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月，护国军誓师北上，举起了武装讨袁的义旗 资料图片

　　12月25日是护国运动发起90周年纪念日。时至今日，谁心血来潮都可以大骂袁世凯几句，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之类。然而，从1914年到1915年，袁世凯一手遮天，行窃国之谋，做皇帝之梦，“帝制议起，国人劫于淫威，含怨蓄怒，侧目结舌，莫敢出气”(章炳麟《题唐继尧大事记》)。此时，谁敢怒吼一声“不”？你不敢，我不敢，只有云南人敢，云南军队敢，云南督军唐继尧敢，曾做过云南督军的蔡锷敢，还有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敢。这一“敢”而竟成“再造共和”大业，袁世凯一死而帝制重入坟墓。然而，这一“敢”的问题也接踵而至：谁先敢，谁后敢？谁真敢，谁假敢？谁主动敢，谁被迫敢？

　　 护国运动胜利之初，“再造共和”的光芒几乎全聚于唐继尧一身，让这个云南人出尽风头。但此后这光芒都转到湖南人蔡锷身上去了，唐继尧的身影越来越暗淡。到20世纪中后期，唐继尧几乎成了反派人物。世纪之交，不少学者站出来著书立说，为唐继尧说话。然而，近来，情况又起了变化——

　　1915年12月，昆明爆发了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把不可一世的袁世凯打下马，送了命，保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卫了共和制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继辛亥革命后的又一件可歌可泣的大事，是云南人民和昆明人民的骄傲。

　　在昨天召开的纪念护国运动90周年座谈会上，许多学者认为,在过去的很长时期,护国运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评价,是因为护国运动处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这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之间,被衬托得不太显眼了。

　　潜心研究护国运动历史20多年的一位学者在会上表示：因为护国运动中有许多问题争论不休,使人们在评价和宣传护国运动时遇到巨大的难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唐继尧集团编造大量假材料混淆视听,歪曲了历史真相。他认为,唐继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护国假典型。

　　这位学者最近完成了36万字的专著《评唐继尧护国》,对唐氏谎言作了考证和揭露。他认为，云南近年出版的的一些重要书籍中在叙述护国运动的过程及关键问题上,选用的是唐氏虚假材料,以讹传讹。许多地方志和中小学教材的护国运动部分,都把唐氏假材料奉为圭臬。影视和文学作品，真实性更不堪推敲。

　　与此同时，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唐继尧护国讨袁文稿》一书，辑录了唐继尧在护国运动时期刊发的电文、文告、信函、誓词88篇，以及孙中山、蔡锷、李烈钧、朱德、梁启超等人的有关文稿12篇。此书被评论为“见证了护国文献的原貌”。其中有一篇以唐继尧领衔、有蔡锷等人共同署名的《为讨伐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罪行致各省军政长官电》文稿，在一本收录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百篇文章专辑中。原文中“尧等”、“继尧等”、“而尧等”竟被改成“锷等”、“而锷等”，然后以蔡锷个人的名义将此文收录于该书。又比如一本有关护国史料文集的编者，也将《为护国讨袁告全国同胞书》一文开头“中华民国护国军都督唐继尧、第一军司令官蔡锷、第二军司令官李烈钧，谨誓告于我全国同胞公鉴”改成“中华民国护国军总司令蔡锷誓告于我全国同胞公鉴”，并将文内的“尧等”改成“锷等”，然后单以蔡锷个人的名义将此文收录于该书。

　　另一本有关护国文献史料文集的编者在未注明“节录”的情况下，不仅将朱德《在川南讨袁前线致唐继尧函》一文的一些重要内容删掉，而且还将有的用语也作了改动。考辑者杜奎昌按照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现存的原始档案资料，对类似上述被改动的护国讨袁文稿作了订正，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貌。

