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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朔端 | |||||
| 作者：字应军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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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朔端(1901～1978年)字文孝，又名潘夔，云南威信县人。青年时期的潘朔端颇具侠义气质，十分崇拜英雄，喜读岳飞、文天祥、辛弃疾、陆游等的爱国诗词，逐渐形成刚毅倔强、见义勇为的性格。因不受制于传统的封建礼教，进而与家庭出现了裂痕。于1919年只身跑到昆明，考入省立第一中学。在省城，他汲取了新思想、新知识，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他向往能够成为一名横刀立马的将军。 1924年到了广州，考上黄埔军校，接受正规而严格的军事理论和技能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的政治课，给了他很大的影响。1926年底，潘朔端黄埔军校毕业，因表现优异而留校任第六期入伍生队排长。留校不久，因公开抵制队伍强占当地农会会址行为而开罪连长。次年春被排挤走，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八师政治部任科员，继而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潘朔端也遭到清洗，此后两年，他与同乡曾泽生一起流落上海。 1929年，潘朔端的黄埔同学和老乡卢浚泉在云南讲武堂创办军官候补生队，并力邀潘、曾回滇共同发展，潘朔端遂与曾泽生回滇入候补生队工作，任中队长。他们立志改造云南旧军队，采用黄埔军校初创时期的办学方针和课程内容，建立了一整套的政治工作制度，提出官兵人格平等、军民团结，还提倡妇女解放，招收了一批女学员，创办队刊《新武力》。此举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派来督察大员王柏龄，强行解散了候补生队。大队长卢浚泉、副大队长曾泽生被捕，潘朔端则被革职驱逐。1931年滇桂大战中，滇军惨败，滇军遂实行整编，起用有胆有识的青年军官，潘朔端被起用为三旅五团营长，驻防建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过云南时蒋介石命令滇军堵截，朔端借口胃疾，请假未去，有人遂举报他“剿匪”不力，称病怯战。二方面军过云南时，潘得机会“戴罪立功”，被迫回队，奉命追击。但潘朔端有意死磨硬拖，放慢行军速度，与红军若即若离，尽量避免直面对战。他在日记中轻松幽默地记到：“没有红旗在前面开路，那有机会博览这大好河山!”此举引起上峰猜疑，认为他不可靠，被撤营长职，调到巫家坝机场训练新兵。 “西安事变”发生后，促成国共两党二次合作，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次年，滇军改编为六十军，开赴抗日前线，潘被任命为一八三师一零八一团团长。1938年4月，潘参加了惨烈的台儿庄会战，身先士卒，中弹负伤，复裹创指挥。5月朔端被送到武汉住院治伤。台儿庄战役，潘朔端立下辉煌战功，国家授予他一级宝鼎勋章。伤好后他又参加武汉、长沙及赣西北多次战役。1940年，朔端被提升为一八三师师长，代师长李文彬(蒋嫡系)竟蛮横地拒绝卸职交待，并扣留潘在师部“待命”。一个月后蒋介石一贯采用的“假提升，真免职”计谋成为事实，潘朔端被编遣回滇，随身行李又被“护送”人员拐走。来到昆明没有家，只好在高村租了一问农民小楼暂住，幸好在高升庵小学谋得一代课教员职位糊口，生活贫困，不得不靠典当过日。 朔端在高闲居两年，走村串寨，结识了很多农民渔民，他曾对妻子宋平说：“在黄埔学校学习时，周恩来主任讲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于农民，现在才真正有所领悟。”两年间他在穷愁中生活，这对其世界观的转变有较大作用。 1942年日本侵占龙陵、腾冲，他又被任命为滇军六旅旅长。该旅后来扩编为二十三师，他为师长。 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为打内战而四处整编调动部队。潘朔端调任六十军一八四师师长，从越南海防海运八昼夜到辽宁葫芦岛登陆，接替五十二军防务。全师分驻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铁路沿线，师部驻海城。他率的三个团摆得极为分散，是国民党东北战场的第二补给线。他一到海城，借了解周围地形之名，了解民主联军活动情况，收听共产党电台，了解共产党的情况，并经常考虑怎样才能取得和共产党民主联军的联系。当时他的处境十分困难，对其他势力不放心的中央派两个少将监军在潘左右步步跟随监视，想在他收听“敌台”上大作文章。这时他就公开讲：“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监军无把柄可抓。一计不成又来一计，监军们要他们“向敌还击”，还要天天上交战利品。