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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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的生涯:军旅
作者:贾柏青    文章来源:转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12-5

  文革1966开始一直到结束的那些年月,所有学校都停办了。初中里已堆积了三届学生,高中里也堆积三届学生,后来人们统称他们叫“老三届”。由于没有大学可念,老三届一直呆在学校里,把二届小学生也憋住了不能按届升入初中。对于升学分配的事情是个敏感话题,毛主席他老人家没发话,谁敢冒然定夺?文革一开始就明确要取缔大学,高校整整十一年没有开张,这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肯定能评上吉尼斯第一。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佩服毛主席的胆略和霸气,可以断言再过千百年以后,也不会再发生雷同的故事。政治运动让人们学乖了,明知道中国需要人才,摧毁高等教育必然给新中国带来一场人才灾难,可就是没有人再敢提办大学的事了。

  这批老三届学生没有上完文化课,成了名副其实的半瓶子醋,伟大领袖利用他们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革命成功”之后这拨人就被人们遗忘了。中学生不过是一群没有长成人的小毛孩子,在风云诡谲的乱局中,成了政治人物手中的一块敲门砖,文革终结之后成了社会累赘,被社会残酷地抛弃了。也许他老人家认为这批人,一帮小毛孩子,升学也好就业也好,影响不了多少共和国的革命进程,大笔一挥把这些孽障推向了万丈深渊。

  老三届学生中藏龙卧虎,是因为这批学生在教育改革后采用科举方式招进来的优才生,是在众多人群中筛选出来的精英,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潜能,不乏成为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剑桥的名流。可惜的是,这些的才华横溢的少年,被无耻的政客们给阉割了,他们的美好理想即将实现的最后一刻功败垂成。处在青春期萌动阶段的青少年,被全身心地诱导到造反、夺权、武斗、打砸抢的歪路上,结果把社会搞得天翻地覆。后来的人们把对文革的仇恨集中到了老三届身上,90年代著有无数声讨这些孽障们的文章,其中最有代表的是刘双所著《丑陋的老三届》。

  说起来老三届很不走运,他们被剥夺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不够臭老九的资格,其命运却比臭老九更悲惨,这批人出生不久正遇到三年自然灾害,长身体的时候忍饥挨饿;上学时恰逢文化大革命,没有书念;长大成人后又遇计划生育,不准生孩子。我就是这个倒霉老三届的一员。当“老三届”听到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后,放下书本,离开书桌,走出教室,他们义无返顾地奉献了自己的青春。

  老三届中的很多人甚至到今天也解释不清楚当年他们投入那么大的精力究竟是为了什么?当时的大学正在进行“斗批改”运动,伟大领袖还没有下“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决心,而取缔文科大学好象势在必行。这批可怜的“老三届”带着一颗精神世界一贫如洗的头脑和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显单薄的身体过早地离开校园,被抛向社会。

  文化大革命扰得各行各业都不能正常运作,很多企业处在半停工状态,根本不可能“消化”如此之多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走了20年计划经济的共和国,第一次面临就业压力的问题,如果大学继续不办,可供“老三届”走的路只有离开城市四个面向;即“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远和民族地区”。

  他老人家对如何打发对这些人也在犹豫,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第一线的报道”,题目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以及《人民日报》为此所加的重要编者按。

  编者按:甘肃省会宁县城镇的一些长期脱离劳动的居民,包括一批知识青年,纷纷奔赴社会主义的农村,在那里安家落户,这是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他们说:“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这句话说得很对!

  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

  在此之前,“老三届”下不下,各省市的行动是不一样的,媒体并没有鼓吹全都下去。甘肃的那几个小老太太,不知今天在何方,当年她们一个抽羊角风的“政治秀”不要紧,决定了此后十年中1600多万孩子的命运。有时候,小人物的癫狂,也不是可以小看的啊。

  毛主席一发话,那就是令出如山了,老三届统统发配下乡接受农民再教育。我很幸运,在四个面向之前选择了披绒从军之路。那时当兵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班四十多男生都渴望参军,招兵首长一到学校,全体学生一窝蜂都去报了名。我班体检合格的人就有26名,而全班只分配到二个人的名额,谁能去成了焦点,注定面临一场残酷的淘汰赛。文革中人们还比较朴实,不像今天这样风狂地走后门拉关系,选择权在带兵的首长手中。

  1967年冬天开始征兵动员,那年我已年满18岁,常言说三岁蛮牛十八岁汉,青春发育期的男孩,身体肌肉骨骼变得越来越强壮,已发育成为一名英俊的少年。我的皮肤受妈妈遗传影响长得白净细滑,加上一副端庄的面孔和一双明亮的眼睛,让带兵的首长在众多人群中选择了我,那是人生的一次重大转折。


带兵的首长在众多人群中选择了我

  入伍时间定于1968年3月15日,那天辽源火车站锣鼓喧天彩旗飞扬,欢送新兵参军的场面非常热烈。爸爸和弟弟亲自赶到火车站来送我,还有玲儿(孟繁荣)也赶到了车站。在与亲人离别的那一瞬间,真的很难过。辽源火车站人山人海,都是前来送别的亲属,爸爸和玲儿找错了车厢,没有找到我所在的车厢,在开车前没有看上一眼亲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汽笛响了,火车缓缓开动的那一刻,车上车下一片呜咽,一想起就要久别朝夕相伴的亲人,泪水模糊了我视线,强忍着不让它流出来,可最后还是夺眶而出。

  火车开出辽源后,直奔沈阳方向行驶,新兵们穿着不很合体的肥大军装,完全沉浸在入伍的兴奋之中,到哪里去当兵还不知道,大伙开始蘑菇带兵的许参谋,企图透露出些许消息。带兵首长们对军事机密守口如瓶,他始终不肯告诉大家这趟新兵列车将开向何处?仅仅道听途说:去辽宁南部,越是这样,大伙就越是感到神秘,纷纷猜测是去大连还是去丹东。火车到沈阳后,就到了决定去向的关键时刻,新兵们打心眼里希望去大连,那里是东北最美丽的宾海城市,就看火车过苏家屯后向哪里开了。

  火车在晚上到达了沈阳站,吃过晚饭,短暂停歇了片刻很快又起动了。新兵们站起身来紧盯着列车窗外,前面马上就到苏家屯了,它是辽南铁路的岔路口,大家急切想看看这车到底是去哪里?心中像看足球比赛一样,在暗中替扳道员使劲,希望扳道工把道岔子拨向右边的大连方向。火车开出苏家屯后分叉成二个方向,一条向西南,直奔辽阳、鞍山、营口,终点到海滨城市旅大市(大连)。另一条直向东南,经本溪、凤城,终点到鸭绿江畔边境城市丹东。可那车并没有按大家希望的方向行使,径直奔向了丹东。我们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了座位上。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达了丹东市,这里也是个很漂亮的城市,与朝鲜仅仅一江之隔,毗邻朝鲜的第二大城市新义州市。一道滚滚的鸭绿江切割分开了二个国家的疆土,江对面就是异邦高丽的领地。大家第一次看到外国原来就是这样子啊?虽然没有什么特殊的面貌,可还是觉得很新鲜。河对面绵延的高山清晰可见,如果不是有老兵讲解,看那形状和家乡的山水没有什么二样。

