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广西人，从小受苦挨饿。1930年7月16日，我穿着一身粗布单衣，荷包里装了50多枚铜元，背着一支全族合伙买的步枪，投奔了红军。开始部队首长不答应，看我象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一样，步枪还比我长四、五寸，其实我那时已经十九岁了，因为我从小参加重体力劳动，营养不良，所以人总是不长。我参加红军的意志很坚定，怎么说我也不回家，他们无奈终于答应了。

        1930年秋天，我跟随红7军主力离开广西，奉命北上，与江西的中央红军会合，当时在广西只留下少数部队由韦拔群同志领导，坚持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红7军主力从广西经贵州、湖南、广东等省边界向江西进军，反动派的军队前堵后追，但他们在红军面前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终于在1931年打到了江西，

和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了。

        1933年，我被调到瑞金无线电学校学报务，以后就一直在电台工作。学校当时在瑞金与石城中间的一个乡村，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这个学校后来改称通信学校，每六个月一期，每期设有无线电机务、报务、人工通话、旗语、号兵、通信兵等班，每班大约有学员二三十人左右，学员大都是由各部队调来的优秀青年干部，政治觉悟高，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教员大都是26路军起义过来和作战被俘过来的报务人员。学校设备很简陋，一部分房子是学生自己盖起来的茅草房，室内用四、五寸宽的木板撑起来做桌子。敌机不断来骚扰，大家就搬到树林里去上课。想起那时的学习条件和现在学校来比，真是天壤之别呀!

        我是通信学校无线电第6期学员，1933年5月入校，9月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苏维埃政府电台第6分队见习，当时这个电台的报务主任是刘寅同志。见习期满，就调到军队电台正式搞报务工作了。1934年10月，我参加了长征，在红1军团电台工作。

        在长征路上，我们做报务工作的和其他战士一样艰苦，甚至比一般人员还要辛劳，白天要行军，夜晚还要整夜收发电报。记得有一天，走到江西崇义县境内，大家非常疲劳，倒头就睡，值班的报务主任身体不好，稍躺也便睡着了，恰巧军委有一封重要电报，命令部队立即开拔，因为敌军已经漫山遍野追上来，幸亏收发报机还开着，军委电台电力大，叫声高，我一醒就听到军委电台在叫，我就一骨碌爬起来，一口气收完了电报，马上送到军团部，部队就按军委指示得到迅速转移，我们刚离开，敌人就打到了，敌机也来了，但我们的部队由于及时转移，一点也没有遭到损失。

电台是军队的眼睛和耳朵，军队离开它就象瞎子和聋子一样。记得有一次红1军团12师在四川某地被敌人冲断，有一个团找不到师纵队，师参谋长带一个营带着电台去找，走了两三天才找到，用电台与师部联系，才得到会合，没有受到损失。如果没有电台，军队的活动真是不可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