他被逼得无奈，就找团长魏瑛商量，弄虚作假，每天派出小部队到荒野放一阵枪炮，回来就将过去接管日本仓库的三八式步枪、破烂军毯当战利品上交几件，以掩监军耳目。监军侯相杰向杜聿明邀功汇报，“184师没有问题，我控制得很严”。1946年5月27日，民主联军逼近海城一线，他们向潘师开炮作火力侦察，朔端喜出望外地说：“他们来了，机会来了!……在战火中行动吧!”他及时找平时思想较一致的副师长郑祖志、参谋长马逸飞、团长魏瑛，明确地把起义意图讲出来，并与几位部属取得共识，起义事宜正紧张地进行。同年5月31日，潘朔端率一八四师全体官兵在海城起义。 1946年国共双方在东北处于胶着状态，海城起义使双方力量布局发生重大变化，成为辽沈战役的最重大的转折点。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胜利的前提和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潘朔端及海城起义对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意义是重大的。 海城起义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评价。朱德总司令在贺电中称赞此举“揭和平之义旗，张滇军之荣誉”，邓小平、刘伯承的贺电说：“这一光荣起义，给好战分子一当头棒喝”。原辽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潘朔端的入党介绍人李毅在回忆录中写到：“潘朔端军长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军队中的高级将领，他有政治眼光、政治见解……他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坚决反对，对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有坚强信心。他在海城率部起义既不是为战争形势所逼，也不是感情冲动，而是有较好的思想基础。” 同年6月一八四师光荣改编为“中国民主同盟军第一军”，潘任军长。同年10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7年秋，他申请到东北军政大学学习，后调任嫩江军区副司令员。1948年8月，他因工作需要调任四野十二兵团任副参谋长，为策动长春城内六十军的起义作了大量工作。1949年底，他调随宋任穷、周保中南下云南，接管昆明，转入地方，1950年3月28日，昆明市人民政府成立，潘朔端被任命为市长，后又被选任市长直至1968年。 作为一名人民政府的市长，潘朔端忠诚于党的事业，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平易近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昆明市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8年他到北京开会，看到首都居民用上较简便的蜂窝煤灶，就想到昆明居民劈柴烧饭的困难，于是自己掏钱买一套炉灶和几块蜂窝煤，从飞机上运回昆明，交市有关部门试制推广，极大地方便了市民。 1958年夏秋之交，市政府决定修建昆钢至矿山公路，朔端兼任工程总指挥和党委书记，吃住在工地，并亲自过问，为民工解决了食宿和厕所问题。期间他住在四面透风的简易工棚，和秘书、司机一道席地而睡。在任职期间，他一直希望将昆明建设成一个美丽的旅游城市，市园林局在他的指挥下，制定出园林规划和实施方案。决定在圆通公园内设动物园，西山建森林公园，西山从太华寺到龙门靠海边建公路栏杆，翠湖公园周围围上栏杆。城市绿化除单位在房前屋后、街道两旁植树、栽花和种草外，在东风路、人民路、正义路、北京路、白塔路等街道种植银桦树、桉树，在南屏街、金碧路、拓东路两旁种植法国梧桐树。 他重视地方志的编纂工作，1962年在兼任市志编委会主任期间，聘请了一批在昆的专家学者作为市志的编委或编辑，勉励他们修好市志，为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修打下了坚买的基础。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潘朔端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仍对党赤胆忠心。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2年，潘朔端以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再度主持政府工作。1978年8月20日，他拖着3天便血的身躯，上午在东风广场开会，解决数百家拆迁户住房的遗留问题，下午又实地勘察6个厕所修建的地点。因失血过多，傍晚回家时晕倒住进医院，9月14日病逝，终年78岁。他逝世后，中纪委常委曹瑛和陈维清发来唁电，对一毕生给予高度评价：“海城义军壮志云，解放业绩建奇勋；埋头苦干言行正，艰苦奋斗不求名；妖魔鬼蜮横侵害，赤胆忠心永不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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