西。所以到了那里，没有多大的耽搁。到了贵州和广西交界处，看见许多前清时代府官、县官立的一种政令碑，上面写的有“(犭童)人”字样。“僮”（注：现改为“壮”字。）字现在都改成立人，原来是犬字边，这就是轻视僮人的意思。大概是在民国以后，一律平等，就不用那个“犬”字了。这种僮人，跟我们普通汉人全是一样的，一点分别没有，哪看得出来，大家一定是一个祖先。这种政令碑我觉着有保存的价值，那可以证明皇帝时代和民国时代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在广西吃过一种大米粉做的面条，不很长，都是二三寸长，吃起来很有意思，那比小麦面擀的面条一定是容易消化。在北方，怎么也不知道大米能磨成面，也能擀成面条。只要走的地方多，一定看见的新的事情也多，这是一点不错的。 在柳州附近，看见有十几万男女同胞忙着担土修路，说是要筑铁路，好多三四十岁的妇女，脊背上背着娃娃，在那里担土，看那种努力抗战工作的情形，是多么可敬多么可爱!拿这一带的妇女来看，那真是比北方的妇女强多了，北方的妇女因为缠足的缘故，动作起来是很艰难的。南方经历多少次的革命，确有了很大的进步，北方是被专制皇帝压制住，年代久远，积重难返了。解放，解放，有些人还不知道解放是什么东西。 进了贵州界，有一段汽车路坡度太大，开车的人若是本事稍微差一点，就要出大乱子的。这个路也是“欲速则不达”，应当按着交通的准则重新改造。坡度太大了，拐弯太急了，一辆车不要紧，一天也不要紧，日子长了，车多了，总要生岔子，害死多少人!这是不可不慎重的事。 贵州有些地名都不大好，充满了帝国主义的色彩，像什么“镇远”、“威远”、“安顺”、“黄平”等等都是皇帝派兵来杀百姓，杀完了之后，起个名字作纪念。民国以后，都应当把它改过来，像“自由”、“平等”、“博爱”、“民主”、“民权”、“民乐”、“民喜”、“民安”、“民康”……这些名字不好吗?还有些更不好的名字，叫“狗场”、“兔场”，这一定是由于卖狗、卖兔子的原因留下来的名字。我倒不赞成都改得像重庆附近地方什么“小龙坎”、“化龙桥”、“虎溪河”等等唬人的名字，我想要改为“高士乡”、“忠义场”、“侠义桥”、“利他集”这一类的不迷信而又平民化的名字，是最有意思了。 看见贵州苗族同胞很多，各式各样的。有人说有花苗，好穿花衣服；有的叫白苗，也许是长得白一点；有的叫黑苗，是好穿黑衣服；有的叫熟苗，是指着他会说汉话；有的叫生苗，言其在山里头住着，不会说汉话。我一面到处看队伍、讲话，一面打听苗族同胞的情形和生活方式。有人说汉官不论文武，常常欺压他们，或是诳骗他们，日长月久彼此就不免有些隔膜，由小隔膜变大隔膜，由大隔膜就闹出乱子来了。这就是前些年苗族同胞常常闹民变的根本原因，说来真是一件可耻的事。 苗族同胞不会说我们的话，我们又不会办教育。他们不能读书，自然就不能明理，不能明理，那就容易出岔子。看外国教会上的人，他们在那里立礼拜堂，给他们编一种罗马字母，教他们说话认字，还编出书来给他们读。若是我们能办，一定比他们办得好。可是我们不办，这是不是羞耻的事呢? 看苗族同胞住的以草房为多，底下是猪和牛，一边或者是上边就是人住的。这样一来，没有好空气，人就容易生病，身体也不容易健康。妇女用蓝布绣各样的花，都是图案画，精美巧妙，非常好看。 有一天在施秉县集合了有一千多苗族同胞，男女老少都有，我预先买了些盐巴和布匹送给他们，听说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盐巴。什么叫盐巴呢?就是自流井、五通桥这些地方，从几百丈深的井里汲上来的盐卤，又用几百丈深的天然水，拿锅放在火上头，盐卤倒在锅里，熬出来的盐巴很像焖大米饭那个锅巴样子。大米饭的锅巴不过一二分厚，或三四分厚，这个盐巴呀，有的三寸厚，有的二寸多厚。他们为什么喜欢盐巴呢?这是人的生活必需的东西。也许是在以前杀伐他们的时候，一封锁几个月，不给他们运盐进去，他们吃过这个没有盐的亏，因此愈知盐巴之可珍贵。我送了他们每人二三斤盐巴，也送了些糖。我对他们讲话，还有一位翻译，我说的大概意思如下： 一、人类的祖先都是一个。 二、不论汉、满、蒙、回、藏、苗、壮、夷，都是一个祖先。 三、因为兄弟们多了，分处各地，生活互异，意见不合，就发生了你吃的东西我不吃，你穿的衣服我不穿，你说的话我不说这些风俗习惯上的不同处。 四、年头久了，弄得他们老弟兄们的子孙们彼此十分隔阂了，就是这个原因。 五、今天我们的国家被日本鬼子欺侮到了极点了，我们大家不团结起来必定都遭灭亡。 六、我们从今天起，要有一个新的觉悟，彼此认识，我们是兄弟姊妹，要彼此相爱，彼此相敬。 七、鼻子跟嘴不能闹意见的一个故事，我对他们说了。他们哈哈大笑，都高兴起来，都喜欢了。 那个故事是这样：有一个人，他的一张嘴说：“我作一个嘴真不容易，既要吃饭，又要喝水，说话也是我，读书也是我，这负着多大的责任。鼻子这个东西，他管些啥事?反倒在我上边，我实在是不能忍受，不掉换掉换是不成的!” 鼻子说：“我在这里不但是摆着好看，并且帮助呼吸，哪是香，哪是臭，没有我你们还知道吗?你看那眼睛管啥事?倒摆我上头，我也是忍受不了了，非掉换掉换不可。” 眼睛说：“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我替你们看黑看白，看着道路，看着各样的东西，你们反倒说怪话，说我在你们的上边，我从今天就不管事，我看你们怎么办?你们没有看见那耳朵，他在那里只是摆设，你们怎么不说他呢?” 耳朵说：“我不光是摆设啊!你们既然不愿意我，从今天起我就不管听了。” 这样一来，七窍全都不动了，几天后这个人快要死了。后来都有了觉悟，说这个人完了，咱们也就完了，我们快悔改吧，也不要争高争低，各尽各人的责任好了。就这样，这个人渐渐康健了，什么工作也能做了。大家精诚团结，马上就都好了，彼此指责，彼此埋怨，马上就坏了。 