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奉命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对新四军的卓越战功，国民党当局虽曾数十次明令嘉奖，但实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这支人民抗日武装的迅猛发展，不是欢迎、支持，而是千方百计地加以限制、打击，直至阴谋使用武力予以消灭。

        1940年l 0月1 9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皓(l 9日代号)电”，限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地区，从而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皓电“发出的第二天，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即增调部队，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围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准备。

        面对蒋介石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5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提出了斗争的方针和政策。l1月9日，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佳(9日代号)电”，驳斥“皓电”对我党我军的攻击和强令我军全部集中黄河以北的无理要求；同时，申明我军为顾全大局，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日。

         中央对新四军驻皖南部队的北移十分关注，及时加强了对新四军军部的无线电联络。早在1940年9月，就向新四军通报了国民党最高当局向顾祝同发出的“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要求皖南部队尤须准备；随后，又多次指示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必须迅速北移，并在行动中要提高警惕，做好自卫准备。同时指示新四军江北和苏南部队准备接应皖南部队北移，指示在重庆的周恩来等与蒋介石交涉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的时间、路线、安全、给养和弹药等问题。中央给新四军的电报由军部电台及时收进。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强调北移的困难和危险，幻想继续坚持皖南阵地，对北移疑迟不决。

        11月2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示叶挺、项英，要皖南部队务必“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12月26日，军部电台又收到由毛泽东亲自代表中央和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电报批评项英等“始终借故不执行”中央关于“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的指示，“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敦促其警惕国民党的攻击，迅速北移。

        在此期间，军部三科还加强了“三山办公室”的工作，及时破译了国民党军频繁调动，秘密布署力量，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包围的来往电报并迅速报告了军首长。

        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新四军军部及驻皖南部队才于12月底着手北移准备。首先将1700多名非战斗人员和1300多担物资器材分批经苏南转移到江北，其中有部分通信人员。他们是领队曹维廉，支部书记范崇 ，报务员温诤、林柏英、翁履康和机务室主任张相友等。

        12月28日，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皖南部队以临战姿态由云岭绕道茂林至苏南根据地，尔后待机北渡，井决定从1941年1月1日开始卡断同国民党三战区的有、无线联络。提前暴露了我军的行动意图。项英拖至l月1月方将此决定上报中央。

         1月2日。军部机关及驻皖南部队进行北移前的动员编组。北移部队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为左路纵队，由老一团、新一团组成；第二纵队为中路纵队，由老三团，新三团组成；第三纵队为右路纵队，由第五团、特务团组成。军直属队随第二纵队行动。   

         军部三科在部队进行北移编组的同时，也调整了通信联络组织，以保障北移途中的通信联酪。三科长胡立教带领“三山办公室”十余部收报机及全体工作人员行动。三科副科长兼军无线电台通信总队长曹丹辉带领军部三部电台(军部原有四部电台，此时，第一台与第四台合并)、机务室和军部通信连行动并保障北移途中对上对下的通信联络。第一台队长曹丹辉兼任，报务员有郭隆辉、吴群等人；二台队长罗兴英，报务员有廖希贤等人；三台队长袁德钧；机务员有张富根，陈焕新等。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驻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率领下，分三路纵队，由皖南泾县云岭一带开始北移。军无线电台通信总队，军部通信连及“三山办公室”的同志在三科长胡立教、副科长曹丹辉的带领下紧跟军首长行动．部队沿羊肠小道，在崇山峻岭中前进。5日，到达茂林地区时，国民党7个师的部队便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了，6日，  皖南事变的第一枪，在丕岭--我军东进的道路上，由国民党第40师首先打响，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遂组织了自卫还击作战。

         还击战斗开始后，军部三科立即建立了各级通信联络组织：军部电台迅速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原局、华中总指挥部、国民党第三战区电台沟通并始终保持联络；以军部电台为核心，组成与各纵队、各团的无线电通信网；军通信连电话排迅速开设了军部机关内勤电话，军部至部分前沿阵地开设了直通电话，形成了有线电话通信网；因相距较近，军部通信连还建立了至各纵队、各团的徒步通信网；充分发挥司号、简易信号等通信手段简便、经常的作用。

         与此同时，各纵队也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有、无线通信网，营以下单位主要依靠徒步和简易信号通信。