　　有评论认为，地处边疆的云南，当时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起兵讨袁之后，又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被封锁的状态，护国运动的真实情况不为外人所知。所以后来一些人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述，难免存在着偏颇不当之处，形成了许多与实际情况相距甚远的偏见。云南各族人民在这一事件中所做的历史贡献往往被低估，或者是轻描淡写。事实上，当时的云南进步力量比较雄厚，革命思想较为活跃，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早已或明或暗地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尽管在宣布起兵讨袁之后面对着势力比较强大的敌人，但全省各族人民以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参军参战，捐资助饷，运送武器弹药支援前线，转运伤员回昆明治疗调养。最终在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和海外侨胞以及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全国进步力量的支持下，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唐继尧护国讨袁文稿》一书的这些历史文献，以事件为序为全面了解当年以云南为中心发起的护国运动的历史，勾勒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脉络。其中折射出当年云南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昂扬斗志，至今值得全省人民骄傲。

　　就护国运动历史研究中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和学者。他们认为，对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表现的评价早已有之，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在护国战争前，唐继尧所做所为是“真拥袁”还是“假拥袁”；在护国战争中，唐继尧是积极领导者还是被迫参加者甚至从中阻挠者；护国战争的发动是从唐继尧开始还是从蔡锷开始的；唐继尧之于护国战争是“蓄谋已久”还是“身不由己”；唐继尧对蔡锷护国第一军是大力支持还是百般制肘；唐继尧欲乘胜用兵是扩大革命成果还是抢夺胜利果实。

　　事关中国，事关云南，相关史实，很值得后人推敲。 

反袁宣传画 资料图片

　　护国战争前，唐继尧所做所为是“真拥袁”还是“假拥袁”？

　　1913年，唐继尧得蔡锷推荐，从贵州回云南任督军。1915年，袁世凯活动复辟帝制，拉拢地方实力派，封唐继尧为“开武将军”、“一等开武侯”，每月津贴3万元。又派亲信何国华为专使，到云南授勋。唐继尧亲自到车站迎接，仪式隆重，并大宴何国华，又召开国民大会，投票拥护帝制，向袁世凯献“拥戴书”，联名劝进，请袁世凯早日登基……

　　有的学者认为，唐继尧的这些表现，看不出有任何脱离袁世凯的意向。相反，说明唐继尧已经“蜕变成为袁世凯的走卒”(顾大全《试论云南护国起义》)。

　　另有学者认为，这是唐继尧有意制造的假象和伪装，是为了敷衍麻痹袁世凯。时人记载，自1915年初，鼓吹帝制的“筹安会”成立后，唐继尧“每以良心上过不去为言，抑郁忧愤之态，时形于色，虽限于所处地位，不便倡言反抗，而其志已决，识者早已知其微矣”(《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唐继尧的反袁经历了一个由犹豫到坚定，由秘密隐蔽为人误解到公开表态为人拥护的过程。当时全国各省，只有云南、贵州、广西不在北洋军阀掌握之中。袁世凯放心不下，派何国华来滇，明是授勋，却“隐监视之”，唐继尧“行动已难自由”（邹鲁《洪宪之役》）。在这种情况下，唐继尧之反袁安排，在未作好充分准备之前，一步不慎，便将铸成大错。他对好友、对心腹部属，都只能严守机密，甚至要忍辱负重(《云南百年风云录》)。当时唐继尧有诗曰：“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诗言其志，一“真”一“假”，当可鉴也。

　　李曰垓也说，“唐氏内断诸心，而表面劝进请愿，阳示恭顺，盖为筹备兵事，不得不尔也”(《客问》)。就在唐继尧召开国民大会投票赞成帝制之日，同是这个唐继尧又暗中派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联络各省反对帝制，可见“唐表面上不能不敷衍袁氏也”(《天民回忆录》)。由云龙对唐继尧这番“韬光养晦”的功夫十分赞赏，他在《唐继尧传》中写道，唐继尧“举措计划，缜密恢廓，不动则已，动则必操胜算”，十分了得。

