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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重要影响 | |||||
| 作者:谢本书 文章来源:2004年11月18日 云南日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12-22 | |||||
| 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都是近代中国著名的军事学校。当然,从影响来说,黄埔军校比云南讲武堂更大,因此有人说云南讲武堂乃“云南之黄埔”。此说虽有一定理由,却难以成立。原因是,云南讲武堂的建立较黄埔军校早15年(云南讲武堂建立于1909年,黄埔军校成立于1924年);而且,很难说黄埔军校对云南讲武堂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而是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有重要影响。从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黄埔军校乃“广州之云南讲武堂”。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一是云南讲武堂(后改称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的若干师生,成了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二是云南讲武堂使用过的辅导教材成了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重要读物和教材。 据云南省图书馆所存手抄稿本《云南军事学校教育史略》一书载,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之际,新式教官甚为缺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来电,调云南讲武堂炮兵科长、后任教育长的王柏龄、工兵科长帅崇兴、步兵科长刘跃扬、骑兵科长林振雄及部分毕业生,进入黄埔军校,协助创办军校。王柏龄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帅崇兴、刘跃扬亦任重要职务。 又据广州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一书记载,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云南讲武堂学员,至少有5人在1924年后成了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这5人是叶剑英、徐成章、严凤仪、杨宁和崔庸健。分别介绍如下。 叶剑英,广东梅县人,1897年生,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第12期,毕业后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1924年应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凯的邀请,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任教授部副主任兼教官,讲授兵器学,是黄埔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徐成章,原名徐天宗,1892年生于海南琼山,后加入同盟会,1917年入云南讲武堂第12期。1924年受聘为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从事军事教练。 严凤仪,原名銮海,1896年生于海南琼海,云南讲武堂第11期学员,毕业后任滇军副连长。1924年受聘为黄埔军校学生队第四队副队长,中尉军衔。 杨宁,又名杨林,原名金勋,朝鲜平安北道人,1898年生。因在朝鲜参加爱国运动受通缉,流亡中国。1922年入云南讲武堂第16期,1924年受聘为黄埔军校学生总队中尉教官,后任学生总队第四队上尉队长,再任军校技术主任教官,中校军衔。 崔庸健,又名石泉,1923年入云南讲武堂第17期,1925—1927年在黄埔军校任教官。后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议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 众多的云南讲武堂师生成为黄埔军校的重要教官,说明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影响不可低估。 此外,云南讲武堂使用过的辅导教材成了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重要读物和教材。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前夕,青年将军蔡锷来到云南,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之前,曾编辑了一部《曾胡治兵语录》的兵书。这部书把清末名人曾国藩、胡林翼两人著作中,有关治兵的言论、语录,分为教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十二类,分类辑录。每类辑录之后,都附有蔡锷的精彩按语。这部语录是蔡锷训练新军时,代“精神讲话”所用,也曾作为云南陆军讲武堂的辅导教材。 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云南讲武堂的辅导教材,又成了黄埔军校“人手一册”的读物和教材,影响之深,应该说也是不言而喻的。 从上述两方面可以看出云南讲武堂对黄埔军校的重要影响,也凸显了云南讲武堂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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