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朱总司令

 戎马一生，功绩卓著；忠职勤政，鞠躬尽瘁；胸怀天下，气度恢宏；谦虚谨慎，纯朴忠厚。

　　朱总司令，建军元勋。名将传统，智仁信勇。青年讲武，德苏学戎。工精律诗，放歌大风。当年弃教习武前，五律一首表心胸：

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从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在党内会议和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两幅画像———毛主席、朱总司令。夺取政权的烽火岁月中，朱德的名字与毛泽东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回溯党的历史时不能不追念这位刚毅而又慈祥的老前辈。

    朱德年表：

    朱德原名代珍，字玉阶，1886年12月 1日生于四川仪陇一个佃农家庭。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参加清王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乡试、府试均中榜。 次年清廷即宣布废除科举，他未能参加省试，乃入顺庆府(今四川南充)中学堂。 三十三年到成都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 次年回仪陇高小任教。

    宣统元年(1909年)赴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 宣统三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往由蔡锷统领的云南新编陆军当队(连)司务长。 同年参加辛亥革命，随后参加蔡锷组织的援川军，支援四川革命。 1912年回师后晋升少校，任讲武堂区队长兼教官。 1913年朱德调入部队，在云南南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指挥部队在深山密林中同法帝国主义支持的土匪武装作战，在实践中积累了一套流动游击作战的经验。 1915年升至团长。同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 次年，在川南纳溪一带山地同敌人激战一个半月，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格斗而著称，常以少胜多，出奇制胜。 1917年升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

    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曾会见陈独秀并提出入党要求，陈予以拒绝。 1922年9月，他前往德国留学，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6月在柏林参加德国共产党组织的声援中国运动大会，被德国当局逮捕并吊销护照。 1925年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 1926年回国，被派往川军从事争取杨森的工作。 9月，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人的惨案。他鼓励杨森对英采取强硬态度，截击英舰并通电全国。11月，他和杨闇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军事委员会，策划沪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

     1927年初，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 1927年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 1927年 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第九军副军长、军长。 1928年 1月，同陈毅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将革命武装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先后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三、第七、第四师。

     1928年4月，同陈毅率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 1929年初，他和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向赣南转移。 1929年 2月10日，他和毛泽东率部在江西瑞金以北的大柏地歼灭追军近千人，才摆脱国民党军的跟踪追击。随后，他和毛泽东率部转战于赣闽边界，建立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29年12月，他在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 1930年 6月，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1930年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红军总司令。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30年底至1931年 9月，他和毛泽东指挥第一方面军，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道，，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反围剿。 1934年 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 1935年 1月，在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他继续任中革军委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后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 6月同第四方面军会师。 1936年 6月，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会师后，他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一起，维护中共中央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继续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斗争。 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国共合作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1937年 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 1937年10月，率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 1938年 4月，与彭德怀等指挥部队挫败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年秋，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挥八路军各师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 1938年--1939年间，他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同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 1940年2月，他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两侧先后进行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 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日伪军作战。 1941年 11月，负责领导新成立的军事教育委员会并兼任军事学院院长。 1945年 4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八路军、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经验，阐述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 1945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46年 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秋季，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 1947年10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华北战局起了关键作用。1947年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战开创了解放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 1948年 5月，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濮阳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部队，作重要讲话。 1948年9月后，参与组织、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1949年4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和解放华南、西南、西北等重大战役，解放中国大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1950年参与制订抗美援朝的决策、并亲自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 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 

    生平简介:               　 　

    朱德（1886~1976），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者，军事家，共和国元帅。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南昌起义。红军时期，历任军长、总司令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司令。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解放战争。解放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朱德革命一生，功勋卓著，位高至极，但他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朴实无华，忠厚仁慈，给世人留下了质朴而崇高的元帅形象。

    1．弃教从军 以武救国

    朱德，1886年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朱德的母亲在生朱德前还在干活。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
 
  　五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岁时朱德入私塾，二十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

    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任少尉司务长。他对蔡锷很敬佩，常和蔡接近并请教问题。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有功，受到表扬。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在这里，朱德自发地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 讨袁护国战争中，在蔡锷回云南之前，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征用车皮，等待蔡锷到来率军出征。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朱德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沪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2．抛官弃禄 追求真理

    驻沪州期间，暂无战事，朱德结交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 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