我们全国同胞在日本鬼子进入我们国内的时候，我们只有自己觉悟，你不能离开我，我不能离开你，因为我们是一个祖宗遗留下来的兄弟姊妹同胞。我们亲热起来，彼此相帮，彼此相助，什么样的大灾难，我们都可以闯过去的。 话说完了，我又细细地问他们，都很懂得，很明白，并且说我讲的话很对。 我从马场坪转到镇远去。这个地方的专员姓华，也是个老朋友，他很会办事，也很能干。我看了这里的队伍，看看周围的光景，真是一个重要的地点。说到征兵的事，明白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不明白的苗族同胞就往深山里头去躲藏。可见平素教育关系太大了，我觉得国家别的钱都可以省，就是教育费万不可省。 华专员对我说，这里有一位王天锡先生，他是王天培的兄弟，他在家里种了几十万棵桐树，都结了很好的桐籽儿，是一笔很大的资产。他家还开了个金矿，叫洞金，不是沙金，两个星期出二十两。我说很好，你把他请了来，我们谈谈。王先生来到，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话，知道他很能干，我给蒋先生打了个电报，说王天锡这个人是很有用的人才。蒋先生就打电报请他去到重庆，后来委任了他一个军事委员会的中将参议，他倒是很高兴的。王天锡先生对我说，他种桐树都是把桐籽儿放在瓦片上，叫它这个根往四下里伸，不往下长，说起来有很多道理在里头。若是把四川、贵州挑五六个县，或是七八个县，拨给他一些专款，叫王天锡专门负责任，办种桐树的事，也可以弄点林警来保护着，这些没有用的荒山就都变成了宝地了。可惜只是给他个空名义，没叫他办什么事。 他说金矿的事，从镇远一直到湖南的桃源，都是矿金。若能大力开采，一百处或二百处开起来，一天见几千两金子是不难的。我想几百万、几千万没有一点事情干的穷苦老百姓，若给他们一些法币，叫这些人都去开金矿，几年以后，不但百姓都好了，国家也富了。若是用机器开，那就比这个更好了，可惜不去办。我们的国家就在这里停顿着，什么事情都不办，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从镇远到了贵阳，路上看见有一县出铁锅，我觉得这是很有用的东西。我买了一口带着，送给贵州的主席吴鼎昌先生。在这里接到重庆行营主任张岳军先生的电话，他问我是不是要到重庆来，我说： “是的。” 他说：“派没派前站?” 我说：“没有。” 他说：“我给您在这里办前站好不好?” 我说：“好极了，谢谢您。” 就这样，他给我找了巴县中学楼上头一层大楼二三十间房子，不但把沙发、桌子、凳子、炉子都预备好，并且把大间改成小间，连床铺带马桶，凡住家房子里需要的都预备得好好的。最讲朋友最讲交情的，也可以说是最会替蒋先生办事，最能帮蒋先生忙的，我看张岳军是第一个。 在贵阳这个地方，大操场里集合了有几千人，我同吴鼎昌先生一路去看队伍。我在这里给大家讲话，无论在操场，在讲堂，在党部，在省政府，在公共的地方，都是拿着“抗战必胜”四个字来说话。 这附近驻着一旅卫队，是军事委员会的，看他们很整齐，规矩也很好。 附近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花溪，那个地方也有苗族的同胞。每年开一个会，不晓得是纪念会还是庆祝会?他们都戴上假面具，拿着刀枪在那里耍，敲着锣鼓家伙，老是那几下子，表现出来的门道太少，太原始了，这是文化的关系。看普通的旧戏，有大花脸，有小生，有文有武，有老有少，有种种的说法，又有种种的唱法，锣鼓家伙，枪刀剑戟，使你看了不厌烦，这是文化高的缘故。这里头的门道很多很多，两两相比，知道相差太远了。文化的高低当然各处都能表现出来，不只是在舞蹈戏剧上头。 从贵阳到遵义看队伍，新兵穿的衣服破烂极了，都跟叫花子一样，我讲话的时候就栽倒了几个人。我下了台，到兵跟前一个一个地仔细看，有的把肉皮子冻得发青，有的在那里打抖，我给他们照了相。后来这个相片在重庆拿给蒋先生看，蒋先生看了，气极了。 遵义这个地方，有些老绅士，都是在地方上深孚众望的，我都请到一起，吃个便饭，谈谈话，问问民间的疾苦。这些老先生说，就是征兵的办法太坏，乱捉兵，待遇又不好，他们都痛恨这个办法。老先生说的话我当时一条一条地记下来，吃完饭，老先生们走了，我就马上发了电报给委员长。 陆军大学在这里，他们是从长沙刚搬到这里，教育长换了万耀煌。万是湖北人，人很谨慎小心，做事实在。他在武汉的时候，办中央训练团，办得很不错。这陆军大学由长沙搬到这里，太不容易了。我在这里看见了白俄的教官，一位叫布尔林，一位叫多玛，还有一位叫圣索夫斯基。圣索夫斯基是教要塞学，布尔林是教筑城和战术，多玛是教战史。这三把手都很好，尤其是圣索夫斯基这位老先生，非常热诚，有一次他病了，还是在那里教功课，躺在床上，把学员们叫到他床前，他在那里教，许多人受到他的感动。多玛教东西教得好极了，他在黑板上写，写出来一个字不改，就是一篇文章，这个人的学问是很成熟的。布尔林讲的也好，而且极热诚，我在南京就听他讲过。这样的成熟人才，在我们的陆军大学担任教育，实在应当特别优待他们。后来我听见说，因为物价太高，他们的生活弄得很艰难，很困苦。 路上经过桐梓，这里有个旅馆叫中国旅行社，办法很特别，他们弄的那小屋就跟火车上的房间一样，挺窄挺小，但也挺干净，饭堂倒是宽大的，可容好几张桌子。不论怎么样，不能不佩服他们有思想有学问，敢这样办。许多人都是一辈一辈地闭着眼过下去，不肯改革一点。有点改革思想的人，又怕旁人说怪话，这样永远不会改进的。 由遵义在綦江来，过一道大山，高得很，有些稀奇古怪的名字，一个地名叫吊死岩，或是钓丝岩，这附近摔坏的车，摔死的人，真是太多了。这事不许登报，假如登报的话那每月都有几起，这八年还得了啊!实在说起来，应当费点大的工夫另辟一条路那就好了。我看不是难事，抗战的时候关系很重要，就是胜利之后，这条路还是很重要的。
