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武堂目前仅存有一本叶剑英的毕业证，时报“寻找讲武堂文物”活动惊喜发现
第二本讲武堂毕业证现嵩明

    昨天上午，记者驱车数十公里，来到嵩明白邑乡甸尾村。在那里，村民刘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三祖父、讲武堂学员刘国威的遗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刘家保留下来的刘国威1914年从云南陆军讲武堂毕业时的毕业证。据称，讲武堂目前仅存有一本叶剑英元帅当年的毕业证。
    来到白邑乡甸尾村，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松华坝上游那种清新的空气，村里的古式建筑非常有特色。据村里的老人讲，该村已有400年左右的历史，村民都是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为戍边从江苏迁移过来的。
    刘国威字范臣，1889年出生。清末便进入嵩阳书院读书，并结交嵩明名士李文汉，成为至交。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云南都督府为配合革命紧急招考人才，准备组织军队响应革命。在2000多名考生中，刘国威名列榜首。后来部队没有北上，在昆明就地受训，随后刘国威进入讲武堂学习。
    据刘先生介绍，这个毕业证书一直装在一个专门的铁筒里，上世纪80年代家人看到证书有些破损，还用牛皮纸在背后装裱了一下。这张珍贵的毕业证书上的字体为工整的楷书，正文内容是：“陆军讲武学校工兵科学员刘国威于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规定学术毕业应行发此证书以作证据。”毕业证书上还清晰地写着刘国威的年龄、籍贯以及他家祖宗三代的名号：“曾祖自新、祖尔燮、父渠。”他毕业的时间是1914年6月。毕业证书上，右侧的开头已经损坏，只能依稀看出繁体的“业证”二字，但左侧讲武学校的印鉴、毕业证书末尾云南都督唐继尧以及讲武堂当时的校长韩凤楼的印章还清晰可见。
    1915年，刘国威任工兵营连长，隶属田钟谷部。当年袁世凯称帝复辟，滇军组织护国军北上讨袁。军队在四川叙府与北洋冯玉祥的部队遭遇，刘国威部转战于崔锡山、真武山之间。在混战中他的部队与外界失去联系，但刘国威仍率众坚守阵地，为滇军的撤离赢得了时间。但刘国威的部队伤亡惨重，他本人也身负重伤，后被士兵背入山中隐藏。刘国威被冯玉祥的部队发现后，送往当地医院但最终还是于1917年去世，时年仅28岁。1940年秋，嵩明各界在刘的家乡甸尾之北立一碑石以示祭奠。碑文系其生前好友李文汉所撰。此碑历经沧桑现在仍在刘家庭院内被好好保护着。记者 舒强实习生 曲鸣飞/摄

拿什么献给讲武堂百年大庆？
访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谢本书
    说到讲武堂，云南民族大学的教授谢本书是回避不了的一位专家。有人说，“谢本书收集的讲武堂的文史资料，比讲武堂馆藏还多。”日前，记者采访谢本书教授时，谢教授笑言：“我的研究资料去年都拷贝了一份给讲武堂文管所，是讲武堂的人说，我的资料比馆藏的丰富。”
    那么，这样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教授，是怎样看待云南陆军讲武堂这段历史的呢？
    3月3日，记者采访谢教授时，谢教授滔滔不绝两个半小时，满腹经纶溢于言表。他认为，先于黄埔军校创办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其实奠定了黄埔军校的教学基础，深刻地影响了黄埔军校的办学模式，2009年将是云南陆军讲武堂的百年庆典，昆明、云南应赶快着手准备，借百年庆典搞好讲武堂历史资源宝库的发掘工作，3年的时间其实很短暂了，时间对昆明来说很紧迫。记者 高峰/摄

讲武堂VS黄埔军校
    谢本书先生曾撰文说，云南在上一世纪抗战时期，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校，均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文”指的是西南联大，“一武”指的是云南陆军讲武堂。
    谢本书先生说，对“西南联大”人们已有所认识，但是，人们对讲武堂的认识不只不清楚，还有误解，有人曾经就用“云南的黄埔军校”来形容讲武堂，其实错了，讲武堂创办在黄埔军校之先，讲武堂奠定了黄埔军校的教官基础。
    听谢本书先生富有依据地PK两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富盛名的军事学校，倍感亲切。
    谢先生说：“我最近正在研究整理一份手稿，这份手稿是讲武堂在黄埔5分校时期，分校的一位秘书写的。这位秘书是云南凤庆人，名字叫做乐铭新，他的手稿名为《云南军事教育史》，手稿一直珍藏于云南省图书馆。我非常同意手稿主人在手稿中的一个观点，就是先有讲武堂，才有黄埔军校，讲武堂不是云南的黄埔，相反，黄埔是广东的讲武堂。
    讲武堂创办于1909年，黄埔军校创办于1924年，先有讲武堂，后才有黄埔，这是时间上的顺序。其次，黄埔创办时的重要教官，是讲武堂输送的。来看这段资料，在1923年至1924年间，经军校总裁孙中山同意，黄埔校长蒋介石电调陆军讲武堂步、骑、炮、工四科科长王柏龄、林振雄、师崇兴、刘耀扬等4位讲武堂最重要的教官前往黄埔军校任教官，其中，王柏龄后官至黄埔军校教育长。另外，讲武堂第12期毕业生叶剑英，当时担任粤军师长，经廖仲恺推荐，叶剑英担任黄埔教官，后升至黄埔作训科科长。
    黄埔不仅用讲武堂的骨干教官，连教材也师承讲武堂，如蔡锷编撰的《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黄埔学员人手一册。
    当然，黄埔的名气大，影响也大，因为黄埔出来的将官直接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支柱，出的将帅也多，包括杜聿明、陈庚等。黄埔军校时期，适逢北伐胜利之后，蒋介石急需军官，因此，很多黄埔军校学员，一出军校就是军长。而且，黄埔是中央政府直接主办。当然，最后，因为蒋介石不允许地方办军校，因此讲武堂1935年变成了黄埔军校5分校。”