     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 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 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3．高举义旗 为民而战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 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

    4．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了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1935年打下遵义城，才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 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会后，率部北进。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 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作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5．挺进华北 指挥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7月14日，朱德写下了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同年八月蒋介石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下旬，朱德检阅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誓师出征。九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1937年9月21日，朱德来到太原前往抗日前哨雁北部署抗战事宜。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告捷，在雁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朱德亲自赶赴前线，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友军宣传，激励同胞的抗战热情。随后，朱德提出了在晋冀之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坚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思想。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朱德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比如，1938年4月，日军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起合围攻势。朱德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将一起指挥了这次反九路围攻，采用以少量兵力牵制多路，集中主力击敌一部的战术。四月中旬，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捕捉到残敌的机会，一举歼敌二千余人，吃掉一路，其余各路相继后退，朱德果断决策，乘胜进击，击溃敌人并连克辽县、和顺、武乡、榆社等城，此战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八路军在太行山南麓站稳了脚跟。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后，朱德豪迈地赋七律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 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6．运筹帷幄 解放全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六十。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毛泽东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 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毛泽东、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七十一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亲自总结攻城经验并全军推广。为了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催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六十四岁了，戎马一生，功绩卓著的朱老总，老骥伏枥，不顾年高，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后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到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并乘舰出海检阅。 1976年 7月 6日在北京病逝。他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上都卓有建树，对丰富毛泽东军事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人物故事:

    传奇的土地——沪定桥

    红军里人人都知道这个故事。第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达大渡河的那天晚上，朱德坐在篝火旁，给战士们讲故事，这个故事他儿时在贫穷的四川老家听过几十遍。那时，有一个老织布匠每年冬天到他家去，把他母亲纺的粗棉线织成毯子。这位老人过去是太平军的一个士兵。他总是在烟气腾腾的炉火旁边讲石达开的故事，讲得是那样认真、那样出神。他说，石达开并没有死：石达开的四女儿是经他搭救后收留的养女。为此．她曾想撼给石做妾，但石拒绝了。后来嫁给了一个长得酷似石达开的人。太平军战败之后，这位四姑娘说服石达开逃走，而让她的丈夫做了石达开的替身。石达开在这一带飘泊了许多年。不少人都看见过他，其中有一个岷江上的船工，在狂风暴雨中落水，幸而遇到石达开，救了他的性命。老织布匠说，在漆黑的夜晚、人们在大渡河边可以听到阵亡将士的英魂在哀号、要等到有人为他们报了仇，他们的悲鸣才会停止。老人常常引诵石达开的诗句：

　　　“只觉苍天方聩聩，欲凭赤手拯元元。”
　　　　
　　朱德对战士们说，这个故事当然不是真的。石达开在成都凌迟处死，他本来想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部下将士们免于一死。但他的部下最后也都遭屠杀。杀害石达开的四川省总督骆炳章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十三日，他手领四岁的孩子，和他的数名汞信到大帐自首。石达开和另外三人二十五日解往成都，凌迟处决。孩子要等长大到规定可以杀头的年龄再予审处。
　　　　
　　正在讲得出神的时候，一个红军战士拿来一些猪下水(一个猪肝和一个猪肚子)，大声地问：“这些东西怎么做呀？ ”朱德收住了故事，转身答道：“切一切，等一会儿我来炒。这个我会。下次你要再搞到猪肚子，找点醋和辣椒，我帮你炒。”说完，接着讲故事。董必武讲了中国著名神话里的孙悟空的故事。他说，孙悟空当年就是经此地西去印度的，他设法绕过了火焰山，可还是烧了尾巴，“所以猴子屁股上没毛。“那你的屁股怎么没被烤焦呢 ？”听众里一个十至十二岁的红小鬼冒冒失失地问。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董必武换了话题又讲了一个故事。