到了綦江，已入四川境，觉得比贵州地方富庶多了，尤其是出广柑，大量地生产，这个时候价钱是很低的。最有意思的是这里有一种草，把它盖上广柑，底下再铺上一层草，它就不烂，说搁好久都不坏，这是本地人说的，我想总是靠得住的话。我在这个地方看军队，是一位姓韩的叫韩文焕训练的，他是陆军大学毕业的，人极认真做事，勤苦耐劳。他练的这 韩文焕这部队里头有二三十个小官，都是我在河北省景县训练的宋哲元部队里头的学兵。在武汉考了二百人入军官学校，这个时候都毕业出来了，正在这里当少尉、中尉。他们见了我真是如同孩子见了娘一样，亲热极了，说长道短，又拉着我在一起照了相。他们都说愿意回原部队去，我说： “为什么叫呢?” 他们说：“在原部队里头，就如同在家庭里头一样，死可以一块儿死，活可以一块儿活，甜可以一块儿甜，苦可以一块儿苦，在别的地方，心里一点也不踏实。” 我说：“你们应当努力，把你们所到的军队都变成你们那原部队的样子就好了。”把他们劝勉了一会，他们也很高兴地走了。 从綦江到重庆，看见路旁边的一道河正在修闸筑坝。我说，若不是抗战，谁能跑到这里来修这个河呢!假如抗战以后，我们各地都能像这个样子开辟起来，建设起来，那可就好了，也不是很难的事。只要有人才，有钱财，政府加以指导和督促，那就能成了。 綦江到重庆，尽是向下坡的地方多，究竟相差多少米，我不知道，我觉得上的时候很少，下的时候很多。到了重庆住在巴县中学。这个地方的学校已经搬到江南岸渔洞溪去了，腾出这个地方来，下边一层楼住的是军委会铨叙厅，上边一层就是我住的，副官、参谋、秘书都住下了。卫兵呢?住在楼一头的地窖子里头，也很干净，很舒适。手枪队住不下的人，都给他们找了南岸余家祠堂，盖了几间房子，那里还有一个庙，也就勉强住下了。在这里，还是在这附近看队伍。 在重庆，首先到万县去看军队。路上经过涪陵以下的几县，到了忠县，看了军队，也讲了话。忠县南门外头有一个小碑，上头写的是“严颜故里”。走到西门，看见一个大的石碑，上头写着“秦良玉故里”。秦良玉是明朝一个女总兵，她守了石柱周围七八个县，张献忠 (注：字秉吾，号敬轩，明末杰出农民起义领袖。)带兵打她，多少次都没有攻进这几个县来，这些县的人民被秦良玉保护得平平安安。明崇祯在北京紧急的时候，下诏各地总兵勤王，许多总兵都没个回信，只是秦良玉这个女总兵带着几千精锐的亲兵、子弟兵，到那出了很大的力。到现在北平还有一个地方叫秦良玉点兵处，山海关和柳条边都有关于秦良玉的古迹，就是她和清兵打仗的时候留下来的。 我了解这位女英雄的历史故事以后，到处讲演都引她的故事来鼓励妇女参加抗战，我说那个古老的时候能出这样的英雄豪杰，现在应当怎么样呢?有些人很受感动。 后来我看本县的志书，又跟本地的父老谈起忠县的名称怎样来的，忠县是怎么回子事?父老们说，原来重庆是巴国的首都，成都是蜀国的首都，巴蜀两国打起仗来，巴国打败了，蜀国追过了重庆。巴国的大将叫巴满子，他急了，就求救于楚国，楚国说可以出兵来帮助巴国，不过若打走蜀国的军队，你们巴国必须给一个城池才能行。巴满子就签了字，只要你们帮助我们打走了敌人，救了我们的国家，就给你这个城池。后来楚国分五路出兵，果然把蜀国的兵打跑了，一直追过了内江，巴国算复了国了。可是楚国就来要报酬，那就是要这个城池。巴将军就请了楚国的文武官和巴国的文武官开了一个大大的宴会，他站起来演说着：“楚国救了我们巴国，本来已经许了你们城池，若不给你们，似乎是失信，那此后谁还敢跟我们共事。若践约将城池给你们，那我不是卖国吗?我有一个要紧的东西，请你们楚国朋友带回去，这比这个城池宝贵得多了。给的这一件东西是最宝贵的，海内外就是这一件，这可说是一件活的宝贝。”说完了这话，站起来，端着酒杯，请大家痛饮三杯。喝过了三杯酒，他又把刚才说的话重说一遍，猛然间从腰里拔出宝剑来，对着自己的脖子一剑砍去，巴将军的头跳起来有几尺高，血喷出来一丈多高，好多人都哭起来了。楚国的人说，我们不要城池了，我们愿意跟你们永远和好。这样一来，城池人家不要了。因为巴将军有守土的精神，所以后来这城池就叫忠县。这城里头有一个土主庙，似乎就是拿巴满子作为守土之主的意思。到了三月里，大庙会之期，一两千里地的百姓，都有来烧香的。我听了这话，又看了志书，一点不错，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一朵鲜花，是最鲜艳最美丽的，我们应当发扬光大起来。忠县的对岸山上有唐朝陆宣公(注：即陆贽，字敬舆，唐朝大臣，政治家。)的墓，远远看去是很庄严的。忠县西边四五里地，就是白香山的祠堂，看去很好看。 到了白帝城，看见关于刘先主(注：指刘备，字玄德，即蜀汉昭烈帝。三国时，蜀汉建立者。)的古迹也不少。再往下走，看见甘夫人(注：指刘备的夫人。)的祠堂。就是没查明白，为什么甘夫人的祠堂会在这里?到了万县先看了军队，讲了话，主要是非抗战到底不可，又给民众和学生讲了话。看万县这个地方，真是很富庶的一个地方，教育、文化都是很好的。到一个礼拜堂里去讲话，看见湖北、河南来的好多老朋友。听说朱浩然牧师来了，可是不知道他在哪里。这天正是十二月二十四日，还有一个会画画的朋友，画了很多的画，在那里展览。有一张画的是蒋先生在一棵松树下坐着，拿着一本赞美诗，我要买他这一张，他送给我了。这位画画的姓阎，叫阎磊。回到我住的地方，休息了，刚过半夜，听见有人报告，说楼底下来了一二十位男女学生，提着灯来报喜，他们唱起赞美诗来了。原来他们庆祝耶稣圣诞节，唱的都是耶稣圣诞的诗。我下来一看，有好几位都是认识的青年学生，这才知道朱浩然牧师确实是来了。把这些年轻的朋友送走了之后，我就在万县各处转一转。后来看见了朱浩然牧师，谈起来他很难过，他说不能再往西走了，没盘川了，还得回信阳去。他又说，他们从长江来是坐的木船，走得太慢。他的岳母已是七十多岁的人了，就是走的那江边上拉纤走的路，一上一下，危险极了，若一步迈错了，就会栽到江里去。并且说到坐着木船，看见撑船的人太可怜了，不是拉纤，便是赌博；不是赌博，便是彼此相骂；不是骂人，便是打架。