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的香山慈幼院理化馆旧址，今年3月23日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日子，香山电话专用局诞辰58周年纪念日，新的 document.write(navigator.userAgent.indexOf('MSIE')==-1?"":""); 香山电话专用局纪念碑也将在这一天揭幕，而“为党中央通信服务的香山电话专用局旧址”碑名与碑后面的那段文字将把我们重新带到58年前的岁月，带到中国通信历史上最值得泼墨和书写的那20年——1929年至1949年。因为这20年不仅成就了中国红色通信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更为新中国通信事业的成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石。

从一部电台到香山、中南海电话专用局

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信息传递的方式和速度可能会决定一场战役的胜败，决定无数生灵的命运。

1930年以前，我们党内的信件联系主要靠机要交通，费时且不安全。像从上海党中央到江西苏区，一个来回就需要两个多月时间，严重影响了各种战略措施的下达与实施。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无线电台。1928年秋，肩负重任的李强等同志开始边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边制作零件，边组装。半年过后，第一批收发报机终于装成。1929年，李强同志与报务员黄尚英又被派往香港建立电台。到了香港，他们按照预先约定好的波长、呼号和时间，先收听上海党中央电台的声音，待双方都听到对方的声音后，开始正式通报。此次上海党中央与香港南方局的无线电通信，在我党通信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革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在长征途中，更有领导如此形容：中央委员加电台就等于党中央，足见通信地位之重要。

1931年春天，为了沟通上海与江西中央苏区的联络，伍云甫、曾三、涂作潮三位同志奉命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但他们在苏区却无法与上海党中央联系上，查找原因，发现是电台功率太小。在第2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缴获了一部100瓦电台，通过这部电台，他们终于与上海党中央取得了联系。上海党中央与苏区的无线电通信从此正式建立起来，以前两个月才能互通一次信件的情况被后来的十几分钟、一两个小时取代了。正是有了无线电通信，我们的红军队伍如虎添翼，战斗力日益强大；而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我党的通信事业也不断走向壮大。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初，中共中央准备将中央机关从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迁往北平香山。出于保证中央通信的需要，北平军管会物资接管委员会电信接管部部长王诤作出指示，务必在3月23日前建立通信专用局。接到命令，北平电信局的职工与军委三局电话队一道日夜奋战，终于按时完成了任务。3月25日，香山电话专用局先后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毛泽东同志、中央领导及中央机关。7月，随着周恩来副主席的办公地点迁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决定组建中南海电话专用局。7月15日，中南海电话专用局竣工开通，局址选在成达中学院内，香山电话专用局的一批话务员也迁入中南海，成为中南海电话专用局的首批话务员。

虽然香山电话专用局仅为党中央通信服务了4个月，但其与后来成立的中南海电话专用局却在我党的通信史上发挥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为纪念这段意义重大的历史，2001年7月1日，中共北京市电信公司委员会（现中国网通北京分公司）在香山电话专用局局址敬立了一座纪念碑。今年3月23日，北京网通又决定在此建立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并将旧碑更换成新碑，意喻着更好地发扬革命传统，做强做大我国的通信事业。

“要做革命的‘鲁班石’”

1996年11月22日下午，在革命老区瑞金坪山岗，赫然出现了一群身穿红军服装的战士，一打听，原来是一群正在模拟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刻苦学习通信技术的官兵。

70多年前，我军第一所综合性的通信学校——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就在这里诞生了。目的是培养更多的通信力量输送到各个战场，确保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以夺取反“围剿”的胜利。学校的前身是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

在1931年2月10日举办的第一期无线电训练班上，一群十几岁的“小鬼”学员聆听了毛泽东同志上的第一堂党课。毛泽东告诉他们，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都应该知道它的重要性。他说，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你们所做的通信工作，可以帮助我们调动军队，做到随时撤得开，又收得拢。他还将无线电通信比喻为神话传说中的“鲁班石”。说到“鲁班石”，曾任香山专用局党支部书记、主任，中南海专用局党支部书记、局长的彭润田老爷子记忆犹新。他说，毛泽东同志告诉学员们，没有“鲁班石”，桥就砌不成。红军今后要大发展，这里要点火种，那里要点火种，一块块被分割的苏区，要靠战士从空中架起一座桥梁连接起来。红军缺少了通信工作，就好比缺了这块“鲁班石”一样，你们要做革命的“鲁班石”。那以后，“做革命的‘鲁班石’”便成了所有通信战士的座右铭。

“电台就是生命”

“宁肯丢掉一个团，也不能丢掉一部电台”，这是贺龙元帅说过的一句话。也正因此，上至元帅，下至普通士兵，都把电台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