  丹东市很美丽,在鸭绿江畔有一座锦江山公园,登上青葱碧绿的锦江山,极目远眺朝鲜新义州和丹东市,能看出明显的经济反差。我方的江边用汉白玉石雕成栏杆铺满江岸,楼亭翠柳点缀其中,颇有上海外滩的风格,城市建设明显好于朝鲜。对面朝鲜的江边泥沙芦苇淤积满了江岸,新义州房子低矮破旧,一片灰暗,很像当年香港与深圳的差别。
连接二个国家的鸭绿江大桥就在眼前,一座桥梁以中心线分成二种形态,中方的钢梁高大威武,朝鲜一边的瘦弱矮小,形成了巨大的差异,当年中国人名志愿军就是从这座桥上开赴朝鲜战场的。在鸭绿江大桥旁边还有一座被炸毁的残破桥梁,估计那是朝鲜战争时期留下的遗迹,老兵们也没讲清楚具体的细节。

  我们的部队是野战军炮兵团,汽车牵引的全机械化装备。部队驻扎在辽宁省凤皇城的丛山峻岭中。因为我有无线电技术专长,被分配在指挥连当无线电通信兵。到部队后高兴得合不上嘴,真算是幸运中的幸运者,不仅仅是百里挑一当上了无线电兵,最难能可贵的是我酷爱这个专业,得到了学习无线电技术的机会。通信兵属于技术兵种,有高人一头的感觉。下连队的当天我就迫不及待的问这问那,向老兵学习开了......惹得周围的人用白眼看我。

  首先接触到的是71型电子管二瓦短波电台,那是我国仿制苏联的产品。第一次见到军用电台,好奇的心理让我忍耐不住,就利用在野外训练机会偷偷的把它打开欣赏,那电台的结构真叫紧凑,每只电子管上都带有一个金属屏蔽罩,调谐旋钮精致牢固,比起民用收音机高级多啦,不愧是军用产品。就在我贪婪的鉴赏这个电台时,结果被人家告发了排长,我挨了一顿狠狠的教训。排长严厉的警告我说:不要只专研技术,更要突出政治……

  受到教训后开始学的乖了,当新兵比什么人都低级,我们新兵到来时有个难听的名字“新兵蛋子”就好比丫头蛋子一样的具有贬义,那就是你必须老老实实,俯首帖耳,随便哪个老兵都比你资格老,任何人都可以随便的教训你。我经常的遭到无端的欺负,找不到地方评理,常常偷着蒙在被子里流泪。后来看了日本电影《啊——海军》、《山本五十六》慢慢地我懂得了军阀作风的来源和真正含义,也习惯了绝对服从命令的军人生活。

  作为一名军人只能绝对服从,不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思想。军队紧张的生活环境将我陪养出举止威严、动作迅速、雷厉风行的军人气质,每当有人喊我的名字时,就会立刻起身,立正站好,用响亮的声音回答一声:“到!”,接受上司吩咐的命令时会爽快地回答一声:“是!”。复原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是改不了军人的习惯,记得有一次在康复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喊到“贾柏青”的名字时,很久没有人直呼我的名字了,潜意识驱使我习惯地起立站好,响亮的回到一声“到!”,在场的人感到很新奇,投过来惊奇的目光,这时我也发觉到很可笑,但那是多年形成的习惯,是一种条件反射。现在当企业老总了,尽管我十分注意工作方法,但对下属发号施令时难免带有军人的口气,有时命令员工:跑步到我的办公室来!动作要快!

  来到部队后始终与家中和同学们保持着联系,心里还存在着一线幻想,希望还有继续上学深造的机会,等来的信息越来越渺茫。老三届真的不走运,是甘肃省那几个吃饱了撑的居委会老太太,脑子进水了,要大张旗鼓地去下乡,毛主席偶然看到这个材料,灵机一动,大笔一挥,就给老三届指了一个全新的方向。在1968年全锅端下乡,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当农民,给他们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知青”。在我们吉林,知青是组成集体户,约10至15个男女生组成一户,到一个生产队,算是一个小团队。可以本班的组成一户,也可以与外班和其他年级的组户。看到同学们的下场后,也就死了上学的那颗心,一心投入到了部队军事技术的学习当中去了。

  当过兵的人都有体会,解放军是所大学校,是个大熔炉。军旅生涯那铁一般的纪律,能改变一个人的意志,摸爬滚打能锻炼出军人的胆略和体魄,有规律的生活能改变一个人生活习性,官教兵、兵教官的学习氛围能改变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几年下来我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但是,唯一没能改变的还是热爱无线电技术的本性。音乐爱好者有个文雅的名字:发烧友,用这个词形容我再恰当不过了,热爱无线电的热情何止是发烧,而是到了如痴如狂的程度。

  部队的政治环境比起地方混乱的局面好多了,因为领导阶层的素质较好,在五六十年代受到党的培养,大多数人有很强的是非观念,很少有抽羊角风的人物出来表演。还有,毛主席当时还是很有远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直没有在军中发动,稳住了部队。来到部队后,感到很安全、很温馨,原以为换了人间,下决心好好钻研技术,以弥补逝去的年华。

  其实我错了,在极左政治疯狂的那个年代,在部队里也不是真空,尽管提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军事人才的口号,一门心思学习技术也是不行的,没多久我就被戴上了单纯军事观点的大帽子。当时在部队存在两种对立的思想,技术干部出身的通信股李股长,连长支持我钻研业务,搞技术革新,培养我当技术尖子典型。以政委、教导员为一派的领导则反对,每天安排学毛著,背语录。跳忠字舞,三呼万岁!万万岁!有时让我无所适从。所有的行为都加进了政治色彩,有线排电话班,改革了话务常用语,总机接线员是这样接电话的:“毛主席万岁你要哪里?”“为人民服务接司令部 ......”不按规矩说话不给接线。

