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贫农，住四川巴中江口镇（现为平昌县）元山场中岭村，是崇山叠嶂的山区。有十几亩山上的薄田，干旱缺水，只能种植玉米、小麦、红薯。父亲何思全，一边种地，一边操祖业与舅舅合开剃头铺，维持生计。当时的四川军阀混战不休，黑暗无比。

一、风雨巴蜀

      我1916年阴历十月初二生。父亲读过两年私塾，所以再穷再苦也要我这个长子（上面曾有几个，都死了）做读书人光宗耀组。我6岁念私塾。一早起床先放牛，然后赶着崎岖山路去念书，中午啃一个生红薯当午饭（有一次拿了两个，被母亲拿回去一个："娃娃，你中午吃两个，晚饭就没有了"）。放学还要满山坡的割草、砍柴。8岁，母亲病重，为了抓药，卖家当卖耕牛。11岁，奶奶与母亲相继去世，家里已一无所有，父亲重新做剃头师傅从头干起。我无法读书了，帮父亲干活，做家务，带弟妹。村里缺水，我每天早上攀四、五里山路挑水回来供一家人饮用......
      这样干了三年，家境略有好转，父亲续了弦。14岁，父亲咬牙卖了耕牛决定供我读书。我考取离家70里的江口镇小学五年级。同学们几乎都是有钱人子弟，可我用功读书，第一年就考了班级第三名，心里无比喜悦。
      次年（1932年）6月，学校风传湖北的红军要入川，于是提前半个月放暑假。回家后不久的一天，还未起床，山上有人趁着拂晓敲镗锣：“红军来了，红军为穷人好，不要受地主蒙蔽。”9月，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来了，打土豪，分田地，开仓济贫，拯救我们这些饥寒交迫的受苦人。家乡最大的地主陈光国，有几百亩良田，家产被分掉。我家换到地主山下丰腴的水田（原有的山上田给地主种）。我还分到一条地主的绸裤。穿上身，心里充满翻身感，并渴望参加穷人自己的队伍，去解放天下的受苦人。
    枫红谷黄的10月，我参加了赤卫队，任务是保卫地方的安全，协助红军作战，武器是矛子、大刀。红军保卫响水滩，我们赤卫队在后面助战、助威，获得胜利。动员参加红军，我想参加，可父亲不同意。这时红四方面军因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撤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大巴山，进军通（江）南（江）巴（中）建立川陕根据地，也来到我们家乡。恰好我二叔何思武已参加四方面军，在11师33团担架队，带信来动员。于是我报名参加四方面军。1933年春节后一天，父亲煮了肉送我，哭了，我向爷爷磕头辞别，噙泪紧走。村上同行的有一、二十人，其中有一位是我的堂叔。
    1933年2月，我满16岁参军。在新兵营训练半个月，分配到11师（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33团1营（营政委熊厚发）2连3排7班当战士。人小个矮，没有条子枪高，就发了小马枪。
    1933年2月，四川军阀田颂尧被蒋介石任命为"剿匪"督办，会同军阀杨森、刘存厚对川陕根据地发动三路围攻。不久，田颂尧一部进攻得胜山，于是我第一次参加打仗。记得那一天凌晨，天下起雨，我的衣服全淋湿了，山上好冷，冷得直哆嗦，战斗就要打响，我感到又新鲜，又害怕。连长问我：“小鬼，怕不怕？”我自尊心挺强，犟着嘴说：“不怕！”连长教导我：“要做好汉不怕死！”
    战士中流行着一句话：“打死脸朝天，不死万万年。”这种英雄主义气概感染着我。仗打响，我跟大伙一起放枪，冲杀。雨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这一仗我打死三个敌人，连长夸奖我勇敢：“小鬼头满机灵的嘛”。把我调到连部当通信员，并叫司号员邢用才介绍我加入共青团。
    5月打空山坝。半夜一点吃饭，部队开始行动。冒着大雨翻山越岭长途奔袭，穿插到敌后猛攻。敌人被我们这些天降神兵杀得措手不及，夺路而逃，向西逃进楼子庙，依庙据守。庙依山而建，我们攀到庙后的山壁上向下攻击。敌人只好弃庙再逃。我们继续向西追赶数十里，把敌人赶到一条宽阔的河边，把敌歼灭。这一天连打三仗，夜战到天明，天明到黑夜，连饭也没好好吃上一口，连奔袭带打仗再追赶，跑了180里，终于获得歼敌三个旅的重大胜利。不幸的是追歼途中，我发现道边一位牺牲者极象我堂叔。但战斗正白炽化，必须继续作战。胜利后，战友告诉我那位烈士确是我堂叔。我心头一沉。然而我距离堂叔牺牲地已隔百里，部队随时会有行动。我只能面向苍冥，遥寄哀思，作为祭奠。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残酷的。"青山到处埋忠骨"，后面部队会妥善安葬烈士们的。堂叔名何思笛，年仅二十多岁，父母双亡。愿家乡的山山水水永远记住他！