         7日，在丕岭山下一个小茅草房里，叶挺军长草拟了两份电报交电台发出。一份发往延安：“皖南军部遵令北移至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七万余众的包围，军部损失严重，目前仍在拼死突围中”；另—份发给蒋介石和顾祝同，责问和要求立即制止围攻我军的无耻行动。这样，国民党顽固派阴谋反共、同室操戈的罪恶行径，便由新四军军部通过无线电迅速公诸于世。很快，军部电台收到了毛泽东、朱德指示叶挺、项英“东进突围”的急电。

         9日，军部转移至石开坑，三团、五团和特务团的—部份部队也会合在这里。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三团坚守石井坑南山，五团坚守东流山。军部通信连电话排随即架设了军部至三团、五团和军教导大队等坚守前沿阵地部队的有线电话。 l1日，军部电台收到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胡服(刘少奇)转叶挺及全体同志的电报，指示全军服从叶挺、饶漱石指挥，执行北移任务。在此期间，军部电台与中央始终保持联络，仅9日到13日3天中，军部与中央间来往电报就达I5次。军部同中央间的电报同时发往华中总指挥部，有时也经华中指挥部转报。在整个皖南事变中，刘少奇、陈毅等基本都在华中总指挥部机要室等侯消息。 

         1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驻皖南部队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阵地全部失守，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一部分被打散，大部分壮烈牺牲和被俘。 

         皖南事变中，新四军通信战士英勇顽强、坚守岗位，人在电报电话通，誓与机器共存亡，体现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8日清晨，国民党l44师和79师向军部机关展开攻击，一直打到离军部住的小村只有二三里路的地方，军直属队的同志全部组织起来，不分男女老幼，有枪的拿枪，有手榴弹的拿手榴弹，军部电台和通信连的战士们也参加了战斗，在叶挺军长的指挥下，激烈的肉搏战一直打到天黑，终于将敌人打退。10日，军部在石井坑陷入重围，随军部行动的三部电台奉令砸毁了两部，销毁了全部联络文件，只留下—部电台，凭记忆的密码与中央，华中总指挥部保持联络；13日下午，军部电台使用脑记密码，向华中总指挥部发出最后—份电报：“情况万分紧急，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  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悲壮的誓言是新四军通信战士宁死不屈，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的写照。

         阵地失守后，突围出来的同志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开始向苏南和江北两个方向前进。这时，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找到党，找到自己的部队，保存革命力量，向国民党顽固派讨还血债。

        军司令部参谋处三科长胡立教率领“三山办公室”的同志顽强奋战，攀越陡峭的山崖，向苏南方向突围，终于找到罗忠毅、廖海涛同志带领的部队。通过他们的电台向刘少奇同志报告了安全突围的情况，随后。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胡立教率领突围出来的同志从苏南

渡江北上，来到盐城新军部。不久，新军部成立了“立教办公室”，以皖南突围出来的“三山办公室”的同志为骨干，更大规模地开展无线电侦察情报工作。

        向江北方向突围的同志，历尽千辛万苦，陆续到达曾希圣、孙仲德同志领导的江北游击纵队。通信人员有曹丹辉、郭隆辉、罗兴英、郭金海、李仕毅、李树政、王振芳、吴定潮等。为了尽快与江北指挥部取得联系，报告情况，曹丹辉带领突围出来的十多个报务员，利用收音机零件，日夜赶制出一部电台，并用曹丹辉同志突围前写在衬衣袖筒上的电台呼号与江北指挥部沟通了联络，很快就收到由江北指挥部转来的刘少奇和陈毅两位首长从盐城新军部发来的慰勉电。

        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军部及驻皖南部队遭到重大损失，其中通信人员牺牲、失踪或被俘39人(机务员4人，报务员35人)，电台队长袁德钧、报务员汪琪光、廖希贤、陈贤臣、汪志斌等壮烈牺牲，突围归队者l 7人；损失电台10部、收报机5部，  电台呼号和各种通报规定全部损失；有线电通信器材全部损失，人员牺牲惨重。

        皖南事变虽使新四军受到重大损失，但由于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既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又强调团结抗日，赢得了国内外广大人民群众、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反共反人民的面目彻底暴露。1月l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揭露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行和I月l 7日命令的反动实质。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继续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大江南北的抗日阵地，准备迎击顽固派新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