  经过文革洗礼过后,我有个十分纳闷的问题搞不明白,回顾解放后的历届政治运动,从中能够看出一个规律,斗争方向总是指向知识界,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为什么总是把知识分子当成敌人?把科学技术当成靶子进行攻击?40年过去了,从前没有人敢提这个话题,凭本人直觉判断,它应该是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王朝所遗留下的帝制残余思想所致。毛泽东虽然是个马列主义者,几乎把毕生的经历都投入到了革命理想当中去,但是他没有完全摆脱封建思想的影响,在革命取得成功后,总是担心他的接班人会背判自己的思想路线,所以才钦定接班人林彪,这样还不放心,竟然把一个阴谋家御封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成了千古笑谈。

  毛泽东一生最大的败笔是在他取得政权后,在新中国建设时期没有建立起新的领导机制,沿袭了苏联的领导干部终身模式,论功封侯,致使有领导才能的新干部不能及时更迭。在国家法制建设方面更是没有建树,继续传承五千年的吏治方式,权力过分集中,形成诸多特殊利益集团,为日后腐败铺下了温床。

  正是毛主席晚年的帝王思想左右了他,才使他不相信所有身边的大臣,听不进忠言,一错再错。中国共产党建立那天起就是很讲民主的,章程里明明白白提倡明主集中制,毛泽东思想精华部分就是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可是晚年毛泽东本人却背离了毛泽东思想,显赫的历史功绩使他接受不了不同意见的人。凡是给他提意见的人,不见得都是要挑战他的权威,有可能进言者的言辞过于严厉,常言道:忠言逆耳,冒犯了伟人的尊严,结果引发一场人人自危的反右斗争。反右运动不仅给五十多万“右派份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直接伤害,而且是对所有知识分子的中伤。

  凡是能提出意见的人,都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底层的大老粗工人和农民懂个啥?所以没文化的人在文革中成了香饽饽,农村生产队长陈永贵,竟被提突击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头上裹着白羊肚子手巾到国务院上班。在扭曲了的环境中催生出无数的怪胎,一个不学无术的白卷先生张铁生竟成了时代英雄,学习的榜样。能提意见的知识分子都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顿时,一股仇恨对准了知识界,教师出身的毛泽东,竟对教育行业开了杀机,斗争矛头直指高等院校。

  中国的知识分子不会审时度势,毛主席霸气一上来,高等院校干脆给你关掉个球,看谁还敢阻拦?把高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统统推到革命的对立面中,排行老九,与地富反坏右化为一个阶层。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出了 “教育要革命”的明确指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才引发了一场旷世山洪。

  现代人不明白,为什么把知识分子叫臭老九?说起来要追述到元朝,那时的统治者也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很低,其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将知识分子的位置排行为第九(郑思肖《心史》)。也许是文化的习惯,文化大革命重点“整治对象”有个新排序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黑帮、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也被排在了第九位,开始称为:老九,在文革中毛主席一次讲话:“对知识分子就是要讲点臭”故获得“臭老九”美名。

  中国是没有全民性宗教的,不信上帝,不信耶稣,解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开始崇拜起毛主席来,“忠字化”运动显然是自创宗教的一种尝试。这个运动,越发展就越荒唐,男女老幼无不卷入其中。一是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近于疯狂;二是《毛主席语录》越印开本越小,全部成了袖珍本,封面书名也改成了《最高指示》;三是全民大跳“忠字舞”,舞蹈语汇来源驳杂,混合了民间戏曲、藏族舞蹈、仿劳动动作等。节奏感很强,几乎是一拍一跺脚,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歌曲,须连唱带跳。四是饭前必须三呼万岁,具体仪式是,大家排列成排,一只手将“红宝书”按在胸口,向毛主席像注目。一人领头说:“首先,让我们衷心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我们最最敬爱的毛主席——”此时众人须放声齐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者再说:“接下来让我们衷心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敬爱的林副统帅——”此时众人又喊“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然后,再吃饭。五是,将毛主席语录当成某种咒语,在公共场合使用。比如公交售票员,在售票前要说:“最高指示:要斗私批修。没买票的同志请买票啦!”等等。

  在地方的影响下,部队每天全体官兵也必须对着他老人家的画像早请示晚汇报,清晨起来跑步、洗簌,接下来就是向毛主席请示我这一天的工作计划。每顿饭前都要向他老人家表忠心,全体人员列队站好,口里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巴扎嘿!伴着歌声,两只手在空中摆动,身体前后翻腾翩翩起舞。我们这些傻老爷们哪里会跳舞啊,举在半空的二只手像二根木头棍子,用我们司务长讽刺的话讲就是在“翻锅盖”。

  每天晚上息灯前,以班为单位面对毛主席像立正站好,汇报一天的思想情况,就像教堂里信徒们对着神父忏悔一模一样。说心里话,对这样的思想汇报感到很可笑,表现总不那么虔诚。一次汇报时听到身旁战友王龙江在喃喃的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今天实在对不起您,我外出放牛时不小心踩坏了老乡家的一棵秧苗,这是我的私心造成,今后我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狠地斗私批修……今天我还有一件更对不起您的事,早上向您请示的时候,肚子疼,使劲憋也没憋住,就放了一个臭屁,这是对您最大的不忠......”

  我听到王龙江的忏悔,实在忍不住了,扑呲一下笑出声来,结果惹来一场大祸,副班长袁乃武把这事汇报到了连部,我被连续批判了一个星期,又是会上检查,又是写检讨书。那个年代的政治言行绝非儿戏,一句错话会断送你的前程,一件错事会丢掉你的性命。

  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文革闹哄了快两年了,只有这个“忠字化”,才是大家唯一可以理解的运动,因此狂热基本表现在底层。当然,两三个月的热潮一过,要求也就不是十分严格了。就“敬祝仪式”来说,其余波延续到1969年初期仍然有。至于毛主席像章,直到1970年仍未衰落。据记载,1967年至1970年间,全国共生产了100多万个品种、约40亿枚毛泽东像章。由于造像章,铝材紧缺,以至于把造战斗机的铝都用上了。毛主席1970年不得不亲自批示“还我飞机”四字,才为造像章刹了车。

  牛官

  我们指挥连养了八头黄牛,放牛的任务就分给了我们通信排,小新兵分到连队后,首要任务就是承担最艰苦的工作。大家轮流着放牛,每人一个月,我接替王龙江排在第二轮,很快就轮到我去放牛了。当时很愿意去放牛,那是因为可以少些时间去搞三“忠于”四“无限”,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钻研电子技术知识。