向民间收集资料刻不容缓
    谢本书教授是研究近现代史的专家，就是说从鸦片战争1840年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这段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都是他的研究范围。谢先生说：“我把云南地方史作为研究重点，因为身处云南，收集地方资料较方便，我出的50多本书中，有20多本涉及云南历史，云南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我都写了传记，包括蔡锷、龙云、卢汉、李根源、张冲等。”
    谢本书说，云南保护历史资料的意识还不够强，比如讲武堂的资料，就少得可怜，黄埔军校拿得出全套黄埔同学录，但是，讲武堂的同学录，却极为分散和不齐全。80年代谢本书还见过较多的名录资料，可现在找有关单位查证，就少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讲武堂总共22期毕业生名单，现在能否有一半也未可知。
    讲武堂时期的文物也少，包括学生的毕业证书，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平送给讲武堂的那份叶帅的毕业证书，是讲武堂唯一收集到的一份毕业证书。
    当然，除了历史资料和文物保护意识不强，讲武堂的更迭频繁，也造成了资料的难以收集，比如讲武堂的学员只有22期，校长倒有20多位，非常不利于工作的延续性。
    我们现在散在各个单位和部门的讲武堂的资料，逐渐被研究和发掘光了，因此，现在向民间收集资料已刻不容缓，讲武堂时期的毕业生，按年龄推算，应该说活在世上的已是凤毛麟角，因此，向他们的后人征集讲武堂的文物，相当于抢救性的发掘。

通过百年大庆让讲武堂活起来
    谢本书先生说，讲武堂的展览肯定是必不可少的。现有的展览也还是会有人看。但我们需要有更为丰富的内容和实物来充实展览。2009年是讲武堂创办百年纪念年，应早作准备，借百年大典重新推出讲武堂。距百年大典只有3年的时间了，3年对筹备这样一个大型活动来说，非常短暂，可以说时间不够用。比如如何布展、如何举办大型的纪念活动、如何举办相关的论坛等等，讲武堂不能老是原来那一套。
    讲武堂身上的光环不少，是国家级历史文物保护单位，又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何真正体现这些光环的内容，名符其实地发挥出讲武堂的作用，应有实实在在的措施。比如，昆明的旅游，应有讲武堂，比如，相关的爱国主义讲座，云南重大历史事件的讲座或者纪念活动，应该在讲武堂举办，重大的节庆，讲武堂不能默默无闻。经费是制约讲武堂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讲武堂历史价值的发掘应有经费的支撑。
    谢本书先生说，讲武堂的校长李根源就曾经为讲武堂写校训“坚忍刻苦”，后来李根源又把校训干脆总结为两个字“拼死”。这样的校训，鼓舞了讲武堂学员，在战场上艰苦卓绝地战斗，敢拼敢打的精神。
    讲武堂中的师生情谊也是非常感人的。像朱德就把李根源称为自己的良师益友，终身保持着友谊。龙云、卢汉表兄弟之间的情谊非常动人，正是这些人物非凡的个人魅力，才有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不寻常的成就。记者 杨理锐 实习生 吴文娟

□讲武堂老故事
一门三将同出讲武堂
    3月3日，在昆明某厂工作的周林卫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的外祖父万保帮与讲武堂的传奇情缘。万保帮曾在著名云南军事家杨杰的感召下出洋东渡日本学习炮兵技术，后来回国在讲武堂当教官。抗战爆发后，他将平身所学都用在了抗战前线。除万保帮，万家通过讲武堂培养的军事将领还有万孟麟、万保树。
    据周林卫先生介绍，他外祖父万保帮后来为云南解放做出贡献，于1972年在北京逝世的时候已经80多岁。原籍屏边的万保帮年轻时来到昆明寻求发展，某日巧遇当时已经赫赫有名的杨杰，杨杰当时劝勉万保帮说：“大丈夫当立志报国。”于是万保帮与朋友一道，经越南海防转道香港到日本士官学校求学。经过艰苦的学习，万保帮学得一身现代军事特别是炮兵学方面的好本事。回到昆明，他就在讲武堂炮兵科任专职教员。随后，万保帮将自家的青年万孟麟、万保树也介绍进讲武堂学习。抗战爆发后，任当时60军543旅旅长的万保帮随大部队开赴台儿庄。由于对炮兵各项技术非常精通，当时被誉为“炮兵专家”的万保帮火线被提升为师长，指挥更大的战役，给日本侵略军以极大的损伤。万孟麟后来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教官，而万保树也曾官居中将。屏边万家通过讲武堂的培养，同时出了三员武将，也算罕见。
    抗战胜利后，万保帮所部受命前往越南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由于法国驻越南殖民军企图再次霸占越南，并进一步觊觎我领土，包括万保帮所部的中国驻越军，在海防与以胡志明为首的当地武装配合向法军开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中法海防之战。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期间，已是滇军重要军事将领的万保帮，以生母病重为由辞官还乡。此后，万保帮为云南起义做出贡献，从1950年调到北京工作直到1972年去世。记者 舒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