朱牧师说，万想不到这种人这么可怜!后来我对他说： “你跟我到重庆去吧，我这船上人不多，你有多少口人?” 朱牧师说，他有二三十口。 我说：“好了，我管饭吃，也不要船钱，你跟我一块走得了。” 这样就说定了，第二天他们就搬到船上了。我们开船回来，这船上的一个负责人是个英国人，姓海，会说中国话，这个川江的路他算熟极了，哪里有个小岛，哪里有块大石头，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他有一张详细的图，水涨多深该靠哪边走，都弄得明明白白的。沿路上一面走，他一面跟我讲，他对我说，这船上也有无线电，一有警报，就赶紧停船。在巫山巫峡下边，有一个地方，就在江心里，有一个盐卤井，多少人在那里弄那个卤好熬盐，我也下去看了一看。我问若是水大怎么样呢?他们说，那就淹了，水小呢，就露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 走到巫山巫峡里头，海先生对我说，前几年他们从这里过，常看见几十个猴子从这山上下来，手牵着手，到江边上喝水，若一听见轮船上汽笛，就都吓跑了。猴子跟猴子叫起来，使人听着，也很难过的，这老猴子都是非常爱护小猴子的。 船走上水，从万县到重庆中间的这几个县都靠了一靠，最有意思的是我到了丰都县去看一看。本地人对我说，原来这里有一个姓殷的，有一个姓王的，在这里住。和尚和老道把这两位讹传为殷王，以后就越传越离奇，说丰都有阴王。阴王者就是阴间的王。在那一朝的时代，正是太后临朝，就被这些僧道说动了，于是就有丰都阴王的种种传说。我跟着向导，到阴王殿去看，有望乡台，有奈何桥，凡是十殿阎君书上有的，这里都有了。并且有到阴间去的路票，还打着关防，这真是一个骗人的发源地。中国人不求实际，就在这一件事情上看，太胡说八道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允许它存在，还在这里日日骗人。这种东西要不除掉，科学永远不会发达。因为瞪着眼就在这里说胡话，明明是没有的事，他偏说得跟真的一样。今天我们社会的落后，都与这个有关系。 到重庆的时候，有人说汪兆铭住在什么地方，那个大房子里，有人指给我看，我说很好。哪晓得不两天，就说汪精卫走了，坐飞机到安南去了。又有人说，有人去打他，把姓曾的曾仲鸣打死了，姓曾的是他的亲戚，也是预备跟汪兆铭一块去当汉奸的。有人说，他们逃到河内，等日本船来迎接。本来汪精卫住的这个屋子，他在屋里头心里直跳，说不好怕有什么事，他叫姓曾的跟他换换房子，他就跑到姓曾的那屋里去睡了。姓曾的就上他这屋里来睡。正好，来杀卖国贼的人，看准了原来汪兆铭住的那屋子，开枪一打，把姓曾的打死了，这真是个替死鬼。假如在这个时候，就把汪兆铭打死，后来现眼也许不会那么大。以汪兆铭这个人，辛亥以前炸过摄政王(注：即载沣，清朝光绪帝的弟弟，宣统的父亲。宣统三岁即帝位，由其父摄政。)，下过监，几乎被杀掉头，可说是一位十足的革命党。自此以后，他自己觉着是创建中华民国有功的人，在中山先生面前，他的地位不高他不乐意，他没有权他不乐意，不用他的人他不乐意，一步一步地、渐渐地变成了自恃自大，自骄自傲，今天跟这个闹意见，明天跟那个闹意见，一切老朋友都被他得罪了。并且他看见蒋先生当总裁，他自己当副总裁，他是很不满意的。由于“不满意”这三个字，他就变成卖国贼。他看见日本那么强盛，那怎么打得倒呢?他没有看见还有比日本强盛的呢!又以为爱国没有报酬，他不痛快。他以为日本占了地方都可以给他，自己做个儿皇帝没有不可。他又弄了几个陈公博、褚民谊、周佛海之流，都是骗他的，顺着他说，对于他不敢打驳回，尽是恭维他的人，没有说他不对的人，这样要想不糟糕，哪里能成呢? 这一天我们开了中央常会，蒋先生主持，问大家对于汪精卫走的事怎样看法，一位一位地发表了意见。我说： “姓孙的在南京，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打了汪兆铭三枪，以今天的事情来看，他去做卖国贼，我们真应当给姓孙的造一个铜像，人家真是有先见之明。” 结果呢?大家通过了开除汪兆铭的党籍并且通缉他。我记得这是三十一号的晚上或是一号的晚上，二号我就从重庆坐车到成都去看军队。头一天就住在永川，因为菜花正开，又黄又香，我作了一首《菜花黄》的诗， 菜花黄 时当二九天， 蜀道菜花黄。 灿烂真悦目， 风来阵阵香。 此花有傲骨， 胆敢战风霜。 前方正抗战， 精卫竟投降。 平素空谈论， 离奇又狂妄。 “岳飞是军阀， 秦桧是忠良!” 有人对我说， 此话出于汪。 此为其哲学， 有奶便是娘。 察哈尔抗日， 口外作战场。 多伦既克复， 官兵多伤亡。 运回一千多， 死者四团长。 平津入医院， 万目共昭彰! 汪说未打仗， 哪里有死伤。 黑白早不分， 实已昧天良。 武汉打电话， 态度亦失常。 每闻我军胜， 怒气不可挡。 一闻我军败， 喜气乐洋洋， 喜败而妒胜， 此语可思量。 最高国防会， 诸公坚立场。 前方作苦战， 流血救危亡。 若有言和者， 如何对士将。 汪氏闻此言， 当时面红涨。 会散尚含怒， 言词尤悖狂。 领袖欲太重， 汉奸也愿当。 行年已半百， 晚节末路忘， 只知富与贵， 不替民族想。 国家与朋友， 尽弃投敌邦； 千年万世后， “精卫”恶名长。 认贼作了父， 甘心拜天皇。 倭寇发狂言， 欺世惯中伤。 巨奸欣然喜， 竟谓好主张。 不要我赔款， 中国整个亡。 取消租界地， 全属贼东洋。 日“满”华合作， 主人倭寇当。 二国成一家， 日贼是父王。 此理至明显， 世人都知详。 谁说汪不知， 未免太荒唐。 如果汪知道， 那又怎么讲? “卖国贼”三字， 头衔最适当。 孙凤鸣壮士， 一击连三枪。 早晚铸铜像， 佩他有眼光。 韩国李完用， 不孤今有双。 倭寇将大败， 我军正威扬。 不久失地复， 民族得解放。 日本革命起， 军阀尽灭亡。 到了那一天， 汪贼走何方? 