    空山坝的胜利，是反三路围攻的决定性胜利。胜利后，我首次见到师长倪志亮、政委李先念。
    1933年6月，部队进行整编：11师扩编为30军，政委李先念。33团改编为30军90师，我在268团。四方面军人数已达四万人。
    部队向西扩大根据地，占领苍溪，南部一带，在文昌宫休整。6月营政委桂成枝找我谈话：“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队，共产党好，你愿意参加吗？”我想共产党好，愿意参加，就由共青团转入共产党。
    9月，营（山）渠（县）战役开始。我团攻打营山北玉山场，敌人吓破胆，逃得好快。我们紧紧追赶，直追60里，终于追歼逃敌。此役后我调到营部当通信员。
    不久，部队从新区向东扩大根据地，驻得胜山。休整后准备打绥定（达县），开干部大会动员。我是通信员，也在场，第一次看见四方面军军委主席张国焘。绥定是四川军阀刘存厚盘踞之地。10月，我部发起进攻，刘部不禁打，慌忙逃跑。虽然如此，战斗还是惊心动魄的。战斗时，突然我与一身材高大的敌兵打个照面，一下子被他打倒在地，眼看明晃晃的刺刀就要刺到，我连的一个班长从敌人背后一枪托把敌人打翻，救下了我。这位班长不久就牺牲了。由于战斗频繁，人员进出很大，我也不知他的姓名，但愿他的英名能收录在川陕根据地烈士名录中，让后人缅怀。绥定被我军占领。我团团部住在刘存厚小老婆公馆里，我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感到十分稀罕。街上还有兵工厂，被服厂，都被我军接收。
    我调到了团部通信排手枪班，发生一个小插曲：一天突然有人告发我是富农子弟，因为我识字，读过五年私塾。我被卸下枪，传去审讯："你家是不是富农？"我说不是。后来经过调查，证实我确是贫农，才把枪还给我。当时以为部队执行阶级路线严格，现在才知道是张国焘的"肃反"极左路线。
    这时，我又调到90师新任政委何立池处当小书记，也就是背公文包，看管文件的通信员。部队休整，移驻万源。
    1933年11月，四川军阀刘湘就任"剿匪"总司令，发动六路围攻，妄想摧毁川陕根据地。我军上下同仇敌忾，沉着应战。1934年二、三月间，父亲愁云惨雾地来看我，说他请人算命，说我18岁会遇“大难”,甚至会死。这年我虚岁正好18岁，又正值刘湘六路围攻之际。父亲说已与领导说好，只要我愿意，就准许我回家。我不相信算命那一套，不愿回家。
     没想到不久我还真的遇了“难”，负了重伤。4月，为了有效打击敌人，我军先收紧阵地，撤到万源以南，到通江、镇龙观、刘坪一带与敌对峙。5月，时机成熟，我军准备收复万源一带。但是有座叫大面山的阵地久攻不下。大面山位于万源东南，山峰高耸，易守难攻。拿下大面山，就可以直下万源。敌人盘踞山上居高临下疯狂抵抗。战斗呈胶着状态。部队组织突击队（敢死队），我就报名参加。二营营长（诨名毛儿头，真名已忘）亲自率领我们突击队向上猛冲，敌人的机枪不断扫射。但我们终于把敌人击溃，占领了大面山。可惜我们在胜利的喜悦中没注意队形应及时分散，敌人一颗炮弹打来，我队一下子伤亡20多人，营长牺牲。弹片乱飞，我的腹部、双腿、双脚20多处中弹片，负重伤。此次战斗，我突击队出发时共280多人，结束时，活着下阵地的仅80多人，大多数牺牲了。后续部队终于打跑国民党陈国枢部队，收复万源，为以后"万源保卫战"中最后战胜刘湘的六路围攻打下基础。
    我被送到后方医院抢救治疗。我先被送到竹峪关医院（分院），又转送到几百里外的旺苍坝总医院。医院缺医少药,连******也没有,只得把我两手双脚绑在手术门板上进行手术,我紧闭牙关,浑身大汗淋漓。因条件限制，好些弹片至今还在体内。
    11月，伤好了，可以行走，却落下残疾（三等伤残），走路有点瘸，得了个绰号"何摆子"。直到前几年有位战友来看我，还这样称呼我。
    部队又要出发，领导通知我可以回家，我不愿回家。为照顾我伤残，回268团团部当通信员。部队又整编，268团作为主力团，编入88师，师长熊厚发。
    为扩大川陕根据地，部队打下陕西宁强。1935年阴历年三十晚，一部打下陕西沔县（勉县），为不影响老百姓过年，我们晚上冒着严寒露宿在河滩上。另一部打下褒城，几天后进军汉中杨虎城部，包围一个月，攻不下来。1935年2月上级命令撤离汉中，重新打跑田颂尧部，回苍溪一带休整。
    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系列行动只是为了迷惑敌人，真正的攻击方向─-嘉陵江，正面临血战。红四方面军长征即将拉开帷幕。