　　毛不鼓励人们讲这种故事。国民党正在宣传说红军会象太平军一样覆灭，说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仗，大渡河水又要象七十三年前那样被血染红了。毛平静地说，大渡河上绝不会再发生那样一场大屠杀，对此，他坚信不移。他希望他的部队不要担心大渡河水下会有什么水鬼等着把人拖下去溺死。他指出那只是无稽之谈，“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他说，“我们是革命者。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同了。历史不会重演。”
　　湍急的大渡河发源于边远的西北青海省，奔流干起伏的山峦之中，这些山和喜马拉雅山相连。青海是一片只有高山、沙漠和森林的荒原．居民中汉族不多，一九三五年时还没有象样的道路，只有商队来往的小道。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是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泻入成都南边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五月里，黑色的崖壁上开满了杜鹃、玫瑰和各种蓝色和黄色的花朵，连参加我们一九八四年远征的业余植物学家们都叫不出这些花朵的名字。这里美得出奇。但对—支军队来说，又是出奇的艰险——渡江艰险，登攀陡峭山崖上的小路也很艰险。河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游涡和礁石令人望而生畏，这是个危险的去处。

　　一九三五年，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沪定桥。美国一位勇敢的女旅行家一九零八年这样描写过泸定桥：

　  泸定桥是一座著名的铁索吊桥，建于一七零一年，桥长三百七十英尺，横跨奔腾湍急的大渡河。桥身由十三根铁索组成，桥板放在桥面的铁索上，两侧的铁索扶手。但是，只要看到铁索之间的空隙，看到随便铺在桥上的木板和连接两侧铁索的零零星星的木栅，看到整座桥好象轻轻地挂在翻滚的水面上，就不由得觉得这座桥建得很粗糙。不过，印度、西藏、尼泊尔和亚洲高原上其他地方来的旅行者都从这人类智慧的产物——单薄得象蛛丝一样的桥上安全地跨过了大渡河。它隐藏在中国的这水偏僻的山谷里，充满了神秘的魅力。很多人所以要从桥上步行而过，就是因为它晃动得厉害。我和鲍勃也走过去了。

　　泸定桥是由一位卢姓工程师在康熙年间建造的，把北京、成都和康定以及拉萨连接起来。当年尼泊尔向北京进贡，那些满载着财物的车队就是从这里经过的。十三条铁索由碗口粗的巨大铁环组成，当年，这些铁环是在炭火上由人工锻造出来的。桥面是九条铁索，两边各有两条，帮助人或车保持平衡。铁索上铺着木板，男人、妇女、车和牲口都可以毫不费力地过桥。河面在此处不足一百码宽，铁索固定在两端巨大的石墩上。两岸修着漂亮的琉璃瓦桥楼，顶呈宝塔状，由柱子支撑。那时(现在也是如此)，瓦是赭红色的。西头的桥楼几年前烧毁了，后来又大兴土木，重新修复。

　　泸定桥很美。桥身中部下垂，但由于短，所以下垂幅度不大，即使在暴雨季节，离水面也很高。有人过桥时，整个桥就象一张巨大的吊床一样摇晃。
　　多年来，人们根据过桥时的亲眼所见和亲身感受编出了很多离奇的故事。有人说，翻滚的河水酷似蛟龙，要把过桥人卷入水底。还有人说，这座桥很长很长，足有“一英里多”。

　　现实比想象更令人难忘。近三百年了，这座桥依旧为人们提供着方便，只是不再允许车辆和牲口通过了。附近新修了许多小吊桥，还有一两座能定机动车的公路桥。所以泸定桥已不再当作一座普通桥梁来使用，而是成了一个吸引游客的去处。

　　几年前，一队士兵过桥时，一个铁环断裂了。幸好没有人受伤。从那以后，木板下面用钢缆加固。不过从上边看不到这些钢缆。

　　毛和他的部队本来打算从安顺场而不是泸定桥过河，安顺场是人们从西岸去东岸时常用的渡口。他们于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凌晨到达安顺场。拂晓前，他们对这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村发起了进攻。天下着雨，通往河边的小路很滑。但是第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率兵很轻易地拿下了安顺场。一团一连进行了这次战斗，但大失所望，只搞到一条小船。十七个人自告奋勇乘这条唯一的船过江。每个战士带了一支冲锋枪和七八颗手榴弹。船由八个当地的船工驾驶。在这么湍急的河流中行船要花很大的力气。红军向船工们保证，万一出了事，他们的家属会得到很好的照顾。

　　船刚刚驶离岸边，敌人就开火了。一团有位百发百中的神炮手，叫赵成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法国打过仗。而这时，他只有四发迫击炮弹：但他就用这四发炮弹摧毁了敌人的四门炮。后来，红军在下游又找到两条船，于是点起篝火昼夜摆渡。但光靠这几条船，显然完不成任务。

