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三月，红一方面军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我们红五军团参加完著名的东陂、黄陂战役，便在江西宜黄县境内的农村休整，忙着祝捷、庆功和总结工作。当时，我在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队任宣传员，正和队里其他同志一起编排文艺节目。突然，队长贺东潮同志叫我，说：“李耀渲同志(我当时的名字)，刘伯坚主任要你立即到军团政治部去一趟。”刘伯坚同志是我们军团的政治部主任，找我去有什么事呢?到了军团政治部，刘伯坚同志简单地问了问我的家庭情况、文化程度及参加红军的经历，然后说：“军委办了个通讯学校，要抽调一批政治可靠，又有一定文化的红军战士去学通讯技术，军团政治部经过研究，决定调你去。”军团首长这一番话使我感到有点突然。参加红军三年来，我一直在战斗部队里，从来没有想到过进校学习。另一方面，我从小家里贫穷，一家八口人只靠父亲种田为生，虽然全家人省吃俭用送我这个“长子”念了几年私塾，但是后来终因日子过不下去而辍学了。就说那几年私塾吧，也只是老先生要大家咿咿呀呀地背几句“子曰、诗云”… …，哪里谈得上有多少文化呢!我脑子里正翻腾着这些念头，刘伯坚同志却象看透了我的心思，继续说：“就是文化低点，也不要怕，有什么困难能难倒我们红军战士呢?”稍停一下，他更意味深长地说：“ 现在我们的队伍已经发展壮大了，指挥作战，传递命令，了解情况，光靠通讯员两条腿跑已经不行了，要靠先进的通讯工具。有了先进的通讯工具，我们指挥作战才能眼亮耳敏，仗就更易取胜!”首长的话象磁石一般吸引了我，使我浮想联翩。当时我虽未与电台打过交道，但多少知道一点通讯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有的战役，就是因为缺少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而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说红军是一个坚强有力的战斗机体的话，那么军事通讯工作就是他的传感神经，这一机体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战斗作用，就必须要有反应敏捷的神经系统。而当时红军的通讯工作还很落后，电台很少，除军团领导机关有电台外，部队基本都靠通讯员传达命令，传递情报，这是多么急待解决的问题啊!想到这里，我站起来充满信心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负军团首长的期望，坚决完成任务!”  

随后，我便背负着军团首长的殷切期望，怀着满腔热情，去军委．通讯学校。五军团与我同时调到通讯学校学习的还有黄国泉、夏候求皇，我们是一起结伴从宜黄驻地赶到瑞金的。军委通讯学校设在离瑞金城二十里的平山岗。平山岗是山区的一个小村，交通不便，较为偏僻，只有十几户人家，学校就设在村中一幢瓦房中，村旁一块晒谷场，有一副蓝球架，是球场，也是操场。村里没有商店，但距平山岗二、三里远的云集圩街上有几家店铺。当我们赶到通讯学校后，各军团选送的同学也陆续赶到了，共有2 1人。进校之后并不是马上就成为正式学员，还要经过一定的考核和体格检查。记得体检时还重点检查了听觉，教员拿着一块挂表放在一定的距离，检查你是不是听得见表的“嘀哒”声，当时我们都感到挺新鲜的，闹不清这样检查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开始学习收发报，才明白是检查我们的听觉，报务员收报完全靠耳朵的听觉来区分“嘀哒”  “嘀嘀嘀嘀哒”，听觉不灵敏是不能胜任的。经过学校检查除一人不合格退回了原部队，我们20人便成为军委通讯学校的第六期学员。

军委通讯学校校长是刘光甫，政委是曾三。教职员大约有20到30人，其中任教的教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军队解放入伍的通讯技术人员。教员不到十人，我记得有沈毅力、汪英、陈颜、．周维等。我们第六期进校时，第五期的丙、丁两个班还未毕业，直到三、四个月后才毕业。而在他们即将毕业时，第七期的学员又进校了。我们第六期在校期间，通校学员加教职员工约百人左右。

开学的时候，举行了开学典礼，校领导同志讲了话。宣布学校培养的目标、校规和制度。学校的目标就是要培养红色的报务技术人员，迅速解决前方通讯人员紧缺的状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学校强调要发扬红军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刻苦学习的精神，在六个月内学完通讯学校规定的主要科目。我记忆较深的是何叔衡同志到校讲了话，他特别强调要学好政治，要成为红色的通讯技术人员。记得他用两个指头作了个拍电报的姿势说：“你们到通讯学校学习，不是光为了学两下这个，你们肩上背负着党和红军的期望。你们既要刻苦学好技术，又要努力学好政治，使自己成为红色的通讯技术人员。”这更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学习的目的与意义。

那时，军委通讯学校的教学条件简陋得难以令人置信。然而，教学的标准却要以回到前方后能尽早上机工作为准绳。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和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培养出过硬的无线电通讯人员，首先有一条就是从实际需要出发。教学课程有收报、发报、数学、电学、政治等，其中主要的是收报和发报。学校明确规定：学员达到每分钟抄收中文报100字、英文报110字无差错便可以毕业。其他课程也重要，如英文与电学等，也强调要学好，但收发报是重点。第六期学制是半年，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早学完就可早毕业。开学几个月后，由于学员们进步快慢不一，学校就将我们二十名学员分为甲、乙两个班，分班上课。分在甲班的有我和肖祖德、雷永通、吴幼生、麻福芳、夏候求皇、黄国泉等同学，另外还有三位同学，不记得他们的名字了。乙班十位同学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刘泮林、欧阳景视，其余八人的名字也记不得了。这样从实际出发来安排教学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时是处于艰苦的战争岁月，前方报务员奇缺，通讯学校开办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当务之急，只能是学以致用，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搞那些“花花草草”的花架子。第六期的政治课教员是曾三政委兼，电学课是刘光甫校长兼，沈毅力教收发报及英文课，汪英讲数学课。