*中国工农红军川东游击军建于1929年4月，复建于1931年夏，活动于四川省东北部。1933年10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改编为红四方面军33军。 

二、远征迷雾

    1935年3月下旬,我已满18周岁。部队强渡嘉陵江，领导宣布将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会合。我们每人带上半个月的干粮随部队出发了。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举世闻名的长征，更没想到许多留在家乡的伤病员后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
    沿途一路征战。四月初进军剑阁、昭化、广元，然后又打下江油、平武、到火焰山休息个把月，又打下茂县，汶川，到理县杂谷脑休息。领导干部在杂谷脑开会，我随团政委去，第二次看到张国焘。张国焘说什么要与一方面军开展“竞争的斗争”。
    为迎接一方面军，1935年5月，我268团跟着李先念从杂谷脑出发，由东向西翻越虹桥大雪山。这是我们第一次翻越雪山。我们身着单衣，赤脚穿草鞋。山高雪深缺氧，没有路，稍一不慎人马掉下雪崖会被大雪埋没，同志们艰难地跋涉。幸而我从小就是个山娃子，正年轻力壮，又想到马上要和中央红军会合，所以这次翻雪山觉得没什么吃力，真的不觉得，只是到山顶才略觉疲倦。那时我觉得雪山真好看，日出日落时太阳照在雪山上，到处金光灿灿的，真漂亮啊！可是以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路线，过雪山次数太多了，上上下下，下下上上的穷折腾，再也没有这种诗情画意了。
    我们早上3点起床，9点上雪山，下午3时过山顶，5时到两河口，当晚又赶到懋功（小金）住下。住了几天，一方面军来了，我们非常高兴，列队欢迎。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队伍中间。
    不久，为保障党中央北上的左翼安全，我团又打下丹巴。敌人很少，很好打。
    本来一切都挺顺利，可是，张国焘与中央闹分裂了。一星期后中央在两河口开会，张国焘参加会议，与中央发生分歧。张国焘不听中央指挥，口头上同意北上，实际上坚持南下，说中央红军失败了才到四川的。于是害得我们后来象“鬼打墙”一样在雪山草地之间打转转。
    我们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先从两河口出发，由南向北翻越梦笔大雪山，好不容易翻过去的当晚，就接到返回的通知，第二天不得不又翻一回梦笔山，回到懋功。
     1935年7月到两河口住了几天，又由南向北第三次翻越梦笔山，到卓克基、马塘一带，再向北翻越下大鼓雪山。长期的疲劳，我那块钻在大腿根部的弹片引起周围发炎，肿得象馒头，一瘸一拐的更厉害了，走起路来钻心疼。但是没有办法。前边的路再难走，也只得忍痛前行。这一带是藏族、羌族区域，语言不通，一掉队很少有生还机会。
    部队里充满了友爱。班长见我伤口复发，就扶着我走路；我人小，条子枪跟我差不多高，他就帮我扛；我自己背包背不动，班长也帮我背。后来部队整编，就再也没得到他的音信。都是很好的同志啊！
    为了不拖累班长，不拖累同志，当时269团负责全军后卫，并负责收容伤员，我二叔何思武又在269团担架队当队长。于是我就跟着269团走，二叔好照顾我。
    从下大鼓雪山出发又朝西翻越了另一座小雪山，到了松潘的毛儿盖。这时中央决定将红军分两路北上。我所在的红四方面军30军由程世才、李先念率领跟随毛主席作为右路军北上；张国焘率领部分四方面军部队和部分中央红军为左路军北上。 
    然后第一次过草地。这荒无人烟的草地表面上看野花烂漫，绿草茵茵，可实际上是个吃人的陷阱。草地有干草地、湿草地（沼泽）之分。沼泽地水深浅不一。浅地经大部队践踏后，泥泞滑溜，一踩一脚臭泥；深地必须踏草蔸走，不然便有灭顶之灾。有的草蔸浮在水面，踏上去便淹没水中，极危险。晚上选择高出水面的干地宿营，或者拾些干草垫着。天奇冷，只盖半块军毯睡觉。第二天醒来，旁边的四五个人冻死了。草地天气异常，忽晴忽雨。遇到下雨，没有雨具，身上单衣湿了干，干了湿。粮食吃完了，就挖野菜。野菜要挑没毒的。比如指甲菜，以前在家里喂猪,自然没毒，可以吃。刺槐，不知有没有毒，先放在水里煮透，把水撇掉，冒险吃下去，居然没事，还挺好吃。再如水葱花，讨教了藏族老百姓，知道不仅无毒还很可口，一尝果然如此，以后见到水葱花就象见了美味佳肴。