　　有学者更把这个时期唐继尧和蔡锷的所做所为作了一番比较，质问道：唐继尧为赢得时间，敷衍袁世凯，被说成是对袁世凯的“投靠”；而蔡锷在北京收受袁世凯津贴赌资，“秦楼楚馆，灯红酒绿”，率先签名赞成帝制，却被认为是对袁世凯的“欺骗”。一事二说，岂非偏见？
　发动护国战争是从唐继尧开始还是从蔡锷开始？

　　护国军有三军，三个军长分别是唐继尧、蔡锷、李烈均，时人称为“护国三杰”。护国战争从何开始，先看“三杰”之说。

　　蔡锷在大洲驿石崖《记功碑》文中说：“前总统袁世凯叛国称帝，国人恶之，滇始兴师致讨，曰护国军，而锷实董之。”关键在最后四字：“锷”是蔡锷自己，“董”是监督管理，意思是此番起义，实际上是蔡锷自己一手操办的。

　　而早在蔡锷到云南后不久，蔡锷就密电他的进步党老师梁启超，说：“锷到滇后，蓂意始决”——唐继尧本无护国决心，蔡锷做了工作，才下决心反袁。梁启超将蔡锷的话接过来，改成“护国革命是蔡锷发动的，蔡锷是我派去的”。

　　他后来甚至说：“护国之役，吾所指使也，云南何有焉？”——护国起义是他梁启超“指使”蔡锷干的，和云南，和唐继尧都不相干！在《国体战争躬历谈》中，梁氏写道，“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是蔡锷，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就到天津拜访自己，“共商大计”。而后“种种军事计划”，都是他们“在津之成算也”。所谓“文豪定策，将军预谋”，实源于此。

　　此话大有人信。李剑龙在《中国百年政治史》中说，护国军的发动是“旧国民党的温和派和进步党结合的经过”，“而以蔡锷的到过云南，为实行发动的关键”。“云南内部的发动者，决不是唐继尧，唐不过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人”。“唐继尧发动的决心是蔡锷促成的，蔡若是不到云南，云南的变化如何，尚不可测”。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也作此说：“接近进步党的军人蔡锷与梁启超等密商后，到云南去联合和欧事研究会有联系的军人及旧国民党议员共同发动反袁。在云南的一部份下级军官和反袁的国民党军人李烈均等正在策划反袁斗争，云南将军唐继尧则模棱两可。蔡锷到云南后，积极联络各派反袁势力，答应保留唐继尧地位，组成护国军。”

　　一些学者则认为梁启超和蔡锷师生二人“贪功”,“出于进步党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个问题上有过失言，说了谎话”。袁世凯称帝复辟野心暴露，梁启超就说：“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梁、蔡师徒在天津时就密谋让蔡锷到云南来夺取护国革命的领导权”。此谋不成，蔡锷就改变手法，制造了“锷到滇后，蓂意始决”的政治谎言。而唐继尧又“缄口不自言功”,才造成了这桩“中国近代史上最大最明显的错误”。张贡新认为，早在蔡锷抵昆之前12天，唐继尧就派出滇军最精锐的两个团，以剿匪为名，急行军向四川出发，标志着护国战争行动从此开始。而这时蔡锷还困居于越南。蔡锷抵昆之日，这两个团就已经占领了川边险要阵地老鸦滩，接着就奇袭叙府，战领泸州，取得了震动全国的第一次护国战争大捷。怎么是“锷到滇后，蓂意始决”，从而引伸出“蔡锷发动护国战争”的结论呢？(《记“扬蔡”史家主观拔高蔡锷的偏颇》)

　　还有学者认为，唐继尧准备起义反袁之事，蔡锷并不是一无所知。其一，蔡锷入滇之前，曾密电唐继尧说：袁氏变更国体势在必行，公意如何？唐继尧立即复电：万难屈从，滇中正有计划，请公南来。其二，据李曰垓的记载，蔡锷开始还有孤注一掷，“闯入滇境”之想。到香港后，见到李根源，“知滇议已定”，这才“喜而驰入”（《客问》）。其三，到云南之后，蔡锷见起义诸事俱备，喜出望外，说：“想不到你们的准备已经这样周详了。”才过了没几天，怎么又说“锷到滇后，蓂意始决”呢？