  早上迎着朝阳把牛群赶到山上后,就从挎包里拿出技术书籍看了起来。清晨的山谷里翻滚的云海在千沟万壑之中涌动,只有突允的山峰挺拔着露出云端,海浪一般的云气姿态千变万化,那场景可以与黄山云海相媲美,比山水画还要生动美丽,只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
太阳升起来之后,那云海才羞怯地慢慢退去,我沿着山间溪流继续向上攀爬,清澈的溪水哗啦啦的在青石板上流淌,撩起一把清澈见底的溪水放到口中,甘甜爽口。清新的空气中夹杂着山林里特有的草木芳香,林中鸟儿躲在树梢上不停地鸣叫着,我仿佛生活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凭借强壮的身体,四十分种之后就能爬到山顶,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望,山峦叠嶂,苍苍茫茫,峰顶之下群山环抱无边无际。我们部队营房周围全是连绵起伏的大山,山上草木繁茂郁郁葱葱。这里人烟稀少,环境完全处于原始生态,我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造就了如此美丽的画卷。

  向东面望去,巍峨的凤凰山横亘在天际,在它高耸入云的山顶上有一个贯穿的孔洞,在数十公里外就能看见这个透亮的孔洞,据老乡们传说是当年薛里征东的时候,他路过此山拉弓放箭,一箭射穿了凤凰山就留下了这个“箭眼”。其实那只是个美丽的传说,那个“箭眼”是个喀斯特溶洞,有人爬上去观察过,直径有二十几米高,哪里有这样大的羽箭。山顶上很少有人到达,保留了非常美丽的原始风貌。山谷中古树参天野果满地,我天生喜欢大自然,恨不能留住这谜人的景色,它比我家乡的山水还要美丽得多。

 
在技工班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刻

  春天里满山的山杏花、梨花、野山楂花,开遍了山前山后,老兵们教我们开花的时候绘制一张“资源”地图,到秋天时候按着这张地图到山上采收野果子。那山上的野果子丰富极了,有山葡萄、山杏、山梨、山核桃、托盘、软枣子,更不用说蘑菇和名贵的中药了。新兵看上去像个大人,其实心态还是个孩子,这时童年猎奇性格又冒了出来,我成了采摘野果子的积极分子。

  初夏天来临时,首先是鲜红的“野托盘”成熟了,带刺的藤蔓上结满了像红宝石一般的果实。小溪边、山崖旁、林中开阔地里长满了托盘,红艳艳的,老兵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吃,没有人采摘。这山谷里很少有人光顾,吃果实的除了我们新兵小战士外,就只有鸟儿了。摘下一朵熟透透的浆果在手中,窝头形状的果实肉乎乎的,放在嘴里浆汁四溢酸甜爽口。

  自由自在的野外涉猎生活,仿佛成了童年的翻版,感觉像重新回到了孩童时代。每天上山先尽情地饱餐一顿野果之后,再拿出军用茶缸装上满满的一缸,带回营房给战友们享用。在我带动下大家都跟着学,每次上山都带回些“野味”来。那个果子不能往饱了吃,吃得太多会肚子痛。

  入夏后紧接着就是软枣子收获的季节,软枣子属于爬藤植物,它借助高大的树木倾斜着向上爬,繁茂的叶子似瀑布般的形状挂在半空中。站在树下面向上看,枝条上吊挂满了铃铛一样的绿色果实,在微风下轻轻摆动,那场景好不诱人。老兵告诉我们,不能等软枣果熟透了再摘取,熟了的果子软软的容易损坏。我每天背回满满一军用书包,放在仓库中军用电台的大木箱子里。几天后那箱子已经装得满满的了,盖好盖子窖藏起来。每天都到仓库里看护我的那些战利品,捡出熟透了的果子分给大家吃,这下可过足了儿时的童趣之瘾。

  星期天我们喜欢结伴上山,摘来大批的山核桃,在山涧溪水旁的大青地板上,用石块砸下青皮,用水冲洗后就可以撬开坚硬的外壳,品尝鲜嫩的白色果仁。山里最丰富的果品要算小山楂(山里红),漫山遍野到处都有,它不仅甜酸开胃,还是果品中最具有营养价值的上品,它的果实一直到寒霜降临树叶脱落,它还顽强的挂在树梢上。秋天的时候我们大批采摘,能一直保存到冬天不腐烂。

  山梨是最古怪的东西,每年都开花但很少见它结果。山梨如果不熟,你啃吃了以后,会弄得嘴巴涩得抽筋,也搞不清楚哪年能遇到“大年”,所谓的大年,就会有山梨大丰收的盛况出现。我当兵的第二年,1969年就是山梨的大年,可惜的是我一点也不知道,还以为和往年一样摘不了几个山梨蛋子。满山的梨树连看都没去看一眼,当秋天上山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采收季节。

  一次和副班长找牛走到梨树下,看到周围落满了金黄色的山梨果,已经腐烂散发出一股酒味,一脚踏进去把解放鞋都给淹没了,一棵树下就足有几百斤的产量,唉!真是太可惜了,后悔成熟时没有过来看看。部队的生活很富庶,根本不缺少吃的,是童年短缺经济生活养成了猎取食品的潜意识,恐怕永远也摆脱不了。

  快乐的军旅生涯,让我深深地眷恋着军营里的一山一水。和那九头牛相处时间长了,已经熟悉了它们的习性,老兵们把每头牛都给它们起了名字,使用的是用美苏敌对国的首领名字,还有文革中的“黑帮”人物名字,每天都这样呼唤它们,牛和孩子一样个个都明白是叫谁。我把它们哄到山上就不用管了,到时间打一声口哨他们就知道回家,我对它们越来越放纵,只知道贪婪地阅读我的书籍,随它们去了,根本不在乎它们干什么。

  牛也和人一样,过分地放纵会惯坏习性,有一天那些牛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地溜下山来,在我们连队的蔬菜地大口大口吃起白菜、茄子来。我一看到这场景顿时火冒三丈,你们也太不识抬举了,真是得寸进尺!拿起石块飞也似的追打那只领头牛。巨大的石块击打在牛身上,被松软的牛皮弹回来,我估计着肯定不怎么疼,不解气就想用石头打它的头部狠狠的教训一下它,牛群挨揍后,飞快的向山下奔跑,我紧紧尾随它们狠狠地砸石块,大石头砸到牛角上一定很痛,它们拼命地奔跑,我紧紧跟着追打。

  我们连队的菜地是建在山坡上的梯田,田埂上长忙了茂盛的野草,我从上往下飞快地跳跃在梯田的田埂上,每道田埂高差有一米多,每向下跨越一个阶梯,就要在空中飞越七八米的距离,我的弹跳力相当好,像一个飞人似的向下俯冲。由于高大的野草掩盖着田埂下的真实地形,深一脚浅一脚地跳跃,忽然间就觉得脚下踩空了,好像掉进了一个巨大的液体的缸里。当我还没清醒过来之时,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臭气,原来那是一缸发酵后变得发绿的大粪汤。

  这缸大粪,是前几批老兵留下的,里面装满了从连队挑来的粪肥,几场雨过后,雨水和大粪混合成了深绿色液体,浓烈的氨气味熏得睁不开眼睛,几乎全身都浸泡在了粪缸里,比催泪瓦斯都要命,其臭无比不能呼吸。我一个驴打滚,迅速窜了出来,迅速逃向100米深处的山溪流中。脱下了所有的衣服,光着身子一遍又一遍的在溪水中漂洗军装和内衣。好在那里没有人光顾,我也不敢大声喧哗,要是被战友们发现了该多难看呀,也太没出息了,掉进哪里不好,偏偏掉进大粪缸里,真丢人!