　　红军必须迅速过河。他们不能光靠这几条船一次次来回摆渡，这样要一两个星期才能全部过去。他们没有忘记石达开的放事：延误时机是他惨败的原因。石达开为了祝贺夫人生了个男孩，命令部下安营扎寨庆祝三天，等他重新开拔时，河水已经上涨，清军也追了上来。

　　毛发誓，决不让红军遭到同一命运。他召集朱德、周恩来、林彪及彭德怀开会，决定改变原来计划，不从安顺场过河，而派突击队循着几乎看不出来的小路沿西岸而上，夺取泸定桥，然后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地方过河。从来没有人走过这条路。过往的人通常是从东边一百二十五英里处的成都出发，沿大渡河东岸而上，过泸定桥到西岸，继续西行到西藏和拉萨。或者从拉萨来，沿相同的路线反向而行。

　　毛和往常一样，再次挑选了出人意料的、几乎无法行走的路线。会上决定红四团当突击队，由团政委(现在是上将)杨成武率领进行突袭。

　　一切都取决于四团能不能在敌人猜到毛的意图之前，通过大渡河岸边峭壁上的崎岖小路赶到泸定桥。在这里，河水的流向是从北向南，和从成都到西藏的大路形成一个“丁”形。

　　由于雪山挡路，从南面很难到达大渡河，要踏上从泸定桥去西藏的西行道路也不容易。山太高了——高达二万英尺。

　　毛关于行军路线的一些决定曾引起争议，决定沿西岸上行到泸定桥就是其中之一。又如毛选择皎平渡过金沙江，而没有选择第二方面军后来使用的一个比较容易的渡口。第二方面军毫不费力地就过了江。后来作出的过雪山、草地的决定也有争论。缺乏可靠的情报恐伯是一个因素。指挥员中，只有朱德曾经走过泸定桥，那是一九二二年，他还在四川一个军阀部队里打仗，他和几个同伴侥幸从云南跑回四川。他们就是过了金沙江和泸定桥后才到达安全地带的。

　　一个军事行动就要开始．它后来成为一个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杨成武。一九八四年，七十岁的杨成武看上去还很健康。这个故事他虽然己讲过多次，但再讲时仍旧兴致勃勃，而且不时地挥动三个细长的手指来加重语气。他有时翻一翻他写的《忆长征》，查找日期或人名。他得意地回忆说，当时国民党飞机撒传单说什么红军的末日就要到了，红军将象石达开一样，血染大渡河，等等。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五月二十七日午夜以后，杨接到命令，要他从安顺场沿大渡河西岸北上约九十英里，夺取泸定桥。他必须在三天之内完成任务。部队出发了。他记得他们走的是蜿蜒曲折的“羊肠小道”，向右望去，大渡河在悬崖脚下奔流。沿河走了约九英里光景，他们遭到对岸敌人的射击。这里河面很窄。于是他决定爬山抄近路。他们走的根本不能算路，有时不得不停下来挖一个站脚的地方，才能站稳再迈一步。出发前的两天里部队已经跑了二三百里路，所以现在还没出发，他们就已疲惫不堪了。

　　在大渡河上游十六英里的叶达顶．四团击溃了一支一百人的守卫部队，然后翻过一座高山。山那边有一条小河，流速很大，木桥已被毁掉。四团战士就地砍树架桥，继续向前走。部队下山时，一个侦察员报告，国民党二十四师在一个叫菩萨冈的村庄外的悬崖上部署了一个营。道路很窄，国民党部队的防地山高坡陡、坡后边下去就是大渡河。杨成武派一小股部队迂回到敌人侧背，爬上山顶从后面进攻敌人。一小时后，他们赶走了国民党部队，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他们驻扎在石月亭，休息了一夜。这时，他们已走了二十五英里坎坷不平的小路，一路上打了两仗。

　　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战士们被叫醒。五点，他们已吃完早饭又上路了。刚走出村子一二英里，一个通信员匆匆赶到，带来了新的命令。杨成武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二十五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命令是由林彪签署的。

