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我父亲的书《丹心永辉——曹丹辉纪念文集》出版后，总参通信部通信兵陈列馆和南京通信兵工程学院院史陈列室的有关人员曾向我提出过“关于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间的问题，他们认为这个时间应该在1931年1月28 日总部下达的“红军第一方面军关于调学生学无线电的命令”（后简称《命令》）之后，即：开学时间应该是“1931年2月”。在1992年6月出版的《回忆王诤》和7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史》（第一编）等书中也都是写的“2月”，看来这已成为“官方”确认的时间。而我父亲曹丹辉回忆录中写的“1931年1月”他们觉得可能有误。当时我之所以没有跟他们讨论此事。是因为我一直坚信父亲的记忆是不会错的，但如何将此事说清楚我还没有想好。 :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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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参通信部2006年出版的“红色摇篮——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历史回顾”一书中，竟然将我父亲回忆文章中的“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间从“1月”改成了“2月”（154页第1行）；在此书中，王诤伯伯在1959年2月的一次谈话记录中，这个时间也从“1月”被“整理”成“2月”（100页倒数第6 行）。我认为用这种态度来对待历史是极不严肃的，是不妥的，也是对原作者极大的不尊重。因此，有必要对此问题进行认真、客观的探讨，以还原历史的真面貌。 BF$LH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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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观点是：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间是1931年1月。 bSl 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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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如下： s-/mwK)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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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四位亲历者都回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学时间是1931年1月 #"R@#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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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父亲当时年纪很轻，还不满16周岁。他聪明能干、记忆力极强，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常随手记录。参加“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改变了他一生的发展方向，这对他来说是一件刻骨铭心的大事。所以在1957年总政要求老同志写回忆文章时，他积极响应。在“星火燎原”“红旗飘飘”“通信战士”等书刊上登载的多篇回忆录中，如《伟大的历程――随毛主席从江西到陕北》、《在1931年间》和《回忆无线电通信队》等，他都提到了这个日期是：1931年1月。因此，我认为他写这个时间是慎重的、准确的。 Gg7D.Oyur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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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实物凭证是父亲手书的三份文字记录： 64-D?QYu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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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最早的一份是1945年7月1日的《曹丹辉自传和自我鉴定》，文中写道：“三一年一月调总部学无线电……”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份东西是有组织结论的，最后四页是“新四军军直属队干部审查总会”的审查结论和补充鉴定并加盖有“新四军军直属队干部审查总会”的红印章。 YvZ_*T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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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我父亲亲笔草拟过一份简历表，从29年3月到49年5月。其中有：《31.1―31.5 朱毛总部   学无电》。             9!8`P*%4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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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55年1月5日在军委通信部军衔鉴定审查时写的《丹辉自传》中写道：“1931.1.10 .…奉总部命令，从部队抽调品质优秀的青干党员去学无线电，经红十二军党委会决定调我去学习……。” 9% 9}3&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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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1995年11月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刘寅文集》中，有一篇文章叫“红军电台的诞生”（1941年春），在第53页中他写道：“电台成立后不几天，红军中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便开课了……。无线电训练班附设在无线电台内。1931年2月，红军总部正式成立无线电大队时，无线电训练班就是大队的组成部分之一，……”。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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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台是1931年1月6日成立的，之后的“不几天”是多长时间呢？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不几天”最多也就是3—5天，这不恰好是我父亲说的1月10（11）日吗？如果按照官方的日期2月10 日来计算，则离1月6日相差一个多月，那还能算“不几天”吗？同时这段论述也说明无线电训练班在正式成立无线电大队前就已存在，只是附设在无线电台内，所以它必然是在2月以前成立的。而且刘伯伯也是事件的亲历者，他早在1941年写的东西应该是不会错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进一步证明“1931年1月”这个日期的正确性。 <2N]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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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985年6月由通信部编审办出版的内部刊物《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通称白皮书）中，有一篇题为“红一方面军通信的建立和发展”的文章。这是根据王诤伯伯在1959年2月的一次谈话记录整理的。在第52 页文中写道：“得到电台后，1931年1月8日在江西东固坳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队长是我，政委是冯文彬，学员有胡立教、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曹丹辉、钟贞一、温亮彰、李立田、骆炳林、吴慕林、周淼、肖英等12人。” 从内容上看，他这里说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也就是“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开办时间是1931年1月。王诤伯伯是我军通信兵的鼻祖，也是亲历者，他的回忆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y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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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温诤伯伯的原名叫温亮彰，1948年12月18日，他在苏北军区参三科的干部登记表中非常明确地填写着：“1931年1月在红一方面军总部学习无线电”。而他的自传中又较详细地记录了去学习无线电的过程，他写道：“1931年1月某日，师政委张赤男找我谈话，当面交待调我去学习无线电的任务，我愉快地接受指示，奔赴方面军总部报到学习。”温伯伯也是当年12名学员之一，他虽然忘记了日期，但却记下了月份。他在1月某日接到通知并立即奔赴总部报到，又怎么会拖到“2月”中旬才开学呢？ U]U_-'2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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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王、刘、曹、温四个当事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不约而同地回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学时间是“1931年1月”，而“官方”推断开学时间为“2月”的唯一依据只是《命令》的发布时间（1月28日），两者相比哪一个更可信呢？ `m?