     有一次杀牛，我割了一块牛皮，烧掉牛毛刮净，放点盐用水煮，煮熟后晾干。行军饥饿难忍时，割一小块放在嘴里，真好吃啊，这是最好的美餐。
    其实整个长征途中，几天饿肚子没饭吃的情况太多了。记得一次实在饿得受不了，只好和几个战士跑去央求当地老百姓，摘些豌豆苗吃。老百姓见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饿得面黄肌瘦，怪心疼的，就答应了。于是我们小心翼翼把豌豆苗切成一小段一小段，煮熟总算稍稍填饱了肚子。
    前面说了，我的旧伤复发，行走困难，就跟269团走。二叔的担架队是最苦最累的队。草地行军，一个人走都困难，何况抬着伤病员呢！我尽量自己走，而二叔也尽量抽空扶我走。还帮我扛枪，背米袋，背包。缺医少药，缺衣少食，我的伤口很快溃烂淌脓血，发散臭味，撑着拐杖走一步都冒虚汗。二叔就让我躺在担架上，他抬着。二叔个子矮小，精瘦黝黑，四十多岁看上去五十岁也不止。看着他微驼的背影，我心里真过意不去呀！二叔还照顾我吃。有一次他向伙房要了一只羊头，炖了给我补身子。在二叔照顾下，我顺利地过了两次草地，又翻过了夹金大雪山，直到天全、芦山，伤愈归队。幸亏二叔，不然我死在路上了。
    即使这样的革命挫折期，一路上仍然有人参加红军。比如在藏族区，就有一位藏民给红军做通司（翻译）。他觉得红军是支很好的队伍，就参加红军了，还给自己取了汉名叫“杨东生”，可惜藏名反倒忘了。杨东生解放后曾任国务院民族委员会副主任。
    话说回来，我们好不容易走出草地，到了包坐，歼灭敌军一个师。驻了几天，不料左路军的张国焘在阿坝说，中央是逃跑主义，想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不听中央要他继续北上的命令。他擅自带领左路军从查理寺南下，并命令右路军中原四方面军的部队包括我30军，随他回头再过草地，人数共计10万。而毛主席带领右路军随后打下了天险腊子口，进入陕北。这时有很多四方面军的战士不满张国焘的南下路线，有谁愿意第二次过草地啊,偷偷“开小差”到一方面军去了。我也想到一方面军去，腿不好，我可以拄拐棍，可以爬！可惜上面已察觉，严加防范，不仅要干部监督我们，还要战士之间相互看管，就象是连座法。所以没去成。

我们没办法，只好掉头回草地。这次过草地，向南进发，我们心情压抑，看不到出路。给养又供不上，野菜已在第一次过草地时吃尽，只能挖草根，煮皮带头，找鸟粪和牦牛粪便中的谷粒充饥。随处可见上次过草地时烈士的遗体，而我们自己衣衫褴褛，疲惫饥饿，大批战士走着走着就陷入沼泽，或者栽倒，再也醒不过来。张国焘想了个馊主意，命人编了《打成都歌》给我们打气：“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积极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消灭川滇敌残兵。努力扩大铁红军一百万，全国胜利有保证。”这首歌已成为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罪证。
    过了两个星期，终于走到丹巴，又从丹巴到懋功，这时已是十月份。我们由北向南翻越夹金大雪山，再继续南下，直打到天全、芦山，计划攻打成都建立根据地。驻了二、三个月，部队进攻雅安，传来了已调任25师师政委的何立池牺牲的噩耗。
    这时我腿伤好了些，调到269团2营营部当书记。12月8日，我又从269团调到四方面军指挥部通信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报务主任刘寅。后来知道，是何立池政委生前推荐我上通信学校的，他知道我有点文化。他同时还推荐了他的警卫员殷长祥，多么好的首长啊，他一直没忘记我。
    我们这批十九、二十岁的小伙子，其中还有杨大奎、秦华礼、阙之山、刘成义、陈彬、杨健生、高峻等46名学员（他们后来都是通信战线的骨干），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我们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很多人连汉字还认不全，但是用现代的话说，开始向高科技进军了。两三个教员，一支笔，几张纸，几本油印材料，就在长征途中开课了。休息时，我们开课学习，学电码，举行听写小测验；行军时，我们互相出题目考对方。我至今还记得：1就是嘀嗒，2就是嘀嘀嗒，3就是嘀嘀嘀嗒嗒......，比如我姓何，电码就是0149。我们居然还学了20多页的专业英语：比如Message等单词，和"I have a message"（我有电报）等短语。
