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安事變的發生大公報不是沒有預感的，以往蔣介石出巡，大公報只作一般性報道，而此次自蔣介石到達西安後，大公報對西安的報道密度非同尋常，在一篇報道中甚至已經點明：「時下的西安有一種乖戾之氣」，明眼人一看就可嗅出個中味道。

西安事變終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爆發，儘管有所預見，大公報與當時的國人一樣，還是無比震驚。

在此時的大公報看來，國之命運繫於蔣，蔣之命運則繫於張楊一念之間，說服張（學良）楊（虎成）一切尚可挽回。十二月十四日，大公報發表有關事變的第一篇社評《西安事變之善後》，在「電訊不通，莫知詳情」的情況下，明確表明自己的立場，「解決時局，避免分崩，恢復蔣委員長自由為第一義。」這正與當時中共政治局達成的共識不謀而合。

十二月十六、十七日，大公報再發社評《再論西安事變》和《討伐令下達之後》，提出各方力量一齊努力，促使事變盡快解決，同時亦對何應欽誓言「討逆」的決定表示反對，呼籲盡力避免戰事，萬勿轟炸西安。大公報不知道的是，此時周恩來已應張楊之邀趕到西安，解決西安事變的鑰匙已操之於中共之手。

十二月十八日，大公報發表了此時期最重要的一篇社評《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囿於當時大公報對中共正說服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一無所知，社評一開始就批評張楊扣蔣「完全錯了」，話到傷心處，「你們快把蔣先生抱住，大家同哭一場，這一哭，是中國民族的辛酸淚，是哭祖國的積弱，哭東北、哭冀東、哭綏遠，……！」　可以想像這篇社評的執筆者張季鸞，寫到此處一定也是聲淚俱下。接著，張季鸞表示，相信只要張楊放蔣，蔣一定會體諒二人的苦心，「從此之後，（蔣）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廣益，負責執行民族復興的大業」。這篇社評深得宋美齡激賞，當即指示加印了數萬份，由飛機散發到西安。

十二月二十五日，西安事變在中共的調解下和平解決，蔣介石承諾不再剿共，與中共一起團結全國人民一致抗戰。十餘天來憂心如焚、傷心國是的大公報至此鬆了一口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