　　当然，电报的这份抄件搞错了。完成任务的日期是五月二十九日，而不是五月二十五日。

　　五月二十九日！杨成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就是明天！他们第—天走了二十五英里。他们还要走差不多七十英里，而且一路上还要打仗。平时用两天时间完成这个任务都很困难，更何况一天呢！

　　但是，正象杨成武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命令就是命令。”时间已不允许他们象往常那样大张旗鼓进行宣传教育了，也没有时间做任何准备。队伍急速前进。战士们沿着狭窄的道路爬上滑下，政委们边走边同战士们说上几句话。他们必须赶在二十九日早上六点之前到达泸定桥。

　　队伍开始爬猛虎冈时，大雾越来越浓。山顶上驻守着国民党的一个营。红军战士借着大雾的掩护，悄悄摸到敌军阵地。一阵手榴弹和短兵相接之后，国民党守军溃退了。红军紧追不舍，下午二时到达摩西面村。四个小时之后，他们到达奎武。这时已是下午六点，还剩下三十五英里。敌人无影无踪。红军继续前进。道路在雾气和蒙蒙细雨中变得很滑，战士们砍下竹子当拐棍。夜幕降临了，红军在黑暗中行军。

　　大渡河的这段河面很窄。对岸是国民党军队的增援部队，他们和红军一样，也正朝泸定桥扑去。双方有时都能互相望得见。红军没有时间停下来吃饭，战士们空着肚子行军，饿了就嚼口冷饭团子。夜越来越深了。晚上十一点，在一个叫作楚梅的地方，杨成武看见对岸有火光。那是国民党的一个营，点着火把在赶路。怎么办？ 杨政委大胆决定利用刚缴获的国民党部队的番号和联络信号。他让号兵吹号，告诉对岸，他们也是国民党部队，刚消灭了一股赤匪。那边的国民党部队回答了他们。杨成武命令部队也点上松竹做成的火把。就这样，两支队伍隔河并行了十来英里。“我们把他们给骗了。”杨成武笑着说。过了一阵，国民党军停下宿营了。四团仍继续赶路。

　　杨成武当时不知道．一军团一师的同志们正在他后面不远的地方沿右岸而上。右岸的路很好，是条主要的车马通道。五月中旬，道路两旁景色宜人：梨花虽已凋谢，有的果树依旧开着花，葡萄园一片新绿。房屋很坚实，石头地基，泥笆墙，红瓦顶，很有点欧洲巴斯克地区风味。

　　行进在右岸的一师的战士一路也打了几仗，虽然因大雨耽搁了一会儿，但进展还是很快。大渡河在这里形成一个Ｖ字形，窄的地方河面只有一百码，声音可以轻易传到对岸。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岸四团走过的小路，并不象战士们传说的那么高，有些地方只比河面高出二三百英尺。

　　雨住云散，繁星闪烁。夜深人静，战士们沉重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和间或踩落一块石头发出“咕隆隆”的滚动声，都清晰可闻。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有的从路旁摔了下去。还有的战士干脆解下绑带，一条一条接起来，互相连在一起，这样，即使倒下去，也会被拉着走。

　　这一夜，四团彻底轻装，只带了枪支和弹药。所有的背包、食物和不必要的东西部被丢在路边。战士们手里拿着枪，一路小跑。

　　破晓时分，他们来到桑田坝，离沪定桥只有两英里了。他们终于及时赶到了。但是怎样才能夺取沪定桥呢？

　　天亮了，周围景色秀丽。五月底的四川，到处是粉红色的有甜味的樱桃，把整个山谷装点得绚丽多彩。这时正值批把和樱桃的收获季节，西红柿也熟了。夹竹桃花鲜红似火，马铃薯花雪白一片，蜜蜂成群地飞来飞去，山坡上粉色的杜鹃正在怒放。但是，杨成武从阵地里看出去却是另一种景象：桥那边是肮脏的泸定小镇，白色的桥楼和轻轻摇晃的桥身。桥这边国民党兵力很少，对岸却驻守着几百人——假如曾同他们一起点着火把隔河并行的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对岸的兵力就更多了。

　　四团占领了桥这边仅有的几所房子和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官兵们在这里进行了战前动员。敌人间或从对岸打过来一、两发迫击炮弹，弹片和碎砖乱石四处乱飞。