%Mz%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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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从红军总部《命令》的具体内容来看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分析如下： \:x2`k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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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成立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从这些词句中我们可以看出： x?x;;%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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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命令》发布之前半个月“无线电队”就已经存在 IG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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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命令》的发布时间1931年1月28日向前推半个月（这里的半个月其实是一个大概的时段），正好是1月13日，它与我父亲说的开学时间在1931年1月10（11）日只有1、2 天的误差，我想这绝不是巧合。这说明“无线电队”真实的成立时间就在这几天（1月10—13日中的一天）。因此，我们从《命令》中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无线电队”的成立时间在1931年1月。 K;B]F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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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命令》中所说的“无线电队”包含了或者就是“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VAWkM_jB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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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父亲的文章“回忆无线电通信队”中写道：“我们的队长是王诤，前任政委是冯文彬。起初，我们训练班叫学生排，有18人（12个学生加上6个原有的报务员），分两个班……，有一个监护排24人，另有4个通讯员；运输排40人分三个班……。”我认为这里的训练班（学生排）就是“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其他的编制都是为这个班和电台保障服务的。而前面提到的“白皮书”里，王伯伯在1959年2月的那次谈话中将“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称之为“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它和“无线电通信队”均可简称为“无线电队”），不管如何称呼，实际上都是一回事。即：“无线电队”包含了或者就是“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 [jft(u=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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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⒊《命令》中所说的“考察”对象是：电台和“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它的“考察”结论导致了1月28日《命令》的发布 /Q@yf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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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经过半个月的考察发现：电台在获取敌情和通信联络上的重大作用，认识到培养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信人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红军中开设无线电训练班来培养自己的无线电人才的可行性：它不仅行之有效而且成绩显著。 +m <88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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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才正式发布《命令》要继续照此办理。这才有了《命令》中后面所说的：“…我们现在正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要求各部照下列人数选调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这里的扩充一定是对在1月28 日《命令》以前存在的建制进行扩大和补充。“可造就的青年到总部无线电队来学习”，当然是到无线电训练班来学习，但这个无线电训练班绝不是半个月前已开学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而是扩充新办的“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了。 7b]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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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首开先河，实际上是一个“试点”，是一个“实验班”。它为以后的各期无线电训练班和中革军委无线电学校取得了宝贵的办学经验。但在这之前，它对于红军来说毕竟是从未做过、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总部在刚开始时，在没有了解清楚并取得一定的实践经验以前是不会贸然对这个班下达文字命令的。因此，1月28 日的《命令》不是针对“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而是为调学生来办“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才下发的。由此可见，“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学时间必然是在《命令》发布之前的1931年1月10（11）日。 haIbj/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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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如果没有正式的文字命令，能开办“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吗？ t(7qUq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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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不能用现在通常的思维方法和处事方式来推断。当前要做成一件重大的事情一般程序是：“开会讨论研究→上报批准→下发文件→筹款→执行”，其中“上报批准”和“下发文件”是至关重要的。而在战争年代就没有这么复杂了，特别是毛主席处事机动灵活、雷厉风行，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当年他和朱老总商定的事情只要一个电话，全军会不折不扣地立即执行。因此，我父亲才会是“ 8日下午谈话，9 （或10）日报到，10（11）日开学”。这个调动速度现在是很难达到的。同样在没有文字命令的情况下，红军第一部电台的诞生也是极其迅速的：1月3 日毛主席和朱老总接见王、刘，6日就成立了电台。因此，我认为“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不必非要有文字命令才能开学。只要毛主席一句话就解决了。这是在战争环境中那个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特别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风貌，是现代人不易理解和难以办到的。但是在当年红军队伍中却屡见不鲜、易如反掌。 @_8S%7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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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即可以看出我父亲曹丹辉回忆录中写的“红军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开学时间在“1931年1月”是准确的。 bI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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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认为对于历史问题必须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不能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主观臆断、任意修改当事人亲历的史实。否则将误导后人，产生不良后果。我想这也是研究、编撰历史的人不可或缺的责任和良心吧。 [h,Wb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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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八五年出版的[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中刊登的王诤同志文章选摘 "h(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