  军装的布料特好,沾水后硬梆梆的,没有肥皂,洗了一遍又一遍,还是洗不净臭味。我一丝不挂地蹲在石板上,等着晾在树枝上的军装。那几头牛也不能管了,随它们的便吧。一个小时后听到王龙江哼着小调过来换岗,小路就在我上方几十米远,草木遮掩下我们互相都看不到,我悄悄地把他把他喊了过来,见到我这般赤身裸体把他乐坏了,顾不上开玩笑,让他赶快他回到营房拿来干爽的军装和肥皂,这才把我解救出“水深火热”之中。

  快乐的放牛娃生活很快就到期了,回到班组后,还得像往常一样耐着性子参加古板的政治教育,对当时的政治说教没有半点兴趣,我偷偷的让孙成生和家里人给我寄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电子设计员手册、电工学等书籍,一有时间就抓紧学习。我们连队担负着看守全团弹药库的任务,在弹药库站岗一般人都很厌烦,而我最喜欢站岗,团弹药库建在风景优美的山坳里,北面是青葱碧绿的大山,脚下是清澈见底的山涧溪流,这里成了我学习的天堂。

  我的班长排长对我很好,他们支持我学习知识,那段时间的技术水平在一天天提高。我们副连长侦察兵出身,没有多少文化,是个大老粗出身,部队的教育方法与地方截然不同,有事没事都要找借口骂人,不批评就没有话讲,批评得越多好像越有领导水平。我们刚装备了一批新型半导体电台,质量还不过关,操作不当就会烧毁发射管。在一次连队讲评会上,副连长总要表现一番,他的发言废话连篇,只有一句最精彩:“我说你们那几个报务员,我早就讲过不许你们在机房抽烟,你们偏不听,看看把管子烧了吧?下面一片哄堂大笑……”

  
通信兵值班时头带耳机全神贯注收听电报码

  我先后当过报话兵、报务员、无线电技工,不管干那行我都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就是站岗放哨也要想出一些花花点子。通往团弹药库的道路右侧是陡峭的悬崖,夜间上岗时迷迷糊糊看不清山间小路,人在深度睡眠状态醒来时,四肢不灵活,像喝醉酒一样不听使唤,稍不小心会摔到山崖下去。部队上有规定,上岗时不准打手电筒,怎么解决夜里上岗的问题呢?

   在连队里我是个不甘寂寞的小发明家, 连队开荒种菜时发现有一种非常奇特树根,能够在夜晚发出明亮的磷光,顿时对这种树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小时候听妈妈说水井里的朽木、腐烂的棺材板子挖出来,在夜晚能发出蓝色荧光,可始终没有亲眼见到过,曾经好奇地把坟地里的棺材板子偷着拿到家里,也没看到能发光,这回非要研究研究不可,如果真能发光,那用处可就大了。

  我找几个伙伴,在半山坡上挖回一捆朽木,天黑之后那树根果然发出了明亮的光辉,把书本凑到跟前都能辨出字来。把朽树根劈成小块,摆在上岗小路边上,就成了绝好的天然荧光材料。腐朽树木中有一种荧光菌的生物,夜间磷光四射经久不衰, 我们沿着小路上岗,就好像走在高速公路上,两旁有晶莹闪亮的指示路标,再也不用担心掉进悬崖里面去了。到晚上即使论不到我上岗,也要特意去走一趟,就是要享受一下荧光路标带来的效果。战友们非常欣赏我的这个创意,那“荧光材料”后来又派生出许多新的用途来。

  电台冯台长看中了我爱鼓捣新玩意,很快被调到了报务班,当上了报务班长。我们的任务是用139军用接收机,昼夜不间断地监听沈阳军区战备台的信息,值班时头带耳机全神贯注,一刻也不能离开。我带领全班苦练电报抄收基本功,练习在干扰环境下扑捉有用信号的本领。侦听班的任务时刻处于战备状态,一旦有线电遭到破坏,能不间断地守听上级命令,防备原子生化武器袭击。

  这项工作倒是挺新颖神圣,但受不了上机值班的约束,耳机长时间夹在头上,耳朵疼痛头晕眼花,遇到雷雨天,远处一个闪电,耳机中爆出巨大的喀喇声,就像被扇一个耳刮子,震得估摸疼痛难忍。为了解决能脱机值班,自己动手装了一台电子管扩音器,外挂一只号筒式高音喇叭,挂在了室外屋顶上,将电报码声音在户外播放出来,那声音好响亮,在几公里外都能清晰地听见滴滴嗒嗒电报码的声音。

  我们班无论是谁值班,从此再也不用头戴带耳机啦, 值班时还可以走出门外,做我们想作的其他事情,只要耳朵别闲着,就不会漏听警报信号。上级每次检查值班工作记录时,从来没有漏听过演习警报信号。对这个创意自我感觉良好,这有多轻松啊?何苦总带个耳机,像个古囚犯扛夹带锁似的。我每到一个地方总是喜欢搞些与众不同的歪点子,把报务班搞得生龙活虎。常言道:乐极生悲,后来这个得意之作让团领导知道了,不但没得到上级表扬,反而挨了一个记过处分,并撤掉了我的报务班班长职务。现在想起来也觉得挺可笑,那不是明摆着向外面暴露身份吗?肯定会泄露军事机密的。

  我被调离报务班后,又被分到技工室当技工班长,技工室里算我就三个人,专门负责全团的电台修理任务。当时缺编一名技师,我就顶替技师的角色负责起全面工作。调离报务班本来是一种惩罚性的鞭挞,可这个调动对我来说是“如鱼得水因祸得福”,心里偷着乐,可高兴坏了。我们技工室不仅学习各种小型电台的工作原理,还掌握属于高度机密的电台电气原理图,并且掌握着全团的电信器材元件。由原来的使用电台变为维护电台,工作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极大的提升了我的无线电技术水平。往常的业余爱好如今变为了专业职业,更加刺激了工作热情,废寝忘食地投入到新工作里了。