　　廖大珠的二连被选为突击队，三连跟进负责铺桥板。杨成武从望远镜里看到，桥上的大部分木板都被拿掉了。

　　杨成武认为战士们吃饱饭才好打仗，他命令连队炊事员做一餐好饭。战士们整装待命。攻击将于下午四时开始。杨成武把重机枪布置在桥后面的制高点，掩护部队行动。步枪用来加强火力。他们没有迫击炮和大炮。

　　廖大珠连长率领又十一个战士组成了突击队。每人带一支冲锋枪或手枪、一把大刀和十几个手榴弹。他们必须在滔滔河水上方顺着没有桥板的摇摇晃晃的粗大铁索匍匐前进。四团的号兵一齐吹响了冲锋号。机关枪开火了。二十二个战士开始冒着危险向前爬行。正在这时，只见对岸火光冲天，原来敌人把桥楼点着了。

　　这是个好天气。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但是很热。战士们浑身淌着汗水，伏在铁索上一节一节地向桥那边爬去，谁也不去看下面翻滚着的激流。一节又一节，一尺又一尺，艰难地向前移动着。杨政委焦急继望着。三连的战士拿着新木板跟在突击队员后面，一边往前爬，一边把木板往桥上铺。前面，国民党士兵把煤油浇在没有撤去的木板上，燃起熊熊大火。但是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突击队员，他们继续向前。到了桥的那一端，他们爬上敌人来不及抽走的桥板，在浓烟和烈火中发起了强攻。他们一边跑，一边端着冲锋枪猛射。当被烟熏黑、衣服也着了火的红军战士冲上对岸时，国民党守军逃跑了。

　　在这场拼死的攻击中，二十二人中有十八人活下来了，而且没有受伤。这次勇敢的行动保证了毛的艰难的长征将以胜利、而不是以失败告终。

　　肃清残敌工作迅速展开。两小时之内，泸定镇和泸定桥已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了。

　　国民党军丢弃了又一个坚固的阵地。国民党指挥官李全山有两个营的兵力( 其中一个就是和四团隔河齐头并进的那支队伍 )。但是他只用了一个营守卫桥头，而把另一个营部署在河岸上，结果一点也没用上。

　　“那天晚上真紧张，”杨成武回忆说。他时刻提防着敌人的反攻。他派了一个巡逻队顺着左岸向下游安顺场方向警戒，巡逻队很快带回来一个一师的伤员。他们立刻意识到在安顺场渡河的红军大部队离他们很近了。果然，半夜时分，刘伯承和聂荣臻就已赶到，杨成武把他们带到桥边。刘伯承默默地站了—会儿，然后看着河面仁轻轻摇动的铁索桥说：“泸定桥，泸定桥 ！我们胜利了。但是我们作了多么大的栖牲啊！”

　　他们走过桥去，看到桥头竖着一块建桥人卢氏留下来的石碑，上面刻着：

　　　　　泸定桥边万重山，高峰入云千里长。
　　　　　
　　一九三五年，红军来到安顺场时，安顺场有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是清未的秀才，叫宋大顺。石达开在的时候，他还是个青年人。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访问了他。李富春问，石达开为什么失败了？

　　老人回答：因为贻误了时机。石达开被大渡河挡住了去路，过不了河，也不能向左转，因为彝人毁了松林河上的桥，而清兵的追击又使他不得南下。

　　李富春又问，红军和太平军哪个强？老人说，都好，但红军更胜一筹。

　　人们传说，太平军是由所谓“神兵”组成的，也就是说，他们刀枪不入。然而，在大渡河，他们却一败涂地。后来人们把红军说成是天兵天将。

    据戴正启医生回忆，他参加了整个长征，不过他那时不是医生，只是个十七岁的卫生员，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开始听到人们把红军叫作天兵天将。在那以前，他从未听说过这种称呼。

　　几年前，有人问一个曾在泸定桥打过仗的原国民党军官，为什么红军在夺取泸定桥的时候伤亡那样少 ？他说，因为国民党的枪支太陈旧，子弹都潮湿发霉了，大部分打不到河对岸。

　　毛泽东到底把多少人带过了泸定桥和大渡河？ 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过于都河时，他有八万六千人。过大渡河时估计不过二万人左右。

　　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们受到了奖赏。他们每人得到了一套列宁服、一个日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杨成武将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得到了这些奖品。”

　　这是红军战士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比金质奖章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