不见拿破仑， 攻俄势莫挡。 占了莫斯科， 豪气高万丈。 一旦俄反攻， 吃了大败仗。 可怜四十万， 未剩两千枪。 不见德意志， 大战何豪强! 血战整四年， 财尽民慌张。 国内起革命， 民治为政纲。 威廉快滚蛋， 国外去彷徨。 我们为民族， 小败心不慌。 我们能持久， 一定打胜仗。 我们为民主， 天皇定灭亡。 我们有信心， 始终不摇晃。 信念最坚决， 至死不投降。 四五千年史， 此战最芬芳。 成功与成仁， 必述青史上。 呜呼汪兆铭， 心肝尽丧亡。 呜呼汪兆铭， 不如菜花黄 到了永川，这个地方也很富庶。晚上住在一个公共的地方，那就是县党部，好像有好几个机关。里面的屋子，挂了好多张先烈的肖像，这真是宝贵的相片，可惜街上没有卖的，假若是街上有卖的，一定有很多人愿意买。悬挂的方法，也有关系，墙漆黑，弄些土钉子一钉，高低不一样，间隔不一样，悬起来也不提人精神。假如是印出来，就把它一个一个地裱好了，悬挂也容易了，那自然看着也好看。 这里专员公署的一位科员，管着民众教育馆，姓周名敬承，是江津人。他写了几本《抗战的金钱板》，送给我看，都是印得很好看的小本子，内容确实很丰富。这是他自己拿出钱来印的，自己写，自己作，我看这是一位真正在大后方坚持抗战的同志。我对他的书都仔细读完了，我就给蒋先生打了个电报，保举周敬承。蒋先生回了电报，请他去。后来我听说，蒋先生非常看得起他。不久，他在璧山各地当教员，专为宣传抗战的事，好多人受了他的感动，并且感动得落下泪来。不知道怎么的，有人告发了他，说他有一本书上写着：“刘峙不打向后退”，就因为这一句要捉他。捉的人进了前门，他就从后门跑了。幸亏他跑得快，不然还要有麻烦呢!几年后，我在各地发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时候，他又跑到自流井去找我，愿意帮忙。他为了节约献金，出了很大的力。在富顺、威远一带，他就用“金钱板”感动了无数万的人，有那么大的成就。后来，周君兄弟从自流井回家，一天出去赶场，走在路上被土匪截住，向他们兄弟俩要钱，他一看只一个土匪，周敬承先生抱住了那个土匪，抢他的枪，想不到旁边还埋伏了几个土匪赶过来把周敬承哥俩都给砍死了。后来有人说，这个匪首被拿获了，究竟枪决没枪决还不知道。 以周敬承先生这样一位有学问、有本事、有能力、有血性、有良心的爱国知识分子，活着的时候不得重用，并且是见过蒋先生的，还没得到大用，无缘无故地被人捉拿，藏着躲着，又出来出大力，做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工作，回到家里出来赶场，被人杀害了。死了连冤也没有人申，家里的女人孩子也没得到抚恤，连褒扬也没得到，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 到了荣昌，也看了军队，我又到街上走一走。这个地方出产夏布和油纸折扇，销到各地的很多，看来真是个富庶的地方。 到了内江，这个地方出糖，因为周围几十里路都种的是甘蔗。我记得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到这里，东西一道大街，家家户户，每个铺子里，都把这冰糖从地下摆到房顶，那真好看极了。这一次来，道路也改了，也宽了，已是汽车路了。糖的样子也全改了，像茄子、黄瓜、辣椒、冬瓜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是用糖制的。特别出色的就是冰糖球。我的秘书赖先生(注：指赖兴治，字亚力。)的哥哥，就开有糖厂，领我到他厂里仔细看了一回，剩下的渣滓还能做酒精。后来抗战这几年，内江附近拿剩下的糖滓子，一年做了多少万加仑的酒精出来，这真是随着潮流、随着时代生产的东西。在这里看队伍，我也记不得那个旅长是谁了，可是那兵练得好极了。若是叫那些官长自己带着去打仗，一定打胜仗。可惜的就是不叫他们自己带，都是叫他们当兵贩子，当奶妈子，当然他们不高兴，兵也不高兴，几个不高兴凑在一起，见了敌人怎么办呢?只会是溃散了。这个方法是最坏的一个方法，可是到底也没有改正过来，痛心到万分!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不能像机器一样地来用他，今天偏偏地拿着人当机器用，如何不糟糕呢? 到了资中，也看了军队，也开了军民大会，也是讲了抗战非抗到底不可。那天就住在教会里，这个地方隔着一道河，一来一往太不方便了。我想也是跟河南归德府的车站一样，铁路经过归德，本地的绅士们反对经过城池附近，后来移到朱集，离着城十八里路。赶铁路兴隆起来了，再想向城边移，没法办了。 资中这个地方，硬把个汽车站放在河这边，要进城还得过一道大河，真是太不方便了。恐怕也是地方上的人反对的缘故，也许是有别的原因也未可知。 经过简阳、龙泉驿，到了成都，是贺国光先生在这个地方任行辕主任。也见了邓锡侯先生和潘文华(注：抗日战争期间，任二十三军军长、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先生。贺国光是湖北人，很和蔼，真够得上“上和下睦”，又顶会办事。邓锡侯和潘文华两位先生都是极爱国的军人，军队训练得非常好，整整齐齐，严严肃肃，他们很有决心，要抗战到底。我在这个地方也看了几天军队，讲过很多次话。这里还有些国民党的老同志，像李伯申先生等，他们开了一个会欢迎我，我对他们说了些要领教的话，说了些请他们指教的话。早就听见说，谢持先生得了半身不遂的病，我托高兴亚(注：冯玉祥的秘书主任。)先生替我看他去。我也到了双流，看了军队。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飞机场，动用了十几万人修的，修得非常好。这里有一位刘老先生，写了很多书，很有些见解。他六十岁才生儿子，一连生了八个儿子，这个人是最孝顺的。