    四方面军一路上遭受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损失惨重，伤亡过半。建立天全芦山根据地的计划告吹。于是1936年2月从天全、芦山出发，在罕见的严酷冬天，重翻夹金山，又回到懋功。然后在丹巴稍作休整，从东向西翻越被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这是我们翻越的最大一座雪山，夏天都没人敢爬，何况冬天？上山70里，下山70里，不知有多少同志长眠在雪山上，都是张国焘分裂主义作的孽啊！
    总算到了道孚、炉霍。这时开干部会，刘寅去参加。回来传达，张国焘又在会上大放厥词“反对中央逃跑主义”。
    我们在炉霍休息三个月，1936年5月中旬从炉霍出发，向色达方向前进。一天路上休息，见几位首长骑马而过，刘寅指给我看，他们是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还有陈昌浩、徐向前。前方部队已在甘孜与红二方面军会合。这时中央红军早已到达陕北。

于是二、四方面军一起行军北上，从色达向北又向东，沿四川北部青海南部边境进军，第三次过草地。想到将和中央红军会师，我们相互支持，走了半月，终于走出草地，经分水岭又到阿坝。
    以后的路线又变得诡谲难测。先向东经腊子口到甘肃岷县（州）北边30里的黑桃浦住下，住了半个月。突然下令向西北走了三四天，阴历八月十三日到临潭县。眼看快和中央红军会师了，突然上级下令准备干粮，要我们向西走，过临潭西南边一块草地去建立根据地。我们走草地早走怕了，象挨了闷棍，都懵了。
     第二天，刘寅去开会，回来传达了震奋人心的消息：“不要准备干粮，不再过草地了！去和中央红军会合！”接着传达：这次会议是朱德主持的，陈昌浩作了讲话：“现在有两条路：一条是过草地建立根据地（指张国焘路线），另一条是向东走几天与中央红军会合。”参加会议的人一致高喊：“与中央红军会合！”并热烈鼓掌。于是陈昌浩宣布：“明天就出发向东走，与中央红军会合，三大主力红军会合我们就有力量了！”与会者听后长时间鼓掌。
     刘寅传达到这里，我们也热烈鼓掌，一致要求与中央红军会合。这是军心所向！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早已不得人心了。
     历八月十五下大雪，这种天是无法过草地的，大家都开心地说：“天助我也！”早上我们向东出发和一方面军会合，心里别提多高兴。为了一、二、四方面军会合，一方面军派陈光率领一个团来接应，我们走了七八天，阳历10月8日到达甘肃会宁，终于与中央红军会合了。住一天，召开盛大的庆祝会。由政委主持，朱德总司令讲话：全国红军主力会合，大家要虚心共同学习，统一服从中央领导；这次会合是胜利。大家听后鼓掌，以后转到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讲话：“会合要相互学习，”然后话锋一转又说什么：“要竞争的斗争直到胜利。”讲到这里，坐在下面的战士****走火，于是宣布散会。
    三大主力终于会师，从而结束了长征，当时的场面太感人。我们这些长征途中与几十万白匪浴血奋战的将士们无不骨瘦如柴，伤痕累累，衣不蔽体。我们相互拥抱，欢呼，流泪。被炮火熏染，赤血浸红的军旗，在大西北的猎猎金风中高高飘扬。我们一遍又一遍高唱《三大红军主力会师歌》：“万里长征经历了十一个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和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庆祝全国红军主力胜利的会合，嘿！我们英勇向前进！”
     四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经历川、康、青、甘四省，三过草地，分别征服了虹桥山、巴朗山、梦笔山、夹金山、党岭山、大鼓山、长极山、会德山等大雪山，还和几十万白匪作战，真是气盖山河啊！
    讲到这里，我也提个小建议。一般说法是长征经过了十一个省（以一方面军路线计算的），实际上二、四方面军从色达到会宁的路程，要经过青海，有两天的路程，所以青海省也应算入长征经过的省份。
     长征结束，我们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执行宁夏计划，西渡黄河。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难复还。"从此踏上了更为悲壮的历程。 

三、碧血西行

    征程未掸脚未洗，长征欲了又长征。更为悲壮的历程自此开始了。
