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召开。同一天，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即后来的新华通讯社）以“CSR”（“中华苏维埃无线电台”的英文ChineseSovietRadio缩写）为呼号，开始播发新闻。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第一个以无线电通讯手段收发新闻的通 讯社。

    这一时期，红中社与1931年12月创办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是一个组织机构、两块牌子。红中社发布新闻的内容，主要是党中央和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重要宣言、声明、通告、法令等，以及革命根据地建设情况和红军战报、国际国内革命斗争的动态等。同时，它还抄收国内外新闻，编辑油印成《无线电材料》（后改为《参考消息》），供中央和苏区政府、红军领导同志参阅。

    1934年10月，红中社随中央红军长征，虽发布新闻工作暂中断，但抄收国内外新闻电讯的工作一直坚持。到达陕北后，《红色中华》报和红中社于1935年11月相继恢复工作。

    1937年1月，为适应西安事变后的新形势，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仍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1939年初，按照党中央决定，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离，并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新华社分社。1940年底，创办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与此同时，新华社通过评论、社论和新闻消息，分析时局和战局，充分报道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英勇斗争和各项建设。如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各地反“扫荡”斗争、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战等新闻报道，极大地鼓舞了敌后抗日军民的士气。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等情况的报道，使敌后抗日军民看到了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景象和中国未来的希望。同时，新华社也报道了正面战场的情况，并广泛报道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进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新华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工作重心由原来主要面向解放区转而面向全国，迎来了自身大发展的时期。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4月，新华社总社内部扩大和充实了编辑部门，分别设立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英文广播、口语广播等部门，在各解放区建立起了总分社，在东北、冀热辽、华中等新解放区和国统区的重庆、北平、南京三大城市建立了分社，形成了“以解放区新闻为基础，进而组织全国的新闻网”的基本格局，为迎接“复杂而艰巨的战斗任务”做好了准备。

    1946年5月，为适应即将到来的严酷的战争环境，党中央对新华社和解放日报社进行了重大改组，实行社报合一、以通讯社为主的体制，决定“新华通讯社及解放日报社为中央之机关通讯社与机关报”，“隶属于中央宣传部，并在重大问题上受中央书记处之直接指挥。”要求以全党办报的精神办通讯社，所有消息出口都经过新华社。6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新华社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繁重的宣传报道工作中。

    新华总社自太行迁到西柏坡之后，就在党中央负责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党中央为了加强对新华社的领导，同时为了严格训练新华社的干部，抽调部分业务骨干组成小编辑部，在胡乔木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经过严格的训练，提高了新华社干部的政治素质和新闻业务水平，为新华社迎接全国胜利和事业发展做好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为加强军事斗争宣传报道，从1948年8月起，新华社在各野战军中建立了四个总分社，在兵团一级建立分社，各军成立支社。新华社记者活跃在各个战场，他们不畏艰险，不惧牺牲，出生入死，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采访报道，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作品。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一系列新闻稿件，脍炙人口，广为传诵。他写的消息《我军解放郑州》《东北我军全线进攻，辽西蒋军五个军被我包围击溃》《中原我军占领南阳》《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等，短小精悍，生动鲜明，气势磅礴，挥洒自如，深刻揭示了重大事件的现实意义，令人过目难忘。他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将革命进行到底》《评战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高屋建瓴，分析深刻，语言通俗生动，风格犀利尖锐，具有极强的战斗性和指导性，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新闻作品已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精品。

    1949年3月25日，新华总社随中共中央迁入北京西郊香山，并根据中央决定，逐步调整统一了全国各地的组织机构。6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批准了新的新华社社委会名单，胡乔木任社长，范长江任副社长，陈克寒任副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任第一副总编辑，朱穆之任第二副总编辑。9月26日，总社搬入国会街（今宣武门西大街），立即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传报道。（据新华社北京2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