  那个年代部队提倡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勤俭节约是大力提倡的美德,短缺经济使人们时刻不忘惜财节俭。70年部队又分配到班来了一个河南籍小新兵,长得白白胖胖的很讨人喜欢,他是农村的孩子,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但这孩子有个非常突出的优点——能吃苦耐劳。他那节约精神的确让人佩服,有些地方节约得也太过分了,竟闹出了一个笑话。新兵到部队都要改掉在农村不刷牙的习惯,所有新兵都要接受这个强制的规定。

  那时新兵每月只有六元津贴费,节俭的心理让他不舍得花钱买牙刷牙膏,就从老兵那里捡个旧牙刷,牙膏不能捡,只好硬着头皮到商店里去买。进商店一打听,买一只牙膏要三毛多,吓得他直吐舌头。没想到这个牙膏这么贵!有没有小一点的呢?小一点的一定能便宜许多。他继续寻找,走遍了凤城县城要买小牙膏。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在一个商店的柜台里发现了许多五颜六色的“小牙膏”,马上叫来服务员,我要买一个!服务员说:“要买就一套,不能拆开零售。”小兵挠挠脑袋很无奈,服务员接着问:“你买单只干什么?”“刷牙呀!”“错啦,这是画油画的色膏!”那孩子羞得满脸通红,当兵的连水彩膏都不认识,太没面子了,心想下次不能先说出用途了,就是说错了也不会丢人了。

  小新兵又转了好多商店,凡是整盒带颜色的“小牙膏”再也不敢打听了,不久,在一个柜台上又发现了一种白色的小牙膏,看了半天才一狠心说:“我要买一个。”穿白大褂的服务员问:“你买这个干什么用? ”他这次聪明多了,没有直接回答刷牙,用河南地方话回答:“弄那!(代词,意思是:干那个) ”服务员说:“不收钱,送给你二只!”那孩子差点乐晕过去,还有这样的好事,见人就讲今天这件的便宜事。第二天早上洗簌时,那孩子也学着大家的样子,拿出牙刷,挤出些牙膏在上面,认真地刷起呀来。刷了几下觉得不对劲,就喊班长:“我的牙膏怎么不起沫?” 我说“多放些!”过了一会那孩子又喊:“班长班长我的牙膏还是不起沫!”我拿过来一看是避孕膏,全班战士笑得躺在地上起不来了......

  避孕膏事件引发了出很多系列故事,冯台长给我们讲了个一分钱硬币的故事,我们团原来在大连的旅顺口驻防,部队营房都是苏联驻扎时留下的,松木地板很整洁,新战士每天都要托地板。连部新来个小通信员,年龄不大,也是河南兵,那孩子也是非常节俭,从来不花一分钱。一天拖地弯腰时,口袋里的一枚一分硬币掉落出来,他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可是已经晚了,那枚硬币滚动着到了墙角,突然落进了窄窄的地板缝隙中。

  小通信员趴在地板上向缝里探望,那硬币滚落得太深,早已没了终影。小通信员绝望地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副连长听到后马上跑过来,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经过仔细询问,副连长乐了,别哭啦!不就一分钱吗?我给你补上不就得了!还以为你爹死了呢……连长一边骂,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角钱给了小通信员,刹那间,小通信员擦擦眼泪破涕为笑。没过多久,小通信员突然又大哭起来,哭得比上回还伤心,手里不知道从哪里拢来一根铁撬棍。连长急了,小祖宗,你又哭个啥呀?小通信员委屈地说:如果那一分钱不掉进去,我现在不就有一角一分了钱啦,我要撬开地板找回那一分钱……

  送战友

  在技工班工作的那段日子,是我最开心的时刻。和山东兵高志勇很合得来,他是69年的兵,有点小山东倔脾气,一般人他看不起,但他十分佩服我的技术水平,几乎到了崇拜的程度,我们经常在一起搞些恶作剧。那年的夏天,高志勇突然接到家中母亲病重的电报,他要连夜赶回山东。我们部队在大山深处,离最近的一个“四台子”火车站有30多公里。每天只有一趟火车经过这里,是夜里11点半的。从营房到火车站有一条山路比较近,但也要走18公里路。山路很险要,基本没有人烟,胆量小的人不敢走。

  夏季部队都调到农场插水稻去了,就留下我们一个班看守营房,站岗放哨人手很紧张,按往常的规矩是去二个人送站,来回走夜路不会有问题。技工班里就我们二个人了,还有站岗任务,我只好硬着头皮一个人去送胆子小的高志勇。为了节省体力,我们决定走山路去车站。部队周围的山势险峻丛林密布,一条弯弯的羊肠小道,穿过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路两边的高大树木遮天蔽日,更可怕的是还有要经过一片坟茔地,那里据侦察排的人说,做晚间科目时看到过鬼火出现。我天生胆子大不信邪,不过这次走夜路还真有点毛骨悚然。

  我是68年老兵了,不能在新兵面前显出胆怯来,吃过晚饭我俩就上路了。把高志勇送到火车站已经快11点了,这个四台子小火车站在地图上都找不见,是最小级别的车站,除了一个摆旗扳道叉的外加一个买票员,总计只有二个人。车站周围也没有几户人家,每天只有一来一往2班火车经过这里。告别了小高后,只好自己单独返回营房了。我按原路离开了灯光昏暗的四台子火车站,天空顿时变得一片黑暗,回头再看那身后的车站灯火,变成了点点星光,和天空中的星星差不多了。

  那天晚上没有月亮,山区的夜晚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说心里话,虽然我胆子比一般人大些,也坚信世界上没有鬼神存在,可在这漆黑的夜晚走进深山老林,总会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恐惧。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是人类在千万年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本能——恐黑症(本人定义的名词),和孩童一样恐惧黑暗和孤独。恐惧感能保护弱小生命不被遭到攻击,如果婴幼儿不具有恐惧感,可以随便离开大人走进危险区域,在失去父母保护时,注定会遭到天敌的猎杀,恐惧因该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天性,是大自然淘汰法则培养出来的本能。

  恐惧感开始让我犹豫了,是按原路返回呢?还是走大路回去?走大路30多公里,几乎要多走一半的路程,回到营房恐怕要到天明才能到达。那条所谓大路也就是能通汽车的乡间砂石路,方圆几十公里内没有人烟,道路两边虽然没有高大的树林,但也种满了成片黑压压的玉米。东北玉米长得比人还高,严严实实密不透风,组成了一道天然的青纱帐,沙石路被夹在中间像一道窄窄的走廊。走在这样的地方也减轻不了多少恐惧感。我咬紧牙关,一狠心就沿着小路返回去了。

  我进山之前先在路边挑选了几块尖利的花岗岩石块,用它当作抵挡野兽的武器。每块石头大约半斤多重,投掷石块是我的强项,块大了投不远,块小了打击力不够,半斤多的石块最具有攻击力,质量和动能可以达到最佳匹配。我紧紧把石头抓握在手中,顺着那条弯弯的小路,沿着溪水走进黝黑的山谷中。