我把他所写的书买了一全份，钉了一个大箱子带回来，预备慢慢地看。 在成都我去看了武侯祠，原来就是昭烈帝庙，应当叫昭烈庙，可是人家都叫武侯祠。武侯的大殿，是在最后一层的，为什么这样呢?真是特别。前面大殿两廊的房子里，是文东武西，文的庞统是第一位，武的是赵云为第一位，像塑得很好，排列很有次序。最好的是每人面前都有一个小石碑，二尺多高，一尺多宽，把每个人的小传都刻在上边，游览的人都能一目了然。前院的柏树死了不少，很可惜的。后面是昭烈帝的坟，也很大。这时候刘湘的坟就在那西边。刘湘是死在武汉的，因为抗战的时候在前方操劳过度，吐血死的。坟埋到这里正要给他预备盖一个大的祠堂呢!我到他的坟上祭了，又到他公馆里头看了刘夫人。这刘夫人说的话，我还记得很清楚，她说： “先生，您知道刘甫澄怎么死的吗?” 我说：“是为爱国死的。” 她说：“他黑天白日地见客，每一个见他的人都把要说的话说尽了，就这样累成病累死了。”她又转了个方向说：“请先生看看蒋先生，无论谁见他，只能说五分钟的话，这五分钟能说出什么话来呢?” 我又到望江楼去看一看，看见四川大学的农学院在这里，可惜种的树木太少了。一个大学的农学院，就是种上十万亩八万亩的树木也不算多，既可以开通风气，又可以改变气候，四川的荒山不是多得很吗!看望江楼有薛涛井及其他的古迹，没有工夫细看，略略地瞅一瞅，就赶紧折回重庆。把这一次各地的详细情形，作了一个报告给蒋先生，并且上了个意见书。
有一天奉到命令叫我督练九十九军、三十六军、十八军，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组织，就调了几个朋友来帮忙，先从重庆起。三十六军军长叫江纯，他这军队驻在重庆附近，分了几十处住，在沙坪坝离南开中学不远的地方。我是先来训练官长和班长，把《官长救国十问》和《士兵救国问答二十八问》问过去问过来，他们觉得很稀奇，我倒觉得这是救国的根本大 我说：“训练队伍主要的还是看病人，非去不可。” 他说：“离这里远。” 我说：“不要紧。” 他说：“一上一下的坡子太多。” 我说：“也不要紧。” 他说：“正下着雨。” 我说：“更不要紧。” 就这样，他领着我去看病兵，他指给我，就在那个房子里。走了四五里路，一上一下的路很滑，好容易走到那个地方，一问，他那一连不在那里住。这位团长脸通红，说： “原来在这里住，不晓得他们搬到哪里去了。” 我说：“没关系，再找一找。” 又走了四五里路，找了两个地方，这次找着了。十几个病人，穿着棉裤袄，就躺在那稻草上，什么也没盖，有七八个都是脸烧得通红。我摸摸他们的头，问他们吃什么东西没有?想喝水吧?有医生给看过没有?我问了没有几句话，这些孩子就哭起来了。说自从病了之后，就没有人看过一回。我对那位团长一点也不客气地说： “蒋先生把这兵交给你们了，你们应当带兵如带子弟一样，你的儿子病了，是这样待他吗?你的兄弟病了，是这样待他吗?带兵不得兵心，你怎么带了去打仗呢?” 我把他狠说了一顿。我觉得带队伍，这样办法要去跟日本鬼子拼命，是万万不能成功的事! 又有一天，在土桥看一个团部，有一间屋子。我把一切表册一本一本地摆开，什么军装、军械、杂械，教育的预定表、实施表，官长的、士兵的各式各样的表册，真是应有尽有。这跟我在清朝时代二十镇预备校阅的时候那一套是一样的，那是欺骗清朝那些王子、王孙、贝子、贝勒的，想不到今天又弄开了这一套。这是抗战的时候，是讲实在的东西的时候，这一来把营里的书记和司书可算累死了，一点实在处也没有。正要去给队伍讲话，我在院里站着看见一个岗兵，十八九岁，长得很雄壮，很饱满，看他拿的枪是崭新的一杆好枪。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资中人，问他来了多久，他说十个月了。我说： “你定一个标尺六百米。” 他说：“我不会。” 问他：“为什么不会呢?” 他说：“没有学过。” 我往墙角一指：“你测一测，到那墙角多远。” 他说：“有十四步。” 我问：“是单步是双步呢?” 他说：“单步。” 我说：“你步一步看看。” 他步了三十步，差了一倍还多。细一考查，他们就是没有训练。 看这样子前方正打着仗，后方练了十个月的兵，有很好的枪，还不会定标尺，这叫什么练兵?我对他们的官长们说： “这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你们全军的官长，若不真实地有一种觉悟，恐怕打起仗来要吃大亏的。” 有一天，我看三十六军的营对抗演习，到了土桥跟前的一个大石桥上坐着。忽然从一边来了两个老头，对着我笑嘻嘻地尽看。我说： “老先生你看什么?” 他说：“我看您像……您是不是冯先生?” 我说：“我是冯玉祥，你怎么认识我呢?” 他说：“我在报纸上看见过您的相片，今天看见您，我太高兴了，太走运了。” 我就把这两位老先生拉坐在我一边一个，都坐在石桥栏杆上，说话说得很投机。有一位老先生姓于，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在前方军队里当参谋官，还有一个在军队里当书记官。我向他说： “重庆城里头轰炸得很厉害，我有些老朋友，在城里住着不方便，想在乡下找几间房，您能不能给帮帮忙?” 他说可以，这里有他家的一个祠堂，要不嫌不好，就可以搬到这里来。我马上就找副官同他去看，说定了一个月租金十四块钱。就这样，邓鉴三、王海门几位先生都搬到于家祠堂去住。这地方清静得很，并且离公路不很远。在桥头上坐着的时候，看见一个摆着小摊卖糖卖烟卷的女人，脊背上背着个小孩，两只手编着草鞋，自己还看着烟卷摊子，一身担着好几种任务，我说这也算是兼差吧!小孩子在她妈妈的脊背上只是哭，那个老先生问她：“孩子哭你听见没有啊?”那个女人说：“他不是哭啊!那是给他妈妈奏音乐听。”我们几个坐在桥上的人都笑起来了。母亲的恩似海深，这更足以证明了。 我在重庆这个地方督练了三个月，尽是看三十六军的队伍。