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我从拂晓剧团调抗大4分校学习，不多天指导员王威把我和刘宇、詹俊生3人找去谈话，他说，师司令部要调几个同志去学

习无线电报务工作和翻译电报的机要工作，经研究决定：潘醒民、刘宇同志到司令部三科报训队学习，詹俊生同志到司令部机要科。他指出

这两项工作都非常重要，机密性强，要求政治坚定，思想觉悟较高，身体健康，且具有一定文化的年轻同志，问我们有什么意见吗?“服从

组织决定!”我们回答说。第二天我们就分别前往司令部三科和机要科报到。
    报训队副队长叶本瑞接待我们，询问了有关情况后，认为刘宇体质较差，欲将其退回。我说，我们二人从毫县抗日救亡工作团出来：一

起到6支队“随营学校”学习，一起到“拂晓剧团”工作，一起到“抗大四分校”学习，今天又一起来到这里报到，如叫他回去，我们二人

就一起都回去。叶副队长听我这么一讲，略加思索，说：“那就留下吧!”还告诉我们，人员尚未到齐，你们可与已到的同志先学习背记电

码符号。
    几天之后，对电码符号的强记较难，且感到枯燥无味。刘字说，剧团领导叫我们去抗大四分校学习后，还要回去工作，如今调这里学习

什么无线电，搞通信工作，我们既不懂又不了解，一天到晚就是“滴滴嗒嗒”死背电码，真没意思。他对我说：都怪你，叫他们把我留下，

现在怎么办?我说，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么!既然来了，过段时间看看再说吗!
    报训队驻半城南头“郑家祠堂”里，队长由三科电台中队副队长何永忠兼任，副队长叶本瑞。学员分别来自部队、抗大四分校和师直机

关等单位。年龄在15岁到21岁之间，文化程度大都在高小至初中，个别的也有初小和未读过书的放牛娃。
    9月上旬，人员逐步到齐。35人编为三个半班，一班长白广勋，二班长陈佩亭，三班长庞桂芝。四位女同志来的稍晚，还有个别年龄较

小的同志编为半个班，由杨瑾负责。我为三班副班长。学前的准备工作，紧张地拉开了。
    首先将简陋的教室进行打扫和布置，用红纸楷书写成醒目的标语，贴在四周墙壁上。讲台上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大字，

将时时鞭策着我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作风。在室外院子的墙上也刷写了抗日宣传标语，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到底”、“反对妥协

投降”等。经这么一搞。破旧的祠堂成了充满革命气氛的课堂，呈现一片生机。
    接着我们就自己动手，用捡来的砖头，挖来泥土和成泥浆．做成墩子，将借来的木板放上，就成了高不及60公分的课桌。凳子也是用砖

和泥巴砌的小方墩，整齐划一，还满规范呢!惟有教员的桌、凳是从老乡家借来的。
    我们这群青年人更是朝气蓬勃，气宇轩昂，虽苦犹乐，信心百倍地去迎接可能到来的各种困难。
    1941年9月18日报训队开学了。这是个难忘的日子，10年前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是我们民族史上奇耻大辱的一天。

报训队选在这天开学，意义深远，不仅要我们勿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历史，更是要激发我们的革命热情，以全身心地努力投入到艰巨的学

习任务中去。
    破旧的郑家祠堂——经我们多日辛勤劳动装扮起来的教室，十分靓丽、简洁而庄严。教员和电台的同志都来了，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彭雪

枫师长亲临指示。他讲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无线电通信的重要性。要我们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心，严保机密，遵守纪律，发扬

艰苦精神，圆满、按时完成这次学习任务，为通信工作做出应有的贡献。三科长兼电台中队长熊梦飞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学习中可能遇到的

困难，要有信心，不要辜负首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听了师长的讲话后，我和刘宇同志的思想逐渐安定下来，和同志们一起融会到紧张地学习之中。
    彭雪枫师长，非常关心我们的学习，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曾多次来看望我们，总是勉励大家努力学习，珍惜当前较安定的环境，尽快学

成，早日走上工作岗位。
    学习开始，在艰难地背颂z6个英文电码的基础上。缓慢地学习抄收报。熊梦飞科长常以口读电码给我们抄写，耐心而慈祥。领导亲自教

学，我们很受鼓舞，也增强了克服困难的力量。
    报训队没有专职教员，收、发报，通报课等，由电台队长、报务员兼任；机务理论、收、发报机故障排除，则由老机务员施士林同志兼

课；政治课是政治部来人讲授的。师首长作政治时事报告的大会，我们全都参加。
    课程安排紧而重点突出，政治和机务知识课的比例，不过20％左右。所以，我们总是紧张地在抄报、发报和背诵通报应用英语，以及“

Q”简语。英文报大家都感到难抄，因为我们没有英语基础，不少同志来报训队后才学了26个英文字母。此外，英文报易发不易抄，间隔更

难掌握。一次何队长上收报课，叫我校对，漏掉几个字。他训斥我思想开小差了!抄报思想要集中么!其实我是很专心的，感到非常委屈，课

后还哭了呢!
    发报、通报和机务课的实用操作，均为器材所限，只能以班为单位，再分组依次进行。
    纸张、文具都是从敌占区的据点里买来的，宝贝得很。没有印成的教材，教员也是手写提纲，大家聚精会神地听，靠脑子记。能做笔记

