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鉁(1886～1963年)字少坡，云南省洱源县城北乡大果村人，白族。马鉁为长子，二弟马瑛，字幼坡，曾任国民党云南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三弟马字稚坡，曾任滇军第十一师少将副师长；马鉁曾任云南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兄弟三人均系将级军官。故有“一门三将，三迤一家”之称。
马鉁幼时，在村中读私塾。1909年秋，云南清政权决定创办讲武堂，培养新军武备人才。马鉁时在选科优级师范读书尚未毕业，得知消息，即投考讲武堂，被录取在丙班，准备接受两年半的军训。后因云南成立新军，需要中下级军官，学校由丙班生两百余人中遴选80名优秀学生编为特别班，加强训练后提前8个月毕业。1911年毕业后，马鉁与同学朱德、范石生、田钟谷、李文汉等人分发到新军任见习排长、少尉排长，参与辛亥革命云南光复的战斗。马鉁在滇军中历任连长、营长。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的申令，25日，蔡锷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护国军共编成三个军，第一军蔡锷出师四川，第二军李烈钧出征广西，第三军由唐继尧以督军兼任，坐镇后方。马鉁任陆军第五团团长，归混成旅旅长马骢指挥，驻防昭通。
1917年4月，靖国军兴，马鉁随马骢部入川，率陆军第五团与川军战于仁寿、自流井一带，靖国护法达到目的。黎元洪大总统明令补授马鉁以上校官衔；并授予他四等文虎勋章，以奖励其护国有功。
1920年，马鉁经唐继尧保送，赴日本陆军青山第一联队留学见习。1921年2月，唐被驻川滇军军长顾品珍逼迫辞职离滇，流亡香港。1922年1月，马鉁由日本回到昆明，顾品珍疑其为唐继尧之内应，将其逮捕管押。后经查明马鉁由日本返昆未经香港，与唐继尧未联系才被释放。1922年2月，唐继尧仍回滇主政，又被唐委任为上校参谋。不久，马鉁调升为陆军第五军(军长龙云)少将参谋长。1924年4月，为加强昆明市政建设，马鉁调任昆明市政公所会办。1928年4月，升为督办(督办、会办即相当于正副市长)。这一段时间均为建立市政府积极开展工作。1928年7月，国民政府正式批准成立昆明市政府，委任马鉁为昆明市第一任市长。8月1日建市庆祝大会在古幢公园举行，在数百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市民代表向马鉁市长敬赠了三尺多高的铜质肖像一座，他在会上发表了施政演说。
马鉁任昆明市会办、督办和第一任市长期间，规章草创，建设初兴，加上蒋介石叛变革命，内战之灾波及云南，各种困难是可以想像的。当时，昆明仅十来万人口，他廉洁奉公，建设市政。1929年春旱夏涝，农业歉收，“饥馑荐臻”，市长主持发起筹办廉价粥厂，每天组织专人买米煮粥，廉价出售或布施。又组织京剧、滇剧名角联合会串，在群舞台(今艺术剧院)开办义赈游艺会。从而使市区贫民和郊区灾民每日受救济者达数百人，稳定社会、稳定人心，为市民所称颂。
马鉁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民国12年(1923年)省拨给市的教育经费每年只34万元，尚达不到民国初年水平。民国15年(1926年)，因受灾及其他原因，财政更紧，教育经费再被削减两成。尽管如此，马鉁所领导的市政府，仍力所能及兴办中小学。如市政府曾在东寺塔附近的羊神庙新办小学1所；在云津支街崇善巷新开办民国小学(招男女生各1班)；又倡导两广会馆新办粤侨公学1所等等，使学生人数增加。
当时的市区，文化生活比较单调。马鉁首先与有关方面和社会名流共商以茶花为昆明市市花。市府邀请名人学士吟诗作文，宣传茶花。市民们读了写得典雅俊丽，各有生色的诗篇，莫不赞赏。
1929年，马鉁被调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1930年，蒋介石委任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马鉁仍调回军界任总指挥部参谋长，未随军出征，在后方主持军务。当时滇省外与黔、桂为敌，内有胡(若愚)、张(凤春)窥伺，形势紧张。马鉁与各师密切联系，才使昆明免受震动，度过难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云南省政府提出“足食足兵、备战备荒”的号召，加紧积谷练兵，拟定出十年训练20万新兵的方案。对练兵的要求是“学剑待平三岛国”。1932年成立云南全省团务督练处，委卢汉为处长，高荫槐、马鉁为副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督练处为云南训练了大量的士兵。云南在两年内成立了六十、五十八两个军，共约七万人。动员集结迅速，短期内就编队开赴前线，其中云南省团务督练处七年教练之力，至关重大。处长卢汉，多年在外医病，由马鉁代行处长职务。以后卢汉调六十军军长，由马鉁接任督练处长。马鉁为训练全省壮丁，储备抗日兵员，亲自拟定方案，亲自到外地检查，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马鉁签发的委任状
1938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全面铺开，国民党中央为适应抗战需要，成立军师团管区，办理征拨新兵、训练补充团队事宜。云南省军管区，由省主席龙云兼司令，副司令为马鉁。全省分为昆昭、楚大、建宁三个师管区，各个师管区设三个团管区，有三个后补营。委任马鉁为昆昭师管区司令。1942年，云南改组师管区，划分为昆宜、建文、昭宣、楚大、腾大五个师管区。1944年4月马鉁请假，龙云保升马鉁为云南军管区中将副司令。
1944年，马鉁接任军管区副司令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云南兵役任务非常繁重。国民党兵役部长鹿钟麟亲自前来云南督导。该管区既要补充滇军，巩固地方，支持反攻，又要适当照顾驻滇中央军事机关、部队、学校和远征军需要的杂项兵夫。因此，在组织准备反击日本侵略者时，云南军管区的任务，较其他省任务更重。云南征兵数字，到抗日战争结束：总共出征35万人之众。其中：在省外的五十八、新三军两个军约六万人；血战台儿庄、名扬中外的六十军和人越受降的九十三军两个军约八万人；后方部队约六万人；战争中伤亡补充共约十万人；中央在滇部队及军事机关征用约五万人。这是当时只有一千万人口的云南各族、各阶层人民，对捍卫国家、保卫疆土，尽了最大的力量，作出的突出贡献。另外，从团务督练处训练壮丁，到军师团管区补充团营和前方将士，马鉁主持其事，实系与其本人的干练有为有关，并能由始至终，忠于职守，深为龙云、卢汉所倚重。
1946年，卢汉从越南返滇任省主席兼军管区司令，马鉁得以继任副司令。当时蒋介石三令五申催促云南征兵，为内战补充兵员，卢汉出于种种考虑，总是寻找各种借口，延续交付补充兵员。卢汉强调路途遥远，长途跋涉，请求中央派汽车来云南接运。马鉁秉承卢汉意旨，应付中央、照顾地方，尽量少送云南青壮年去打内战。
1949年初，马鉁调任云南绥靖公署中将总参议。同年10月，经卢汉同意，马鉁送其父到香港治病，后定居该地。1963年在香港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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