　　时任护国军第三军总司令的李烈均如是说：“当年云南起义，如果不是唐先生主动，他就不会让我和松坡(蔡锷)进云南去。设若当时唐先生不是早下决心，预有准备，我和松坡到达昆明前后仅一周时间，马上就能大军陆续进发，草檄讨袁，布露天下，那怕是演一出戏也嫌急促，居然还会真刀真枪的干起来了？”(《会泽文史资料》)

　　谈到此事，唐继尧在云南各界追悼蔡锷大会上曾经这样说：“云南起义系由孙中山先生所倡导，吾滇自主为之。外人不察，有谓松坡(蔡锷)为主动，云南为被动。其实吾滇尚未起义之前，孙先生迭派董福开和吕志伊来滇。起义后，本人即派李宗黄赴泸，请示机宜。正直主动者系孙先生，我与松坡均系奉公承教。”此话说得拐弯抹角，似有难言之隐。后李宗黄之说，则一目了然：“倡导行谋，操之国父；决策筹备，出自唐公。”(《护国起义信史》)

　　还有学者认为，在研究云南护国起义时，要看到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不能孤立地强调或夸大某个方面而否定别的方面。把云南护国起义说成是由云南中下级军官发动的，或梁启超、蔡锷发动的，或唐继尧发动的，都是不妥当的。看不见或不愿意承认他们各派之间联合的事实，自然就得不出符合客观实际的正确结论(顾大全《试论云南护国起义》)。
 

当时近日楼前的再造共和纪念标 资料图片

　　唐继尧对护国战争是“蓄谋已久”还是“身不由己”？

　　问题还得从蔡锷的一封信说起。这封信是写给梁启超的，时间是护国起义11天后的1916年1月5曰，蔡锷已任护国第一军总司令，留在昆明，尚未出发。信中说：“滇中军官健者如邓泰中、杨蓁、董鸿勋、黄永社等，自筹安会发生后，愤慨异常，屡进言于唐督(唐继尧)，并探询主张，以定进止。”唐继尧“以未得吾侪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相，遂一意稳静”，以致“荏苒数月，莫得要领”——犹豫了几个月，不知所措（《云南文史资料选集》）。

　　据一些护国战争参加者回忆，1915年筹安会初起，袁世凯复辟野心毕露，滇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反映强烈，“无日不在秘密筹议运动之中”。后滇军少壮派军官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讨伐袁世凯，如唐继尧不干，就“先解决滇局”（李曰垓《客问》），“在云南内部搞起来，拥载别个督军”（邹炯《云南护国战争亲历记》）。他们决定：一、唐继尧如反帝制，则仍推其为首领；二、如唐中立，则以礼送其出境；三、如唐附合帝制，则杀之；四、如实行二三两项，则拥罗佩金为领袖（邹鲁《洪宪之役》）。

　　在这种情况下，滇军两个主力团长邓泰中、杨蓁“趁机探唐之真实态度”，唐继尧只是说“兹事体大，须取多数”——这是大事，要听大多数人的意见。1915年9月11日，唐继尧在其弟唐继禹的警卫团本部秘密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开始，“众俱不肯发表意见”。唐继尧“主张以无记名投票法解决”。结果，“反对帝制，全体一致”。随后又决定了三件事：一、积极提倡部下爱国精神；二、整理武装，准备作战；三、严守秘密。