  那正时值夏天,路边的草丛里叽叽喳喳,虫叫蛙鸣好不热闹,崎岖的小路翻过一道山岗,就进入了一片高大的柞树林中。柞树叶被风吹地沙沙作响,那响声像海浪一样起伏,在我的头上方来回飘荡。估计鸟儿也和人一样害怕黑夜,漆黑的晚上再也听不见鸟儿们欢快的叫声了,只有森林深处传出呜呜的猫头鹰哀嚎。入夜走在峡谷中,迎面一股寒气飘来,更加剧了山谷里的恐怖气氛。人在恐惧时侯浑身会长起了鸡皮疙瘩,头发根都会竖起来。那倒不是怕鬼,担心山中会有野兽出没,耳朵直立起来观察动静。飘忽不定的刷刷响声,不断地刺激着神经,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后背不自觉地浸出一股冷汗来。

  我咬紧牙关大踏步地向前走去……半个小时过后,终于成功地穿越了这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树林,没有发生任何事情,紧张的心情有了些许放松。继续向前走,紧接着就是那片坟茔地,前几天侦查排作夜间科目时,在炮对镜(带支架高倍军用望眼镜)里发现过鬼火,谁都不敢前去设点。这里地势开阔些,但在坟包周围也长满了茂盛的灌木丛。灌木丛里的昆虫更多,叫声吱吱哇哇此起彼伏,那声音格外响亮,仿佛是个千人合唱团。

  该死的虫子不知疲倦,整夜叫个没完没了,脑子里又开始稀奇古怪地胡琢磨,走路时也不能停下来:昆虫世界里有没有上帝鬼魂?虫子敢住在坟茔地里与死鬼相伴,它们害怕不?它这么大胆放肆地鸣叫,一定不会怕鬼来抓它吧?我虽然长成大人了,思维还经常时不时地回到孩提时代。在这漆黑没有人烟的地方,任何声响总是令人感到不安。

  路边的草丛长出了露水,裤脚已经被打湿了。经过这片坟茔地时并没遇到鬼火,也没有看到潜意识中的小鬼跳出来。其实我心里明白,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心里作用产生的恐惧。就在走出森林不久,路边出现了一大片黑压压的玉米地,玉米已经长出了红缨,正是疯狂生长的季节,能听到嘎巴嘎巴拔节的声音。这里距离人居的地方一定不是很远了,不然怎么会有人种庄稼呢?我心里在暗暗地安慰自己。就在这时,突然在前方不远的地方出现几个时隐时现的火光,同时听到玉米地里似乎有异样的声响传出来。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到达了恐怖极点,难道真的出现鬼火了吗?我立刻停止了脚步,悄悄蹲下身来仔细观察,心想不管是遇到什么情况,不要轻易暴露自己。

  也许是自己产生的错觉?不可能啊,那火光和声响真真切切,可以断定,绝不是我的幻觉,自己感官非常灵敏,从来没有发生过幻觉现象。一定是有个什么古怪的东西在前面等着我,紧张的心在胸腔里咚咚地跳动着。前面是唯一回营房的道路,没有办法绕过这段路了。此刻才非常后悔,前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潜伏在那里?当初要是走大路就好了。可是我不可能再退回去了,再往前走六公里就要到部队了。屏住呼吸慢慢观察,那蓝色的火光原来是一群萤火虫在上下飞舞,在空中划出一条条绿色的荧光。再听那声音似乎不见了,我心里又笑了起来,都是自己吓唬自己,又站起身来继续向前走去。

  走了没有多久,就在此刻那声音再一次出现了,这次听到的声音更加真切,我本能地止住了脚步。就听到玉米地里传出噼噼啪啪的声音,还带着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心想,这下可真遇上危险了,不是森林怪物也是个凶猛的野兽。如果沿路退回去,这一夜的小路就算白走了,恐怕到天明也回不到部队,回到部队也会让众人家耻笑。怎么和大家说?就说听到一个喘气声就跑回去了……我横下心来,悄悄的向那个怪物走了过去,心里默默地背诵起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一股当英雄的冲动,顿时让我胆量倍增。

  那声音越来越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摒住呼吸,耐心地寻找最佳攻击时刻。辽南山区也没听说有凶猛的野兽啊?狮子老虎产在非洲,我们是在亚洲,东北虎已经快绝迹了,能是什么动物呢?可能是大灰熊吧?也可能是野猪?让那个家伙离我更近些再发起攻击,给它来个致命一击。就在刹那间,我一跃飞起大吼一声,用力举起半斤多重的花岗岩石块,狠狠朝那“怪物”砸了过去。我从小练就了一手投石块的好武艺,石块投得远打得准,在初中参加过铅球比赛,在小朋友中是个佼佼者。树上的麻雀、水中的青蛙常常成了我狙击的目标,差不多具有百步穿杨的本领。那年我才22岁,胸肌发达臂力过人,这块锋利的花岗岩如果砸在人头上,保准能将颅骨击碎!

  黑暗中,第一块石头没有击中目标,唰啦啦砸倒了一片青玉米杆子,紧接着我又狠命投出了第二块石头,这下就听到“砰”的一声,重重砸在了那个“怪物”的身上,只听那“东西”发出一声惨叫,扑腾腾窜出很远,我正要再投出第三块石头,看清楚了,原来是一头毛驴子。是生产队的驴没有拴好跑出来,到玉米地进晚餐来了。我听准了是驴的叫声,一屁股坐在了路边的石板上,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我又是好气又是好笑,驴呀就不是人,要是会说话何苦挨这一石头啊?回到了营房说起这事大家都感到很可笑。

  猎奇

  六十年代末,我们国家还不富裕,那时部队每日只有四角五分钱的伙食标准,主食百分之八十是粗粮,肉食就更加珍贵了,许多生活物资要靠部队自力更生解决。部队都自己养猪、养牛、种菜、办农场……我们营房四周有许多丰富的自然资源,向来喜欢搞名堂我,耐不住寂寞,更不甘心墨守陈规。冬季这里有一种灰色的大鸟,经常落在集训队后面的树上,我找来用铜线,编成零线/火线相间的高压电网, 挂在鸟儿经常出没的树上,在仓库里找出电源变压器,用五只2000伏变压器串联起来,生成一万伏的高压,捕捉这种不知名的大鸟。冬季辽南地区这种比鸽子还大的鸟,智商很低,傻乎乎的,那猎物只要飞入我的防区 ,只见一屡青烟后,那鸟两翅痉挛,便一头栽到地下,成了我们的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夏天我用电台蓄电瓶接上震动子(电台上能将直流转换成脉动交流的机械装置)和升压变压器做成捕鱼电击器。震动子将直流电切换成方波交流,经变压器升压到200伏,再由震动子同步整流触点变换成高压直流后,连接到网状电极上,我惊奇地发现鱼儿在电场水域中会拼命地游向正极,于是把正电极做成一个笊篱形的金属网,在小河里能轻易的捕到龙虾和鳝鱼。