我替他们担心到万分，重庆街上太繁华了，官长们在这个地方住着，容易受引诱，容易懒惰。还有就是住的地方太多，太分散了，不容易集合训练。又搭上没有大的操场。都是一小块一小块的。本来应当去野操，可是这些官长怕一天在野外太劳累了。恐怕里头也有饮食的关系，营养不足。有形的精神实在不够，无形的精神更欠缺得厉害。我为国家担忧，也为中国的老百姓担忧。这军队不能打仗可怎么好呢?有一天，我把这话对蒋先生说了，蒋先生马上拿红铅笔写在纸片上，可见他很注意了。 我在这里乘船到宜昌去看十八军，沿路上一县一县地看看地方上的情形。长寿下边便是涪陵，涪陵上边有一个镇叫蔺市镇，高兴亚(注：时任冯玉祥的秘书长。)先生就是这里的人，我下去看了他老太爷。这位高老先生长得非常清秀，风骨棱棱，他革命几十年，家里被抄过好几次。现在革命成功了，老先生就躲在家里不出来，决没有一点争权夺利的意思。我到了涪陵，这个地方的学生正在赶校长，是个中学，学生们很激愤地来找我替他们做主。我请老舍先生、吴组缃先生和赖先生，代表我去给他们了事。这里有一位姓萧的，叫萧先生。也是国会的议员，有七十多岁，很关心国事。 到了丰都，这里有个训练团，并有一个很好的操场。我走到各县都找一种土产，就是蓝粗布印白花的包袱、窗帘、门帘、被面、褥面，各县的花色都不同，我选了有二百多种。有一次在巴县中学，还找了些朋友来看，就算是一个白花蓝布的展览会。还有好几位外国朋友来看的，他们觉得很稀奇。 我走到巫山、巫峡，看见那个地方可以刻几个大字，我写了六尺见方的八个大字：“踏出夔门，打走倭寇。”我叫刘副官致钧(注：时任冯玉祥的随从副官。)去同那里的地方官商量，一同办理。几个月的工夫，才把这个事情办成。 过了万县，到了巴东，听到说前几天由船上卸弹药。是用几块木板往下滑送，忽然嘭的一声响了，接着船上都着起火来，不但是几百万的弹药毁了，还炸死了很多人。可见办事的人，没有知识，不谨慎，不小心，是最危险了。我到了巴东，上了坡去看一看，太脏了，到处是污垢，到处是臊臭。抗战的时候，人们容易得病，就是这个原因。从长江这一条路，一路上都是空袭。早起空袭，晌午空袭，晚上也是空袭。用种种的方法来防备，还算好，跟着的朋友们一个也没伤着，这就算是很侥幸。离宜昌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古迹叫三友洞，专员公署和省政府有几个人在这里。我在这庙的大殿上看了好久，这些人在这里办公，一个是太潮，一个是太暗。我在这个地方最高兴的是见了张难先先生、石恒清先生，还有湖北代理主席严重先生。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吃了一顿饭，是各人拿着各人的东西吃的。我看全国的主席、厅长也没有这样的。这三位先生真算是革命党，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为抗战打算，不是为老百姓打算，这真是爱国爱民的模范人物。这里看军队，又看阵地，把这阵地仔细看一看。花钱真不少，都不顶用，有的死角太大，有的目标太暴露，有的里边尽是水，不能进去人。我想，无论有多深的水，我应当进去看看。好，到了炮垒里头，存的水深过了我的腰，若是一个矮一点的炮兵，想是一定过了他的鼻子了。这怎么叫阵地呢?后来，过了有半年，听说办这个事的人，是一个姓蔡的，叫蔡继伦，湖北人，也是陆大毕业，是刘菊村的亲戚，被人告发了。他把国家给的款项都装了腰包，后来由军法人员问实了枪决的。这个人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就惹过一回大祸。那时他假借着国民军的名义，把江西督军方本仁在汉口公馆里的一切东西都给抄没了。事前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方本仁见了我的面，把这话告诉我，我才知道的。本要重办他，不晓得他跑到哪里去了。后来，北伐完全成功，陆大成立特别班，刘菊村就偷偷地把他介绍到特别班去了。我叫人去捉他，陆大的同学们还不满意这件事。假若那时候把他退了学，或者他不能担任宜昌的什么工程司令，也不至于把阵地都做坏了，更不至于有人告发他，他也就不至于死了。所以说“姑息养奸”，这是一点不假。若说公道话，并不是刻薄。蔡继伦的命，就是刘菊村过于姑息，把他给害了。为国家留意人才，实在应当注意他忠诚、正直、勇敢、信义，否则那结果是非坏事不可。我看见过许多有才的人，他不务正道，到后来把国也害了，把人民也害了，并且把他自己也害了。 我到江南岸看了几天队伍，张之江先生也来了，他是自告奋勇愿意跟着我到各地督练军队，还有刘允丞先生也跟着一路来了。在南岸看军队还是那一套，先问《国仇问答》，再问《救国问答》，再问《官长爱国十问》，家长、师长都跟着在一起。有十几个官长，每顿吃饭的时候跟我一块吃，都是我预备的。他们给预备的东西。我一点也不要，并且我领着他们唱了《吃饭歌》。现在我把这《吃饭歌》写在这里： 吃饭歌 这些饮食，人民血汗。 救国救民，不忘每饭。 日本强盗，全国之敌。 我们应当，拼命血战! 在这里看他们做一营的攻击办法，连尖兵出发等等的事，一层一层地看。有的很好，有的差一点，大致还算不错。有一天，看他们的单人战斗，都是些官长和班长，他们在利用地物的时候不大明确。有一个考得最好的，是在他们训练班里毕业的，我给他指了一个目标叫他利用地物，他却在坟头左边利用，奇怪不奇怪!我不明白他怎么考的第一呢?我给他改正，又给他细细地讲了一会儿，领着他们唱了几首歌。我看见一桩事使人不放心，就是军队的政治工作，一点也看不出精神在哪里。将来军队的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不然养了一大堆人，一点事不做，怎么对得住国家呢?听到说好的也有，可是我没看见。 我们又到沙市去看一看，因为有命令给我，叫我察考检阅沿江各地的要塞。