　　有学者认为，唐继尧是在客观形势的逼迫下走上了反袁斗争的道路。首先是袁世凯之逼。滇军并非北洋派的嫡系，袁世凯为防滇，已把四川、湖南将军换成心腹，对云南成犄角之势，又派出大批侦探到滇，更以何国华以授勋专使为名，坐镇滇中监视。对唐继尧的封侯赐金，不过是一时收买、羁縻，时机一到，就要解决云南。滇军师长沈汪度在迎接何国华宴会上，酒酣之际，指责帝制之非，即“一夕暴卒”，就是个信号。唐继尧对此不能不防(顾大全《试论云南护国起义》)。其次是滇军少壮派之逼。云南反袁战争的酝酿，首先开始于滇军中下级少壮派军官。唐继尧“迟疑久不决”，“但滇军中下级军官情绪激昂，唐继尧深恐军心不稳，危及自己的地位，又闻蔡锷即将来滇，而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冯国璋甚至表示‘滇发难,当继踵而起’。唐继尧才被迫同意参加反袁斗争，并迎接蔡锷和国民党人李烈钧等人来滇，共同策划、发动护国战争”（谢本书《近代滇史探索》）。

　　另一些学者认为，说唐继尧参加护国是被迫的，并且没有起多少好作用，这种观点是不公道的(高光汉《唐继尧前半生的功过问题》)。有学者引用当时在昆明参加护国策划的中华革命党人吕志伊给孙中山的报告说，唐继尧“已决心反对帝制，惟极端严守秘密”，“不得不与袁氏虚与委蛇”，“故中下级军官不知耳”，所以才出现一些中下级军官秘密集会决定之事。这些中下层军官的情绪肯定会影响唐继尧，但是，如果没有唐继尧明里暗里的支持和保护，他们的反袁活动也是无法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唐继尧成了这批中坚力量头上的一把“大红伞”（杜奎昌《正确评价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的历史功绩》）。

　　有学者说，“要把唐下决心反袁完全说成是受下级推动，自己没有一点主动，这就不公道了。倘若唐主观上毫无反袁意向，甚至说他是效忠于袁的，那么，已经有了高官厚禄的唐继尧，何必还要冒着风险联络各方反袁人士共同举起护国讨袁族帜呢？在酝酿时期，一方面是下属热情高，不断向他要求举兵讨袁；另一方面，他也在思索，在考虑，逐步从犹豫徘徊到下定决心，甚至准备在万不得已时要不惜孤注一掷，以挽救共和民国”(高兴汉《唐继尧前半生的功过问题》)。

　　有学者认为，早在1914年秋，唐继尧对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就有察觉。说袁世凯“蹂躏国会，灭弃约法，扑灭民党，解散自治，观其行动，必不安于总统，必有盗国之曰”。l915年8月，公开鼓吹帝制的筹安会丑剧登场，唐继尧慨然道：“余前言殆不幸而中，誓不与叛国者共戴一天!”1915年初，唐继尧就开始扩充军队、添修军械、筹备粮饷、制定战略、对外联络，为反袁进行了一系列准备。10月7日，在第二次秘密会议上，唐继尧和滇军“中坚”议定起义时机，决心在毫无响应或接济的情况下，“则本省为争国民人格计，亦孤注一掷，宣告独立”。11月3日，唐继尧又召集第三次秘密会议，讨论了起义时部队的编制和作战方案。

　　但也有学者对这些史料表示怀疑。谢本书认为，“民国初年云南的一些出版物，宣传唐继尧早有反袁准备。还在帝制问题发生之前，唐继尧即表示：如袁世凯“擅更国体，当与中原豪杰共除之。”筹安会出笼，袁氏帝制活动公开演出以后，唐继尧先后秘密召开三次会议，己决定武装讨袁等。这类记载是大可怀疑的”(《近代滇史探索》)。

　　高光汉则说，由于梁启超散布种种违背事实的言论，引起了人们的不满，更刺激了拥唐派的感情，于是又有些人纷纷发表夸大唐继尧作用的言论或文章，反驳梁氏观点。这些都是感情用事，为自己一派人争功名，不能作为信史(高光汉《唐继尧前半生的功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