    大会师后仅两天，来不及休整，来不及补充给养，来不及换身衣服，四方面军就接受了中央军委会师后的第一道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这时四方面军仅余33，000人。朱德、刘伯承、张国焘均已去陕北。
     10月12日，四方面军从会宁出发，一部分向东，我们向北走，来到黄河边。黄河浊浪排空，声如雷吼，对岸山峦，重叠起伏，山上山下有许多黑黝黝的敌人碉堡。
     10月24日，我们到黄河东岸靖远附近，住一天，从虎豹口（河包口）由东向西北强渡黄河。我方以迫击炮和机关枪掩护，几十艘木船和牛皮筏子冒着敌人的炮火英勇前进。很快强渡成功。至天明，我部已全部过河，接着9军、5军也完成强渡。过河部队是：四方面军的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9军、一方面军的5军，计21，800人。由于国民党胡宗南部队阻拦，四方面军的4军、31军未能过黄河，于是宁夏计划失利。
    过河部队改称西路军，只能独立作战，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我们的目标是：向西北进军，打通国际路线，奠定抗日后方。起着策应河东红军的战略作用★。
    西路军指挥部无线电训练班（原四方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仍在进行。开始，我们一边行军一边学习。休息时，把电键放在膝盖上作发报练习，把纸页放在背包上学习收报。
    我们和“马匪”（马步芳等部）作战。开始进展顺利。首仗与马禄作战，取得胜利，歼敌一个团。可是“一条山”之战后，仗越打越凶险。9军古浪失利。
    30军打下永昌，我们在永昌驻了半月。后来听说西安事变，捉住蒋介石，群情激愤，要求杀死他。又听说把他放了，很不理解。
    1937年1月奉命打凉州，没打好。又在永昌、高台、张掖、金川、银川一带疲兵屡战，不断失利。妇女独立团在临泽蓼泉乡失败。高台战役5军团全军覆没，军团长董振堂牺牲。
    30军在倪家营子被疯狂的马家军围困的象铁桶，激战40个日日夜夜后，不得不向祁连山突围。主力88师损失重大，师长熊厚发负重伤。
    倪家营子保卫战开始后，运输员、摇机员逐步充实到连队打仗，电训班学员逐渐分到电台，充当摇机员、运输员、警卫员，还要承担战斗任务。
    我们从包围的密密匝匝的倪家营子突围出来，3月11日晚上从魏营子出发，一夜急行军120里到梨园口，这一天是3月12日正是孙中山的忌日。这里是通向祁连山的入山口。在梨园口打了一天，晚上向祁连山进军途中，马匪紧追不舍，我走在前面
      和另一同志用杠棒抬着蓄电瓶，急过前面的冰河。3月份的河冰不堪重压，河冰破裂，我一下子从冰窟窿里掉入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幸亏身上横背的枪杆搁在冰面上，才没被水流卷走。后面的同志放下杠棒赶快把我从水中救起。下半身湿漉漉地往下淌水。来不及擦身，来不及换衣（也无衣可换），来不及取暖，我们两个抬起蓄电瓶飞快的向祁连山继续转移。单薄的裤子早已湿透，在冰天雪地里结了冰，硬邦邦的，行军走路，这冰裤子一下断裂了。冷风直吹两腿，痛如锥刺刀剜。
      这时我看见警卫员守卫着熊厚发师长正坐在路边歇息。熊厚发是我的老首长，我刚参军在33团1营，他便是营政委，后来是我们88师的师长，我到指挥部电训班后，又和他常见面，还常闹着玩。这会儿，我惊奇地问：“首长，你干啥子哟，坐着不走动？”“小何呀”， 熊厚发握住我的手，声音低沉：“我的伤厉害，不能走啦。希望你永远革命，以后再见！”谁想到“再见”时已隔阴阳。解放后我到青海省会西宁市开会，见到熊师长的墓。原来熊厚发因伤重，带人在祁连山打游击。与搜山的敌人遭遇战时，其余人全部牺牲，他在昏迷中被俘，被押往西宁用炮轰死，年仅24岁。
      3月13日撤退到康隆寺后面的牛毛山，这时上至军长下至伙夫，不分这个员那个员，都同时上阵抗击敌人。我穿着冰裤子仍不停地摇机，保证通信通畅。耳边是一片枪声，手榴弹爆炸声。

  直到下午，刘寅抽空解开背包，抖开他唯一的被单，剪成裤样，教我并帮我缝成裤子穿上。
      13日晚，我们向西转移到石窝山。我们刚上山，敌骑兵已到山下，凶悍地发起冲锋，战士们拼死抵抗。次日又从早上七八点钟一直打到下午六时，敌人无法前进一步。西路军只剩3000多人了。这时通知刘寅去开会。回来后立即传达上级指示：徐向前、陈昌浩离开部队以减少目标。另外，李先念、程世才带30军1000多人为左支队，王树声带另一部分人为右支队，分开行动，其余人就地打游击（后二支部队均被打散）。