到了沙市，把各处的炮台看一看，跟宜昌一样的坏。这都是姓蔡的办的，枪决他真是应该的。一个人不诚实，不尽自己的责任，不自己察考自己，那怎么能做出好事呢?这个姓蔡的就是这样的人，自高自大，不诚实。好弄钱，结果得的是什么?枪决!并且耽误了国家大事。 在沙市看见王修身师长，他们这一师人精诚团结，勇往直前。自开仗以来。可以说是为国家牺牲最多、出力最大的一师人。我在这里夸奖了他们一会儿，官兵们都很高兴。后来听人说，我在这里讲话，还有人去报告，造了好多谣言，这些特务真是害人不浅! 在这沙市公园旁边，不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楚国的宰相孙叔敖(注：即敖，字艾猎，春秋时楚国大夫。)的墓，前头还有一个碑。我对孙叔敖这个人非常佩服，不但是廉洁，而且谋国忠诚。他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就上山打柴。若不是优孟对着楚王唱了“廉吏可为而不可为”的歌，他那后人恐怕免不了要讨饭。 旁边还有一个楼阁，人们都说这是关公读《春秋》的阁，所以叫春秋阁。当然是坏过多少次又修理的。一文一武，孙叔敖和关夫子，真可说是圣贤。假如地方上把这两件事大大地宣扬起来，叫民众喜欢来，喜欢看，一看就懂得，拿着这类模范人物来教育国民，那够多么好!若再把他们两位的小传编得详详细细，都是白话文，低价卖出去，凡来游览的都可得到一本，可以说这个力量大极了，可惜就是没有人办。 我从这里回到宜昌，又在这个地方讲了几天“抗战哲学”和“打胜仗的方法”。有一天，宋某对我说，先生讲的《孙子兵书》上“视卒如婴儿，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可与之俱死”，《孙子兵书》上没有这话。我说是吗?他说是的，他说他在泰山给高级班讲过《孙子兵书》。我赶紧把《孙子兵书》找出来，翻出指给他看，真有这两句，他没有话说了。我说，你还是陆大毕业的，不但不肯看书，更不肯读书，还好瞎说，这样你怎么还能教人?如何能为人师呢?把他说了几句，他笑着说真是没看见。 我心里想，不只是别人不了解我，就是我的学生，他也以为我是个“丘八”，说出话来，大概都是杜撰。他们不知道我在前四十年就把《孙子兵书》读了个烂熟，他们更想不到我的带兵方法，都是本着先圣先贤的教育来的。这样，他们如何不时时刻刻地、摇摇摆摆地跟风飘着一样乱动呢?他们不会有坚定的信仰，也就在这上头。 有一天，在宜昌的一个大礼堂里讲了话，到的人很不少。我讲的还是非抗战到底不可的理由，详详细细地跟大家讲了。我觉得这一次讲话，有许多人大受感动。我特别指出宜昌是最前线，你们若稍微一大意，敌人就来到了，说了又说，可以说是叮咛又叮咛。 我同刘允丞先生和张之江先生及一切督练的文武人员向重庆来，预先打了电报，叫他们把大汽车、小汽车都开到朝天门码头上等着。船一靠岸，我下来就上了车。也不过三五分钟，敌人的飞机就到了。我到了巴县中学的楼上，听到说三十几架飞机，就在朝天门码头轰炸，死了几百人。他那个船，因为开到别处去了没受伤，接我的一辆大汽车跑得很快，把些个案板、勺子都掉到路上。要不是有准备，这一次一定有很多朋友要遇危险的，这真是一件侥幸的事。 在重庆住了几天，就到贵州去督练九十九军。过桐梓的时候，那里的一位县长叫孔福民，山东人，在地方上办得很好，能吃苦耐劳，能与大家同甘共苦。我上次过此地时，曾打电报给蒋先生保举他，后来蒋先生明令嘉奖了他。 我到了遵义，正赶上有九位青年从上海来，要到重庆去，在车站上检查他们带着几本新书，便说他们是共产党，押起来了。他们托人来找我，说决不是共产党，他们都是爱国的青年。我听了这话，派人去说，结果县党部就把他们押到省城的党部里去了。 我到了贵阳督练九十九军，据军长跟我说，他这一军人分住了二百几十处，这还怎么督练呢?每天能集合的人，多则不过三四百人，就勉勉强强地训练他们。看那个光景，实在是不能打仗。兵是好的，官是好的，可是不能集合，不能训练，这还有什么用呢?我还是每天上午训练完了队伍，就在野外吃午饭。午饭以后，又接着督练，真是大敌当前，若不赶紧训练，敌人来了怎么办!有一天，十月二十三日，是首都革命(注：指一九二四年十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冯玉祥班师回京主张和平，推翻贿选总统，电请孙中山北上，成立摄政内阁，驱逐清朝废帝。)纪念日，李协和先生也来了。我讲起十三年前首都革命的事和第一次国民军会议的事，黄膺白当总理，李协和当参谋总长，李晓园当陆军部长。就是这天午饭的时候，同九十九军的营长以上的官长会餐，一饭一菜一个汤，他们觉得很稀奇，可是李协和先生觉得特别有意思。 在这里，住在北城的一个什么地方，是三层楼。有一天，谷某忽然来了，他还领着三个同学，说是在哪个训练班毕业的，他们要到重庆去，没有路费找我帮忙。我说：“好，你们搬到这里来吧!”哪晓得他们四个人都长了一身的疥疮，我又叫医士找了朱式如在三层楼上生着火给他们搓疥疮，一二十天才给他们治好。后来，谷某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因为看着他父亲的面子，给他补了个排长。哪晓得，他不愿 | |||||
个报上都这么说，我觉得如真有其事，可算是很好的下场。我也作了一首白话诗：
珞珈山办了一个中央训练团，是万耀煌、王东原负责主办，找我去讲话，讲的题目是“什么是你的成功”，一次两个钟头，两次讲完。意思是说中华民国的成功就是你的成功，蒋先生的成功就是国家的成功。我举了许多例子，讲了一些故事，讲得听众前仰后合，欢天喜地。大约这种情形，后来万耀煌、王东原报告了委员长。有一天蒋先生见我说：
把它抄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