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曹丹辉同志第一次见面是在1931年1月间。当时中央红军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战争取得了胜利，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其他战利品。其中有一部无线电台机器存放在铁皮箱内，当时在战场上被缴获时，我军战士误认为里面是银洋和钞票，开箱时损坏了。

战斗结束后，电台机器上缴到方面军总部时，经检查还有一部收报机未损坏。后来王诤同志和其他一些被俘过来的报务员就用它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拍发的新闻和其他消息。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等的教育和倡导下，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并由总部和各军团选调一部分优秀青年来学习，红一军团第三军选调胡立教，红四军选调温亮彰（温诤），红十二军选调曹丹辉，红三军选调肖英、骆炳林、周淼、李赤华（女）、李建华（女），方面军总部选调李立田、钟佩兰等，共12名青年为第一期训练班学员。

当时，我们的环境和条件都非常艰苦，学习的纸张和铅笔都没有，王诤同志给我们上课时，就用木棍在地上抄写。那时我们中若有铅笔头就很了不起。大家学得非常认真，我们的学习也没有什么考试，边学边干。不久，第二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了，我们也相继分配回各军和总部电台见习工作，去努力完成通信联络任务。

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结束后，红军部队返回宁都、瑞金、长汀、兴国等地后方休整。红十二军罗炳辉、谭震林率部队返回福建长汀县城休整，军部驻扎在长汀县的福音医院。我同曹丹辉同志与电台随军部驻扎在医院后面。

1931年底，在瑞金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蒋介石派遣飞机疯狂轰炸瑞金、长汀等后方。福音医院后面被炸得一塌糊涂，我同曹丹辉同志抱着收报机到后面山沟里继续工作，当时，电台机器比人的生命还宝贵。

同年底，方面军总部派左权、王稼祥、刘伯坚为代表，带电台一部（报务员：伍云甫、李立田和我等）随左权、王稼祥等同志到宁都县固口镇迎接宁都暴动。

1933年4月间，中央调任弼时同志赴永新县任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瑞金中央局电台曾三同志指示我和江文同志带电台一部随任弼时同志到湘赣军区工作，军区司令员兼红十七师师长是萧克同志。同年二月，我又奉命调湘鄂赣省军区工作。后在湘鄂赣地区参加三年游击战争。

    一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又跟丹辉同志在一起工作。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在南昌刚刚成立军部，同年4月4日军部由南昌进驻歙县岩寺时只有一部电台，我和廖昌林调到时，军部已有三部电台了。当时，胡立教同志任三科科长兼无线电台总队长。4月底，曹丹辉同志由延安调新四军，被正式任命为无线电台总队长。由于胡立教同志经常不在皖南而到香港等地治病、搞器材（即使回皖南也忙“三山办公室”的无线电侦察工作），所以，电台的实际工作主要都是曹丹辉同志在做。为了解决部队缺报务员的困难，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办起了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第一期就培训了向瑞桃、魏於生等十几个学员。直到皖南事变以前，大约开办了二、三期电训班，主要由曹维廉同志负责，解决了很大问题。

1940年12月下旬，军部供给部长宋裕和同志带领军部直属队和司、政、供、卫各部门及教导队等非战斗人员（徒手人员、勤杂人员、执法队等）约2000人向苏南转移。曹丹辉同志面示由我带电台和报务员翁履康、见习员XXX、机务主任张相友、曹维廉及电训班，还有陈问心、林柏英等同志随宋部长行动。临走时，曹丹辉同志告诉我：军部也要转移，都要过江。他还说，一个星期前军部开了会，会后项英要叶军长到上饶三战区面商行动路线和要四个支队的开拔经费、服装（当时已是12月份，部队还没有穿上棉衣）。等叶军长从上饶回来后，就带部队开赴苏南，要我们在苏南等候叶军长。丹辉同志本人跟项英走。我们在丹阳新封集过铁路线，这里既是鬼子的封锁线，也是我们由皖南至苏南的交通线。由于地下党做了工作，我们通过比较顺利。到了苏南后，等了20天左右，国民党就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大惨案“皖南事变”。以后，在苏北盐城成立了新军部，丹辉同志从皖南事变突围后到达盐城，被任命为三科科长兼无线电总队总队长。1942年我曾被调回军部工作，接任四台队长。

南下时，曹丹辉同志到上海，我到无锡，以后就分开了，1948年我们分手时，互赠照片留念。我赠给他一张单人照，丹辉同志送我一张他和林柏英同志的夫妻合影，我至今仍保留着。