      大约下午五时，山头响起苍凉的马嘶声，只见陈昌浩、徐向前挥着手，悲痛地向我们告别：“同志们，再见啦......你们要保重啊......”至今他俩的湖北口音和山西口音还在我耳畔回响。
      军情紧迫，刻不容缓。石窝分兵后，奉命砸碎电台、马达，仅留一部，即我们的第8电台，8台始终跟随指挥部，台长为汪明震。我们随程世才、李先念进入祁连山一路西行。我扛着三四十斤重的蓄电瓶、马达，饿腹行军常累得口吐白沫。祁连山重峦叠嶂，冰封雪阻，昼夜气温在摄氏零下25-40度。衣单不堪寒，随时有战友冻死。我用两张羊皮割去头部，四腿打结，做成皮背心，穿上身；下穿刘寅被单做的单裤，总算熬过长达一个月的酷寒。
     我们左支队走到分水岭附近，唯一的电台和党中央联系上了。中央回电指示我们，向新疆前进！中央会派陈云、滕代远同志去迎接。消息迅速传开，全军欢腾雀跃。原先还有人抱怨："中央不要我们了。"可现在一扫阴霾，仿佛黑夜中看到一盏明灯。李先念向大家兴奋地念着中央来电，然后说：同志们，党中央一直在寻找西路军，中央没有忘记我们，并指示我们去新疆，中央还要派人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心，克服一切困难，走出祁连山！
     有方向，有目标，我们勇气陡增。行军中，我们唱起新编的《巍巍峨峨祁连山》：
    “巍峨祁连山，伟大英勇惊人的行军。
     饿腹前进病忍呻吟，艰苦冒险向西行。
     为着团结西北抗日的力量，我们英勇向前进！”
     我继续背着马达、蓄电瓶，和大部队一道，经过跑马场，鄂伦河，在这渺无人烟的冰雪世界里，整整行军并为生存斗争了30天，终于走出祁连山，进入戈壁大沙漠。
     4月14日到石包城，15日又出发，17日到距安西十几公里的地方住下。准备打安西，以补充给养和休整。没想到敌情变化，突然增加两个旅，而我们不知道。17日开始进攻，18日还没打下，又牺牲了不少同志。18日晚奉命撤退，急行军去90里外的白墩子。19日到白墩子休息，没等水烧开，敌骑兵又到。我们的两条腿始终在和马匪的四条腿赛跑。我们边打边撤，敌人紧咬不放，打了一天只撤了十几里。
     下午，我奉命放下马达，带领摇机班的学员在前面山头和别的部队一起顶住马匪的进攻（摇机班学员中只有我一个打过仗）。掩护其他同志退到50里外的红柳园，随后将仅有的电台马达等捣毁。
      一直坚持到傍晚五、六点钟，刘寅派人叫我们撤退，跟部队往红柳园转移。六七点钟，我们隐隐约约听见程世才骑着马，一边走一边喊：“敌人多，同志们分散向西走吧，减少目标。”
      刘寅、我、杨大奎、阕之山、刘成义一起向外冲。我是电台代理支部书记。拚杀中，我忽听背后响声，急忙向前一跃，一个马匪挥刀砍空，我急转身扣板机一个连发，将马匪击毙，之后和刘寅等四人会合，冲出包围圈，逃过这最后一劫。
      21日，我们沿红柳园旁边一条上山的小道走，既能看见甘新公路，又不易被敌发现。竟日恶战，滴水粒米未进，我们疲惫、饥饿难以言述。
      22日来到甘新公路，沿着公路上的电线杆向西走，在离大泉十几里的地方，看见聂鑫一个人坐着。经历生死关，大家见面十分欢喜。他跟我们一起走。到大泉，找到一间便于撤退的破旧空房，院落里还有前头部队吃剩的驴肉。我们烧着吃饱，然后睡觉，由刘成义放哨。天亮时，忽听外面有人说话，我们持枪靠墙侧身细听，原来是电台负责人王子纲带了五六十人突围而来。我们破门而出，同他们又是拥抱，又蹦又跳的，并把准备当早饭的一条驴腿给他们吃。这时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小水坑，上面还有羊粪。大伙连叫“谢谢老天爷”，我一口气喝了六杯。王子纲捶了我一下，说：“放心吧，前头就是星星峡（新疆境内），敌人不会追来了。”
      23日9时出发走了七八里，前面一溜尘土飞扬，开来一辆卡车，车上插着军旗。车上人喊："同志们，不要怕！我们是先到的"。又说："我们是盛督办派来接你们的，上车吧！"原来，新疆督办盛世才，当时还以反帝、亲苏的政策相标榜，因此在我党交涉下，盛世才答应将西路军余部接到迪化（乌鲁木齐）。
      我们让刘寅、王子纲先上车走，过了一、二小时，车回来接我们到星星峡，住在那里。盛世才派飞机寻找李先念、程世才。25日下午，李先念、程世才及余部也乘卡车到了星星峡。原来他们是往内蒙古方向走的。这时进行人数统计，为318人。又派人去找，陆续有散兵归队。28日陈云、滕代远来看我们。这时又一次登记，人数为420多人。