的就尽量记。不过那时没有什么像样的笔记本，五花八门，弄点纸订起来能写字就行。
    抄报用的白纸就更珍贵了，可谓惜纸如金。先是正面写，后是反面写，再是反来复去一遍又一遍的写，直至全成黑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为

止。
    铅笔，是我们学习中最重要的文具之一，大家非常爱惜，一直用到手握不住，也舍不得把它丢掉。后来不知哪位同学眉头一皱，计上心

来拿芦苇做套管，把铅笔的利用率大为提高，几乎可以用到只余下l公分多。而且解决了铅笔短于6公分后，不便握牢，以致影响抄报时书写

速度的困难。就地取材，既节约又实用，很受叶本瑞副队长的赞赏。
    生活非常艰苦，地铺用的是麦秸，为防向外滑出影响整洁，我们用芦苇捆扎成直径约15公分，长度等同通铺(一间房子的长度)的耙子档

住，一个班全挤在一起。被子不过两三斤重，垫单是一块5尺长的白布，还不是每人一条。地上潮湿，无处洗澡，更无衬衣换洗。生虱子是

普遍现象，不少同志长了疥疮，严重的走路都困难。那年根据地收成不好，吃的是杂粮面窝窝头、地瓜干和胡罗卜稀饭。我们各班在房前屋

后开了几小片地，种些黑白菜(和油冬类似)。使我记忆最深的是到洪泽湖割芦苇，湖边的浅滩水域生长着一望无际的芦苇，秋天成熟，地方

政府划给部队一个范围，司、政、后机关和直属分队就可在此区域采割。我们报训队开学后，每隔一、二周的星期日就轮流去割芦苇，把买

烧柴的钱省下来改善伙食。
    割芦苇都在几十公分深的水里，上面蚊子咬，水下蚂蟥叮，大家都很厌恶，但又无奈。被叮上后，不但吮吸血液，还很难打掉。有时叮

久了，打掉后还流血不止。以后我们就将长裤用绳子扎起来下水，脚虽裸露，站在稀泥里蚂蟥就奈何不得了。当劳动结束上岸时，裤子上都

或多或少粘附一些蚂蟥。见怪不怪，将其清除掉完事。
    洪泽湖盛产菱角和鸡头米，黑鱼特多。此鱼喜蛰伏于杂草烂泥中。休息时虽然感到累，可谁也没有呆坐在用芦苇堆起的“台子”上，而

是去摸鱼和采菱角。除割下大堆的芦苇外，这些“副业”产品也颇有收获，有时竞能抓到二、三斤重的黑鱼呢!
    从半城至洪泽湖水滩有1O里左右，割下的苇子晒干后，我们还利用晚饭后或假日去帮伙房扛回来。虽辛苦，但大家情绪很高，也闹出不

少笑话。有一次司务长借到一只小船，我们3、4个同学负责装运，芦苇轻而体积大，重量虽不超载，但芦苇在船上已堆得很高，重心错位，

船不易驾驶。同学孙显扬是粗中无细的性格，在转弯处用力不当，将船搞翻，人也被压在下面。幸亏河沟的水不深，大家七手八脚把他救了

起来，不过弄得满身污泥，成了“泥人”，同学们一边帮他刷洗，一边重新装船，一边在开心地谈笑，由此孙显扬同志就落得个“扒翻船”

的绰号。
    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同学们思想情绪非常乐观，同学之间，团结友爱，生活上互相关心照顾，政治思想上互相帮助，尤其对年龄较小

和女同志，大家更加体贴爱护。谈心是常事，在班务会、党小组会上都能较好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勉励。对学习有困难的同志大家

则尽力相助，使其树立信心，以达共同进步。
    我们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学习热情，积极求进的良好状态和高涨的革命情怀。饭前课后，歌声嘹亮，蓝球场上总是热闹非凡，无时不是一

派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经受了严冬的磨砺，终于迎来了春天。个个冻得发红、发紫、发胖的手，也已恢复本来面目，只是给人们留下了褐色疤痕。还有那穿着

草鞋常被冻麻木的双脚，已受春风抚慰而苏醒。1942年4月18日，经考试合格，我们胜利结业。那天，大家欢声笑语，喜气洋洋，沉浸在幸

福的气氛之中。惟有一直关心我们学习的彭雪枫师长，因故未能亲临指示，给我们留下了遗憾!
    根据学习成绩的情况，我们编成三个见习班，分别到1台、2台和新闻台实习工作，我被分配至2台当见习报务员。
    岁月匆匆，人事沧桑，转瞬已近60年过去，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如今皆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了!且有多位已辞世西去。我愿晚霞

更璀璨!
附：新四军第4师第3期报训队名单：
    白广勋  赵义隆  刘学魁  张鼎士
    潘醒民  潘  暐  於洪海  陈佩亭
    孙显扬  刘  宇  林  松  梁敬功
    王永学  许世良  彭太廉  王善士
    高兴堂  黄绍先  徐士钧  张  玲
    赵志清  高玉贤  阎化成  张长胜
    吴言良  杨瑾(女)邵殿奇
    苏平(女)段绪伦  李萍(女)刘德明
    訾半(恭让)      张灿华(女)  张志祥  庞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