通讯学校的学习是相当紧张的。每天坚持八小时正课，早晨一小时早操，晚上两小时复习，都是集体活动。仅在晚饭后有一点自由活动时间，可以打蓝球、乒乓球等。当时学校定在星期六休息。每逢休息日，党团员常常组织起来给驻地的红军家属担水砍柴，下地干活，空余时间是相当少的。就是逢年过节或其他纪念日子，也很少休息，学员们常常要编排文艺节目，向驻地人民群众进行宣传。之所以这么紧张，一方面是学校课程安排得紧，另一方面也是学员们十分自觉，都知道学习的目的与意义。前方正在流血，我们几个月后也将奔赴前线，而通讯联络又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工作。战争中往往一份电报，便涉及千军万马的调动和千万战友的鲜血与生命。因此大家都非常刻苦，起早贪黑地抓紧学习。   

学校的物质生活也是相当艰苦的。当时虽是第四次反一围剿”胜利之后，但整个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反动派重重包围封锁之中。蒋介石正在酝酿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而在我们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路线又推行越来越“左”的政策，苏区的物质供应越来越困难了。学校属于后方。当时为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必须将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前方，因此，后方的物质生活自然是艰苦一些。记得在前方作战部队工作时，虽然每人每天也是五分钱菜金，但常常打土豪，筹款子，打了胜仗又常有缴获，每到月底便可分到点伙食尾子。这样，战士们手中便有点零钱可以买些日常用品。后方就不同了。我们在通讯学校时，饭虽能吃饱，但常常是南瓜、白菜，缺油少盐，数量也少，开始吃饭时还能挟上两片南瓜，吃到后来便只能喝点菜汤了。就这样，每天每人五分钱的菜金也差不多都吃光了，月底一结帐，往往剩不下几个钱。有时也分到过毛把钱，但学员们多数是青年团员，互济会员，一交团费、会费，也就不剩钱了。

然而，艰苦的生活也锻炼了我们，使我们养成了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学员上课没有现在常用的“振荡器”，每个班只有一只简易的甜蜂声器”，大家轮流练习，没有轮到的人便在一边背电码，练手指。此外，抄报用的纸笔也十分紧缺，平均每人每天一张纸，这哪能够用呢?然而，在这艰苦的岁月里，大家也找到克服困难、节约纸张的方法。为了使每一张纸发挥最大的使用价值，我们开始抄报时尽量写轻一点，等到写满了再用橡皮擦掉重写，大写、正面写完了再写反面，直到抄报纸上密密麻麻不能再写了为止。就这样每星期十张抄报纸还常常节省下两三张。至于铅笔，更是注意节约，小心地削，轻轻地写，用到最后剩下香烟头那么一小截时，便用小竹筒子套上，接长来用，一点，都没有浪费。那时铅笔供应相当紧张，如能发上一支巴拿马牌的，铅芯不软不硬，大家就很高兴了。但有时发的笔铅芯过硬，常常把抄报纸划破，这是最头痛的事。学习紧张的时候，每个学员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能有一支较好的笔：有一回我上云集圩，在店铺里看见有一种铁壳活动芯铅笔，不贵，只要毛把钱，我看了老半天，多么想买它一枝呀，然而，没有钱，不能买。至于缺少生活必需品，大家就不那么计较了，没有钱买牙粉，就用牙刷沾点水刷牙，公家每月只发两双草鞋费，不够穿，就自己打，一或者找上两块木板钉上两根布条当鞋穿。横竖是苦惯了，再苦点也没有啥。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支持我们克服重重困难的完全靠革命精神。因此，学校领导十分注重对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尽管学习技术课的时间很紧张，但曾三政委每星期都给学员们上政治课，讲我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以及党的方针政策。这使学员们从理论上明白了吃苦的意义，感到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有苦不怕苦，吃苦反觉甜。学校当时还建立了学员节约簿，曾三政委总是对做得好的同志提出表扬。通讯学校的物质生活虽然十分贫乏，然而我们红军战士却是革命精神的富有者，革命的乐观主义时刻和我们在一起。正是靠了这个，我们才能在简陋的学校里克服一切困难，提前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军委通讯学校第六期甲班的十名学员是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提前毕业的。这是军委通讯学校学制最短的一期。毕业的时候曾三政委代表学校给我们讲了话。他总结了我们半年来的学习与生活，指出：“只有我们红军战士才能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通讯学校的学业”。他勉励我们再接再励，在前方的战斗岗位上，进一步努力钻研技术，提高业务能力，成为红色通信技术人员，为红军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

从军委通讯学校毕业后，我分配到军委电台工作。长征途中，我又先后在九军团、五军团电台工作过。在以后十几年的战斗生活中，尽管我也经历了许许多多悲壮曲折的战争场面，吃了许许多多的苦，然而军委通讯学校六个月的生活，却总是难以忘怀的。确实，那六个月的学校生活是平凡的、普通的，然而在我的心中，它又是那样的不平凡，那样地火热。它时时在我心中掀起起伏的波澜，，伴随我爬雪山过草地，走过那更加艰难的革命历程......。

本文摘自[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