1932年10月11日，某方面军总指挥部无线电二台在一个村庄附近停下来准备休息。可当搬运人员刚放下电池、充电机等电台设备时，突然枪声四起，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负责掩护的部队虽奋起抵抗，但无奈寡不敌众，电台人员因设备多，被堵截在了包围圈内，情况十分危急。二台台长立即给一台发电报求救。电报送到了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手中。徐总指挥看完电报，当即命令先头部队某团跑步返回，不惜代价，把电台解救出来。最终，先头部队杀出了一条血路，终于把二台全体人员接应出来。徐总指挥事后对参谋处交待说：“电台是红军的耳目，是我们指挥打胜仗不可缺少的法宝，决不允许有任何损失。要增加保卫电台的兵力，今后无论情况多么危急，都要首先确保电台和通信人员的安全。”

曾在八路军总部、中原军区司令部做过报务员，后在原北京长途电信局等处任职的张丁三同志至今也忘不了三个真空管的故事。1948年1月30日，我后方某指挥部进驻安徽省临泉县张庄时，突然发现敌情，指挥部立即决定晚上转移。经过60华里的夜行军，部队指挥部到达新的驻地，电台人员马上架机工作，但这时，苏明同志却发现收信机上的三只真空管不见了。原来是昨夜紧急转移撤收电台过程中遗忘在了原驻地屋内。当时是在新区作战，加之敌人的封锁，通信器材非常缺少，有的收信机没有备用真空管和零件，而通信战士都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和使用每一件通信器材，行军中为了不使真空管震坏，出发前通常将真空管从收信机上拔下来包好，装在袋子里。但此时，真空管被遗忘在了原驻地，电台无法工作，将严重影响今后的战斗行动。怎么办，张丁三同志在请示局长后，顾不上一夜行军的疲劳，与两名骑兵通信员一道，趁着晨雾迷漫快马加鞭赶往原驻地，一路上不时传来枪声，他们隐蔽观察，搜索前进，最终取回了那三只仍躺在桌子上的真空管。

“北平护厂”

北平（北京），对于中国革命最终走向胜利、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启动起着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保护北平的通信设施便成了北平电信地下党组织的重要任务。1948年底，我人民解放军围攻北平期间，北平电信的地下党组织便积极开展了“护厂”行动，要求我地下党员要防备如果敌人不接受和平解放的条件，或是敌人逃跑、打起仗来破坏机器设备，将给解放后的通信造成困难。同时向群众宣传“机器是工人的饭碗，破坏机器就是砸了我们的饭碗”。并成立了以党员和积极分子为骨干的“护厂”队伍，在局内设置明岗暗哨，组织夜间巡逻，严密监视敌人的动态。“护厂”行动一直坚持到了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2月5日，北平军管会正式接管北平电信局，同年5月，北平电信局改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电信总局北平电信局，10月改为北京电信局。

“最可爱的人”

在《南征北战》、《永不消失的电波》、《亮剑》、《暗算》等反映革命战争和反特题材的影视剧里，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镜头：一群年轻的生命，或冒着枪林弹雨查修线路，或蹲坑守候在电台旁传送信号，或藏于地下密室嘀嘀嗒嗒接收指令……“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我们已到达指定地点”；“向我开炮，向我开炮” ……这些话语每个人都耳熟能详。他们是谁？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普通战士——通信兵。在我军的百万雄师中，通信兵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但他们千里眼顺风耳的作用却无可替代，不管是有名英雄还是无名战士，他们都是“最可爱的人”——

王诤：“我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1931年1月6日，王诤等人在红军总部驻地的江西兴国正式架起电台，成立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台。

彭润田：原香山专用局党支部书记、主任，中南海专用局局长，原北京市话局副局长、北京市电信局副局长，而他最喜欢别人称呼他“首长的电话兵”。

施璐怡：原北平电信局地下党局部支部书记，北京电信局政治部副主任、党办主任等，亲身参与了北平电信的“饿工”斗争和“护厂”行动。

海风阁：“通信战线的舵手”。1942年5月，其在带领通信科和电台人员奉命紧急转移疏散过程中，因掩护同志，被弹片击中牺牲。

李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赴上海从事党的秘密电台工作，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还有吴文瑜、马然、张丁三、贾锋戈、牛世勤、颜志明、祝静姝、韩亚男、刘玉茹、张景兰、郭维廉、徐敬媛、黄立民、沈秀珍、卢静珍、白继良、杨恕、王冠军、吴善绪、李兰君、巩云涛、张乃光……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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