      1937年5月1日上午，艳阳高照，红旗飘扬。我们欢庆“五一”劳动节。主席台上，陈云、滕代远和李先念、程世才等首长泪眼相望，互相问候。陈云讲话：“同志们，你们好！”他们代表党中央、第三国际、斯大林、毛泽东向我们问好。还说：“革命斗争有胜利，也会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了有生力量，将来还可以发展到几十万，几百万......”。
      然后我们每人发了一身新衣，一套碗筷。我们撤出根据地已两年半，一身衣服早已烂光了。
      随后几天，在陈云、滕代远率领下，我们乘十多辆卡车从星星峡出发到迪化，住在北郊公园附近的纺织厂。成立干部队，电训班划归干部队，住小东门，还参加学习。
      盛世才也来看我们。发给每个红军战士相当于三块光洋的银票。我舍不得花，把它兑换成国统区“中央银行”发行的通用钞票，给父亲汇去，还附了几句话：忠孝不能两全，我不能在家尽孝，寄上这些钱，以示孝心。父亲收到信，知道我还活着，大喜过望，回信夸奖我：“在国是忠臣，在家是孝子。”我真高兴啊，心里很温暖。
      1938年3月通知回延安。4月18日我坐着苏联汽车从迪化经星星峡，驶往昔日战场。只见饱受日晒雨淋的战场上，依然尸横于野，白骨累累，半入尘土，半入蒿丛。当年的21，800人，只余下420多人，不禁想起念私塾时学过的《吊古战场文》：“浩浩乎，平沙无垠......鸟无声兮山寂寂，夜正长兮风淅淅。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
      我想起二叔，1936年底永昌长城边上见过一面，以后再无消息。解放后才知道，兵败祁连后，二叔在战斗中被俘，后又逃出，一路讨饭回到老家，疗治创病，不久病殁。令人痛心不已。
      1985年我重回当年战场，在高台凭吊了董振堂军长等2500名军魂。高台烈士纪念馆馆长，就是西路军幸存者。他表示要永远陪伴董军长等先烈们。
                       尾    声   
      1938年5月1日，我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成了八路军。再到延安，刘寅调任53分队队长，黄荣任报务主任，我是报务员。以后调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湖北黄冈，鄂东地委郑位三处当队长。又调到四支队留守处当队长，驻安徽立煌白小河。再调新四军立煌办事处当电台队长，办事处负责人李丰平、何伟。1940年春，原拟安徽地下武装起义，中央不同意，却暴露目标解散，电台隐藏在地主家，交通员带我从六安到涡阳办事处。1942年2月到新四军四师。1943年8月到军部党校学习，调新四军军部电台中队长、电训大队副大队长。1945年4月和黎明一起调新四军七师，任通信科长。1948年冬调到第三野战军八兵团任通信科副科长。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后，南京解放，我随部队驻在南京。不久调到浙江，任浙江省邮电管理局局长，1954年调浙江交通厅，吴化文为厅长，我任党组书记、第一副厅长。1956年到北京邮电部任工程局局长。1958年到上海，先后任上海市邮电管理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至1988年离休。
     回首往事，感到我这么个四川山沟沟的穷娃子，能参加革命，跟着中国共产党打败了日本鬼子，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创立和建设了新中国，就从内心感到高兴。我这一辈子没有虚度，过得值得，过得悲壮充足又轰轰烈烈。
     祖国的前途是辉煌的。我为祖国留了血汗。愿子孙们把她建设得更美更好！  

★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过河部队称西路军，11月中旬以后，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与绝对优势敌人进行浴血奋战，气壮山河，可歌可泣，但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初最终失败。（摘自《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简编》第71页）。  

                                       二零零四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