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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延安到新四军作通信工作的片断回忆 | |||||
| 作者:何永忠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8-10-30 | |||||
| 我原是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的,一九三八年五月从新疆迪化返回延安,住了一个多月,六月底或七月初,我和聂鑫、刘成义(已逝)、唐士吉四人,经西安到武汉办事处。抵武汉后,唐留在办事处工作,我和聂鑫到开设在法租界二窑小路的电台上工作,主要联络新四军军部。八月下旬,我和聂鑫、刘成义、陈庆熙又从武汉出发(我和聂各带一部电台),到鄂东四支队留守处,后又到黄安郑家湾住了二至三个月。那时郑位三同志是鄂东特委书记,我从武汉带的那部电台就留在特委工作。在我未走之前,在张銍秀领导下,将原特委机关(四支队留守处)编成六大队。不久,我在郑位三同志带领下到安徽立煌县白水河(四支队兵站)工作,大约有两个月时间。叶挺军长在处理高敬亭事件以后,带着一个电台(温凤山在那个台工作)也到了那里。叶挺带着何伟到立煌县去和安徽省政府廖磊谈判,温凤山就叫我到他台上去帮助工作。谈判后,以兵站的人为基础组成新四军驻立煌县办事处,叶挺走后我留在办事处,从一九三九年的三月工作到十月。黄岗事件后,办事处决定撤退,由于敌特监视,不易离开。因此,我们想出办法,在晚上搞个假天线架起来,把真天线收起来,把机器包好,交给地方党的同志挑着,从小路翻过山去。然后由地方党组织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工作的王光宇同志把我和报务员翁杰夫同志带出去,走了三天,大约在十二月上旬,到了六安刘家湾。住在地下党员刘润丰家里,继续用电台和新四军军部、四支队、六支队及党中央联络。白天不露面,晚上把天线架起来工作。当时其他安全措施是没有的,主要靠地下党同志掩护。这时负责人是李丰平同志,当时撤退到六安是准备通过皖西秘密党组织发动苏区的群众搞武装暴动。各方面准备好以后,报请党中央批准,但党中央不同意,并责令马上撤出六安,到六支队(后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去。由于情况有了变化,不能搞暴动了,就把电台藏在刘家的搁楼上,是一个15瓦机器。由王运之同志掩护我们,转了十几天,于三月中旬,再由熊家富同志(化名老刘)负责带我们到涡阳县城去,在那里找到了六支队办事处主任马苟伍,他告诉我们六支队住新兴集。一路上问去新兴集怎么走,安徽老乡误听为“西阳集”,我们就照人家指点的方向走,快进集时听到军号声,以为找到了,再一问老百姓,才知道这里住的是国民党的一支部队,原来是我们走错路了,只好赶紧返回涡阳城办事处,待他们详细告诉去新兴集的路后,我们一路上跑得很快,四十里路一个上午就赶到了,进去一看是新四军六支队。到司令部找到了岳夏、吴文树、蒋明炬、熊梦飞同志,从此又回到前线部队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我记住了这天是一九四O年四月二十一日。到了六支队后,三科长熊梦飞同志赶忙来看我,并分配我去一台当报务员,一台队长是赵希忠。一九四0年六月一日,六支队司令部在新兴集开大会,通信科长熊梦飞等同志都去开会了,我在家值班,九时左右,放哨的杨佩荣同志对我说:何队长,外面有枪声。我到外面一看,人乱哄哄的到处跑,说鬼子快进村了。我叫警卫排马上作好战斗准备。电台是否拆线转移,科长不在家,我不能作主,又等了一阵子,司令部的电话仍打不通。我是个报务员,怎么办呢!情况十分紧急,不能迟缓,我和杨佩荣同志商量后决定撤收电台转移。我们才跑出去一里多路,敌人占领了我们驻地。约跑了有三里路,熊梦飞同志骑着马赶来了,上气不接下气的问,何队长!怎么样了!机器带出来了没有?我说机器和人都来了。熊说:我就怕你不走,等命令,那可就糟啦!你转移了就很好。在这次战斗总结时,彭雪枫同志在大会上讲,熊梦飞呵!敌人这次“扫荡”,你们通信怎么样?电台在不在呵!彭雪枫同志实际上已知道电台没有受损失。熊讲,电台在呵!彭讲,这就好嘛!你们的工作同志不错嘛!这次战斗就是六支队有名的“六一”战斗。
注:本文摘自新四军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通信兵史料回忆选编]第一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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