  先将电极插入水中,在按下电钮接通电源的一瞬间,会听到哗的一声响,深藏在淤泥中的泥鳅、白鳝等鱼儿慌张地窜出来,迅速游向正电极,莫名其妙的自投罗网。我试探着交换一下电极,那鱼儿总是扑向正极。后来我在书籍里也看到了有关的报道,可还是没有搞清楚是何原因使鱼儿具有这样的“趋正电”特性。没有鳞片的鱼儿最敏感,鳝鱼遭电击后身体僵直,去掉电源后,把鳝鱼拿在手中象一根木棍,一只鳝鱼就能装满一个玻璃罐头瓶子。

  在水边操作高压电是很危险的,电极手柄被水打湿后会失去绝缘,我们班小高在争抢捕鱼电极网时被高压电击倒在地。后来我改进了设计,在操作着在手柄上加装遥控电路按钮,由低压继电器来控制高压,要比现在人们用的电捕鱼器早30多年。一天的军训结束后我们带着“先进的捕鱼武器”出发了,那些日子真是让人流连忘返。我追求的是发明成功后的快感,那种感觉比吃鱼还要愉悦。

  我拼命钻研技术的事情很快在全部队传开了,团司令部领导把我单独抽出来,专门搞起军训器材技术革新来。那是军旅生涯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以往的小发明都没有用在正经地方,有力气没地方使,尽弄些恶作剧穷开心,现在真要用于实战演习了,内心里感到很振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工作热情更加高涨起来。

  炮兵夜间打靶时最困难的是目标瞄准问题,通常是用人拿着手电筒,在目标上晃动,让瞄准手在瞄准镜里扑捉目标,目标闪光不允许连续发光,要在限定时间内断断续续显现。瞄准时间一到,拿靶灯的人必须及时跑步离开靶区,紧接着万炮齐鸣,从炮阵地到弹着点十几公里,不仅仅是瞄不准的问题,动作不协调会伤及工作人员,是件非常危险工作。我接受了制造无线电遥控靶灯的任务,遥控二十公里外的多路灯光,供炮兵夜间射击指示目标。

  工作在野外的高频接收机必须高灵度,低耗电,小体积,低成本。那时还是电子管时代,现有的技术根本无法达到这些要求,必须采用更先进的半导体技术。六十年代晶体管器件还十分稀少,硅晶体管在我国还没有面世,FT100兆的高频晶体管根本没有,市面上也没有手册资料可查阅学习。凭借着多年积累下来的无线电功底,硬是把电子管的精华电路—超再生调频接受电路移植到晶体管电路上来。超再生接收电路灵敏度高,电路简单,成本低廉成了首选,美中不足是选择性差,容易受临频道干扰。

  如果选用超外差式调频接收,在当时存在许多技术障碍,那时还没有相应的配套的器件,不像现在有调频广播,元器件工作不了太高的频率,30兆以上基本就是无线电禁区了。当年的信号发生器只做到30兆。收音机用的465中周无法工作在超高频范围,鉴频器、中放、调谐双连都没有这个频段的。还有,就算能做出来,一阵炮弹轰击,全变成了粉末,代价也忒高了。这么个条件迫使我只得使用爱好者们热衷的超再生接收了,工作频率设在48兆赫。在这个频段里干扰小,我的发射电子管也能适应。

  用锗管做超再生接收,稳定性远不如电子管,它对工作电流非常敏感,自灭式振荡条件很苛刻,电流调大了不间歇,达不到超再生条件,电流小了增益低,不起震,好不容易选择好了适当的工作点,灵敏度还真不错,零点几个微伏就能接收。遥控接收不同于收听广播,必须有可靠的干扰抑制措施,我自己采用一种土编解码方式,电路全用晶体管搭建的,效果也很好。

  开始批量加工时遇到了工艺上的个困难,就是接收机外壳子做不好,总不能让木匠钉木头盒子,太没有形象了。这是我的弱项,在部队中到哪里去加工磨具之类的东西,没有正经的机壳,就买来一批廉价的半导体收音机,拆下机芯使用它的塑料机壳和电池架子,装起来也很漂亮。

  便携式发射机采用调频台专用的发射电子管,线圈是自己徒手绕制的空心脱胎线圈,末级槽路调谐采用空气可变双联,输出十瓦高频功率, 经调试可以遥控30公里的距离。开始试验又发现了问题,接收机工作在野外温差大,白天调试好后一切正常,到了晚上温度下降就会发生停振现象,加了温度补偿也管不了多少作用,热敏电阻与半导体特性不能完全互补,不可能达到全补偿效果。全军打靶时间日益临近,在压力下不停地反复改进电路,怎么改也没有完全解决稳定性问题。平时自我感觉很好使的脑子,现在感到脑袋越来越大,已经变得晕头转向六神无主了,如果到时间还不能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我自己也将无地自容。一觉醒来灵机一动,何不采用反馈方式来改善工作点?一试效果立马显现。

  我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研制无线遥控器工作里,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全新的作品终于问世了。试机定在大连营城子炮兵靶场,我们三个师的炮团全集中到营城子这里,那天师长、军长全部来到现场观模。听说这次实弹射击采用了无人遥控靶标灯,军首长格外关注这项成果,今天特意来到射击指挥阵地。没想到这次试验会如此隆重,是丢人还是露脸这可是关键时刻。我紧张得直冒汗,般器材装设备,忙得衬衫后背都湿透了。我们团长更紧张,私下偷偷询问我那个东西有把握吗?显然他比我还关切这个项目,这个任务就是团长和参谋长研拟的,我坚定的眼神给了团领导万分的安慰。

  接收机用越野汽车送到十公里以外的山顶上。军师首长们坐在伪装网下的指挥所中,前方一片开阔地,假想敌目标尽收眼底。夜幕降临后,指挥阵地上架起高倍望远镜,开始搜索那微弱的目标灯光。团参谋长下达试机指令后,我果断地按下遥控键钮,薄雾笼罩下的目标上,立刻亮起闪烁的灯光,指挥所内发出一片赞叹声,成功啦!军长紧紧握着我的手鼓励好多话,我激动得只知道傻笑,也没记住军长说些什么.....。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孜孜不倦地努力,就一定能达到理想中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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